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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学消费的物质性
张进,王垚
（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７３００００）
摘 要：文学消费是文学的物质性研究视域下的重要范畴.通过考察文学作为物的文化传记,可以看出在大规模的商品化、货币化的消费社会,文学经历了“商品化－去商品化－再商品化”的过程.文学消费活动发生在多个子系统中：一般物性商品的系统、物质性“商品符号”系统以及物质性语言符号系统.文学接受与文学消费不应是高低等级制的关系,而是一种“域化”与“解域”的复杂关联.
关键词：文学消费；物质性；文学接受
中图分类号：Ｉ０３－０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７）０３－０１３２－0７
长久以来,文学被认为是精神产物,围绕文学的创作、接受等方面强调文学精神层面的审美内涵与意义的“合法性”似乎毋庸置疑.马克思的艺术生产论将文学艺术引入经济学、社会学的领域,指出文学活动是特殊的精神生产的观念活动,精神生产是相对于物质生产而言的概念.虽然马克思依然将文学生产归于精神的、观念的实践,但他为后来文学的“物质性”研究奠定了基础.从马克思到后来的新马克思主义,再到最近几十年的消费文化、物质文化研究,理论家们的视野逐渐从文学的语言的、话语的、审美的领域转向更为开放的物质性的、社会性的领域,发掘文学的语言物质性与社会物质性的复杂关联.
从文学“反应”的角度看,将文学作品与审美接受这种精神活动连接起来,使作品持续地生成意义的文学接受论是我国文学理论界长期认可的“合法性”理论.而当下社会转型与文学理论研究的新转向促使我们考察文学的物质性,反思鲍德里亚描述的“消费控制着一切”的消费社会,并将文学消费的问题纳入文学理论研究的视域.传统上认为审美是人的精神活动,“在消费社会,审美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审美活动本身变成了消费.”[1]文学消费基于“消费者”,从生产和消费的角度将“创作－作品－接受”的知识型过渡到“生产－产品－消费”知识型中,产生了文学研究的新问题和新意义.
一、“消费”：观念的演进
英语中消费一词从词源上看来自拉丁语（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ｅ）,意思是“抓住、利用、完全地接收”,引申出的含义为“耗尽,浪费,毁灭,耗费”.十四世纪,消费一词开始在英语、法语中使用,当时的语境中,消费意味着破坏本不应该被破坏的东西,具有一定的贬义和消极意义.１８ 世纪,亚当·斯密的生产劳动学说将“生产”一词置于理论言说的中心,伴随着工业革命的机械化生产,生产／消费逐渐成为一组二元词.然而,消费一词早期的贬义性在马克思到法兰克福学派都或多或少得到延续.尤其是后者,在精英主义的立场上对“文化工业”展开了强烈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消费者的消费活动是容易被操控的,是盲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指出：“由于出现了大量的廉价的系列产品,再加上普遍进行欺诈,所以艺术本身更加具有商业性质了.艺术今天明确地承认自己的独立自主性,这不是什么新奇的事,但是艺术发誓否认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反以自己变为消费品而自豪,这却是令人惊奇的现象.”[２]在标准化的文化工业生产中,文学艺术进入到“生产者－生产－产品－消费－消费者”的关系中,丧失了其独特的光晕（Ａｕｒａ）.在他们看来,消费者甚至可以说是这种关系中的受害者,他们在营销和广告策略的诱导下消费,而这些策略正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控制手段.法兰克福学派的贡献是将生产／消费的讨论从亚当·斯密、马克思以来的政治经济学领域引入到文化研究领域.在他们之后,伯明翰学派接过了旗帜,并且逐渐开始扭转消费一词的消极含义.
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主义不同,伯明翰学派则将焦点放在了受众,以大众这一消费主体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之一.早期的伯明翰学派还受利维斯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霍加特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对商业化的大众文化进行了批判.到了威廉斯这里,大众文化的商业化并没有遭到反对,但威廉斯认为应该警惕商业化愈演愈烈的趋势.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霍尔成为伯明翰学派的领军人物,他的出现将受众研究引向了新的方向.霍尔在他的著名文章《电视话语的编码与解码》中,霍尔提出了著名的三种解码类型（即主导霸权地位、协商符码、对抗符码）.霍尔将电视传播的文化产品看做一个意义开放的文本,研究在流通和消费阶段受众接受的多种可能性,他认为消费阶段受众主体的能动性致使产品文本存在协商型甚至对抗型的消费.霍尔的理论在文化研究领域削弱了消费一词原本的消极含义,消费行为不再是被动的,破坏的,而意味着可能的主动选择和意义再生.
１９７０年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促使“消费社会理论”以及与之相关的消费文化研究成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的显学.鲍德里亚将当代社会界定为消费社会,与传统社会的生产为了满足生存需要不同,消费社会的生产具有文化的含义.二战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新的工业化社会（也就是所谓的“后工业社会”）,技术的发展、管理方式的变化、资本运作的革新带来了新的社会形态.机械化生产提高了生产效率,改变了生产结构,进而导致产能过剩.商品获得了使用价值以外的新的价值.因此,消费社会里消费者消费的不再仅仅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商品被赋予了符号意义.鲍德里亚指出：“消费的真相在于它并非一种享受功能,而是一种生产功能———并且因此,它和物质生产意义并非一种个体功能,而是即时且全面的集体功能.”“消费是一个系统,它维护着符号秩序和组织完整：因此它既是一种道德（一种理想价值体系）,也是一种沟通体系、一种交换结构.”[３]也就是说,鲍德里亚认为,消费建构了我们当下社会的一套编码系统,我们通过这个编码系统进行交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阐释的商品的生产、消费模式在消费社会扩充为除经济行为外的文化行为,商品不再只有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而被赋予了符号价值.鲍德里亚说：“我们处在‘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境地.”[３]商品作为“物”的功能性、实用性正在慢慢弱化,而作为“符号”的文化价值空前膨胀,这种附加的意义附着在大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可以说一切被赋予意义的“物”都是商品,而参与到意义的散播、增值或解构等行为中的人就是消费者,这就诞生了与消费社会相融合的消费文化.消费文化的特征是日常生活在消费中有了审美的、艺术化的意义,而原本具有审美性质的艺术和艺术品都可以被消费.费瑟斯通在《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中谈到：“使用‘消费文化’这个词是为了强调,商品世界用其结构化原则对理解当代社会来说具有核心地位,这里有双重的涵义：首先,就经济的文化维度而言,符号化过程与物质产品的使用,体现的不仅是实用价值,而且还扮演着‘沟通者’的角色；其次,在文化产品的经济方面,文化产品与商品的供给、需求、资本积累、竞争用垄断等市场原则一起运作于生活方式领域之中.”[４]因此,消费品（包括文学产品）的物质性不仅仅指其实物性,而是实物性与物性符号价值融合于物质性的消费文化中并不断参与信息交换、物质实践的存在状态.
２０世纪后期,理论家们开始从各自领域（经济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博物学、文化研究、文学批评等）研究消费,并着重强调消费的积极意义.“消费者并不是被动的,易被操控的,在他们对物质性商品的挪用和改造中展现出了积极的,有创造力的,批判的一面……在这种挪用的过程中,身份被建构起来.”[５]包括阿尔君·阿帕杜莱、丹尼尔·米勒、乔纳森·弗里德曼在内的一大批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从不同的角度谈论消费的积极意义,他们希望打破聚集在“消费”这个范畴的固定的贬义性表述和研究范式.丹尼尔·米勒指出自己“不仅仅主张消费文化应当被看作一种正宗的原创性文化,同时还否定了这种文化一定是个人主义的、物质至上的,或者说资本主义的文化.
”[６]大卫·格雷伯认为比这些不同版本的有关消费的著作中谈论的问题更值得关注的是与此同时,当前的课堂、研讨会、非正式的研究所讨论会中的新的“标准叙述”正在形成.他指出：“从前,我们赞成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观点,认为生产是历史的推动力和社会斗争的合法战场.另外,我们所能想到的消费者需求,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制造,是广告商和卖家为了处理掉没有人真正需要的产品而进行操纵的结果.但最终我们开始认识到这种观点不仅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极度精英主义和清教徒式的.真正的劳动人民在消费中发现他们日常生活的乐趣.”[７]当代研究消费的学者倾向于认为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是有策略的,是主动的,他们创造性和抵抗性的实践使产品成为凝聚着特殊价值、意义、情感、身份的动态物.在这种新型的消费观念下,消费者既不是物的掌控者和毁灭者,也不是受制于物的被动者,而是处在与物亲密纠缠、互相建构的多元动态的物质文化关系中的一元.
二、文学作为物的文化传记
探讨文学消费的问题,需要将文学鉴赏、文学接受所忽视的文学作为物的属性纳入考察视野.引入文化的视角,从“物的文化传记”的维度考察文学作为商品历史以及与消费的关系.“引入传记的概念使我们能够避免视对象为一系列既定形式中某一结构获得真实性的结果,同时保证我们关注物如何具体运动、如何在多种状态之间‘过渡’,以及作为具有时间性和节奏性的形态或连贯行为的物如何受到（自我）管理等问题.”[８]文学的语言离不开媒介,如果仅仅聚焦于文学语言的“所指”,而忽略了语言所依赖的媒介的物质性和语言本身的物质性,则易走向一元化的理论视野.值得一提的是,新世纪问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和《剑桥中国文学史》就打破了以往时间朝代更替和文类体裁区分的文学史编纂体制,在编者看来,“在物质条件中的文学生产与消费变迁,较之政治移变更为基础和重要.”[９]
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的论断为研究文学的物质性提供了理论资源,他解释道：“所谓媒介即是讯息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1０]也就是说,媒介、信息与人的是文化性的能量互动关系,我们需要打破物质实体／ 精神意识、形式／ 内容的界限划分,认识到物质性并不等同于物质实体.从媒介的角度引入文学作为物的社会传记,旨在警惕将物质性等同于物质实体的偏执,并揭示文学所依赖的媒介和文学作为媒介本身所承载的信息的流动.伊戈尔·科普托夫（ＩｇｏｒＫｏｐｙｔｏｆｆ）在《物的文化传记》一文中指出：“在文化的视野中,商品的生产也是文化和认知的过程：商品不仅仅作为物质生产的物,而且被作为一种被文化标记的物.”[1１]他认为在文化的视野考察物的传记需要历时性地从两种不同规模的社会入手.一是小规模的非商品化社会,一是大规模的商品化和货币化社会.
“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文学事实,有三个重要形态：书籍、读物、文学.”[1２]这三种形态界限模糊,而且一旦进入文化传记的考察中则更加难以区分.也就是说,文本的语言与物质意义之间的联系是不可避免的.文学作为“物”必然有载体作为媒介,文学的发展伴随着载体的发展.不论是口传、书写还是印刷,文学存在于私人化的创造和阅读、接受领域,同时也存在于另外一个生产和消费的领域.实际上,从商品社会诞生之日起,文学作品就已经开始作为商品流通.
在我国,早在两汉间,就有相当于当今书店的“书肆”.扬雄《法言·吾子》中就提到了书肆：“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后汉书·王充传》也有记载说王充“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通忆.”可见当时图书的获得除手抄传阅外,已经可以通过货币购买.然而,印刷设备被开发之前,文学并不能作为普遍的商品供大众消费.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很大程度上是在小范围的文人圈里流通,这种流通并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商品流通”.例如引起“洛阳纸贵”的左思的《三都赋》,也只是在权贵之家竞相传抄.隋唐时期,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科举制度的建立促进了文学传播的繁荣.修订了一批经典,并以这些经典为纲举行科举考试,这就使得图书的需求量大幅增加.这一时期佛教的传播也促进了文学一定程度的商业化.唐代的书籍交易已颇具规模,唐传奇《李娃传》中就有一段描述买书的情节：“娃命车出游,生骑而从.至旗亭南偏门鬻坟典之肆,令生拣而市之,计费百金,尽载以归.”书肆在唐代尤为发达,形成了长安、洛阳等图书交易中心.宋人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并未在当时得到推广,宋代大力推广的依旧是雕版印刷.宋代大力提倡文治,全国出现大规模的书籍印刻中心和销售中心.从此,我国民间文化开始繁荣.元始推广和使用活字印刷,之后通俗文学开始广泛传播.元、明、清时代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的兴起和繁荣得益于印刷技术的提高和书籍交易规模的扩大.
虽然印刷技术在我国诞生,但大规模的机械复制技术发明之前,文学的生产和消费是在小规模的非商品化社会中进行的.不论是以书简、木板、绢帛还是纸张为载体,在古代封建社会中文学作为商品都受制于社会生产力、经济规模、统治者理念、生产技术等因素.德国人古登堡发明的活字印刷被认为奠定了现代印刷技术的基础,但当时的印刷技术离机械化还很远.在小规模非商品化社会的各历史阶段,文学作为商品的身份在交换领域中是确定的,任何与此身份背离的文学商品在交换领域中往往被“神圣化、孤立、驱逐”.[1１]也就是说,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学商品的身份被社会历史系统所建构,同时,从这些“小规模”社会中考察文学商品的传记,我们看到的也是社会历史系统本身.
工业革命带来的机械化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在此之后,现代印刷技术逐渐发展成熟,从十九世纪中期到二战前后,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工业发达国家的印刷业基本实现了工业化.机械化复制设备的大规模使用是文学流通的一个转折点.从此,文学作品得以大量复制,文学的商品性质逐渐受到关注.文学从此从小规模的非商品化社会过渡到了大规模的商品化社会.在这种社会里,物的大规模的商品化意味着物的交换行为和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和复杂化,而且交换并不意味着消费行为的结束,反而是消费过程的开始.文学也不例外,技术飞速发展带动了媒介的更新和增多,这使得原本明确的交换领域变得复杂而多样.对文学作为物的社会生活传记的考察从社会历史、技术等领域过渡到多维的文化领域,并把视角聚焦于消费文化.“现代社会中社会环境与个人的品味之间的关系较之小国寡民的、非货币的、前工业社会的时代之中要更为紧密些.”[1３]在现代化的工业社会里,商品化的文学与社会、政治、技术、传媒、消费者个人趣味、社会心理等等因素相互作用,文学呈现出“商品化－去商品化－再商品化”的复杂的过程性.
大规模机械复制技术的成熟和经济体系的完善直接促进了文学的商品化,在消费的过程中作为商品的文学则必然会发生“商品的偏移”（阿尔君·阿帕杜莱语）,这种偏移也就是文学的去商品化.所谓偏移（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ｓ）就是商品脱离了其原本的社会商品语境,进入了意义流动、价值附加、身份建构的消费文化语境.文学消费将商品化的文学带入了更广阔的文化语境,使文学从一般的商品化走向特殊化.最直观的例子即成为收藏品的文学,成为展览品的文学,成为礼物的文学等等.交换行为发生之后,文学便开始了去商品化过程,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文化意识形态、消费者的阶层区分、消费者的群体性消费心理、消费者的个人趣味互相作用,赋予了文学更多元的意义和价值.被消费的文学进入了人的日常生活,被人赋予某类特殊意义、价值、身份的同时参与了人的身份的建构,他们通过消费某物进行自我表达和评估,从这种意义上说,消费即是文化实践.去商品化的偏移路径终将导致再商品化.走向特殊化的文学又会经历再次商品化的过程,去商品化使再商品化成为可能,正如丹尼尔·米勒所说：“一旦货物不再仅仅被理解为商品,而是看作现代文化的主要成分,消费的可能性就出现了.”[1４]去商品化过程是意义的再生产,并引发新的消费需求,因此重新语境化的文学便会经历又一次商品化过程.
三、文学消费的性质
文学家、批评家们似乎总是想让我们关注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审美意义本身,然而强行将“词”与“物”剥离开显然是徒劳.从结构主义语言学、俄苏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等将语言视为“物质的东西”到奥斯汀的述行语言的施事功能,再到伊格尔顿的“文学事件”,文学的物质性成为当前文学理论批评、物质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蒂姆·丹特指出：“消费是理解物质文化如何塑造而反映社会形式与过程的一种特定方式.”[1５]在消费文化领域,文学消费主要有三重性质.
（一）消费作为一般物性商品的文学
我们对文学消费的关注某种程度上是对马克思“艺术生产论”的回应.在以消费为主导的消费文化的浸润下,文学的商品性质得以彰显.机械复制设备投入使用革新了文学传播方式,文学被大规模印刷成书籍明码标价.新媒介的产生更促使文学成为多种形态的商品.消费者获得文学的方式就是消费（用货币购买）,在这种消费模式下本书和一件衣服并没有区别.我们用货币消费的是完成了的,经过印刷、包装的文学作品.消费作为一般商品的文学,消费者可能并不会进入到阅读阶段.文学作品被生产出来进入流通领域,就会如其他商品一样产生损耗、积压或者走俏,这是传统的物态商品的共性,文学作品和其他商品一样,遵循市场规律,或高或低于标价出售.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是普遍意义上的物理性质的“物品”,“物品”进入商品流通市场从而成为一般性的商品.无论是实体的书籍、音像制品还是非实体的电子书、网络作品,一旦进入“高密度市场”（ｈｉｇｈ－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ｍａｒｋｅｔ）,就进入了价值交换的消费领域.如果抛开文学消费的其他性质,单从购买行为上分析,文学仅仅作为物体现了消费者的购买能力,似乎并不能参与到文化实践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然而,文化环境中的人与物不可能被简化为纯粹经济上的人与物.威廉·莱斯是这样描述他所谓的“高密度市场”的：“商品不是简单的‘客体物’,而是逐步地变得更加不稳定,是目的和特征的暂时性集合,换言之,是高度复杂的物质－符号的存在物.”[1６]消费受到文化中多元因素的影响,因此引入文学消费的另外两重性质尤为重要.
（二）消费具有物质性符号意义的文学
文学在拥有一般商品属性的同时被符码化,在生产－消费的过程中,意义不断地开始生成、附着.鲍德里亚认为：“要成为消费的对象,物品必须成为符号,也就是外在于一个它只作意义、指涉的关系———因此它和这个具体的关系之间,存有的是一种任意偶然的和不一致的关系,而它的合理一致性,也就是它的意义,来自于它和所有其它的符号———物之间,抽象而系统性的关系.这时,它便进行‘个性化’,或是进入系列之中等等；它被消费———但（被消费的）不是它的物质性,而是它的差异（ｄｅｆｆｅｒｅｎｃｅ）……被消费的东西,永远不是物品,而是关系本身.”[1７]鲍德里亚的理论为文学消费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鲍德里亚拒绝仅仅将商品理解为实物,而是将其看做一个不稳定的、漂浮的物质性能指领域.鲍德里亚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处在“商品－符号”系统中的文学消费.在“商品－符号”系统中,消费者消费的首先是商品的符号意义,其次才可能是其实用意义.
消费者通过消费进行着自我身份的指认,商品符号具有的意义附着在消费者个体身上,使之在社会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获得某种身份上的认可.炫耀式消费在消费社会更加普遍.例如,有的消费者购买大量的文学作品只为了向他者显示自己爱读书的身份,而实际上并不阅读；有的消费者购买某一特定版本的文学作品为了收藏,这时,文学作品作为艺术藏品体现其价值,消费者通过购买这件商品构建了自己收藏家的身份.消费者以消费文学获得某种身份认同,追逐畅销作品如同追逐时尚潮流一般,因此,在消费社会,文学也是被“时尚化”的.当然,这种“时尚化”不一定体现在畅销作品上,那些不受大众关注的、市面上并不走俏的文学作品,被赋予了另一种时尚化的意义.当畅销文学被认为是主流的时候,看似非主流的文学则获得了抵抗主流的意义.例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守灵夜》等等这样被认为晦涩难懂的文学作品成为一部分消费群体追逐的对象,这些消费者将拥有这些作品作为自己区别于大众化的高品味的象征,这时他们消费的正是这些文学作品的“商品－符号”意义.在“商品－符号”系统中,消费者通过差异性的消费,形成了象征不同身份、地位、品味的阶级.
（三）消费作为物质语言符号的文学
即便一再强调当代社会是商品的社会、消费的社会,如果只将文学作为一般商品和“商品－符号”进行讨论显然有失全面,文学的语言符号层面的消费同样值得重视.“阅读只不过是消费的一个方面,但却是其最基本的方面.”[1８]传统意义上,进入到文本的语言符号系统,就进入了文本内容的审美层面,也就是文本所谓的“本应该”呈现给消费者的面目.然而,给文学文本设定存在具有“文学性”这种“逻各斯”属性是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以来,尤其是从形式主义到接受美学一直延续的传统.进入到消费话语语境中,文学的“文学性”传统受到了质疑与批判.
德·塞托指出消费者的阅读行为如同一种偷猎,消费者并不是文本意义的消极体验者和接受者,而是旅行者,“他们在他人的土地上穿梭,在他们并未书写的田野里过着偷猎式的游牧生活”.[1８]也就是说,消费者在消费关系中获得的是主体的身份.在消费社会中,消费主体是“去精英主义”的,且拥有对文本意义进行解码和再符码化的巨大权力.在大众消费文化中,文学消费具有了新的特性：“挪用”和“重构”.一切的对文学的阅读、阐释、再造都是一种消费实践.文化意义上的挪用是指“占用、盗用”.消费社会体现的是去深度、碎片化、快餐化的消费文化,在这种文化语境中,文学的消费也呈现出与文化相同的性质.消费者对于文学文本的“挪用”实现了对文本的再生产,完成了意义的重构.“挪用”模糊了文学／非文学、高雅／通俗、精英／大众、经典／非经典、口语／书面之间的界限,将文本意义拓宽到整个历史文化的语境中,它作为一种策略、一种操作行为将消费者的主体地位加以强化.
首先这种“挪用”体现在对经典的祛魅.“祛魅”是原是马克思·韦伯在论述西方国家宗教化向世俗化社会发展的过程时使用的概念.祛魅的过程也是价值多元化的过程,那种精英主义的,推崇经典文学的阅读、欣赏和接受的文学观念由于消费的渗透而走向瓦解.经典文本走下神坛,被去神圣化、去深度化,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碎片化的“戏说”、“新编”、“戏仿”.其次“挪用”体现在对大众消费诉求的满足.如果仅仅只挪用经典,那么就不能把挪用看作消费社会的专利.从古至今,文学的“互文性”体现的正是“挪用”的策略.然而,在消费社会,这种“挪用”更具大众化,融合了商业策略与日常娱乐诉求.于是,从网络语言到政策话语,从新闻事件到畅销小说,从流行歌曲到影视作品,从明星到政客,无一不是被消费的文本.这些文本在消费文化这张大网中作为一个个能指不断地流动,不断地被占有和盗用,不断地被编码、解码、再符码化.消费者作为主体是策略的实施者,是意义的接受者,也是意义重构的生产者.
文学本身是一个互文、挪用,接受、再造的物质事件过程,这个过程将文学文本的意义弥散开来.无论是购买还是阅读都是消费者对这个事件的参与和铭写.文学消费的三重性质实质上无法彻底区分和隔离,它们凝聚在文学事件当中,相互关联,互为影响.
四、文学消费与文学接受
谈论文学消费的问题是在物质文化研究的视野中进行的.当下物质文化研究发生在许多学科领域以及跨学科领域,使得物质性这个概念呈现多样化和模糊不定的状态.《读者与文本物质性》一书中对文本的物质性的总结或许有借鉴意义,文本的物质性有四种指向：“（１）文本的解读要结合它的物质形式；（２）文本和它的互文性副文本可以作为物质性意义的证据阅读；（３）文本和物质形式构成意义的关系；（４）物质形式,或者物质与思想的阐连关系,影响着读者群体和受众对文本的理解和态度.”[1９]与文学接受论关注的文学的形式与内容不同,文学消费论将视角投向了文学的物质性实体、物质性语言以及文本各组成部分之间动态的意义生成关系等维度.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商品化、货币化的经济规模逐渐成型,同时,文化研究成为学界的显学.文学消费的问题开始进入学人的视野.１９９８年修订的童庆炳的《文学理论基础教程》中对文学消费进行了论述,这是国内第一次在文学理论教科书的意义上对文学消费进行阐释.《文学理论基础教程》重点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消费的观点,将文学消费的性质解释为既是一般的商品消费,又是特殊的精神产品消费.书中阐释文学消费、文学接受、文学鉴赏三者的关系时,将文学消费定位为“初级阶段”,文学接受居中,文学鉴赏为“最高层次”.可见当时学界对于文学消费的态度十分谨慎.这种三层次的等级制划分显然以读者的审美（陶醉）为最高标准,是接受美学范式指导的结果.而如果站在文学消费论的立场上,这个等级就会反转过来,使文学消费成为“最高层次”.因为在文学消费论的视域下,文学消费的过程中那些处于“文学性审美”外的因素同样重要,甚至可能具有更高的价值.实际上,从文学消费的性质看,只有文学作为一般商品进行交换时,文学消费才是一定意义上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文学消费只涉及货币交易层面.然而,交换层面的文学消费不可能被完全隔离出来,因为在交换行为之前,文学已经经历了“商品化－去商品化－再商品化”的过程,并依然处于这个循环的系统当中,权力、身份、品味、社会心理等等复杂的因素交织其中,这些都很难用等级制来归纳和解释.因此,文学接受与文学消费之间并不是高低等级关系,而是一种“域化”（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与“解域”（ｄ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的复杂关系.
文学接受基于“创造－作品－接受”的子系统,以读者为中心,强调读者的审美阅读对文本意义的产生所起的能动作用.文学接受的对象是语言构成的文学作品文本.读者阅读文本,从文本中获得审美感受,激发文本审美价值和社会功能的实现.读者作为主体,在审美经验基础上对文本的价值、属性或信息进行主动的选择、接纳或扬弃.虽然文学接受论认为文本是开放的,意义延展的,但文学接受所处的系统相对封闭,它的对象是文学文本,接受活动被局限在文本的语言符号系统.文学接受论对于文学作为“物”的属性进行了有意地忽视,它追求读者对文本意义的最大化呈现,认为如果不是读者的再创造,文本只能是死气沉沉的物.也就是说,文学接受看重的依然是文学的“文学性”.“通过将读者‘请进’文本之内,接受美学瓦解了作者对于文本的‘自主性’.但遗憾的是,读者从而也被封闭在文本之内,作品仍然是作者的作品,是经由作者的作品.”[２０]这种相对封闭的接受活动,对文学进行着“封疆建域”,使文学活动与人类社会的其他活动领域隔离开来,这就是文学接受论对文学的“域化”.
文学消费则倾向多元化的视角,消费活动发生在多个子系统中.这些子系统又同处于社会物质文化的多元巨系统中,相互依存,相互界定,彼此作用.因此,文学消费所关涉的领域和范围比文学接受更为广阔.相对于文学接受对文学“物性”的忽视（甚至蔑视）,文学的“物性”在文学消费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呈现,是物将我们与文化联系起来,我们与物形成了一种相互的意义重构和情感纠缠.“物不只是我们制造的产品,设计来帮助我们满足基本的本能需求,物也是我们借以表现我们是谁及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的表达方式,而这些也是形塑社会进展的要素.”[1５]文学接受对于阅读行为的考察倾向于读者的审美经验和艺术心理以及对文本意义的再创造.而文学消费则在社会文化系统中考察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和对文本意义的再生产.文学消费的主体是消费者,消费的过程也是物质性的文化实践的过程,这个过程与消费者的趣味、身份、心理、动机息息相关.正如埃斯卡皮所说：“读者是消费者,他跟其他各种消费者一样,与其说进行判断,倒不如说受着趣味的摆布,即使事后有能力由果溯因地对自己的趣味加以理性的、头头是道的说明.”[1２]文学消费论认为消费者并不绝对规训于意识形态“策略”,“消费者的消费程序和计谋将构成反规训的体系”.[1８]作为主体的消费者在消费中对意识形态的反规训、抵抗在文学消费论看来是颇为重要的.读者不再被认为是文学意义的被动接受者,他们是“政治的、建构的、决定的、权威的、参与的和好奇的.受众可以是书商、收藏者、发布者……受众既可以是作者也可以是读者.”文学接受看重的依然是文学的“文学性”,文学消费论则不再相信所谓的“文学性”,取而代之的是“社会性”,或者说“文化性”.我们在物质文化的世界里消费,也消费着我们的文化意义,在消费过程中意义不断被编码、解码、再符码化.因此,可以说文学消费论是对文学接受论的“解域”.
总而言之,文学消费与文学接受之间,并不仅仅是概念术语的转变,而是观念范式的转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接受美学的繁荣将文学研究带向了以读者为中心的维度.当文学研究界在大力谈论文学接受的时候,文学消费作为新的理论话语在二十世纪八十年始向文学研究的各个分支渗透,渐渐引发了文学观念的变革.然而,从文学接受到文学消费不能仅仅在历时性的维度上来把握,这样容易忽视文学接受和文学消费之间的“交集”部分,也容易引发误解,认为文学消费是对文学接受的替代.因此,谈论文学的物质性和文学的消费问题不是对文学的鉴赏、审美、接受等维度的摒弃,而是指出当下文学理论研究的观念范式转换的必要性,力图从物质性的、社会性的、文化性的多元维度考察当下文学本身以及文学研究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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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阳玉平］
消费论文范文结:
关于本文可作为消费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消费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下载。
3、消费导刊杂志
4、关于消费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