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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学术论文的利益链

文_本刊记者 杨宇勃(发自湖南、陕西、湖北)

2017年1月15日,南京大学公布了《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和收录集刊(2017-2018)目录》,在新一期的CSSCI来源期刊和收录集刊(简称C刊)目录公布之后,一时间社会舆论激起千层浪.一些国内学者公开抨击,称C刊目录背后长期存在利益勾兑乱象,并指学术评价“异化”.中国学术期刊是否存在利益勾兑,学术界是否迷信“影响因子”的争论更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议.

采访中,湖南某高校副教授坦言,学术论文发表成为包括高校老师在内的大多数研究人员心中的痛,“其中往往伴随着排资论辈以及利益交换的丑恶现象”.湖北省某高校历史系研究生直言,一些学术期刊,特别是核心期刊对于刊发的论文“重身份,轻质量”,“发表论文俨然不是学历问题,而不少核心期刊却私下对作者的身份做出了硬性规定,他们十分看中作者身份、出身.”

论文质量高低由发表平台决定

目前,我国学术论文内容质量评价标准尚不健全,时下盛行的是“以刊评文”,一篇论文质量的高低,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该论文发表的刊物影响力,再好的文章一旦发表在普通的学术刊物上,其往往在学术界默默无闻;而如果同样的文章发在核心刊物,甚至更高级别的刊物上时,就会被视为优质论文.

一直在高校从事科研工作的王航国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科研单位评职称、申请论文答辩资格等都认这个,如此一来,论文内容质量的高低定级标准某种程度上掌握在高校出版社编辑手中,而有些编辑对于所审稿件的内容并不具有专业理论,有时候甚至造成外行指导内行的现象.”

对于学术论文评审权的掌控,某种程度上是学术期刊出版单位手中的“尚方宝剑”,特别是核心期刊等在国内某些研究领域知名的期刊.加之不少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都对不同的核心期刊进一步划分了等级,他们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将与自己单位科研领先的专业相近的刊物“通常划归为A类,次之B类,再次之C类,一般来说,单位能够划分A类、B类、C类的,基本上要求都是比较高的地方,A类、B类、C类这些刊物,多数都是从CSSCI 和中文核心期刊里面选择出来的,一篇发表在A类学术期刊上的论文,相当于三篇在CSSCI收录的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湖南某高校研究生郑立新告诉本刊记者,如此一来,不同期刊的等级更加分明,入选之争也就更加激烈.

本刊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共有7大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遴选体系: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建设的“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几乎所有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中申请高级职称、取得博士论文答辩资格、申报科研项目、科研机构或高等院校学术水平评估等,都需要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一篇或若干篇论文,并以此作为重要的考核标准,不少时候,论文的数量越多,就意味着学术研究能力越出众,相伴的物质回报以及学术威望也就越高,特别是论文能发表在被认为是期刊中学术水平较高的“核心期刊”甚至核心期刊中的A类、B类时,其含金量会更高,如此一来,能够入选核心学术期刊成为了不少国内学术刊物的目标之一.

核心期刊入选遭质疑

入选核心期刊对于有的学术期刊而言十分重要,如果不是核心期刊,那么很少有人愿意出高价发文章,如此则期刊很可能因经营困难而面临停刊的危机,毕竟学术界很看重论文级别.日前,得知《同济大学学报(哲社版)》被南京大学期刊评估中心踢出新版CSSCI来源期刊目录之后,《同济大学学报(哲社版)》主编孙周兴回忆道,自己2005年出任主编,对该刊进行了学术改造,通过努力,使《同济大学学报(哲社版)》被第三方排名(转载排名)从600多名升至25名,此后均在此位徘徊.两年后该学术刊物成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中心索引》(CSSCI)收录的核心期刊.“此后本主编不思进取,更没有服从期刊市场游戏规则,不知道所谓‘影响因子’也是可交换和可买卖的,没有采取相关措施提升本刊的‘影响因子’,才有今天的下场.”

本刊记者注意到,因为对现有核心期刊入选标准的不满,《同济大学学报(哲社版)》主编孙周兴在其博客中坦陈,将顺应这种评价体系,以愤怒略带讽刺的口吻表示:自己将“以市场为中心,以影响因子的提升为本刊办刊目标”“以前所谓学术性、开放性和特色性之类的办刊目标,实属书生乱弹,危害极大”“积极地与兄弟学报和期刊合作,共同把提升学报影响因子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为筹措资金,预留三分之一版面用于发表”等等.

此外,对于自己被南京大学C刊目录挤出核心期刊一事,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编辑部也在2017年1月17日致读者信中回应道:“目前的学术评价与期刊评价体制对于人文科学是严重不公平的,但我们又无法摆脱这种体制,这既是我们办刊人的悲哀,也是中国学术的悲哀.”

本刊记者发现,《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已经在其微信公号中将刊物介绍改为“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此外,被南京大学踢出最新公布的核心期刊目录的学术期刊,除了《同济大学学报(哲社版)》《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还有《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等六所高校学报被从核心期刊目录开除到了“扩展版”.

而面对争议之声,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副主任沈固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虽然不能否认相互引用、有偿引用等数据行为的存在,但一旦查实,会予以严厉惩罚.“C刊评价只是反映了期刊的被引次数,绝没有说谁好谁坏.说到底,高引用不等于高质量,C刊评价也不能代替质量评价……纠结C刊目录毫无必要,最重要的是完善国内的学术评价体系,切莫再奉C刊目录为‘金科玉律’.”

论文发表存在利益链条

本刊记者了解到,学界通常所说的中文核心期刊,是被北大图书馆每四年出版一次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列出的期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是学术界对某类中文期刊质量的认可.其主要依据中文学术期刊的影响因子、引用率、转载率等诸多因素划分.此外,南京大学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和收录集刊(2017-2018)目录》、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也是影响力比较权威的核心期刊名录.

2017年年初的两家大学学报关于被踢出核心期刊目录的回应,引发社会各界舆论的强烈关注.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吴冠军公开撰文中分析道,两所知名大学学报对C刊目录更新的回应“成为事件”,是因为冲击了“固化在CSSCI名下那个利益权力链条”和“当代中国学界那个‘变态内核’”.

秦凯是一名即将毕业的某高校历史系研究生,他告诉本刊记者,按照学校规定,研究生毕业需要发表一篇论文,而博士研究生毕业取得申请论文开题资格则需要三篇C刊,否则就不能毕业.此外,要取得国家研究生奖学金,也需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而且数量越多竞争力就越强,“院里有些研究生的导师有人脉和社会关系,学生的论文只要挂个自己的名字就可以顺顺利利地发表,而没有关系的,往往杳无音信.”

对于研究生而言,能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核心期刊中发表一篇论文,相当困难,主要是不少高校学报或者科研学院所创办的学术刊物为了巩固核心刊物地位,毕竟在反映刊物影响上身份比论文内容更具有直观性,于是其都内部规定,要求所发论文的作者必须是副教授、教授、副研究员、研究员等,且职务、身份越高,论文越是容易刊发.然而,即便是博士,如果是出身一般高校,再好的论文想要发表也要费一番周折,“无奈之下,只能拿着论文找有学术头衔的人署名,而真正的作者则只能将署名尾随其后.”秦凯说.

此外,秦凯告诉本刊记者,网上有专门负责刊发论文的机构,只要作者愿意出钱,并且作者身份为副教授以上人员,就可以发表,“一般核心期刊发表至少需要一万多,掏钱的论文发表时间很快,一般一两天后就可以告诉你能否刊发.而如果走正规程序的话,则至少需要两个多月,且刊发不易,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的在校学生,哪能支付得起这笔费用?”

本刊记者随机在网上打开一家论文发表机构的,对方人员询问道:“需要发表哪方面的论文?核心期刊还是普通期刊?作者身份是?”记者随即回复,需要发表历史学类的核心期刊,作者是研究生学历.随后,人员向本刊记者提供了五种可供选择的历史学类的核心期刊,“我们与这些期刊有合作,内部投稿,这样审稿速度很快,两三天就可以告诉你是否刊发,作者学历太低,必须要副教授以上才可以.”随即,人员向记者介绍道,“核心期刊根据影响因子不同,所以刊发的也不一样,××期刊需要2万,××期刊需要1.5万,当然字数多则需要加价.”

论文发表“僧多粥少”

“能否入选核心期刊,某种程度上关乎学术期刊的收入问题,客观来看,目前学术期刊的印刷量以及发行量本来就很低,之前就有南方某省130多种学术期刊,发行量最高的也不超过2000册,学术期刊靠发行收入的比例很小,于是有的学术期刊包括核心期刊都会预留一些版面,通过收取高额的版面费来刊发文章,期刊级别越高版面费越大.”陕西省某高校学术期刊编辑张帅告诉本刊记者,大量排队等待发表的论文,使学术核心期刊成为一种稀有资源.

张帅告诉本刊记者,一些刊物的论文评审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人情关系、金钱交易,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情,“普通作者与学术期刊出版机构相比,显然处于弱势地位,他们只能要么拉关系发论文,要么花高额的版面费,一些学术期刊包括核心期刊出版机构甚至傲慢到了明文规定不向作者支付稿费,即便如此,为了能在核心期刊中发表论文,评职称,迎合这样或者那样的硬性规定,科研人员也是在所不惜了.”

采访中本刊记者发现,国内一些学术期刊对于论文的评审存在着比较突出的漏洞,而且往往是不公开的,隐性的灰色交易时有发生.一般合理的论文评审专家组至少应由学术界专家、期刊编辑界专家和少数期刊出版管理人员构成,且评审专家应来源于不同的地区和单位,以免对评审结果产生负面影响.但是目前不少学术刊物的评审专家仅为具有正高职称的学科专家,而且不分地区和单位,也没有建立回避制度.“一些高校学报的评审专家几乎都是自己本校的老师,人情关系十分复杂,有的高校学报成为本校老师的‘自留地’,论文刊发评审标准几乎为人情、权力所困扰.”张帅坦言.

如今,我国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以数字定量为核心的考核体系,而这也成为相关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的重要基础.老师能不能拿下课题、项目,往往与以往的论文发表数量相关,于是对于科研人员、高校学生个人来说,是否发表论文直接关系到毕业成绩、职称、科研经费,而对单位和各级领导来说,能发表论文则更是意味着政绩和升迁.

本刊记者注意到,中部某高校规定,有资格申请教授职称者须具备以下条件:独立撰写并出版一部15万字以上高水平学术专著或参编21世纪课程教材和研究生教学用书,并具备下列条件中的一项: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国内外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8篇以上学术论文,其中在CSSCI核心库来源期刊上发表5篇以上学术论文;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学校认定的人文社会科学一类期刊上发表1篇以上学术论文;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学校认定的人文社会科学二类期刊上发表2篇以上学术论文……

如今,不少高校科研院所对于发表论文疲于应付,这种“以量取胜”的评价机制导致科研很难作深、作透,研究人员成为论文的制造机器,以至于被外界戏称为“论文GDP”,同时也滋生论文发表中的灰色交易.采访期间,一位高校资深教授表示,他对核心期刊花钱发论文现象嗤之以鼻,同时也劝告学生不要随波逐流,应维护学术道德.但他也感叹,“没有论文又如何参加答辩?进而影响毕业;学生不毕业,直接影响到自己的前途;但有的时候,论文不付费,刊发则难上加难.”

(应采访对象要求,上述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副市长带队为农民工讨工钱

文/图_刘洪以(海南海口)

2016年腊月廿九日晚上22时,在海南海口打工的小菁愁容满面,因为她打工挣的钱至今没有要回.正当她一筹莫展时,一个陌生电话打来,对方自我介绍是海口市人社局联络处工作人员,说是副市长带队前来慰问,为农民工讨工钱.最终,小菁如愿拿到了工钱.

打工自救遭“老赖”

小菁是刘显林的妻子.刘显林来自湖南耒阳农村.十年前,他母亲患胃癌病逝,父亲在2008年特大冰雪灾害中跌断了背脊骨.为了给父亲治伤,刘显林背井离乡,来到海南打工.经过努力打拼和刻苦学习,他获得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为海南城市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建造师属于高薪阶层,收入颇丰,他不仅每月拿出一大部分钱寄给父亲治伤,还把家属子女接到海口,租房住在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山高村,七岁的大儿子小昌在海南师大实验小学读书,四岁的小儿子小运在山高村上幼儿园,日子过得舒心惬意.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未料,一场大病“又让他回到了解放前”.家里的顶梁柱塌了,没有经济来源,后续治疗费、房租水电费、孩子的学费,每天的生活费,沉重的担子压在妻子小菁一个人身上.小菁原来是家庭主妇,没有工作,每天在家里带孩子、做家务.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这个家庭陷入了极度困窘中.

一人有难众人帮.外来务工人员刘显林病倒后,海口市委、市政府及广大市民都伸出了援手,扶危济困,积极而又热情地提供各种援助.原海口市委书记孙新阳得悉刘显林家庭因病返贫后,指派市教育局安排其孩子就近上学,民政部门给予困难救助.海南师大实验小学具有优质教育资源,距山高村最近,上学方便,海南师大实验小学决定减半收取贫困学生学费.最让人感动的是,实验小学的孩子们把爷爷奶奶给的“压岁钱”,捐给了新来的贫困学生小昌.

因病致贫的农民工脱贫,除了外来帮助和救助,关键在自救,在小康社会的道路上才不会掉队.小菁从小在农村长大,能吃苦耐劳.她为了走出困境,每天挤公交车外出找工,最远的找到澄迈县老城经济开发区的建筑工地,起早贪黑,栉风沐雨,在工地上打拼,她说:“这些年挤公交车在外打工,锻炼了身体,把晕车的毛病都去掉了.”

去年12月初,小菁与两名农民工在海口市海甸五东路3号星光海岸花园小区一家姓杜的房地产开发商家里干活.由于四岁的孩子小运上幼儿园费用昂贵,承受不起,她每天把孩子带在身边,忙到晚上八点多钟才收工回家.

就这样,小菁带着孩子和另外两名农民工在杜姓老板家里干活,总共计算工钱10200元.完工后,老板娘从中作梗,恶意拖欠,迟迟不给工钱.小菁多次上门追讨,却门难进、人难见.待到年底,其中两名农民工等不及了,失望地回老家去了.小菁每天给老板和老板娘打电话,竟遭百般戏弄.情急之下,双方在电话里发生口角,言词偏激,结果是,小菁更加要不到工钱.

自从刘显林病倒后,一家子已经三年没有回老家过年.如果在岁末年终再要不到工钱,即使在“幸福海口”,也没法子过年.

政府出马排忧解难

2016年腊月廿九日晚22时30分,海口市副市长任清华带着市委、市政府对农民工的深切关怀,带领市政府副秘书长、市人社局长、劳动监察大队长、支队长、美兰区人社局长等一班人马,分乘三辆车,带着大米、饼干、食用油等年货,从海口长滨路赶到山高村.

刘显林一家现在租居的房子只有28平方米,房间太窄,连60厘米的窗台都被“充分利用”了,搭上两块木板凑合着当床用,平时,孩子们就趴在上面做作业.

一下子来这么多政府工作人员,坐的地方都没有,许多人站在门外.躺卧在床沿上的刘显林欲站起来让坐,任清华急忙向前招呼:“赶快坐下,都是自家人,不要客气.”

刘显林感到窘迫,局促不安.他说,目前处境艰难,苦了妻子和孩子,心里特别难受.

任清华一边安慰,一边叫随行人员把大米、食用油、饼干等慰问品和慰问金送进屋.她说:“你家的困难我们都看到了.市委书记张琦、市长倪强等领导同志高度重视,特别关心,委托我连夜赶来向困难群众表示慰问,为你们讨工钱,让你们过上祥和欢乐的春节.”

随即,一班人马驱车直奔海甸岛.杜老板住的这幢楼铁门紧闭.监察人员在电话里联系了很长时间,老板娘的妹妹打开了铁门,带路上了楼,在电梯门口直呼:“姐姐开门!”

然而,这个自我介绍刚从北京回海口过年的妹妹,耐着性子敲门,同时不停地打电话呼叫,均无回应.万般无奈,妹妹下楼回自己的房里睡觉去了.监察队工作人员蹲在楼道里的楼梯上耐心等待杜老板回来,并不停地用手机电话联系.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子夜零点,手机屏幕上出现“除夕”字样,大年三十了,仍不见老板回来.

“除夕”凌晨1时29分,杜老板终于出现在大家面前.一见面,他就要求小菁向妻子当面道歉,理由是在讨工钱的过程中双方发生口角,妻子受到言语冲撞.

劳动者讨要工钱,是党和国家支持的,受法律保护,天经地义.为了讨回工钱,小菁和两名农民工历尽磨难,备受屈辱,到头来还要向老板的家人赔礼道歉,心中十分委屈.但为了息事宁人,把钱要到手过年,她只能忍气吞声,当众向老板道歉,才要回含辛茹苦、流汗又流泪的工钱.

监察支队长张厚元在驱车送小菁母子回家的路上,感慨万端.他说:“我是军人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干部,这些年目睹许多这样恶意拖欠农民工工钱的老板,心里很不是滋味.七年前有个老板将上千万的农民工工钱拿去澳门挥霍,不顾农民工死活,令人愤慨.今夜讨工钱,我是耐着性子等候老板出面,一直不敢发火,唯恐把事情办砸.”

张厚元是个行伍出身的军转干部,正气凛然,嫉恶如仇,对待老百姓特别亲切,操心群众的事儿已经成了他生活中的常态.他说,农民工是弱势群体,只埋头打工干活,不抬头识人看路,遭遇工伤、拖欠工资等劳动纠纷时,连老板的姓名、地址、都没有,造成维权难.

他接着说:群众利益无小事.从昨天晚上到今日凌晨,政府出马为农民工讨工钱,这1万多元对老板来说,是区区小事,但对贫困群众来说,却是活命钱,是天大的事.我们能够顺利讨还这笔工钱,完全依靠任清华副市长坐镇指挥.

提起任清华副市长,张厚元表示非常敬佩.他一边开车一边介绍:“任清华副市长是北京大学法学系毕业的高材生,少数民族干部.她勤政为民,视群众如己亲,勇于担当,敢于负责,巾帼不让须眉.我们在执行任务中,她再三叮嘱,一定要文明执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坚持依法治市、以德治市相结合,以理服人,用德行去感化人,认真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今夜万家灯火明,隔窗望,梦中佳景在”.凌晨1时49分,张厚元将讨工钱的农民工小菁母子安全送回家后,任清华给参加这次为民排忧解难特殊行动的工作人员发来慰问短信,致以新春祝福.

新春传递正能量

海南环岛高铁海口东站设在山高村路口,流动人口与外来人口多,熙来攘往,川流不息.“政府出马为农民工讨工钱”的故事,经过口口相传,很快传遍了祖国各地.

新年伊始,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情况汇报,部署建立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长效机制.

大家看到,各级领导一年到头都很忙,到了年底这几天,更是忙得不可开交.可是,大家从来没有看到过大年三十除夕凌晨时分,一位女副市长还在坐镇指挥为农民工讨工钱,难能可贵.这是海口市委、市政府坚守人民底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绩.

今年春节期间,刘显林的租住屋客人爆满,都是外来务工人员,热闹非凡,讲的都是在海口打工的故事,春意盎然,满屋暖烘烘.大家商量要做一面锦旗送给海口市委、市政府,表达感激之情,决心撸起袖子加油干,为建设文明城市作新贡献.

后记》》

今年春节后首个工作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情况汇报,部署建立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长效机制,令人鼓舞.

去年岁末年终,笔者目睹湖南、海南两省地方政府出马为民工讨工钱,一幕幕场景令人感奋,赢得多方称赞.

——2017年1月16日,湖南省耒阳市委书记彭玉明在一份农民工讨还资金的《情况反映》上批示:请方敏市长从快督办.不到一个星期,债主华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出面,将拖欠三年之久的资金返还给农民工.

——2017年1月26日(农历腊月廿九),海南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张琦在一位农民工反映拖欠工钱、年难过的求助信上批示:“马上就办.”当天晚上22时30分,海口市副市长任清华带领人社局等相关领导,连夜行动,至大年三十除夕凌晨1点45分,在债主门前等候三个多小时,终于将欠款协调追回,让困难群众过上温暖祥和的新年.讨还工钱的农民工向市委、市政府赠送锦旗表示衷心的感谢.

党、国务院历来重视农民工欠薪问题.总书记三令五申:全社会都要关爱农民工,要坚决杜绝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现象,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国务院先后出台《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部署建立解决农民工工资问题的长效机制.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制度越来越严,越来越健全.

然而,欠薪问题是顽症痼疾,许多债主极其狡猾,玩弄花招,转移财产,百般耍赖,东躲西藏不露面,恶意拖欠,让农民工永远走在一波三折的讨薪路上,连法院执行局都感到无可奈何.因此,李克强总理强调,农民工欠薪问题必须反复抓、抓到底,决不能让农民工背井离乡流汗再流泪.

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希望各级领导,要像湖南耒阳和海南海口市委、市政府那样,十分关心、高度重视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普降“及时雨”,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让“很快督办”“马上就办”成为常态.不要让农民工在讨薪路上一波三折,走得太漫长、太久远.同时要建立激励机制,对务实高效、勤政为民的领导干部进行表彰和鼓励;对久拖不理、懒政不作为的官员严厉问责.唯有这样,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顽症痼疾才能得到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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