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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大戰，中國不宜低頭，其實有利有弊
前言
從今（2018）年3 月22 日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 川普、杜林普）簽署《美國有關301 調查的行動總統備忘錄》,展開美國針對中國貿易戰的序幕,再到6 月15 日美國貿易代表署宣佈,將對中國1102項、合計約500 億美元進口產品加徵25%關稅,雙方正式開打.跟著是美國貿易代表萊特海澤（RobertLighthizer）於7 月10 日宣佈,對中國另外價值2000 億的進口商品,課徵10%關稅.迄今,美中貿易戰已經開打至現在接近半年,究竟這半年的磨擦,對美國和中國產了甚麼影響呢？
美國發起貿易戰有其戰略脈絡
美國發動貿易戰的真正意圖是甚麼？中國方面有不少專家認為,就是對中國這位迅速崛起的新興大國,外打“一帶一路”,內打“2025 中國製造”,以繼續維持美國的世界霸權地位.
其實,這些講法沒有錯誤,還大致上是正確的,只是描述得太過簡單,也忽略了時間因素,因為一來特朗普並非深思熟慮、謀定後動的人物,二來美國針對中國的一連串政策,也是經過約十年左右的逐步發展,才慢慢拼拼湊湊成今天稍為有點模樣的狀態,並非一開始便那麼有明確目標的、有系統的、有策略的.
首先,是美國對華政策（包括對中國大陸和對台灣政策）,其變動早在2008 年初全球金融海嘯發生,美國忙於為國內金融危機滅火,中國又在該年8 月舉辦北京奧運會,將國家實力暴升的形象,一下子在世界各國面前顯現出來,便已有了苗頭.此事最後以前美國國務卿希拉莉·克林頓（Hilary Clinton）於2011年在越南公開宣佈的“重返亞洲”,但奧巴馬政府卻因本國經濟都自顧不睱,而無法落實作結.
其次,是中國在最近幾年之內,不斷通過國家級領導人的公開言論和媒體的及準文章,反映出已將鄧小平先生提出的“韜光養晦、絕不當頭”的全球戰略方針徹底改變甚至放棄,甚至將“一帶一路”、“2025 中國製造”之類暴露國家意圖的國家和跨國發展計劃,捧到“天上有、地下無”.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北京的清華大學國情問題研究院院長胡鞍剛教授.他說“中國經濟、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已經超越美國,居世界第一”,“這是幾十年追蹤計算出來的結果”,“從這十幾年的實際情況看,對中國很多預測不是誇大了,而是保守了”,“我們一直強調原創,而原創常常違反一般人的認識.這也驗證了有時候真理就是掌握在少數人手裡.”
然而,中國大陸評論員鄧聿文指出：“胡教授的‘全面超美論’之所以在社會有一定市場,在於它是打著‘研究’的旗號,根據量化研究而得出的結論,所以雖然與常識不符,但帶有一種科學的迷惑性,故假如你懷疑它,不是它的問題,而是懷疑者的問題.但是,正如一些人指出的,胡教授的研究本身是有問題的,他所設定的模型和選擇的指標看似客觀,卻漏洞百出,不具有研究的嚴謹性.譬如,他在論證中國科技實力超美時,選擇的是國際期刊論文的發表數量以及專利的申請量等指標.的確,中國在這些方面近年來大有前進,然而,他沒有考慮論文質量和專利申請的原創性問題.又如,他對軍事實力的衡量指標是,軍隊人員和軍費支出,這樣得出的結論自然難有說服力.”
不管如何,美國政府內部的“親華派”便日漸被孤立,無法發揮政治作用,“親台派”反而日益受到重用.到了特朗普上台,更將這些親華官員和專家學者統統轟走,換上對華一向抱持強硬手段的鷹派人物去主持.於是,特朗普上台之後,種種對中國大陸實施的制裁和對台灣當局的優惠便陸續有來,借台灣打大陸之舉亦層出不窮,最近還發展到連朝鮮也積極拉攏,圍堵網從北到南,從阿留申群島、日本、朝鮮半島、台灣的第一島鏈,一直拉到下面的東盟十國（特別是菲律賓和越南）.
換言之,如果中國還是乖乖地在生產勞力密集的低檔產品,美國當局覺得中國可以和美國“經濟互補”,美國當局可能還會對中國隱忍不發,但是,當中國的宣傳機器大力鼓吹到像“厲害了,我的國”,要大力發展高新科技,包括人工智慧、５G技術、區塊鏈、大數據等等高新科技產業,直接威脅到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特朗普政府不搬“大棒”出來,那可能就很奇怪了.
雙層博奕模式的分析
雙層博弈模式是於1988 年由美國國際政治學者潘特南(Robert D.Putnam) 提出的一種分析（analysis）.此模式著重從國際與國內政治互動的角度,來研究外交上的談判行為.
傳統的外交談判研究,往往會把國家看成是一個內部完全一致的,單一的“理性行為主體”,這個主體以“國家利益”為最高原則,以“國家利益最大化”為談判目標.可是,自雙層博弈模式去分析之後,大家才發現,在現實的外交談判過中,任何一個談判主體,都是不是內部完全一致的,單一的“理性行為主體”.所謂“國家利益”,實際上是國家最高領導層對國內各種集團的利益訴求的一個最後的“調和”（妥協、折衷）結果.
首先,政府的決策者要同時協調國際事務和國內事務,在對外政策上,既面臨戰略機遇,也面臨戰略挑戰.其次,政府的決策者都會將外交談判分為國際談判、國內談判兩個層次,對這兩個層次的談判,決策者都要同等認真對待,綜合考慮國際、國內因素,否則協議就得不到外國的接受或國內的批准.
不但如此,相對來說,國內層次的博弈更為重要,因為決策者關於國際談判的立場,是由他們對國內能否批准的考量來決定的.外交談判能否成功、國際合作能否實現,取決於各自的獲勝集合是否存在交集.換言之,外交談判一定是一種“雙層博弈”,亦即一種存在於“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之間的互動模式.
具體言之,每個國家的最高領導人都出現在兩張談判桌上.在國際談判桌的對面,坐著外國談判對手,在領導人的旁邊坐著外交官和國際事務顧問.在國內談判桌周圍,領導人的後面坐著執政黨黨員、國會議員、主要利益集團的代表、最高領導人的政治顧問.
雙層博弈的異常複雜性,便在於一個棋手在這一個棋盤上的行動是合理的（如美國不對中國出口高新科技零件）,在另一個棋盤對同一個棋手來說也許就是不明智的.在國際談判桌上對談判結果不滿意的首席代表,可以導致談判失敗.相反地,未能滿足國內談判桌上的人的利益訴求的任何領導人,都有馬上被迫的危險.
如果以此模式去分析最近中美貿易戰的狀況,首先要指出的是,即使中國有點賴皮,遲遲未能落實當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可是,美國提出的條件實在太過咄咄逼人,不管哪一個領導人答應,都很可能馬上便被國內其他利益集團轟至體無完膚.其次,從“自保”的角度出發,中國最高領導層是絕對不可能在中美貿易問題上很快鬆口的.因為,只要立場稍為有點軟弱,很可能便馬上被迫,除非先擺平國內的各路諸侯.故此,在對美貿易談判上,中國目前就是“只能硬,不能軟”,絕對不能示弱,一定不易低頭.
總結：不必燒錢,也是好事
總而言之,中美貿易戰是有利有弊的.弊的方面,當然是對中國的股市、債市和樓市造成即時的打擊,如果大家有觀察最近中國大陸的股市、債市和樓市,應該都看到這三大市場都在“死下死下”,人民的消費能力也在逐漸削弱之中,不必多說.
利的方面則是,中國已經為“一帶一路”付出昂貴投資成本,對中亞、南亞和委內瑞拉作出不少投資計劃,但是,這些投資計劃目前已有3 成將出現虧本,在緬甸、巴基斯坦等地的投資,預估虧本更高達5 成和8 成.本來中國計劃還會在未來10 至15 年內,投入5 萬億美元（約39 萬億港元）到“一帶一路”計劃中,一旦這些建議落實,便勢必造成中國財政的重大負擔,甚至小規模的無法如期償還債務本息,都可能令中國的經濟受到嚴重打擊,並進而影響到政權的穩定.現在為了與美國大打貿易戰,這些風險較高的投資計劃統統或叫停或暫緩,讓中國可以慢慢地先去整頓好內部的經濟環境,也是一件絕大的好事.
對現屆澳門特區政府來說,那就是先搞好即將通車的“港珠澳大橋”配套工程,再如期落實和“粵澳新通道”有關的過境建設,全力配合“粵港澳大灣區計劃”,做好自己份內應做的事情.至於其他未完成的大型基建（特別是內港治水計劃）,那就留給下屆澳門特區政府去做,就足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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