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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碑学中兴对当代书法创作
编者按：3 月24 日,由安徽省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等机构主办的“笔墨乾坤——蒋海东书画作品展”在合肥市赖少其艺术馆开幕,来自省内外近200 位著名书画艺术家及爱好者参观了展览,引起较为热烈的反响.下面选取蒋海东所写的一篇书法理论文章和部分书画作品刊登,供读者欣赏.
一代有一代之风气,一代有一代之特征.前人论书云：“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明尚态”等.清代之所尚,尚无定论,然有意思的是,在明晚期董其昌率先提出画分南北宗,其后乾隆时期书法家阮元亦提出北碑南帖论,至此南北宗论,碑帖论在此一时期成为有识之士共同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自谓：书法迁变,流派混淆,非溯源,曷返于古？北碑南帖论则提出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为晚清尊碑进行了有力的鼓吹,然而亁嘉碑学之兴自有渊源可考,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是这样说的：晋人之书流传曰帖,其真迹至明犹有存者,故宋、元、明人之为帖学宜也.夫纸寿不过千年,流及国朝,则不独六朝遗墨不可复睹,即唐人钩本,已等凤毛矣.故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譬如子孙曾元,虽出自某人,而体貌则迥别.国朝之贴学,荟萃于得天石菴,然已远逊明人,况其他乎！流派既甚,师帖者绝不见工,物极必反,天理固然.道光之后,碑学中兴,盖事势推迁,不能自已也.又云：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之大盛也.乾嘉之后,小学早盛,谈者莫不借金石以为考经证史之资,专门搜辑.著述之人既多,出土之碑亦盛,于是山岩屋壁、荒野穷郊,或拾从耕父之锄,或搜自官厨之石,洗濯而发其光彩,摹拓以广其流传.若平津孙氏,侯官林氏、偃师武氏、青浦王氏、皆辑成巨帙,遍布海内.其余为《金石存》《金石图》《金石志》《金石索》《金石契》《金石聚》《金石续编》《金石补编》等书,殆难悉数.故今南北诸碑,多嘉道以后新出土者.即吾今所见碑,亦多《金石萃编》所未见者.出土之日多可证矣.出碑既多,考证亦盛,于是碑学蔚为大观.适乘帖微,入缵大统,亦其宜也.
诚如康有为所论,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清代碑学中兴的几个原因,一、帖学取法对象之湮灭,六朝遗墨不可复睹,唐人钩本已等凤毛.二、南北诸碑多嘉道以后新出土者,碑学取法对象极大丰富.三、乾隆之后,小学大盛,谈者莫不借金石以为考经证史之资.四、帖学成就远逊明人,师帖者绝不见工,徒成流弊.五、物极必反,天理固然,以下我们将对碑学中兴时期取法碑版的各体书法做一下梳理,以期对当下的书法创作有所启示.
综观宋以后的楷书,主流是摆脱唐代的束缚,求新求变,宋元明三代包括清初,借鉴法帖,写得流畅生动,带有行书意味,用苏轼的话来说“终不甚楷也”.清中期以后,随着碑学的深入发展,人们开始利用六朝的碑版墓志和造像题记来托古改制,在点画和结体上发明许多新处理方法,邓石如、何绍基、赵之谦、郑孝胥、于右任、弘一等人将魏碑与唐楷相结合,开创出各种新的书法风格和形式.总之,整个变化期的楷书,代表书写技术的法度在削弱,标准和规范的作用在沦丧,而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却日益丰富,楷书作为一种艺术的审美对象,获得了更大和更自由的表现空间.
明清之际,行书的各种风格形式已得到相当充分的表现,如果没有新的借鉴,不作一番吐故纳新的改革,很难再有大的发展.清初的行书就徘徊在赵孟和董其昌的门庭,日益衰退,直到乾隆时代,碑学成熟,在借鉴了汉魏六朝碑版以后,行书的发展开始迈向一个新的阶段,线条变厚重了,结体变开阔了,风格变稚拙了.如果说气韵生动为中国书法艺术最高境界的话,那么此前的行书表现为韵味,此后的行书则表现为气势,何绍基、翁同龢、康有为、沈曾植、于右任都 是代表书家.
隶书在魏、晋、隋、唐、宋元一路衰退,直到清代,碑学复兴才有所发展.尤以邓石如为代表,研习汉隶,遍临两汉经典碑刻,兼学三代钟鼎及秦汉瓦当,碑额作品,顶锋用笔,线条苍茫浑厚,凝重沉雄,体势宽博开张.同时期的代表书家还有伊秉绶,主张“毫端 变化”和“莫可忘拙”,陈鸿寿主张“凡诗文书画,不必十分到家,乃见天趣”.金农的漆书别开生面,苍古奇逸,魄力沉雄.他们都非常注重结体造型,寓疏密大小的变化于方正之中.匠心独运而不显造作,大巧若拙,令人回味无穷.清代的隶书在强调个性的朝代背景下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成就.
清代碑学兴起,涌现出一大批篆书名家,邓石如以新的用笔方法写出了厚重苍茫具有金石意味的线条,许多书法家以此来定写篆书,并且为了探索新的结体形式,开始关注和临写商周金文,首先是乾嘉时期的张延济、朱为弼、徐同柏和赵之琛等,他们都 是金石学家,开了风气之先,尔后何绍基、吴大澂、吴昌硕、曾熙、李瑞清、黄宾虹等人都在临摹的基础上勤奋创作,尤其是吴昌硕,行笔跌宕舒展,富有运动的节律,近于行书的感觉.书写性在篆书的可能范围内被强调到了极点.他们的创作心态比较自由放松,别出己意,独标新异,提高了书法造型的趣味和想象能力,为传统篆书开辟出一个崭新的境界,并将收获旁溢于隶书、楷书、行书和草书融合贯通,为碑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清代初期,草书走向沉寂,一方面因为明末成就的登峰造极,另一方面碑学兴起之时,大家的兴趣主要在篆书、隶书和碑版楷书,直到清末和民国初才逐渐将这些成就应用到草书,有所起色,沈曾植草书通过黄道周,上溯流沙坠简和秦汉六朝碑版,在点画结体和章法上都融帖学与碑学于一体,开创了一种崭新的面貌.林散之将绘画中的用墨变化融入草书之中,将枯湿浓淡变化的反差推向极端,王蘧常用汉简字形来改造今草的写法,奇绝大气,用魏碑的线条来改造汉简的点画,浑厚凝重,开创出一种非常独特的风格.
清代碑学之发展自阮元提出北碑南帖论、南北书派论之后,经邓石如、包世臣、康有为等对碑学的实践倡导,一时取法北碑的风气风靡整个书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涌现出一大批代表书家,然而清代碑学中兴对于我们当下的书法创作又有哪些启示呢？我认为不外乎以下几点：
一、遵循物极必反、反者道之动的原理,在当下展览体盛行、千人一面的书坛风气下,书法创作停留在模仿、抄袭的层面,尤其是模仿抄袭当代书家,毫无个性创新可言,应当立定脚跟,深植传统,学习清代大家追本溯源的探索精神.
二、取法对象的启示.在当下出土文献资料层出不穷,汉简、甲骨不断充盈,出版传媒广为传播,书家的取法对象有着更为广阔的空间和选择余地.书法资料的丰富更有甚于史上任何一个时代,如能着眼于时代特征,结合传统经典,定能在当下的书法创作中取得应有的高度.
三、创新精神的启示.作为书法艺术的独特性,谈创新必定离不开对传统的继承.清代碑学的复兴就是因为一大批书法家慧眼独具,向两汉六朝碑版、商周金文深度学习和挖掘,才得以开创出独具特色的碑学雄浑大美这一特征.又如元代赵孟提出的“贵有古意”,上追六朝法帖复古继承.明中晚期祝枝山、徐渭等取法唐宋张旭怀素等书家独辟蹊径,均开创引领了一个时代的书风.
四、创作形式的启示.帖学一派虽然留有创新的领域,但已很难超越古人.碑学也已经在清代中晚期达到其历史高度,在碑帖各领域要想有所突破,形成独特的风格,显然是有很大难度的.然而碑帖融合的创新形式却给我们留下了相当的空间.
当前,书法广泛应用的使命已退出历史舞台,在信息化、视觉传媒大为盛行的这一时期,怎样张扬书法艺术的风采,突现书法艺术的魅力,显然给我们又提供了一个更为宏阔的平台.怎样去把握这一历史机遇,无疑应当在扎根传统的基础上,利用好先贤留下的资料遗存及形式空白,不断创新,不断探索,创作出符合时代特点的书法作品.我想这也就是清代碑学中兴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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