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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世界危机和道德建构
摘 要：当代西方世界在经济、政治及道德等层面产生了严重的危机,通过检视西方世界历史的方式,可以证明这场危机的必然性.在此基础上,这些危机贯穿于西方世界的历史之中,西方无法有效解决这些最根本的冲突,从而导致了这场危机.因此,对于这场危机,必须从道德层面对其予以解决,以期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关键词：西方世界：危机：道德建构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033 (2017)01-0063-06
The Contemporary Crisis in the World of Wes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orality
Predrag Cicovacky,ZHANG Bi (Trans.)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College of the Holy Cross,Worchester,USA)Abstract:The contemporary world of west has been generated a series of crisis in economics, politics andethics, which cannot be resolved if we examine the whole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 We must try toresolve these crisis in the level of morality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better world.Key words:World of West; crisis; construction of morality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阐述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我将阐释当代西方世界危机的几个主要表现：经济、政治及道德.第二,我将通过检视西方世界历史的方式,来证明这场危机的必然性.这场危机建立在某些根本性价值的冲突基础上,而这些价值贯穿于西方世界的历史之中.西方无法有效解决这些最根本的冲突,从而导致了这场危机.第三,对于这场危机,我将提出一些建议,以期使我们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一、西方世界危机
先来界定在政治、经济话语中最为流行的一个词——‘‘全球化”.全球化首先是一场经济运动,指在全世界范围中,对资本的一种松散的、不严格的转移.在西方世界,尽管全球化被视为一场自由运动(liberating movement)、一种“自由市场经济”(free market economy),但我认为,全球化运动和市场其实都并不“自由”.全球化是一种统治、掠夺世界其他地区的“新瓶装旧酒”的做法,只不过没有像以往那样直接采取军事及政治手段,而是通过经济制裁和操控的间接途径.全球化这样一场灾难,虽然不是当代西方世界危机的始作俑者,但却极大地加剧了这场危机.
为什么说西方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危机呢？
危机最明显的方面体现在经济上.在这个世界上,尤其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在不断加剧.众所周知,2011年9月,在美国掀起了一场名为“占领华尔街”的运动,运动将矛头直指象征腐败与社会不公的华尔街（纽约市金融区的一条街）.许多者宣称,自己作为全美99%总人口的一分子,已无法忍受那些占美国人口总数1%的最富有的人.在当今美国,这些富人们霸占了超过60%的国家财产.亿万富翁们每年都大量囤积不义之财,与之对应的却是不断增多的贫困人口.超过4千万的人生活在贫困线（标准是：四口之家的全年总收入为22万美元）以下,这意味着,1/5的国民生活在贫困之中.更糟的是,另有4千万人的生活状况仅仅是略高于贫困线,此外,还有6千万美国人没有任何形式的健康保险.美国以自己是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而自豪,但它的国家债务（尤其是欠中国的）现在已经超过了13万亿美元！根据一些较为“乐观”的经济学家的说法,美国必须用100年时间才可能还完这些债；但悲观一些的经济学家却认为,这笔债怕是永远别想还清了.尽管如此,美国依然在靠信贷过日子,向国外借钱,同时,却马不停蹄地在阿富汗进行着无休止的战争,而阿富汗战争每周要消耗美国民众大约80亿美元.当美国创造着巨大的失业记录时,当美国的基础建设（像公路、桥梁和机场）遭到严重破坏时,当两百多万民众被囚禁于拥挤不堪的监牢中时,当繁华都市中无家可归者的人数与日俱增时,美国却在大把大把地浪费资财.
可是,我们的政治机构在做什么呢？面对经济危机,难道那些政治机构就一筹莫展吗？为什么这些政治机构不管教管教那些金融机构？
西方政治制度自身便存在着严重的危机.政治体系在阴影中运转．无法正常运作,这个阴影就是金融体制所施加的影响.这里仅举一例.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谋求二次当选总统时曾放出话来：要为自己的参选筹集10亿美元（想想看,10亿美元？何其奢侈！）.作为美国总统,他一年的薪水不过25万美元左右,怎么能筹到10亿美元？即使他后半辈子都盘踞在美国总统的位子上,也无法仅靠薪水筹到那么多钱.当然,一些参选费用是由某些人私下捐助的,但每个人的捐款肯定不会超过一百美元.那么,奥巴马打算如何筹集这10亿美元呢？答案是：从大型企业那里索取——大企业就是他的赞助者.但同时,这些企业也资助奥巴马的对手参加竞选.所以,无论谁是竞选的胜利者,他都会对这些为其提供竞选资金的大企业感恩戴德,也就是说,无论是谁获得了总统的高位,他都必须制定对大企业极为有利的政策法规.总统选举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情况,在美国参众两院、以及所有其他政治机构的选举中同样存在.因此,整个政治体系都受制于大企业,任其摆布.理论上讲,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实行体制,也就是受人民的监督,旨在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但事实上,这些国家全是代表权贵富翁利益的寡头政府-1%的人统治着另外99%的人.
此外,当今世界危机中最令人痛心疾首的,就是价值与道德危机.遍览整个西方世界,可以看到年轻人无不变得悲观不已,疑虑重重.在他们看来,父母与政治、经济体制都在出卖自己,他们不相信任何绝对、客观的价值.古希腊哲人柏拉图曾提出,世界上存在三种终极价值：真、善、美,而西方文明史往往建立在使三种价值实现结合的基础上.他们尝试着通过社会剧变、或对完美社会的乌托邦前景的实践,来实现这三种价值.但这种变革与乌托邦已经不复存在,年轻一代认为任何东西都是相对的,所有事物都是主观的.他们的世界只承认两种价值：肉体愉悦与肉体快慰.追求这些价值,就必须花钱,于是钱财被他们消耗殆尽.如果说当代西方世界仍然存在着某种价值,那只能是金钱的价值.
1943年,在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渡尽半生的中国作家及哲人林语堂,敏锐地发觉到金钱与商品为人们带来的困惑.即便在与今天相隔一个甲子的那个年代,林语堂依然能够清醒地意识到：美国人将人类的福祉、进步与生活质量和物质享受混为一谈.林语堂一言以蔽之：“华尔街被当成了神庙.”
二、略窥西方
不妨回顾一下遥远的过去.在两千多年前,整个西方历史曾深深地受到古希腊和基督教两种文化的影响.这两种文化模式建立在两种通常无法调和的价值基础上：竞争与怜悯.古希腊人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并非偶然.希腊人酷爱竞技,如果在本应举办奥运会的时间发生战争,那么人们必须放下武器,暂停战争,以便使奥运会比赛顺利进行.希腊人无论做什么事都保持努力奋斗的状态,这既是他们的困惑,也是他们的价值取向及最高原则.
希腊人努力发展哲学,他们的哲学为整个西方文明带来一种全新的重要维度.伟大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曾认识到,我们不应当与他人竞争,而是与我们自己竞争.说得更简洁些：我们应该发掘自己的潜力,尽可能地完善我们的人格——哲人们称这个概念为“virtue”一在那个时代,这个词在日常用语中是‘优秀”之意.苏格拉底这样解释：无论是对于竞技者、教师还是战士而言,努力使自己变得优秀都十分重要.可是,使自己首先成为一个优秀的“人”难道不是最重要的吗？苏格拉底使整个希腊文化的方向重新指向了人性.
希腊人对人性奉行个人主义及乐观主义态度,并力图使人类理想更加高贵；与之相对,基督教却几近悲观地转向了感觉和意志（决断力）.基督教把世界视为“泪之谷”,并将来世视为真实的世界.然而,基督教提倡合作与怜悯——也就是说,忍让他人、帮助他人,并且体恤他人.
在经过了几个世纪后,作为西方世界的领导性宗教、精神及道德力量的基督教出现了,并最终于公元1 1世纪（相当于中国宋代）分裂为东教（或称“东正教”,活跃于俄罗斯、希腊及塞尔维亚等国）和西教.接着,在16世纪,西教进一步分裂为天主教（其组织像军队般具有严格的等级秩序,罗马教皇对所有宗教问题而言都具有最高权威）和新教（其名源于他们对教皇权威的反抗、以及他们对“因信称义”的权利与方式的争取）.新教没有统一的组织,其信徒组织过两百多个团体.新教徒逐渐在西方文明中占据主导地位,并提倡个人主义、努力工作、产业化、资产与物质资材的积累等价值.新教徒努力发展着我们今天所谓的资本主义,并因此导致了殖义妄图统治并掌控整个世界的后果.
天主教与新教的分裂,引发了一场恐怖的、持续了百余年的宗教战争.天主教徒对新教徒大加挞伐,将其活生生地送上火刑架；同时,新教也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两者彼此争斗不休,只因为他们对《圣经》的解释不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圣经》的本意旨在教导民众奉行普世的爱——不仅是对邻人的爱,也包括对敌人的爱.战火燃遍整个欧洲,天主教与新教在两相争斗了120年后,彼此深感精疲力竭,最终止戈了事.
宗教战争的结束引起了一场革命性的变革,并直接决定了此后400年欧美文明的走向.1648年,天主教和新教最终在西伐利亚达成协议,也就是西方所谓的“西伐利亚合约”("Peace ofWestphalia’？.这项合约,确立了具有任何社会形态的主权国家所拥有的自治力.所谓“主权国家”,意为任何其他外国势力——无论是宗教势力还是其他国家势力——都无权干涉该国内政.例如,中国作为主权国家,除它自己拥有处理自身内部问题的权利外,其他任何国家（例如日本）或国际组织（例如北约）都无权干涉中国事务,除非中国政府邀请这些国家或组织予以援助.国家自治至今仍是世界政治体系的基础,也是联合国的基本宗旨.
我来解释一下这场变革具有多么巨大的革命性.任何社会都拥有三种必不可少的统治性力量：政治、经济和道德.最关键之处,在于如何在一国之内控制这三种力量.如果我们把三者的关系绘制为三角形,便可以看到,按照西伐利亚合约所确立的模式,政治居于三角形的顶端；经济居于政治之下,并且服务于政治；道德位于底部,在几种社会力量中重要性最低.当然,主权国家有时也会考虑道德因素,但只要道德因素与政治经济利益发生冲突,那么对道德的考虑便会被抛到九霄云外.同时,主权国家政府会对本国民众和其他国家解释自己的决定是多么符合道义,但历史告诉我们,实际情况几乎从来不是这样.
主权国家的模式如图1所示.
在某种程度上,政治的主导性受到了人性中消极、悲观观念的挑战,而基督教将这种观念引入西方文化.17世纪,英国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将这种观念经典化.如我们所知,霍布斯曾做出过一个著名的论断：人类彼此之间犹如饿狼,因此必须以一个强势的政府来保护他们,使之不受其他人的侵害,并建立严格的秩序以限制人们的自私自利之举.所有国民都没有滥用蛮力的权利,他只能与其政府之间建立西方所谓的“社会联系”,这种联系赋予政府在必要时使用强力的权利,这时,这种强力往往体现为和军队的国家暴力形式.
这种模式在主权国家尽管从未被彻底废弃（至少在理论上）,但它实际上在两种情况下会受到某种消解：首先,那些强大的国家需要干预别国内政.有时,这些干涉之举是为了解决人道主义危机.以1994年的卢旺达事件为例,当其他国家对卢旺达内政表示‘尊重”之时,卢旺达国内的胡图族在数周内屠杀了80万图西族人.在这种情况下,“人道主义干预”便被视为别国所应当拥有的干预主权国家内部事务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这只是就‘人道主义危机”情况而言的；同时,其他国家必须在获得联合国授权的前提下才能实施干预行动.当然,这种情况能够被某些国家所掌控、利用,我们通过近期的利比亚局势便可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北约国家打着拯救利比亚人道主义危机的幌子,实际是对利比亚的石油和饮用水（在利比亚荒漠的地表之下,存在世界上最丰富的饮用水源）垂涎三尺.
我们由此可知主权国家模式受到消解的第二种情况：经济利益变得过于强大,过于富于支配性.我们只需看看人类为了经济利益而发起两次世界大战这个例子,便不难明白经济利用是多么富于强大的支配性了.
在西方,第二种模式——也就是经济主导模式的支配性变得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模式中,是经济驱动政治,而不是其他形式.所谓“自由市场经济”,指经济不受国家利益调控.许多大型企业并不只限于一国,而是采取跨国经营策略,它们的唯一目的就是不断获取利润,而这些利润只能由少数人分享.在1990年的美国和欧洲,企业经理和一般职员问薪水的平均比率近50:1,经理和最高决策者赚的钱是普通职员的50倍.2008年,薪水的分配比率超过500:1;在顶尖金融机构和规模最大的企业里,比例甚至达到1 000:1,也就是说,一位公司决策者拿的薪水是其职员薪水的1 000倍！中产阶层和低等阶层整体日益贫困,富人的软囊却急速充盈.社会财富的1%和另外的99%就是这样被分离开的,难怪人们将华尔街视为神庙！华尔街是一种用别人的钱来的合法游戏,也是世界的主导力量.政治被用做不断获取利益和利润的工具,金钱和对金钱的贪欲支配着西方世界,唯一与道德相关的,是如何通过钱财换来愉悦.对正义、社会公正、腐败、以及关心贫苦民众等问题的关注早已退居二线,甚至被人们熟视无睹.因此,第二种模式,即经济主导模式如图2所示.
三、是否别有他途
当今西方世界危机严重不堪到了什么程度？是否存在一条能够正确评估我们处境的途径呢？
批评的声音非常多,也引起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密切关注.阿尔伯特·施韦策曾打过一个比方,认为我们的处境就像孩子们从雪山上坐着雪橇向下滑,可是既无法控制速度,也无法判断前方是否有障碍物.他们无从得知前面还有多少弯要转；在需要转弯时,也没法驾驶和控制自己的雪橇.在施韦策看来,这些孩子迟早会一头撞在岩石或树上.施韦策对我们的文明忧思颇为深刻,并认为它正在踏上一条不归之途.如果不发起一场彻底的变革,那么我们不符合道义的蠢行将引发灾难性的后果.
我只提到施韦策,而没有言及他人,原因在于,在我看来,施韦策不仅准确地诊断出西方文化的症结所在,而且提供了疗救的良方.在谈及施韦策改进世界的想法之前,我想先对施韦策的身世交待一二,因为他的经历本身便能够激发人们的斗志与希望.
1875年,施韦策生于德法边境,享90高寿而终（逝世于1965年）.自童年起,他便显示出过人的天资：5岁学习钢琴,9岁练习风琴.20多岁时,他已成为欧洲最优秀的风琴手之一.然而,施韦策并不仅仅满足于成为一名音乐家.除音乐外,他还研究神学和哲学,并在25岁前获得了这两个领域的双料博士.25岁时,他成为法国斯特拉斯堡神学院主席,其论著很快被译为多种文字.此外,施韦策还因其研究德国作曲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长达900页的皇皇巨著而获得音乐博士学位（第三个博士头衔）.但这仍没能使施韦策满足,因为在他看来,西方文明已经失去了基本的道德怜悯及道德方向.他意识到,人们的生活浑浑噩噩,无所向往,无所追求；同时,与他年龄相仿的年轻人,甚至许多他的学生,都失去了真正的信仰,也没有更高的价值诉求.神圣的东西与他们格格不入,世间万物都只是相对的.
欧洲的社会现状令施韦策深感不安.当时的社会民不聊生,无家可归、无事可做、缺乏基本生存条件的贫苦民众满目皆是.然而,当施韦策了解到非洲的贫弱不堪远远超过欧洲时,不由得心怀憧憬.他决定放弃学术与艺术的职业,进入医科学校专攻热带医学,然后就远赴非洲开家医院.他实施了自己的计划.1913年,他获得医学学位,并通过四处举办音乐演奏会来筹集善款,并在积攒到足够的钱之后动身去了非洲.他来到赤道非洲,这里的气候是全世界最恶劣的,顽疾肆虐,无可救治.施韦策所在的地方,方圆1 000英里（1 600公里）之内找不到其他医生.由于没有医院,但又必须躲避非洲的毒日头,施韦策和妻子刚开始不得不在一个养鸡棚中接待病人.
施韦策开始了白手起家的创业历程.他与妻子雇用了一些非洲人,请他们为医院从事清理、烹饪、清洗器械等工作.由于施韦策在欧洲的斐然声誉,因此他的医院从一开始便声名远扬.逐渐地,一些医生和护士慕名而来,自愿加盟他的医院.这些医疗人员的工作完全是义务服务,不收任何薪酬.他们所获取的,只是可栖之处与食物而已；而他们所救治的,是成千上万人生中第一次获得医助的病人.施韦策本人也从未赚取任何薪酬,在50余年的时光中,他始终在非洲的医院辛勤工作着.医院在不断壮大,在施韦策1965年逝世之时,他的医院已经拥有了十多位医生和三十位护士、以及800多个床位,来访的患者总是熙熙攘攘.
医院就是这样运营的.患者通常都很穷,医院也就不强迫他们支付医疗费用.如果他们能够为医院带来些食品（香蕉、水果之类）,医院的人便会欣然接受并鼓励他们继续这样做.患者几乎从不独自来看病,一般都会全家来访,并常常把他们饲养的动物带到医院来,因为它们在家没人照看.这样,施韦策便请那些健康的人协助医院进行洗涤、清洁、烹饪、将病人从河岸抬到医院、为医院修建副楼和花园等工作——花园是医院食品的主要产处.
施韦策所建立的,不仅是一个医院,也是一个社区.在这个社区里,不同宗教信仰、种族和民族的人济济一堂,相安无事；在这个社区里,没有富人,每个人都在为整个社区的福祉做贡献,同时也在共享着社区的福利；在这个社区里,由于物品短缺,所有东西都不会被浪费——人们不断重新利用一切可资重复使用的东西.
最终,施韦策的工作和他的医院广为世界所知.他于195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并得到由欧洲和美国颁发的许多最高奖励.20世纪50年代,他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道被称为“世纪之子”.遍览当今世界,你会发现有数不胜数的医院和一千多所学校都被冠以阿尔伯特·施韦策的英名.他的医院至今仍在运营——现在已经发展为一座现代建筑（由加蓬共和国政府资助,即医院所在国家）,并拥有世界上所有最先进的医疗设备.
我们能够从施韦策的故事中获得什么启发呢？他为什么能成为我们的楷模呢？
我们受到的最大启发是：我们西方人所需要的变革,不一定非得自上而下产生,而是可以由下向上进行.西方人总是寄望于我们的政府或领导机构,希望他们带领我们实现变革.可是,当他们感到无能为力或施加无理的措施时,我们也随之一败涂地.就像甘地和其他伟人的例子一样,施韦策以他的行动告诉大家,变革是可以从一点一滴做起的.施韦策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既不拒绝政府,也不拒绝其经济体制,但他着手实现了他所坚信的东西.
第二个启发是：我们行动的主要动力,既非政治,亦非经济,而是道德.施韦策从未参加任何政党,也不是什么有钱人.虽然享有盛誉,但他所拥有的,不过是一套朴素的衣服而已.他没有汽车,出行时一般都是乘坐火车,而且是三等车厢！
第三个启发是：关于政治一经济一道德互动关系,我们需要一种焕然一新的模式.施韦策实际上所提倡的模式,是将道德置于顶端,将道德作为所有社会最重要的动力与导向力量；同时,将经济和政治平行地置于道德之下,为道德理想服务.如图3所示.
施韦策心中的道德是怎样的呢？
施韦策是位基督徒,甚至是位新教牧师,他对基督教的理解触怒了许多基督徒.施韦策信仰耶稣基督,但他将耶稣看做人类——同时也是人类的典范——而不是上帝的儿子.对他而言,宗教以人类为本,而与上帝无关,它涉及到我们应如何尽可能使自己成为善良的人,如何使我们所有人——无论贫富、种族、国家——获得成为高贵的人的契机.
为了构思出一种能够服务于全人类的道德理论,施韦策花了整整10年来研究世界上各种宗教,其中就包括中国宗教（他写了一本关于中国哲学和宗教的书,此书正被译为中文）,尤其对中国的儒道学说知识积累颇丰,并且激赏有加.
尽管他积累了许多世界上其他宗教的知识,但他的思想仍牢牢扎根于欧洲和基督教.欧洲传统建立在两个基础上：古希腊注重竞争和美德,基督教注重协作与泛爱.施韦策认为,在欧洲的历史进程中,这两种传统从未获得良好的结合,而这恰是他所致力的工作.他的道德哲学建立在全人类价值平等的基础上,充满乐观精神.施韦策认为,在基督教信仰的影响下,与自己竞争、并使自己成为完美的人这种观念,应当成为一种建立在我们天资与素养基础上的道德义务；同时,施韦策相信,我们决不能对他人及其痛楚漠然无视,因此体恤他人的利他主义也是我们的神圣职责.
西方文明总是忽视动物和自然,施韦策的理论对此更进了一步.他声称人类应当爱护包括动植物在内的所有生命,对整个大自然负责.他称自己的哲学为“敬畏生命”,并以简单明了的语言对其进行定义：所谓“善”,就是帮助任何形式的生物维持其生命延续；所谓“恶”,就是毁灭生命,并阻碍其获得发展.
为什么说施韦策所提倡的这种途径有益于解决我们的世界危机呢？
我坚信,这种途径能够使我们重新重视那些最重要的东西——人性的价值,以及人类的共存共荣.另外,我们知道,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对大自然、自然资源及环境的破坏是异常严重的,因此施韦策号召我们必须敬畏自然.
我们驻足此世,应尽可能避免彼此盘剥倾轧,避免变得像富人那样恣睢贪婪,应该和平安康地共处一室,并与我们的地球母亲和谐相处.我们生长于斯、繁衍于斯,同时也应当允许他人生长发展.政治和经济控制了我们的生命,但它们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具有崇高的价值与理想,并以此使自己能够保持对人类和自然万物的尊重.如果我们对人类和自然充满尊重与敬畏之情,那一定是因为我们受到了内心中美好理想的循循善诱,而不是由于遭到政府和法律的胁迫.只要这样,我们就一定会像施韦策医院中的那些患者一样,踏上一条和谐共处、以经济和政治途径来组织我们生活的康庄大道；只要这样,我们便必将满怀着对神圣人性的敬仰、满怀着对未来乐观的憧憬之情,渡过我们的一生.
（责任编辑：刘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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