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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新生关键词测度我国图书馆学生长度(2000-2019)

0 引言

“图书馆学”(Bibliothes- wissenschaft)概念源于西方,最早由德国图书馆学家施雷廷格(Martin Schrettinger)提出[1].而在我国,图书馆的相关实践及研究古已有之,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便是我国古代图书馆学留下的优秀遗产.20世纪初在“西学东渐”浪潮之下,在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快速发展的基础之上,我国近现代图书馆学初步确立[2-3],时至今日已走过百年历史.了解与把握我国图书馆学的发展历史与当下的研究走向意义重大.“任何一门科学都是由它所研究的一系列事实和表达这些事实的词语组成的”[4],同时学术研究依托于发展变化着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知识①是通过世世代代累积起来的,各门学科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们随时间迁移而发展”[5].新事物、新概念、新语词不断丰富与改变着我国图书馆学的知识结构与话语体系.因此,要想相对准确地认识我国图书馆学的学科发展概貌,必须以一种动态发展的眼光追踪其学术产出与研究成果.

2003年王子舟和姚学斌[6]最早提出“图书馆学的生长度,是指与其他学科相比,图书馆学文献单元(或知识单元)数量在一定时期内的增长程度”.“生长度”称谓本身具有很强的生物学意味,是一种关于学科发展的形象化说法.严格意义上讲,对于任何一门学科而言,各类包含着对学科知识基础有增益的内容的学术著述都应包容在衡量学科生长度的范畴之内,但这几乎不具备操作上的可行性.“学术交流的需要是科技期刊产生的根本原因”[7],“在现代社会,最常见的知识声称就是学者向学术刊物提交的论文稿件”[8].相较于专著,期刊出版周期较短,能相对及时地反映最新的研究进展与热点,同时数据库商提供的服务便利了期刊文献的题录信息的获取.故本文选择期刊论文作为数据来源,尝试性地提供一种通过“新生关键词”测度“生长度”的可行方法.借用“生长度”这一表述,将其视作“学科知识发展”的等价表达,并在所指方面具体为“知识单元”,即“客观知识系统中有实际意义的基本单位”[9],而“基本单位”又可大可小,粒度界定并不明确.本文选择学术研究中最小粒度的“知识单元”(即概念与术语)为研究对象.

作为对我国图书馆学“生长度”的阶段性讨论,本研究目的有二:一是对进入21 世纪以来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生长概貌(即知识单元增长情况)进行分析;二是回答我国图书馆学生长动能(即知识单元来源学科与来源地域)问题.

1 研究设计

本研究设计与结果分析建立在如下假设成立的基础之上:(1)发表于核心期刊的文献能较好地反映学科的发展状况与研究前沿;(2)出现在题名、摘 要及关键词中的语词重要性高于一般语词,期刊文献标注的关键词能较好地反映文章的主要内容;(3)很多尚未被现有主题词表收录的关键词具有成为术语的可能性,可视为“潜在术语”;(4)知识建构于相关概念之上,并通过语词(包括但不局限于专业领域内的术语)实现知识的流动与传播;(5)研究中的语词使用情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某一学科或特定领域的发展情况.

1.1 数据获取与处理

为保证研究数据的准确性与权威性,本文使用由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研制的“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Citation Index,CSSCI) 检索平台获取题录信息.初步检索的条件及说明如下:(1)时间限定为2000-2015 年;(2)期刊来源为《中国图书馆学报》《大学图书馆学报》《图书情报工作》《图书情报知识》《图书馆杂志》,这五种期刊均为我国图书馆学文献发布的重要平台,且相关负责单位涵盖我国图书馆学各类相关机构,包括专业学会(中国图书馆学会和上海图书馆学会)、高校(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科研院所(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和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及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期刊相关负责单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期刊收录论文的选题方向;(3)为尽可能全面地搜集关键词,本研究在文献类型上不作限制,包括论文、综述、评论、传记资料、报告及其他.

在初步获取《中国图书馆学报》等五种期刊的题录信息后,依据期刊所给的中图分类号从原始数据中筛选出图书馆学相关文献.在本文中,中图分类号筛选的具体条件为期刊文献的中图分类号须以“G25”开头,且2010 年及之后发表的文献要求不含有“G250.2 情报学”及下属类号,含有多个中图分类号的文献要求其中至少有一个中图分类号满足上述条件.最终共获得15173 篇图书馆学相关文献的题录信息.之后,笔者使用由叶鹰和刘启元[10]设计开发的文献题录信息统计分析工具(Statistical Analysis Toolkitfor Informetrics,简称SATI)对期刊文献的关键词进行抽取和统计,共获得27083个非重复关键词②(见图1).

1.2 词表参照及关键词出处判断

关键词是能反映文献内容和主题的自然词汇,具有一定的检索意义.期刊文献的关键词一般由文献作者标引,文献作者标引时相对自由,有时不依据词表,而是根据自身对文献内容的把握选择相关语汇.与之相比,专业词表中收录的词条一般为经过规范化处理的主题词,属于受控语言.专业词表相对全面地收集了一定历史阶段的学科专业语汇,但词表的编制耗时耗力,一般无法及时收录反映学科或专业最新进展的词条.学术期刊更新周期较短,刊载文献的关键词虽然存在着规范性不足的缺陷,但仍包含着大量反映学科最新进展和最新成果的词语,很大程度上可将期刊文献的关键词(特别是“新生关键词”)视为“潜在术语”.

本文选择《中国分类主题词表》(以下简称《中分表》)作为参照词表.《中分表》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分类主题一体化标引工具,收录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各领域的学科和主题概念,并提供了电子版和Web 版的服务,本文使用其Web 版进行查询.为了判断关键词及其对应的概念在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最早出现年份,本文使用中国知网(CNKI)进行追溯(见图2).

2 我国图书馆学生长态势概况(2000-2015)

2.1 高频关键词

本文对27083个非重复关键词的频次进行统计,绘制关键词频次分布图(见图3).整体来看,关键词出现频次与相对应的关键词数量负相关.绝大多数的关键词出现频次较低,频次小于5的关键词共有25381 个,占所有非重复关键词的93.7%.频次小于5 的关键词的频次之和为30748, 是所有非重复关键词频次之和的54.0%,这说明频次5把所有非重复关键词划分为关键词频次之和大致相等的两部分,这两部分各有25381和1702个非重复关键词.

表1展示五种期刊频次最高的10个关键词.五种期刊的高频关键词重合度极高,频次最高的10 个关键词中皆包含“图书馆”“高校图书馆”“数字图书馆”等图书馆学科的泛指词汇,基本上代表和反映了图书馆学研究中持续、稳定的研究重心.从关键词的年频次变化来看,“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图书馆学”“信息资源”“信息服务”等有下降的趋势;“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有上升趋势;其他则相对稳定.“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信息服务”等关键词近些年频次呈现下降趋势可能与相关领域内研究问题的逐渐拓展和细化有关.以“信息资源”为例,“开放科学”“开放数据“开放存取”等已经成为“信息资源”研究领域内新的热点问题.

2.2 新生关键词

在未经处理的关键词数据集中,高频关键词(≥5)共有1702 个,其中707 个关键词为《中分表》收录的主题词,300 个关键词为“G25”类目下的主题词.为了能更细致、准确地描绘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生长度”,笔者以样本数据中的高频关键词(≥5)为数据源对2000-2015 年新生关键词进行统计.在本文中,新生关键词是指那些2000 年及以后首次在中图分类号为“G25”开头的文献(包括期刊文献、会议论文及学位论文)中出现的语词,为方便人工判读和保证可操作性,将出现的位置限定为题目、摘 要及关键词,但不包括正文.可以看出,虽然名为“新生关键词”,但其最早出现时未必是以关键词的形式,也可能出现在文献题名或摘 要中.此外,为克服关键词标引的天然缺陷和尽量保证分析结果的准确性,笔者合并“所指”相同但表述不同③的关键词,最终共获取232个经过处理的新生关键词.

为了精准度量知识量的增长,首先必须确定两个基本前提:一是要能准确度量知识存量,即人类现在拥有的知识量;二是要能有效度量知识流量,即知识的增长量[11]17-18.此处借用了经济学中“存量”与“流量”的概念,知识存量是静态的,反映了特定时空下的学科知识总量;而知识流量则是动态的,反映了学科知识增长的变化情况.以2000年为界,本文将2000年之前的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成果视为知识存量.本文认为知识建构于概念之上,并通过术语或其他语词的形式实现流动与传播,作为“潜在术语”的文献关键词可视为测度知识流量的有效语料.基于这一前提,我们认为高频关键词(≥5)中包含的大量新生关键词可以说明我国图书馆学在2000 年及以后知识增量较为可观,学科生长显而易见.

图4显示高频关键词(≥5)中的新生关键词的年际增长情况.每年新生关键词数量呈波浪式下降趋势,新生关键词数量最多的五个年份依次为2001 年(34 个)、2002 年(26 个)、2004 年(26个)、2005年(21个)及2006年(19个).2009年后新生关键词数量下降明显,其中2014 年仅有“慕课”一个,2015 年甚至并未发现新生关键词.虽然这与本文选择的统计样本有关,但也从侧面反映出近些年来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生长滞缓”的状况,说明知识流量增速减缓、学科知识持续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

2.3 21世纪以来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特征

结合表3与新生关键词统计信息,对21世纪以来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特征进行分析.2.3.1 “先锋意识”依旧强烈,学术质量尚待检验“先锋意识”一词主要用于文学研究,有图书馆学学者借用以强调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追热点而动、随时兴而走的特点[3]3-4.在我国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先锋意识”在激活研究活力、促进热点转移的同时,也存在制造“学术泡沫”的潜在风险:“学术泡沫之谓,是指混杂在学术真知中的假问题、假材料,以及以此为内容的论文、著作、会议、评奖、转载、排名、鉴定等等”[12].1990 年代关于“市场经济”“信息产业”“信息高速公路”等问题的讨论热度极高,便是“先锋意识”在图书馆学界的体现.进入21世纪以后,“先锋意识”依旧强烈,微博、游戏服务、众包、微信、创客空间、慕课等先后进入我国图书馆学界,曾经是或者正在成为所谓的“研究热点”.

在我国每年的图书馆学文献产出中,涉及所谓的热点问题的文章所占比重极大,在学术研究追逐热点产生的一大问题便是低层次、低水平、“旧瓶装新酒”式文章的大量产出,这无益于补足学科知识基础,更无益于促进学科的健康发展.我们应该摒弃当下这种追随潮流的“先锋意识”,倡导能够引领学科发展的“先锋意识”,因为后者才是我国图书馆学界所欠缺且被迫切需要的.

2.3.2 研究内容拓展,学科重心凸显

如大多数学科一样,图书馆学也在与时俱进,不断丰富与拓展自身的研究内容,以“图书馆”这一特定机构命名的“图书馆学”涉及范畴早已不只局限于图书馆内部.一方面研究内容的适度拓展为图书馆学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提升了学术研究的活力;另一方面盲目、缺失理性的学科内容扩展也造成了潜在的“泛化”风险.在“先锋意识”的广泛影响下,各种新事物与新问题进入了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领域,一定程度上扩展了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范畴.赵春旻[13]指出,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领域无所不及、研究的内容无所不包”的泛化现象会加大图书馆学研究的艰巨性,表现在浪费研究资源、增大选题难度、误导研究方向等方面.

在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边界不断外展的同时,图书馆学的学科重心或者说核心研究内容并未动摇.在本文获取的232 个新生关键词(≥5)中,含有“信息”字眼的语词有24 个;含有“图书”或“图书馆”字眼的语词有18个;含有“知识”字眼的语词有14 个,详见表4.这说明我国图书馆研究主要围绕“信息”“图书(馆)”“知识”等相关问题展开.

在一定历史时期,一门学科的研究方向和重点是由作为外在拉力的社会需要和作为内在推力的学科自身的价值目标共同决定的[14].进入21世纪以后,知识社会成为社会转型的方向和目标,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重心在向知识领域转移[15].相较于“知识转移”“知识自由”“知识援助”“公共知识中心”等概念或语词的提出,学者们在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讨论上取得的进展与突破似乎是更有力的证明.2000年王子舟[16]提出图书馆的实质是知识集合,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应转向知识集合,图书馆学的研究客体是“客观知识、知识集合、知识受众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之后柯平[17]以知识资源论为基础,将知识资源视作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认为图书馆学是关于知识资源的收集、组织、管理与利用,研究与文献和图书馆相关的知识资源活动的规律,以及研究知识资源系统的要素与环境的一门科学.此外,有学者从“知识”出发,深化了对图书馆的认识,如龚蛟腾等[18]指出图书馆的本质内容是公共知识资源,图书馆的本质职能是公共知识管理,而知识共享和知识保障则是社会对图书馆的本质要求.基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图书馆学转向“知识域”不仅仅是一种趋势,更是一种已然的现实.

2.3.3 技术化倾向明显,人文色彩相对淡薄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将科学技术比作地图,认为它可以告诉你到一个地方怎么走,但是它不能告诉你应该去什么地方,只有价值观给出这个目标和方向之后,技术才能指出如何或者怎样达到这个目的地[19].简而言之,技术是过程所需,人文是方向指引与最终归宿.具体到图书馆学,韩国图书馆学家李炳穆[20]指出:“我们要牢记一点,图书馆技术归根到底是为达到图书馆的使命或目的服务的一种手段.由于技术的威力太大,往往会导致将目的和手段混为一谈的错误倾向.”

对当代图书馆学而言,技术和人文是无根本冲突的两个向度,二者间存在着张力[21],图书馆学人需要寻找二者的“平衡点”,尽可能地做到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并重,实现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的有机融合[22-25].就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实际情况而言,学界对于技术研究的热情明显高于人文研究.梁伟钧等[26]通过对《中国图书馆学报》等10种专业核心期刊1998-2002年间发表的7351 篇论文的分析,发现技术应用是当时图书馆学研究的主线.而近年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技术等成为为我国图书馆学技术研究热潮中较时兴的主要论题,相关文章也在专业期刊占据了相当数量的版面.相较于技术研究的火热,对“人”的研究不足.以图书馆对弱势群体的知识援助研究为例,该领域的研究在2005 年才较为全面地展开,专门著作不多[27],无论是研究规模还是研究质量实难令人满意.由表3不难看出我国图书馆学研究显现“技术强势,人文失落”的特点.

3 我国图书馆学“生长驱动力”分析(2000-2015)

科学系统是人类知识生产与创造的主要场域,其核心构成要素是学术共同体,具体表现为一个个独立的科研人员及由其构成的科研团队.学科发展的根本在于学科知识总量的增长,体现在学术共同体对学科研究对象与学科研究问题的或新或深入的认识上.因此,在讨论学科发展状况好坏这一问题时(即本文所讨论的“生长度”),人们关注的焦点多落在学科知识增长速度.而学科知识增长速度是由学科“生长驱动力”决定的.世界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说过:“一些学者把科学描绘成是由其自身的内部逻辑所推动的,是出色地从其周围世界中孤立出来,按照其自身的规律发展的.但是许多科学的假说、理论、隐喻和模型,其形式都是由来自实验室外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力量所决定的.”若宏观地将人类社会划分为科学系统与科学系统之外的社会系统,则可以认为“学科发展的动力源于科学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协同作用”[28].此外,科学进步与学术发展既需要天才的创造性洞见,也离不开学术共同体内部的交流与争鸣.学术交流是“ 原创性创新源头之一”[29],是科学进步和学术发展的条件和动力.以“学术交流”为主要切入点,借鉴苗素莲[30]、王恩华[31]以及文庭孝和刘晓英[11]13关于学科发展动力的部分观点,本文尝试性地提出一个学科发展驱动力的分析框架,参见图5.

图5的分析框架有三层含义:(1)学科是对科学系统的宏观分化,学科发展的动力直接来源于科学系统内部,而科学系统外的社会系统则是通过外在的经济激励、政治引导、文化管制等影响科学系统进而间接地影响学科发展,反之,科学系统也会通过各种科研产出也会对其他的社会施加影响;(2)科研人员与科研团队(由黑点表示)是科学系统的微观构成分子,他们的学术素养和学术精神直接影响着科学系统的发展;(3)地域和学科是划分科研人员与科研团队的两个重要维度,二者各有侧重,前者强调了地理空间上的知识流动,后者则关注了不同学科间的学术交流.以该分析框架为基础,本文在分析我国图书馆学生长驱动力时,将来自国外和其他学科的知识输入视为外在驱动力(以下简称“外驱力”),而由我国本土图书馆学人创造的知识则为我国图书馆学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以下简称“内驱力”).本文讨论范畴集中于科学系统,不单独论述科学系统之外的其他社会系统对我国图书馆学发展的影响.

3.1 外驱力分析

3.1.1 国外知识输入

近现代图书馆学在我国起步较晚,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及图书馆学萌芽于1840 年以后的“西学东渐”[32],“求新声于异邦”的呼声也极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国内学者对国外科学研究的推崇.20世纪初,随着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的出现与发展,我国近现代图书馆学才初步确立.日本、苏联、欧美等都是我国图书馆界学习和模仿的对象:在我国图书馆事业由藏书楼转向近代图书馆的过程中,受到日本图书馆学思想的深刻影响,经历了一个以日本发展模式为主要学习对象的阶段[33];由于国际政治格局、图书馆事业建设、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等多种因素的存在,苏联图书馆学思想在我国曾广泛传播,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的十几年里达到高峰[34];“西方中心论”倾向则几乎贯穿了20 世纪我国图书馆学发展的各个时期[35].景海燕[36]对1901-1998年我国出版的图书馆学译著(文)进行统计,发现我国出版图书馆学译作3605 件,其中译著259种,译文3346 篇,署有国别的2127 件译著(文)来自3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且主要来自美国、苏联、日本和英国.综上,20世纪我国图书馆学的发展历程是向国外学习和借鉴的过程[37]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

进入21 世纪后,学术交流愈加普及与便捷,国外图书馆学对我国图书馆学的知识输入仍在继续.可以肯定地说,翻开任何一本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期刊,必定会发现若干篇与国外图书馆学相关的文章.笔者首先在中国知网的文献分类目录下选择“图书馆学、图书馆事业”,然后分别检索与统计《中国图书馆学报》等五种期刊⑤在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发表的“篇名”或“主题”⑥包含“国外”或“美国”的文献数.虽然选择的检索词有限,无法全面覆盖所有聚焦国外的图书馆学文献,但由图6仍可以大致推断出,我国图书馆学界对国外研究的关注呈上升趋势,换言之,国外研究对我国图书馆学的影响在增强,“社群信息学”“真人图书馆”“创客空间”等便是典型代表.

3.1.2 跨学科知识输入

跨学科知识交流是指不同学科的知识转移(Knowledge Traner)、流动(Knowledge Flow)、扩散(Knowledge Diffusion)和交换(KnowledgeExchange)[38].彭斐章和刘荣[39]认为一个学科的发展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具有从其他学科吸收养份的能力;二是能为其他学科提供养份.毕强[40]和姜继[41]较早地观察到并分析图书馆学的跨学科特点;马恒通[42]则提出图书馆学发展的渗透律,即“关于图书馆学内部各学科之间以及图书馆学与其他学科通过信息交换而促进图书馆学发展的一种普遍规律”;王子舟[43]认为图书馆学并非孤立发展,而是与其他学科存在着广泛的联系与交流,他将图书馆学的相关学科分为同族学科、相邻学科和远缘学科三类.也有学者使用引文分析等方法量化证实图书馆学跨学科特点与跨学科知识交流的客观存在,如特里·梅尔(TerryMeyer) 和约翰·斯宾塞(John Spencer) [44] 对1972-1994年间24种图书馆学期刊论文被非图书馆学领域论文的引用情况进行统计,发现计算机科学、社会科学、医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仅引用2326 篇图书馆学论文,并得出图书馆学是一门对其他学科影响甚微的孤立学科的结论.唐小荃[45]利用图书馆学期刊论文的参考文献分析图书馆学的相关学科,认为图书馆学的高度相关学科是计算机科学,中度相关性学科包括法律、管理学及经济,一般相关性学科有教育和文化,低相关性学科包括哲学、科学研究、社会学等,其研究再次证实图书馆学广泛地引用其他学科文献并吸收和借鉴多学科知识的特点.综上,图书馆学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跨学科研究特征,而在图书馆学与其他学科的双向的知识流动过程中,其他学科对图书馆学影响很大,而图书馆学对其他学科影响却较小.在图书馆学与其他学科的“知识贸易”中,存在着显著的“知识贸易逆差”或“知识贸易赤字”,而这种在学科间“知识贸易”中的被动输入地位很大程度上在影响着图书馆学的学科地位.

由于不同学科都有其特定的话语体系,因而在知识由一个学科流向另一个学科的过程中,语词充当着知识交流的小粒度“媒介”,因此对其他学科语词输入情况的测量有助于了解图书馆学研究中的跨学科知识输入情况.在本研究获取1702个高频关键词(≥5)中,共有707个被《中分表》收录,300 个位于图书馆学相关类目之下,407 个分布于13 个一级类目,详见图7.由图7可以看出,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具有很强的学科开放性,吸收和借鉴了多学科语词而丰富了自身的话语体系.而单从语词输入的数量来看,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等)影响高于计算机科学和数学.整体上看,本文的研究结果与前人关于图书馆学相关学科的分析和讨论大致相吻合.

3.2 内驱力分析

对任一国家或地区的任一学科而言,无论是跨国知识输入还是跨学科知识输入都属于推动其发展的外在驱动力,但这种外在驱动力无法从根本上保障该学科持续、长久的发展.本土学者的原创性学术成果与知识产出,即本文所谓的“内驱力”才是学科发展的坚实保障与根本动力.一方面内驱力与外驱力于学科发展的重要性有主次之分;另一方面,内驱力常常建立在外驱力的基础之上.具体来说,本土原创性学术成果的产生往往需要借鉴和吸收他国或其他学科的知识养料.就我国图书馆学发展现状而言,外驱力发挥的作用是强于内驱力的,内驱力的不足正在严重影响着我国图书馆学的健康生长.本文试从文化自觉与学术原创能力的缺失分析其症结所在.“文化自觉”由费孝通提出:“其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46]15应用于学科发展中来,文化自觉要求学界立土文化,不忘学术传统.由于各国存在着天然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差异,不同国家的图书馆学有着各自的特点,其发展路径也是多元而非一元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是古人遗留给国人的优秀遗产,也是我国图书馆学所特有的内容,本应成为我国图书馆学本土原创知识产生的重要“生长点”,但我国图书馆学人缺少“中国身份立场”[47],使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在图书馆学研究中不断弱化,作为我国古代“显学”的目录学甚至被戏称为“没落学”.面对我国传统图书馆学思想研究的失落,李满花[48]认为应该用中国的话语重新诠释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傅荣贤[54]肯定了古代目录学的现实意义,认为拓展《七略》《四库全书》等经典书目之外的其他研究材料,可以开辟出古代目录学研究的当代出路.虽然整体研究式微,但我们仍然欣喜地看到了在我国传统图书馆学研究中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如周亚[49]分析了颜色在我国古代文献分类中的功用,并以颜色与古代文献分类为例,讨论了文献事业与社会环境的交互作用.毫无疑问,带有鲜明中国传统烙印的当代研究是“文化自觉”在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鲜活体现.

我国图书馆学生长内驱力不足的另一个重要表现便是学术原创能力的欠缺.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学术原创能力的欠缺是与“文化自觉”的失位直接相关的,学术创新是不可能脱离学术传统的,“学术创新必先从学术史研究入手”[50].对我国图书馆学原创性缺失的原因,不少学者曾撰文探讨.整体来看,学者们认为学术批判能力不足和问题意识淡薄是直接与我国图书馆学学术共同体相关的内部原因,而学术环境、学术评价体系、社会经济等外部因素同样不容忽视[51-52].于个体而言,学术批判能力与问题意识的提升绝非朝夕之功;于图书馆学界而言,良好学风的营造和科学的评价体系的建立也绝非易事.毫无疑问,我国图书馆学原创能力的提升是一个长期而又艰苦的工程.

虽然我国图书馆学生长内驱力不足的事实客观存在,但我们也应该褒扬我国学者在学术原创道路上取得的成果,在此仅通过若干学术概念相关研究予以介绍.1980年代,肖自立[53]率先提出“文献资源建设”概念;之后沈继武和肖希明[54]较早地全面、系统地论述“文献资源建设”的相关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王子舟和吴汉华[55]突破传统的图书馆资源建设观的局限,指出读者也是图书馆的活态资源,阐释和发展了“读者资源”这一概念;于良芝[56]则指出过往研究中被视为信息不平等研究逻辑起点的基础性概念(如信息获取差距、信息技术采纳差距、信息技术技能差距、信息吸收差距、信息利用差距等)的局限,提出“世界”的概念,她还重新解读了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的重要概念,得到国际学界的高度认可[57].

4 结语

在我国,图书馆学是一门有着古老传统的现代学科,而通过学术研究提升自身知识含量是图书馆学发展的根本,也是提升学科地位的必由之路.本文主要通过对“新生关键词”的测度和分析来讨论21 世纪以来我国图书馆学“生长度”问题,得到如下结论:(1)进入21 世纪后,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出现大量“新生关键词”,图书馆学话语体系得到很大程度的丰富,学科生长较为明显,但“新生关键词”的年际增长呈现波浪式下降趋势,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年图书馆学持续发展动力的不足,应引起警惕.(2)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依然具有很强的“追风式”先锋意识,而严重缺乏“引领式”先锋意识,存在着潜在的“学术泡沫”风险,同时“研究内容拓展,学科重心凸显”“技术强势,人文失落”也是当下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特点.如何在新时期强化以“知识”为核心概念的学科重点研究和寻求技术与人文的平衡发展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3)我国图书馆学受到国外和其他学科知识的显著影响,而本土学者的创造性概念研究却并不多,这种外驱力压过内驱力的生长现状无益于我国图书馆学的健康发展,我国图书馆学人应明确“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46]16,要在“文化自觉”的引领下和在自身学术原创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创建“中国的图书馆学”,从而在世界上发出真正属于中国图书馆学的声音.

此外,我们认识到对图书馆学“生长度”的测量与分析应该是多方面的,本文重点分析学术研究这一主要基本面,忽视了图书馆学专业教育、行业组织的活动与机构建设、图书馆工作实践等其他侧面.此外,就研究方法而言,本文未使用引文分析的方法对期刊文献的文后参考文献进行分析,这造成了在验证我国图书馆学受国外知识输入和跨学科知识输入影响的情况时佐证的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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