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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佛教慈善事业的逆势飞扬

张少利

[ 摘　要] 在太虚大师“人间佛教”的号召下,中国近代佛教慈善事业在逆境中求生存,传统积德行善与社会公益相结合,佛教慈善蓬发新的生机,逆势飞扬,谱就乱世慈善赞歌,以其大功大德福利社会和民众,成为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 关键词] 人间佛教；佛教慈善；近代慈善事业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53（2016）08-0050-02

大慈善家熊希龄曾经这样说过：“孔教言仁,又曰博施济众；耶教言博爱,又曰爱人如己；佛教言慈悲,又曰普度众生.”[1] 佛法的大义与济世情怀不言而喻.慈悲助人、护生救苦、不求度己先求度人,是代代佛教徒人间修行的不二法门.近代乱世,佛教传承千年慈悲之心,以己之力,悲悯众生、布恩施惠,使其慈善业功大发光芒.

一、近代佛教事业的困顿与太虚“人间佛教”的提出

1840 年以来,清王朝国势日衰,佛教的发展亦是日趋式微.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传统的庙宇信仰与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相冲突,太平军兵锋所至,就捣毁庙宇,驱逐僧尼,焚毁佛像佛经,江南地区的佛教更是遭到了极大破坏.同时,中国佛教还面临着西方基督教大规模扩展所致的生存威胁.国难民艰、宗教危机,中国佛教在近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的社会大动荡之下,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之中.

为适应急剧变化的时代形势,为佛教寻求生路,以太虚大师等为代表的佛门领袖深谋远虑,积极提倡“人间佛教”,服务现实社会,引导僧俗的眼光从颂经弘法中转向多灾多难的现实社会,倡导以佛教之力践行慈善公益事业.所谓“人间佛教”,有三方面内容,即教理、教产、教制.教理革命主旨在于革除佛教本身的时弊,弘扬佛法利他精神,影响民众,使社会政治风俗得到一定的改良.教产革命的提出与当时盛行的“庙产兴学”有关.为护教守产,佛教应主动济世救人,把庙产用于兴办佛教慈善教育与社会公益事业；佛教徒应该走出寺庙,从事文化、教育、慈善等活动,使民众真切感受佛法之光.在教制革命上,太虚呼吁将传承制改为选贤制,选派佛学院中优秀僧人住持寺庙,使其适应时势,成为合理的现代僧伽制度.慈航大师认为,在内忧外患、佛法凋敝的现实社会,“教育、文化、慈善是佛教的三个救命圈”,在他看来,“只有真正投身于社会慈善事业,才能利济群生,实现佛陀普度众生的悲愿”.[2]“人间佛教”理念的提出,顺应了社会大势,促使佛教僧众面向社会,自觉开展慈善公益,普度众生,进而推动了近代佛教慈善事业的发展.

二、近代佛教慈善事业时代特征明显

在近代民生凋敝的社会环境下,佛教僧众秉承传统的慈悲观念,以“人间佛教”为指引,内修心,外布施,热忱参与多项慈善公益事业,在慈善教育、灾害救济、恤孤济贫、疾病医治等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和传统佛教慈善相比,近代的佛教慈善事业更有强烈的时代性和现实教育意义,项目多,内容全,其规模和效果远远超过以往.

佛教徒把弘法与慈善相结合,从传统的积德行善转向近代大规模的慈善公益事业,其内容拓展到文化教育、医疗卫生、赈灾济贫等多个领域,并建立常设的慈善机构,赈灾活动规模也尤为空前,跨越了畛域界限.有两点很值得一提,一是大灾之中有佛光.1920 年北方大旱灾、1931 年江淮大水灾等,都能看到佛教信众奔走救恤的身影.战争爆发后,佛教徒又积极奔走在战争一线,实施战地救护与难民救济,或举办法会,护国护生,安抚死者及其家属.他们以佛教特殊的服务方式为多灾多难的国家助力.一是积极兴办慈善教育.据初步统计,20 世纪20 至30 年代,全国各地寺院附设了数十所慈善教育机构,采取教养兼施模式,既救身又救心,而且教授技能,这对孤贫儿童而言,可谓是再生之恩.办学有如此功业,正合圆瑛大师所言：“佛教无为,无所不为.实行大乘,平等慈悲.救渡孤儿,教养兼施.发扬光大,功业在斯.”[3]

三、佛教居士在近代慈善事业的逆势飞扬中发挥着很大作用

在近代佛教慈善事业的复兴发展过程中,佛教居士发挥了很大作用.很多政界、军界、商界名人,在乱世之中,忧虑家国民众,苦苦追寻救国救民之道,有不少人成为家信佛教居士, 积极投身慈善事业,救难济贫,为佛教慈善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19 世纪后期至20 世纪前期,伴随着中国佛教复兴运动的兴起,佛教居士以居士本身或居士团体如居士林、净业社等为核心,积极投身慈善公益事业,开展助学、赈灾、济贫、施医、恤老等多种类型的慈善活动.事实上,自清末以来,致力于佛教慈善活动且业绩赫赫的居士不下数十人,其代表人物有如王一亭、熊希龄、黄涵之、朱庆澜、高鹤年、康寄遥、关絅之、简照南、施省之、吴璧华等.[4] 比如熊希龄,前半生曾官至民国总理,后在宦海沉浮、政坛风雨中,对政治深感绝望,最终皈依佛教.他组建世界红卍字会,创办北京香山慈幼院,积极参与水灾救济,更甚者,他还把全部财产计大洋27.5 万余元,白银6.2 万两,全部捐献出来设立“熊朱义助儿童幸福基金社”,次第在北京、天津、湖南三地,开办12 项慈善教育事业.

一代伟人肯定“他做了一辈子的好事”.他佛缘深厚,中国佛教协会成立时,他和冶开和尚同选为会长.冶开大师是江南四大丛林之一的常州天宁寺方丈,在佛教中声望素着；而熊希龄则是以对佛教护德及社会清望而当选.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家信居士不遗余力的践行,才使得中国佛教慈善公益事业在近代时期长久相续不断,且具有相当规模,发挥了宗教劝善行善的独特作用.正如有学者所评论的那样：“居士佛教的慈善活动直接面对现实社会人生,体现大乘佛教济世度人的基本精神.在政治动荡、战乱不息的特定社会环境下居士们在佛陀精神的感召下,以满腔的热诚,自觉担负起菩萨使命,济度无数生灵,真可谓功德无量.”[5] 由此可说,近代居士开展的长期的、大规模的慈悲救济活动,在中国佛教史、中国慈善史上都留下了值得回顾的一页.

纵观历史,近代佛教的慈善事业较之以往各时期,其规模无疑是空前的,范围也极为广阔,他们弘法利生,慈悲无量,推动了佛教的复兴与近代转型.

两千五百年前,智者盘膝于菩提树下终成正觉；两千五百年后,我们既悟佛教慈悲济世之思,更赞佛教惠泽众生之行.近代乱世,中国佛教以其济世情怀,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把度难与弘法相结合,掀起了一场佛教复兴运动,谱写了一曲近代佛教慈善事业的乱世善歌.它犹如一艘慈航,在百年厄难中, 不但通过财布施和身布施帮助众生脱离痛苦,还从思想见解上改造人心,提高人们的精神品质,使其缓解精神之苦.可以说,近代佛教慈善事业是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承千年慈善佛光,下启新中国佛教慈善的新篇章.

[ 参考文献]

[1] 周秋光编. 熊希龄集[M]. 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1389.

[2] 华方田. 人间佛教实践的先行者——简论慈航法师的三大理念[A]. 释本性主编. 文化教育慈善——慈航菩萨圣像回归祖庭系列活动之首届慈航菩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119-120.

[3] 明旸主编,照诚校订. 重订圆瑛大师年谱[M]. 北京：中华书局,2005.116-117.

[4] [5] 潘桂明. 中国居士佛教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884-885.885.

（责任编辑：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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