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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不息，创作不止
对著名作家益希单增先生的访谈是通过电话进行的.若只闻其音声,很难相信他已是一位七十五岁的老人,言谈中,他不仅思路清晰,言辞流利,而且声音刚正洪亮,气息中没有丝毫衰微之感,一如他的个性.早就听说过,益希单增先生是个为人刚强耿直、做事极讲原则的人.而难能可贵的是,如此脾气秉性之人,从事行政领导工作数十年,并且笔耕不辍,创作完成了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与此同时,竟能保持这般良好的身心健康状态,不禁让人肃然起敬,进而想要探寻他达致理想人生状态的秘诀所在.
益希单增出生于1942年,9岁时就加入十八军成为部队里年龄最小的一名文工队员；10岁时被派去部队医院学医；14岁时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正式入学读书,接着,系统读完中学、考上大学,直到1969年于美术学院美术理论系毕业,回西藏自治区工作.先后在自治区革委会、西藏革命展览馆、西藏文联、自治区人大、自治区政协从事领导工作,直到65岁时退休.而他退休后的生活,并不像一般老人那样平静安逸地养老,而是依然每天跑步或是骑自行车两小时左右用以健身,并且每天写作,这两项成为他每个日子必不可少的生活内容,从无间断.“一天没有死,就要写一天.”电话那头传来他爽朗的笑语.我想,支撑他做到这一切的,除了他顽强的生命力,主要还在于他对生活的执着热爱和对生命的不懈追求,而文学创作,无疑是他实现人生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探究他的创作历程,以及文学创作之于他的精神生命成长的重要意义.
子嫣：我们知道,您从36岁也即1978年开始进行文学创作,至今先后创作完成了十多部长篇小说,以及数百篇散文、评论和诗歌等文学作品,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在西藏文坛占据了一席之地.能否请您简单回顾一下您的创作历程？您在创作生涯中经历过哪些关键的嬗变成长阶段？
益希单增：在民族学院上学时,我被选为院学生会副主席,担任了五年时间,并负责学校的每周新闻广播组的工作.从1959年起,课余时间,我阅读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在班上写的作文,多次被老师表扬.1969年大学毕业回到西藏工作后,在平叛部队担任专案组成员,工作之余,又重读中外文学名著,理解能力深入了一步.中国历代的各种诗歌、杂文、说笑、政论、时评等,也都是我喜欢读的作品.国外的雨果、巴尔扎克、普希金等的作品,我反复读了多次.意大利作家写的“斯巴达克”是我创作长篇小说“幸存的人”的模本.读大量中外文学作品,给我的脑子开辟了另一个丰富多采的世界,有时我想,活在我们这个世上然后想去自杀的人,一定是一个还不如一只小蚂蚁心胸的人！我最初的写作,不是要去当作家,而是想把在三十九族丁青地方工作时期百姓传说的故事与自已的想法记载下来.当初发现长篇小说《幸存的人》初稿的是来到我家里要看我笔记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组组长老谢同志.老谢说这个笔记要写成书,要出版.他给我讲了文学创作必须为人民服务,必须遵从的文艺路线,我答应下来,不过,我一再强调不想当作家,只承认是个作者.从此,的文艺思想成了指导我写作的灵魂.
子嫣：请问先生,您几十年的文学创作道路是一帆风顺的吗？有没有经过迷茫困惑或找不到创作方向的时段？比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流行时期,您是如何做到超越潮流而始终坚守自己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向的？
益希单增：我喜欢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很喜欢扎西达娃的作品《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我认为这部作品有艺术上的独到之处.不管什么朝代,只要是积极向上的作品,都应该肯定下来.我的少量作品中也有魔幻手法的展示,只是我不愿意太明显.
子嫣：您的文学作品获过多种奖项,比如长篇小说《幸存的人》获得1981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迷茫的大地》也分别获奖,这两部无疑是您的重要作品.请问在已经出版的作品中,您个人认为最满意的,或者说最能代表您的创作水平和思想的作品是哪一部？为什么？
益希单增：《幸存的人》获得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后,全国少数民族第二届文学奖中,有我的长篇小说“迷茫的大地”,在人民大会堂颁奖时,我代表获奖作者上台发了言.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十世班禅接见我们,讲话表扬和鼓励我们.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方毅设宴招待我们.当时我想,改革开放真的在进行了,时代有大变化了.既然有人叫我“作家”,我就要认认真真当下去,不能让读者失望.我曾经是一个在五十六所大专院校小提琴比赛中获得二等奖的人,是学校小提琴组的组长和第一把小提琴手,为了写作,我放弃了拉琴,由自认为的作者向作家迈进.不过,至今还没有一部作品可以让我满意的.什么时候能写出满意的作品,自己还不清楚.
子嫣：文学作品都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作家的创作也鲜有人能超越过个体的生命经验.作为一名成长生活于西藏大地的藏族作家,西藏无疑是您进行文学创作的根据地,我们注意到,您的文字中密集又自然地渗透着藏民族的民风民俗和地域风情等文化内涵（以《迷茫的大地》为例）,民间谚语和歌曲俯拾皆是,有意无意地传播弘扬着民族文化,我想,这是您的作品的另一个价值所在.另外,您的作品中塑造了多个个性鲜明的进步青年形象,这些人物大多从旧西藏时的农奴或差巴成长蜕变而成,他们接受了先进的革命思想后,在与农奴主或旧西藏贵族阶层斗争的过程中,不仅自我的精神思想得以不断地成长进步,也为改变旧西藏的落后面貌乃至西藏的和平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如《迷茫的大地》中的丹达（强秋坚参）就是代表之一.请问,您为何会特别关注这类人物？他们身上有您个人的命运痕迹吗？又,您认为个体命运与时代背景和历史发展轨迹是怎样的关系？
益希单增：应该说,我是农奴子女的一分子,我的旧家乡与旧西藏一样,百万农奴没有学藏文机会,能学能用的只是占人口不到百分之二的农奴主,即官员、活佛、贵族、有势力的商人或有大面积土地或牛羊的庄园主和牧主.在一般人的眼里,整个农奴社会的西藏,除了黑暗、反动、残酷、野蛮外,就是毫无觉醒的愚笨.我常想到,藏族作家难道只会写那些识字的上等人的故事吗？实际生活中就没有像阿古登巴那样的智慧人物吗？农奴子女们翻身解放后上学了,会创作小说了,就要为翻身农奴和西藏广大的普通民众说话.
子嫣：一般作家基本上都有独属于自己的成长环境,请问您的创作道路上受哪些因素影响比较大？您主要从哪些作家或作品中汲取过养料,从而实现自我创作水平的不断进步和提升的？
益希单增：我喜欢下乡,采访各式各样的人,一旦有一点好素材,我就会把它作为小说创作的动力和“油料”,一旦燃料烧起来,就会形成有可读性的作品.作品往往不是一次写成,而是要反复修改多次,才能形成自己认为的“作品”.要形成一部长篇,至少要思考半年或一年的时间,初写是一个提纲式的,先把架子搭好,后面才是安装内脏与披戴外表的饰物.每一篇或每一部小说,必须有一个你值得肯定的人物,这个人物必须符合时代的主流思想.我从来没想过要去写消极颓废的东西,既然让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人去读,自己就不能起坏心.每当写作时,我心中想起的是诗人普希金.
子嫣：在您多种体裁、高达数百万字的文学作品中,具有代表意义的应该还是小说.请问,在您看来,小说创作中,技巧、语言、故事情节和精神思想等诸因素,相互之间是怎样的关系？或者说,您认为怎样的小说才是理想的好小说？
益希单增：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历史,现在的电视连续剧唐朝时代的魏征,每天披着长发到处说教,夸夸其谈.我不相信历史上的魏征是那样的,看了太假,魏征的感染力几乎就不存在了.可是导演还沾沾自喜,毫不脸红.电视剧花木兰中的花木兰,本来是个穷人家的女孩子,电视剧里她穿的衣服却是富家小姐的,装饰物都是高档的,不符合历史的真实,看了假,看了不舒服.还有不少电视剧里穿的鞋是现代的,说的话也是现代的,一个乡下农民居然会说大知识分子说的话,而且不只是一句.这类现象很多.我写作时,一定要求自己笔下的人物符合那个时代人的衣着、语言和行为,如果没把握,自己一定要去调查,或者向知情人去请教.写小说没有什么秘密,不懂多问多学多去了解,不要自以为是.
子嫣：据我们所知,您从1978年至今,四十年间笔耕不辍.如今年事已高,请问,支持您坚持不懈进行创作的原始动力是什么？文学创作之于您的生命有怎样重大的价值意义？
益希单增：我的同学里,有不少去世了.在世的同学里,有的半身不遂,坐轮椅的,有的失聪了,有的眼花目眩了,有的是中风留下后遗症,还有的是帕金森病.人们平常不敢说“死”,好像一说“死”,死期就到了.我这个人不怕说“死”,死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吗？该死的时候自然要死,谁也挡不住.不该死,说一百个死也死不了.人老了要适当运动,吃饭要讲点科学,要防止生病,有病要对症下药,不能想当然去吃药.文学创作跟我的命连在一起,一天不死就一天不停创作.我说的有些话,不是太好听.人嘛,各式各样,别人的事,你少去管.平常注意不要生气,肚量要大,丢了东西不要想不开,人家骂了你不要去计较,有一句话叫“气死人”,人真的有被自己的“气”杀死自己的！
责任编辑：邵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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