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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革前辈故事我的父辈和我的民革道路

1940年4月,我出生于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1955年跟随父亲支援西北建设来到西安,1962年从西安外国语学院毕业,留校工作,1997年调入民革陕西省委会机关,从事专职党派工作.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会参加民革？我想,这是很多因素影响的结果.其中有两点影响最深.

　　第一,是受我父辈的影响.我们家祖籍江苏太仓.我父亲那辈,姐妹很多,而兄弟三人,关系最亲笃.三兄弟由于时代的影响走了三条不同的道路.我伯父受五四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影响,在上世纪20年代末参加了地下党,我的叔父后来则参加了国民党,成为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的教官.我父亲什么党派都没有参加,在家伺候老母亲,也就是我的祖母.在我们成长过程中,父亲经常为我们子女讲述他们的过去.

　　1935年,我父亲和伯父在上海电报局工作,他们参加了上海电报局的罢工.罢工声势浩大,但以失败告终.当局将为首组织者五人驱逐出上海,其中就有我的伯父和我的父亲.还有一个人叫陈国栋,70年代曾任上海的市委书记.被驱逐后,我伯父就参加了新四军,而我父亲经地下党的同志介绍——那时候他还不太清楚这些人的身份——到南京国民政府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公路处工作.那个处的负责人是赵祖康.

　　我父亲写一手好字,又善译电,很得赵祖康欣赏,所以就把我父亲留在身边处理日常来电信函,成为事实上的机要秘书.如此一直到解放前后.赵祖康曾经留学美国,是中国有名的公路专家,为中国现代公路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解放前夕,他奉命担任上海市代市长.新中国成立后相继担任上海市规划建筑管理局局长、上海市副市长,他还是民革上海市委会主委、民革副主席.他为人正直,对我父亲要求很严格.我父亲跟随他走南闯北,参与全国很多公路的建设工作,突出的如陕西到甘肃的西兰公路、陕西境内宝鸡至汉中的西汉公路、四川境内乐山至西昌的乐西公路,还有那条闻名于世的滇缅公路,这些公路在抗日战争中都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赵祖康有几个亲戚是地下党,因此赵祖康本人也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我父亲因为我伯父的关系,对有着自己的认知与判断.解放前夕,当时国民政府很多官员都逃去台湾,有人一再动员赵祖康以及他身边的人一起去,赵祖康明确拒绝,坚定地留在上海.解放上海前夕,当时的上海市长弃职逃跑,在这种情况下,赵祖康毅然挺身而出,危命接受上海市的代理市长,在一批同仁的帮助下,共同稳定上海秩序,安稳上海市民,保护上海市的财产和档案,不让国民党运到台湾去.解放军进城后,大概是1949年5月28日这天,赵祖康以代理市长的身份率领市政府的各部门人员300余人投诚.大家集合在上海市政府的会议厅,会议由潘汉年主持,最后由陈毅——陈毅当时以上海市市长的身份出现——来给大家讲话.陈毅认为,赵先生和我父亲等人的投诚之举非常好,对完整地保护上海这座城市作出很大的贡献.

　　现在看,上海市在解放战争中间并没有受到大的破坏,大量财产、档案宗卷能够较好地保存下来,赵祖康立了大功.当然,还有很多人士,其中也包括我父亲.这些在我父亲1949年的日记里记载得非常详细.赵先生的贡献在于,证明了蒋家王朝的罪恶统治,以致未能带去他的全部人员；赵先生的贡献更在于,国民党时代的文件档案以及公用器材——包括租界时期、日据上海时期——很完整的交到人民手里,这是非常重要的.

　　父亲给我们讲过一个细节——这个没有记录在他的日记中：赵祖康率部投诚时,把象征着当时上海市政府的钥匙和一个大印亲手交给了陈毅,这意味着国民党的旧政府完成了向领导下的新政府转变的过程.这是一个很有历史价值、很有历史意义的象征,很多人至今都感慨,正是这样的和平转变,让上海得到了保护,避免了战争的破坏,可谓功莫大焉！这样的经历,从侧面反映了赵祖康、反映了我父亲的政治选择.正是这样的政治选择,解放以后他们都能够继续为国家、为社会服务.

　　上海解放前夕,由于国民党当局先行将婶婶等送往台湾,我的叔父迫不得已也去了台湾,从此音信全无.直到“”后,随着政治环境的宽松,海峡两岸逐渐恢复邮政通讯,我父亲开始与叔父书信往来,并以诗词互吐衷肠.80年代中期,我的叔父终于得以回到大陆省亲,兄弟三人见了面,彼此感慨万千.我记得,当时我们都去老家太仓相聚.我的叔父一进门就与我父亲相拥抱,老泪纵横,场面非常感人.作为后人,我们可以把我父亲兄弟三人的经历看作是中国近代政治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由此感悟近代中华民族历经磨难、生生不息的历程.

　　记得我父亲常会带我们到赵祖康家做客.当知道赵祖康是民革的成员并担任领导,为中国的合作事业尽心尽力努力工作,赵的许多旧部、同事,也是父亲的知交,也大多是民革党员时,在潜移默化中让我就有了一种感觉、有了一个印象：民革,是一个先进的政治组织,是在中国政治社会发展中自然产生成长起来的,对中国社会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二,我加入民革受到我叔父的影响.前面已经说过,我叔父当年加入了国民党.国民党是中国现代社会政治生活中重要的政治现象、政治存在.孙中山先生的许多理念、信念对国民党有着无可替代的影响和作用.我喜欢历史,受叔父影响,当然也关注国民党历史的发展,因此逐渐地对国民党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国民党成立之后,内部有左、中、右三派.有相当一部分成员是追求进步的,对于民族的命运、对于社会发展的前途都给予了热切的关注与期望,他们同样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精英、是出类拔萃的人物,民革正是由他们组建创立的.我认为,党派是我们国家进步分子的组织,是我们国家社会生活中发挥独特作用的政治力量,不可替代和轻视.

　　为了支援西北建设,我们举家迁到了西安.我在西安外语学院（今天叫西安外国语大学）学习俄罗斯语言文学,后留校工作,改革开放后,从事中西文化方面的交流和研究,还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汉语教师.我认为,外语是一种语言工具,应该为国家的发展特别是对外交往发挥重要作用,作为外语学院的教师,应该多出一些力.那时候,我主要给一些来自法国的外教教汉语.当时,有一位法国历史学博士,名叫让·德·米里拜尔,对东方文化非常感兴趣,不仅学汉语,还钻研中国文化.在法国汉学家汪德迈教授建议下,我和米里拜尔一起开始研究明代历史.我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潜心钻研,用了整整六年的时间,完成了一项研究中国明代地方史的法国国家博士论文——《明代地方官吏及文官制度——关于陕西和西安府的研究》.这部论文在法国学界引起轰动,被认为填补了法国汉学研究界的一个空白.西外的一些同事将该书译成汉语在国内出版,成为我国第一部研究明代西北地区断代地方史的学术著作.米里拜尔当时用这个研究向巴黎第七大学申请了国家博士学位,我有幸被聘为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中方主考赴巴黎参加了这场答辩.与此同时,我还在中法文化方面做了其他一些研究.1985年,我接到法国来函,鉴于我在中法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法国政府决定授予我“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十字勋位”及勋章.当时中国好像只有三四个人接受过这个勋章.勋章虽小,但是荣誉甚高.那个时候,我还不到五十岁,能获得如此荣誉,似乎很快发生了影响.各方面开始关注我,特别是政治上的关注.最初,我想按照我父亲的方式,什么党派都不参加,安心当老师,教书育人.但是很多人都在劝我：一个人应有政治选择.在这样的背景下,想到了赵祖老、徐以枋、张佐周等等父执辈,当然还有叔伯等对我的种种影响.加之当时两岸关系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大家都期盼祖国统一早些实现,于是我就选择加入了民革.

　　此后,我带着满腔热忱、全身心地参与到民革的各项活动中去,并逐渐担任了组织内的一些职务.1997年根据组织的需要,我离开学校到民革陕西省委会机关工作.至此,走上了从政的道路.从此,我对省级民革组织工作的开展、对于我国党派的发展都与日俱进地加深了自己的认识与思考,也曾受民革、社会主义学院邀请,作过一些讲座,反响良好.

　　与老一辈的民革领导同志相比,我还幼稚年轻,感悟和历练也不如他们丰富深刻.能将我走过的民革道路进行回忆口述,希望能为后人了解我们民革乃至中国的党派提供一个小小窗口,为后人开展研究提供一些资料与信息,也算是我的老有所为罢.■

（陆栋,民革陕西省委会原主委.以上资料由民革陕西省委会采集提供/责编　金绮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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