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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做纯文学的开拓者和传播者
石磊：新诗百年之际,很多大学生和年轻人对诗歌写作有了很大的热情,但是要写好诗,是一个需要刻苦琢磨和学习的过程.以您的感受,年轻人在诗歌创作入门中,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叶延滨：我说写诗并能坚持写自己喜欢的诗,只有两条,一是相知,二是相爱.相知者,要多读诗,读古今中外的名作,读多了就知道真正的好诗是什么,也知道自己适合写什么样的诗.相爱者,与诗有缘,不以诗谋取功名利益,真爱就能坚持,坚持者自然进入诗意人生的状态.爱诗并写诗进一种人生修炼,完善自我,是最主要的成功,能否写出传世之作,则是另一种机缘.我说的三个支点,也可以这么讲：处在何种时代,这是你的诗“运”；有无诗歌的天赋,这是你的诗“命”；能否得到更多读者的认同,这是你的诗“缘”.
石磊：有人说,诗歌的发展前景并不乐观.就连好多报纸也压缩或取消了文艺副刊版面,诗歌貌似已被挤进一个很逼仄的空间,您是否认同？
叶延滨：诗歌的发展有起有伏,如同黄河九曲十八弯.上世纪80年代,从“”暗夜走出,一种开放的前景展现在中国人的眼前,国运人心,如火山喷射,成就诗歌辉煌景观.还有当时刚提畅思想解放,许多新观念成为诗歌的内容,比方说败、环保、科学是生产力、平反、冤案等都成为诗歌的热点,诸多因素让诗歌风光无限.
石磊：您在中国资历最长、最有影响的两家诗刊《诗刊》和《星星》都担任过主编,您怎么看待诗歌杂志的作用？
叶延滨：我在1980年参加《诗刊》首届“青春诗会”的时候,我说过,我曾梦想过当将军,也想过当科学家,真的没想过当诗人,更没有想过当什么主编.但命运使然,宽巷子走不了,逼到这窄胡同里了.那就尽职尽心的干好这份工作吧.回首往事,可以说一句,尽了心,尽了力.尽心者,办刊物,出于公心,不论亲疏和个人好恶,凡好作品,绝对给版面；办刊物,不谋私利,刊物是公器不是私产,主编在诗坛算公众人物了,一言一行,其实都在众人眼里.
诗歌刊物对诗坛应该有引领作用.仅以《星星》为例,创办六十年来,就一直努力坚守诗歌精神.有人用体制内外,官办民办来区分刊物的作用,其实并非如此.没有诗歌精神的坚守,无论官办民办,都会让人感受到“圈子”的小家子气.
石磊：您的《干妈》在三十年前轰动了诗坛,直到现在还深深影响着一大批人.作为诗人,您自己认为《干妈》这首诗为什幺会有如此之大的魔力？您现在还会去到您曾经当知青的地方回忆过往的岁月吗？
叶延滨：《干妈》写于1980年.这是我插队延安农村曾经的一段真实经历.父亲得救后,我无法在成都和西昌立足,于是远赴延安“插队”.我在延安有一个亲哥哥.父母当年在延安,抗战胜利后,奉命立即北上与蒋军抢东北.军令如山,只好把不足一岁的哥哥,送给了当地农民曹守科做儿子.我到延安插队是“投亲”,但我不想寄人篱下,在延安的第一年,我哥替我找到一对老贫农,照陕北的说法是“受苦人”,我与他们共同生活了一年.老汉是饲养员,老婆是小脚女人.他们叫我“干儿”,我叫他们“干妈”和“干大”.这是陕北最穷的人家,只有一孔没有窗户的土窑洞,他俩睡在窑洞最里边的大炕上,我睡在门边的小土炕上.这就是整个家的全部布局.一年后,北京派来干部管理知识青年,我回到了知青点,因为能干所有的农活,不久我当了生产队副队长.我在延安的两个村子曹坪、中庄和军马场一共生活了四年.和两个老农同居土窑的一年,让我接够了地气.这孔土窑,关上门就像坟,开了门就叫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我在中国最穷的“受苦人”家中生活了一年,我自信没有什么比这一年更难更苦的了,就像掉进深坑里,只要敢迈步,无论朝哪方,都是向上.
十年后,我在北京上大学,得到了两位老人先后去世的消息.我写下了长诗《干妈>.内容基本是回忆共同生活的细节：老汉用我的毛巾擦汗,干妈跑了三十里路去公社给我买一盏煤油灯看书,夜里给我在衣缝里找虱子,给我留馍,他们悄悄吃糠.诗歌写出来当年有影响,我想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一是真实的写了知青生活,几千万插队的知青从中找到自己的命运影子；二是写出了农村真实的穷困,诗中写道“如果大地贫瘠得像沙漠像弋壁,任何种子都会失去发芽的生命力”,算是为民一呼,喊出了部分人的心声.
我先后几次回过那个村庄,一次是1 99 0年,我和妻子到延安,回到村里,远远的在沟里打坝的人就高声喊：“延滨回来了！”连七、八岁的小孩都在叫,妻子说,你是这小村子的传奇了.2005年,我又回延安,当年的小伙伴变成老头老大娘,跑上来就抱着我,让陪同的《延安文学》主编也说你人缘真好.现在延安好了,我哥哥的儿子居然成了老板,一年前租了一辆大巴车,拉着一车乡亲上北京,北京烤鸭店里全是说延安话的农民,让我觉得在做梦.
石磊：对一个诗人来说,丰富的人生经历,是宝贵的财富！您在哈尔滨、成都、西昌、延安、北京等地都生活工作过,您曾经说,延安和西昌,是最让您有故乡感的地方,延安的生活在您的诗歌中有很明显的印记,四川的西昌让人感觉气质神秘,在您的诗歌版图上,您怎么概括故乡对您创作的影响？
叶延滨：在西昌的那段日子,是影响我一生的成长时期.我是因为母亲下放到西昌,而从成都到西昌陪同母亲生活.我的母亲出身于一个东北大富商家庭,日本占领东北后,流亡到北平求学,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算“红军时期”老干部,建国后,先后被错误处分,开除党籍,降级下放.母亲下放大凉山当了老师,一年后,回省城无望,于是我也在小学六年级时,到了西昌陪母亲生活.从此我从“高干子弟”变成一个有“政治问题的下放老师”的孩子.当时的大凉山刚完成了废除奴隶制的改革,十分落后,我到西昌的前一个星期,门前的小路上发生了抢劫杀人案,学校旁的村子里金钱豹进农舍被关进猪栏,真是前有盗匪后有豺狼的蛮荒山地.我和农村孩子一起上学,穿草鞋,干农活,在乡村的川兴初中度过三年饥荒,在西昌读高中也经过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武斗.我在西昌完成了我的中学学业,最为人常提起的是,我在那个时期,曾和三个同学,步行六千七百里路,历时四个月,从西昌走到了北京.简言之,西昌让我知道并认识了中国底层,并且开始身为一个底层孩子靠自己打拼,闯自己的路,西昌造就和完成我一生所需要的训练
作为一个男人应有的”自信“和”自立“的能力.
石磊：随着网络新媒体的普及,作家要怎么应对时代趋势：是坚持做纯文学的开拓者和传播者,还是尽量努力生产迎合市场口味的通俗流行文学产品？
叶延滨：我曾经讲过,我们最早的那种文学家的觉悟就在于不要听命于行政的指导,就是政治不要干涉文学.那个时候是80年代,“政治不要干预文学,文学要听从人民的呼声,听从时代的召唤”,是一种觉悟.任何一个作家要明白,在今天对文学发生作用的不仅有权力,而且确实有金钱.因此对今天的文学而言,它的作用分化了,不像刚起步的时候,它确实有娱乐作用、消费作用了,而且消费必然会带来极大的回报.这个时候的文学家实际上是分化了的：有的文学家坚持着他的追求和孤芳自赏,不孤芳自赏的文学家可能最后是成不了大家的；而有的文学家接地气,为社会服务,取得巨大的回报,成就感很大；有的文学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处于一种彷徨状态.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作为社会中间那些重要的思想意识形态部门
在我们这里是一个部门,在西方是一个学校或者是一个机构,就必须对那些坚持着个人理想的作家予以资助、支持,使那些只有少量人知道的、甚至是不合时宜的作品能够产生、问世和得到保留,这是社会要做的事情.这不是扶贫,也不是去扶助困难,而是去保护那些在市场经济浪潮中仍然闪耀着理想光芒的东西；那些获得巨大社会回报的作家们,就像投资一样,他以文学来投资,而且带来了巨大的回报,这样的人就让市场去指挥好了.这个时候社会的学术机构也好,思想领域的机构也好,必须准确地对那些抱有理想的作家予以支持,给他们奖励和肯定,这是一件很难的事.
石磊：写诗需要纯粹的纯真的赤子心灵,可是诗人也是生活在现实各种利益纠结之中.您觉得,作为一个诗人,写诗与时代、现实,应该是怎样的关系？诗人应该如何处理自己内心角色与社会职责之间的关系？
叶延滨：在1980年参加首届青春诗会时,我说过,一个诗人要找到在这个时代的人生坐标点,要找到与民众心灵的相通点,要找到诗歌艺术的新的探索点,三点决定了我的诗歌创作的平面.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觉得无论成功还是失败,这是我坚持写作的支点.
和小说写作,戏剧写作等不一样,从古至今,基本上大多数诗人都是业余写作者,专业诗人极少,现代社会更是如此.因此,一个诗人首先应该是一个社会上能自立有担当的人,经商在职场是老板或员工,从政是领导或者是下属,在家庭是父母或子女,这些角色是社会身份,每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中不断转化自己的角色,以尽自己的职责.只有在进入写作状态的时候,才摆脱这些社会身份,成为一个全心面对诗歌的诗人.所以一个现代社会真正的诗人,应有健全人格,应有健康诗风.过去有的诗评家推崇的某些名诗人,有的是社会角色失败,有的是人生精神失常,以至形成一种误判,以为真正的诗人就是那些一事无成,只会吟风弄月的疯子癫子或吃软饭者.这种误导至少对绝大多数优秀的诗人不公平,也是对诗歌功能的歪曲,对诗意人生的抹黑.
诗歌从一开始就引领着人类向上向善向美,正是这种引领,中国人从《诗经》开始,走过了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至五四新诗的情感历史长河,展示了这个东方伟大民族的大美精神世界.无论我们能否成为一个诗人,热爱诗歌者,其短暂一生是在与一个古老而伟大民族,精神同行,灵魂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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