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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示》中人性兼谈和鲁迅小说的比较
摘 要：在中国,“文以载道”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韩少功深得其意并亲身实践,其《暗示》中通过对等历史事件的反思和摇滚等现今社会的种种现象的分析,表达了他自己对隐秘信息、人生和社会的思考.其中第二卷“具象在人生中”更是体现了他对人性的思考和解读.文章仅以《暗示》第二卷为例,阐释其作品中关于人性复归的“呐喊”和“彷徨”.
关键词：韩少功 《暗示》 鲁迅 小说 人性
韩少功的《暗示》于2002年在《钟山》杂志发表.他在作品中表达了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社会的忧虑,用冷峻客观
的笔法加以描述.小说中随处可见的哲学思辨和恰当贴切的旁征博引为其作品增光添彩.
他在《暗示》中通过对等历史事件以及当今社会的种种现象进行分析,表达他自己对于隐秘信息、人生和社会的思考.其中第二卷“具象在人生中”更是体现了他对人性的思考和解读.
在此,本文仅以《暗示》第二卷为研究对象,阐释韩少功作品中所闪耀的人性光辉.说到人性,就不可跳过关于性善性恶的讨论,在《孟子·告子上》中,孟子表明了他性善论的观点,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本文论点建立在孟子“性善论”的基础之上,文中所探讨的“人性复归”也仅指人性中美好部分的复归.
众所周知,《暗示》一度被定义为一部小说,小说是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体裁,讲究完整性和连贯性,那么《暗示》中的章节是否可以单独作为研究对象呢？如此是否会影响对整体文本的解读,导致断章取义呢？
对此,笔者是如此考虑的：首先,关于这部作品的文体定位,在发表伊始就是有争议的,有人认为其是一部随笔、札记、散文,而非小说.而《钟山》杂志把其定义为小说也自有道理,《暗示》虽然各篇章之间联系不甚密切,但总体是围绕言与象的关系展开的,其主要关联不在情节,而是在内蕴方面.
表1：关于《暗示》的四卷,我们大致可以如此分类：
从表1和文本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暗示》四卷描写方式各有侧重,但总体并未脱离“暗示”这个主题以及“言”与“象”的哲学内涵.所以笔者谨以《钟山》杂志的分类为准,把其定义为小说.
既然笔者要分析的是《暗示》中关于人性复归的部分,“隐秘的信息”太过微观,“具象在社会中”是横向描写,远谈不上“复归”,“言与象的互在”则是总体关系的梳理,所以第二卷“具象在人生中”便是本次主题最佳的选择.其次,《暗示》虽然是一部小说,但是其以小标题的形式各个分开,各个小标题下的内容都可以抛却前后文的联系,单独作为一个短篇而存在.各卷亦可以单独成册,并不会给人们的阅读造成障碍.
所以笔者仅以最容易阐释本文主题的第二卷为研究对象,探讨韩少功作品中关于人性复归的“呐喊”和“彷徨”.
一、《暗示》第二卷中作者对人性的思考
《暗示》第二卷共27篇短文,从《空间》起,至《时间》止,横向的空间与纵向的时间的交织,绘成了这五彩斑斓的世界,而在这世界中,浸透了人们的爱恨情仇.细致划分,无非亲情、友情、爱情、个人情绪（即个性）等,而以上种种,皆涉及人性.
我们用上面一个表格对《暗示》第二卷进行了归类.从表2我们可以看出,第二卷的27篇短文共可以分为八个类别,分别是交织部分描写亲情的《母亲》,着重时间描写友情的《朋友》《怀旧》,交织部分描写友情的《亲近》,着重空间描写友情的《角色》,交织部分描写爱情的《爱情》《女人》,着重时间描写个性的《记忆》《忏悔》,交织部分描写个性的《精英》等,着重空间描写个性的《座位》《距离》等.下面笔者从这八个类别中各挑选一到两篇进行分析.
（一）以《母亲》《亲近》为例
首先来说《母亲》,这个母亲首次出场是带着大包小包从香港回内地去看她的孩子多多,然后又像鲁迅《祝福》里的祥林嫂一样,逢人便说她的新药.这个母亲的新药或许卖的并不好,焦虑成疾,得了肝癌,最后在香港离世.而她的孩子多多,从母亲得病直到母亲葬礼,却并不曾掉过一滴眼泪,仍旧沉浸在零食、漫画书、卡通片的世界里.这是多多对亲情的回应,想来竟是连路人也看不下去的.
让我们来看看多多母亲对亲情的付出：经常托人捎来的大堆玩具、零食、时装以及最先进的电脑,电话里一个叫做母亲的女人时而严斥时而哀求的唠叨.而这些,是不足以构成“母亲”的具象的,它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一个孩子对于抽象概念的理解大概是有限的.
多多在给同学的电子邮件里写道：“我真想像别人一样爱我的妈妈,对我妈妈的死表示悲痛,但我怎么也做不到.MyGod,我想了种种办法还是做不到,我怎么办呵？”
这让我想起大学生们手中抱着厚厚的文学理论书,苦苦思索而不得,继而长叹,这可怎么办呵？
“其实,我也是一个多多.”作者在《亲近》里如此说.“我”大学最崇敬的一位老师离世不能引起“我”的悲痛,这让“我”很是悲痛.崇敬与亲近不同,却同样需要征收眼泪,于是我们不得不伪作亲近.作者在此似乎想些什么,想呐喊些什么,难道要呐喊说需对崇敬者、感激者的离世冷漠以待,这似乎也不对吧？可是,我们仍旧要去伪造眼泪和亲近吗？似乎也不应如此,我们同作者一起陷入“彷徨”.
（二）以《怀旧》《忏悔》为例
然后是《怀旧》,其实这就如现在的同学聚会一样,不同的是,这是一次知青的重聚,带着特定年代特定历史痕迹的人们的集会.有人出资聚会,叙旧,唱当年的歌,为群体中的穷困者捐款,然后情绪回到当下,话题越来越邪.作者说这短暂的高尚是“我”挣扎出水面的大口呼吸,可见现实的琐屑和压迫早已让以“我”为代表的一些人濒临溺死的绝望.我们似乎能听到他们内心那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呐喊.
说到知青,就不得不谈谈,以及作者关于的那篇《忏悔》.作者叙述了自己在期间写过的两张大字报,关于两个老师,一个“不公道”,一个“缺心肝”,而在期间被扣上“复辟资本主义的干将”的称号.虽然批判文不对题,但这也正是当时的“孩子们”对于老师不当作为的幼稚反抗.而如今,这些长大了的“孩子们”不应当被要求忏悔,就算道歉,也应当是对方先道歉.而如今中国知识界这股呼吁“忏悔”的浪潮却更像是一种新的思想专制,另一种“文化革命”.
（三）以《精英》《座位》为例
在《精英》中,作者列举了美国的人文界精英的一些特征,然后写了自己与包括小雁在内的几个学者吃饭的场景,不戴戒指和称赞阿根廷菜都被赋予了政治或文化意义,一次饭吃下来也是让人颇为心累.是否身为精英,口舌必须服从大脑,抑或生活中的这些小事,还是回归简单为好？这值得我们深思.
其实人处于不同的情境、不同的位置所表现出的性格可能完全不同,就比如上文的小雁在国内插队时和在国外做学者时的不同.在《座位》中作者更详细地对比了这种不同,小王在汽车座位上的暴脾气和平时的好好先生形象完全不同.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生活中那些两面三刀的人,也不由得让我们反思一下自己日常行为中的不当之处.
（四）以《爱情》《角色》为例
作者在《爱情》中认为,进入爱情的人差不多都是形式主义者,他们需要种种形式来验证彼此的爱情,比如易眼睛和小青互赠礼物和单独开伙,知青团体的“共产主义部落”解体的原因也无他,只是爱情.在这场相聚和离散的公共关系中,也屡屡见证着人性的泯灭或彰显.
环境的改变对人性也是种考验,在《角色》中,高君在知青团体中与大家都处得不错,当被派出做“间谍”后,逐渐对知青变得冷淡,从最初的角色需要到后来变为他的真实性格,可见环境对人的影响不可小觑,也不可故意以此来考验人性.
二、《暗示》与鲁迅小说的对比分析
(一)结构的相似与区别
鲁迅共有三部小说集,《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其中《呐喊》和《彷徨》分别收录了鲁迅1918至1922年和1924至1925年间的中短篇小说,《故事新编》收录了鲁迅1922至1935年间创作的八篇短篇小说；韩少功《暗示》是一部长篇小说,但采用了单独成篇,每篇列小标题的形式,每个短篇又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故事来读,与鲁迅小说集的形式有异曲同工之妙.
另外,鲁迅的小说集是把有相同思想内容和结构形式的中短篇小说结集为一册,如《故事新编》中收录的就是鲁迅以远古神话和历史传说为题材写成的小说；同样的,《暗示》各个短篇在思想内容和结构形式上亦有相似之处.
但《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是小说集,小说与小说之间不需要人物和情节的连贯性；《暗示》是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人物性格的塑造需要前后一致,情节也有其内在的一致性.如《祝福》的主人公是祥林嫂,《伤逝》的主人公就是子君和涓生了；而《暗示》的各个短篇中小雁和老木等角色曾多次出现,并且人物性格和经历具有连贯性.小雁做知青时留短发,抽烟,拥有劳动的美,后来去美国留学,又有了“精英”的做派,前后有因有果,从纵向勾勒出一个完整的人.文中亦叙述了老木的“资本主义”家庭,小时候的轶事,修水库造成独眼等事,人物形象前后照应且相互补充.
（二）思想的相似与各自的侧重
无论是鲁迅的小说,还是韩少功的《暗示》,其内在思想上都表现了对所处时代的思考,意欲找到“疗救”之道路,却又在这条道路上陷入迷茫.
如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所提到的“铁屋子”理论：在万难打破的铁屋子里,大嚷起来去惊醒少数较为清醒的人,这样无疑是极为残忍的.而后又提到劝说者的话：“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鲁迅对自己素来所坚持的理论开始动摇,希望是在将来,故希望不可抹杀,于是开始动手写文章了.但在文章中,作者自叙自己不得不用了“曲笔”,来附和主将的希望,这体现了作者固执的犹疑.
这种犹疑在《暗示》中也有同样的体现,在《母亲》中,作者前半部分都在讲述多多母亲对于孩子的付出和多多的无情无泪,似乎在痛斥多多的不孝,这些都是在常人眼中易于看见和易于接受的观点,而在文章后半部分却深入内里,讲述形成前述问题的原因,而关于问题的解决办法,作者也是迷茫的：难道应倡导孩子在父母离世后不必伤悲？这似乎毫无道理.
但是,韩少功和鲁迅的思想又各有侧重.鲁迅生于1881年,于1936年去世,正是清末民初之际.王朝更迭引起社会动乱,思想混乱,但最主要的矛盾却是列强的侵略.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导致国将不国,而大多民众仍旧处于蒙昧状态,鲁迅作为“先醒”之人被迫发出反抗,却又面临着叫醒他人却无路可走的现状.此时鲁迅更多的是对国人国民性的呼唤.
韩少功生于1953年,此时已是建国之后,敌我矛盾基本解决,此时最重要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韩少功经历了1966到1976年的,上山下乡,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及21世纪的国际化和互联网时代,这些对他的思想产生重要影响,他也一直在反思时代的巨变对人性的打磨和考验.所以《暗示》中更多的是对人性的思考.
(三)文风的相似与相异
鲁迅和韩少功这几部作品的描写都是极尽客观的,在客观的描写中引人深思,带有明显的批判色彩.如鲁迅《伤逝》中对子君的死的描写,从旁人口中无意说出,带点闲谈和漠不关心的味道.韩少功《母亲》中对多多母亲的死的描写是这样的：“几个月后,多多的母亲经过内地几家大医院的治疗,终于死在香港.”作者用笔也极其简省客观,对生死的震惊和思考全部留给读者.
当然,他们的文风也是有相异之处的.鲁迅冷静中难掩热切；韩少功以“我”的视角旁观,思辨和彷徨,哲学思辨意味较为浓厚.如鲁迅在《狂人日记》最后直接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喊,可见其热切；韩少功在《母亲》中却不一味批判多多,而是细致地分析原因,最后得出双方皆有过错的结论.
当然这也与他们所处时代矛盾的急迫性和尖锐性有关,鲁迅对国民性的呼唤是急迫的,因为那个时代没有给他更多的时间去论证和思考,去等待人们的觉醒和反抗,国民身处水深火热之中,鲁迅也难免必须热切；而韩少功所处的时代,只是社会政治和现代科技的发展导致的人性的迷失,而人性的复归绝非一日两日的事情,人性本身就是一件深具思辨性的事情.所以在《暗示》中韩少功更多的只是旁观和思考,并没有到振臂疾呼的程度.
回望过去,历史已然远去,无论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内忧外患,还是六七十年代的,亦或21世纪初的巨变.其功自不必说,但一个社会的进步却恰恰在于有人不肯得过且过.这个人,百年前的鲁迅算一个,当代作家韩少功也算一个.他们在不停地解构社会与人生,他们当然懂得,社会和人生是经不起解构的,太残酷,也太直接,着实不是件令人痛快的事；但他们亦懂得,这社会和人生又必须要解构,因为唯有解构,方能唤起人们的思考,方能促进人们国民性和人性的回归.
在本文中,笔者并非要把韩少功比作“现代的鲁迅”,他们生在不同的时代,所见所思皆不同,他们有着明显的区别,硬要把他们归为一类,无论对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是不公平的,也是有欠考虑的.
但《暗示》与鲁迅小说的某些深层次的思考,却隔着七八十年的时空差,莫名的相通,这一点凡是细读过他们作品的读者,想来都是无可否认的.当然,在此我们并没有忽略《暗示》中的局限性,比如新形式的尝试导致小说情节性的削弱,从而失去了许多吸引力,也失去了许多读者；比如思想大于形象的诟病,为了叙述作者的思想观点,导致人物形象不够立体、丰满；比如其中趋于淡化的故事冲突导致小说整体较为平淡,起始和尾声不甚清晰.但这依然不失为一次有效的尝试,一次较有深度的思考.
在作品最后的人物说明中,作者提到作品中人物的原型问题：如果非要说有原型的话,那原型就是作者自己,书中人物皆是作者的分身术,是作者自己与自己的比试与较量.所以作者一直都在思考,横向的纵向的,多角度、多层次的思考,而因着视角的转换,结论亦在转换,所以作者注定是矛盾的.他想“呐喊”些什么,却又不知是否该呐喊,这呐喊又是否绝对正确.于是,他在人物说明处如此结尾：“本书只是法庭上的孤证,不要求被采信.”
是真的不要求被采信吗？那又何必长篇大论地写出,又煞费苦心地在附录二加上索引以证其真实性呢？想来读者自有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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