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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生猪联合育种现状与对福建省猪育种工作
我国生猪联合育种现状
及对福建省猪育种工作的思考
寇 涛 江宵兵* 杨敏馨 孙铁成 福建省畜牧总站 福州 350003
摘 要 生猪联合育种是提高我国生猪自主育种水平,做大做强种猪产业,推动养猪业转型升级的必经之路.文中阐述联合育种的重要意义,分析我国及福建省生猪联合育种现状及存在的问题,通过借鉴国外先进种猪育种模式,提出推进福建省生猪联合育种有效开展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关键词 种猪 联合育种 思考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331（2017）05-0026-05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combined breeding of pig and reflections on pig breeding in Fujian province
Kou Tao Jiang Xiaobing* Yang Minxin Sun Tiecheng
（Fujian Animal Husbandry Station, Fuzhou 350003）
Abstract Combined breeding of pig is the only way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independent breeding of pigs in China,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aspect to make enterprises bigger and stronger, and promote industrial tranormation and upgrading. On the basis of elaborating the significance of combined breeding,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siting problems of pig combined-breeding in China and Fujian province. By drawing on the advanced breeding models in the world, we propose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 and advice which may be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ig combined-breeding in Fujian province.
Key words Pigs Combined breeding Proposal
良种是生猪生产发展的物质基础,遗传改良对生猪生产效率提高的作用居各项技术之首,占到40%.通过持续的遗传改良,美国母猪平均年出栏生猪从1930年的7.6头提高到2009年的20.56头,年产窝数由1.28窝提高到2.17窝.我国拥有丰富的地方猪遗传资源,截至2017年,我国地方猪品种共计90个,其中列入国家级保护品种42个,除从国外引进的6个猪品种外,各地还培育了18个猪品种.近年来,随着种猪企业“重引进,轻选育”观念的转变,我国种猪遗传改良取得了长足进展,尤其是2006年全国猪联合育种协作组成立以来,通过实施生猪联合育种,完善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加快我国生猪遗传改良进程,已经成为业界的共识.
1 生猪联合育种的概念
生猪联合育种是有计划地在核心育种场间开展遗传交流与集中遗传评估,即将多个种猪场的遗传资源合并到一起,形成相对大的核心群,进行统一遗传评定,选出最优秀的种公猪,供参与联合育种的各个猪场共同使用[1].经过推广普及选育出优秀种猪,将优良种猪迅速应用到生产一线,可迅速改善生猪生产水平.联合育种工作主要包括7个部分内容：种猪登记、统一规范的生产性能测定、统一数据管理系统、跨场联合遗传评估、种猪跨场选择与利用、人工授精体系以及网络信息系统[2].我国生猪联合育种以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为基础,截至2017年9月,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共计92家.
2 国外生猪联合育种模式
生猪联合育种是由英国Cotswold猪发展公司1987年提出的,并应用于多核心群育种机构,目前世界上很多著名的猪育种公司都采用联合育种这一组织形式,美国、加拿大、丹麦等国都有国家级的猪育种改良计划和组织.在美国和加拿大,猪的育种体系基本由三部分组成,即国家育种体系、跨国育种公司和个体育种场.目标是为消费者提供遗传材料、技术和服务,然后通过猪肉产业链创造出较高的利 润[3].特别是PIC公司在加拿大、英国、美国、法国分别拥有自己的核心群,各国核心群必须使用30%以上其他国家的核心群用于品种改良,实行的是跨国联合育种[4].
2.1 加拿大种猪育种组织 由加拿大猪改良中心（CCSI）及4个区域性遗传评估中心（西部种猪测定协会、安达略猪改良公司、魁北克猪改良中心和大西洋种猪中心）组成,目前拥有一个国家级生产性能测定中心和遗传评定记录的国家数据库,年测定规模10万头.为了适应养猪产业发展的需求,由CCSI、育种公司或育种场、加工企业、实验室、大学和地区中心进行合作研究选择策略,确定育种目标、数量遗传学方法、全球协作及遗传学在生产群的最佳利用等方面内容[5].CCSI经过30多年的全国遗传评定为联合育种者提供猪重要性状的遗传评估,已取得巨大的进展.值得一提的是,加拿大养猪业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其已经运行100多年的种猪登记制度是分不开的.
2.2 美国生猪联合体系 由美国种猪登记协会（NSR）主导,是以保护系谱准确和维持品种纯度、为NSR成员提高遗传进展、提供NSR种猪品种质量方案为目的,结合种猪性能测定和遗传评估系统（STAGES）开展联合育种,并由专业化公司派人员巡回到各个种猪场进行测定,收集有关体重、超声波测定、新的产仔记录等数据,对其进行评估,所有评估信息可通过网站www.nationalswine.com直接获得,使全美的种猪育种信息共享和种猪商务国际化.截至2012年,NSR共获得生长记录938 438头,繁殖记录624 890头,并储存1万多个个体的DNA库.目前NSR拓展的业务范围,主要有在线登记、在线AI授权、在线系谱查询和建立猪DNA文库等[5].
2.3 丹麦国家育种体系 丹麦国家生猪委员会组织实施了丹麦猪育种计划,联合了国内42家种猪场,约72个种猪群,拥有180个扩繁场.72个核心群每年测定的种猪头数超过10万头,中心测定站年测定的公猪5 500多头,丹育的人工授精站拥有
1 800多头特优级种公猪,用于生猪联合育种.全国180多个扩繁场同时开展性能测定,在提高遗传改良速度和提供优秀种猪方面起到重大作用.丹麦的种猪测定分为中心测定站和场内测定,人工授精站选留的种公猪主要来自中心测定站.而人工授精站的效益依靠养殖企业,以此激励他们加强选育,提高种猪质量.此外,丹麦正在世界各地建立微卫星场,寻求一种跨国界联合育种模式.
实践证明,国外联合育种企业坚持市场需求和经济价值为导向的价值育种理念取得了成功,并带来了强大的盈利能力.参与联合育种的企业及时根据各个性状的遗传力、市场经济价值和生产状况适时调整权重.以丹麦为例,育种目标平衡着猪肉产品质量、商品猪和母猪的表现,且母系猪和父系猪的育种目标不同,每隔三四年,遗传选育性状和权重系数都要根据生产和市场情况进行适当调整,以实现符合市场需求的遗传改良.此外,美国NSR的育种计划同样是根据市场上饲料原料、生猪售价和需求变化及时调整.
3 我国生猪联合育种现状
3.1 我国生猪联合育种发展历程 1993年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联合国内部分种猪育种场成立长白猪、大约克猪、杜洛克猪育种协作组；1998年成立全国种猪遗传评估工作小组；1999年制定《全国种猪遗传评估方案》；2000年全国畜牧兽医总站印发《全国种猪遗传评估方案（试行）》,进一步规范了种猪遗传评估测定的性状、测定数量及统一遗传评估方法等,为实现全国生猪联合育种奠定了基础.到2001年,参加全国种猪遗传评估的种猪场有
37个.2006年初,全国种猪遗传评估中心建成. 2006年全国生猪联合育种协作组成立.2009年农业部印发《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2009-2020）》,至此,我国生猪联合育种正式拉开帷幕.2010年启动全国核心育种场申请、审核、评选工作,第一批进入国家级核心育种场的企业仅16家,第二批仅增补8家,第三批也仅13家.截至2015年底,全国共遴选96家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2016年
3月,农业部撤销陕西省原种猪场的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资格,至此,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为95家；2017年7月,河北旺族种猪有限公司、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正虹原种猪场、湖北省正嘉原种猪场有限公司鄂州原种猪场等3家企业,因不能正常开展种猪性能测定等育种工作,农业部取消其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资格,至此,我国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仅剩92家,这也标志着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实行有进有出、动态调整的战略布局,同时越来越多的育种场也准备申请加入全国猪联合育种协作组,为提高核心育种场含金量、推进联合育种搭建坚实的基础平台.
3.2 我国生猪联合育种面临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通过构建有效的育种组织体系,应用现代分子育种、遗传评估和联合育种技术,建立了公司化育种体系,基本实现种猪质量的可持续遗传改良[6-7].但是全国猪联合育种工作仍然存在一些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
3.2.1 育种目标单一,育种工作仍处在盲目被动状态 2014年,全国种猪遗传评估中心专家组将全国种猪遗传评估中心的选择指数进行修改,不再为每个品种分别计算父系指数和母系指数,而是只为“杜洛克”计算父系指数,为“长白”和“大白”计算母系指数,并且对父系指数和母系指数中各性状的重要性重新调整,更加注重生长速度和产仔数,背膘的权重有所下降,这说明我国生猪联合育种工作已经开始以市场为导向.虽然我国联合育种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水平已与国外相当,但所有技术的应用都在局部范围或者单一场,未形成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应用,至今未能形成强有力的种猪测定服务体系,没有国内自行估算的遗传参数、经济加权系数[8],反映出我国育种基础性工作和遗传评估体系还与欧美国家存在巨大的差距.
3.2.2 核心种猪场间遗传交流欠缺 我国的育种场没有充分的遗传交流,育种场之间的遗传关联也就无法建立,以联合育种为主要形式的生猪育种体系还停留在理论的层面.根据全国种猪遗传评估信息网公布的2016年第四期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遗传评估报告,联合育种的效果并不理想,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杜洛克、长白、大白三个品种场间关联率显示为0的猪场分别有21家、17家和11家.关联率为0,意味着该育种场与其他育种场在遗传交流上没有联系.其中有7家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杜洛克、长白、大白任一品种都没有关联场.
3.2.3 种公猪站枢纽作用发挥不足 国内大多数种公猪站还是各自为营,虽然一些种公猪站硬件水平相对较高,规模也较大,但它们的作用仅限于为生产提供,并未参与到生猪联合育种工作中来,无法发挥种公猪站在优质交流中的核心作用,导致我国生猪联合育种工作无法顺利推进.
3.2.4 企业的测定数据无法得到有效利用 截至2015年,全国种猪遗传评估中心积累的种猪生产性能测定数据已达270万条,且数据规模仍在不断扩大,但遗憾的是我们的数据由于场间遗传交流仅局限在个别场间开展,且大多是单向的,各个测定站的数据也未得到很好利用,种猪企业提交的大量育种数据未能成为指导育种的参考[9].此外,部分企业由于专业技术力量薄弱,对测定的数据无法正确客观地分析,生猪遗传目标选育的标准无法基于科学和实际情况来制定,导致大量数据作废,浪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
3.2.5 缺乏主导市场的自主培育品种 我国的猪种资源占全世界猪种资源的1/3,但我们对地方猪种的利用、开发却相当不足,其中87%左右的地方猪种群体规模在变小,有11个品种接近消失,而且有特色的地方猪种配套系在整个生猪商业生产体系中所占的比例也非常少.大多数核心场仅选育国外引进品种,对地方猪种普遍缺乏持续选育,选育方向不能适应市场消费需求,产业化生产格局尚未形成,缺乏主导市场的自主培育品种,已培育出的优良种猪也没能得到有效推广[10].
3.3 福建省种猪育种存在的问题 福建省高度重视生猪遗传改良工作.2009-2013年,福建省有6家种猪企业入选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分别是福清市永诚畜牧有限公司、福建光华百斯特生态农牧发展有限公司、福建一春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福清市丰泽农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厦门国寿种猪开发有限公司和福建宁德南阳实业有限公司.近年来,通过各育种企业的努力,省内种猪选育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生产性能在全国集中测定评估中名列前茅,在国内打出了品牌.但从整体上来说,除了存在上述我国生猪联合育种存在的共同问题之外,以下几个问题还值得关注和思考.
3.3.1 育种目标的市场定位不明确 虽然省内育种企业对生猪育种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投入了相当的人力、物力,也取得了一定的遗传进展,但部分育种公司的市场定位和育种目标尚不明确,仍然停留在为满足国家农业部遗传评估的测定评分要求而测定的“被动”育种阶段,育种的市场目标不清晰,种猪特色优势不鲜明,种猪市场竞争力不足.大部分企业采用的选择指数的经济加权系数没有根据公司自主育种目标和市场定位来“量身”,有的则长期依赖国外育种公司提供的选择指数,成为为国外育种公司的扩繁基地,长期为国外公司提供大量测定数据,还要给国外公司缴纳不菲的费用,而国外公司提供的各项经济加权系数设定依据是所在国的市场需求和生产环境,无法体现我国本土市场的特殊需求和所在地区的资源配置特色,从而导致我省育种工作的盲目性.测定选育工作的投入无法最有效地转化为经济效益,造成时间和资源的浪费.
3.3.2 种猪选留与测定脱节 省内部分企业在育种时,种猪选择指数的经济加权系数的构建并未完全考虑所有的选留性状,选留种猪并非完全依据测定成绩,在未将体型因素纳入选择指数的情况下,有的企业仍然在选择指数和外型选择之间难以取舍,使“方法”偏离了“目标”,影响遗传进展.再如,虽然大多数核心育种场高度重视种猪核心群的疫病净化工作,但在疫病没有完全达到净化的前提下,部分选择指数较高的种猪因疫病阳性而不能选入核心群,而种猪选择指数一般、疫病净化较好的种猪又被选留进核心群,导致遗传进展缓慢甚至上下波动,成效不显著.究其原因,是因为育种企业尚未充分认识到疫病净化工作是育种工作开展的前提.
3.3.3 育种投入分配不合理 多年来,我省种猪育种企业简单以种猪群体规模来分配测定数量,从而投入大量资源测定母系猪（大白猪）,而终端父本（杜洛克猪）和第一父本（长白猪）的核心育种群由于规模较小,所分配到的性能测定数量严重偏低.而在杜长大三元猪的生产性能性状上,终端父本（杜洛克猪）和第一父本（长白猪）的贡献占到75%.由此可见,育种企业忽略了公猪对整个生猪“金字塔”体系综合性能水平的影响更大这一重要因素[6].测定数量的不合理分配严重制约了整体育种效率的发挥,导致育种进展较为缓慢,成效不是特别理想.然而,几个品种面面俱到的测定选育,对于一个种猪企业来说成本是相当可观也是难以承受的.因此,更需要依靠企业之间开展联合育种,在选育品种上彼此分工,实现协作共赢.
4 促进联合育种工作的几点思考
4.1 推进规范化的育种体系建设 育种的核心竞争力取决于数据的大量积累和有效利用.各育种协作单位需要进一步提高育种环节的数据化管理水平,加强核心场、专家组成员对育种数据的分析和利用；其次,要深化育种企业和育种科技工作者的密切合作,通过专家到场技术指导、技术培训等方式加深技术问题的探讨,对联合育种目标统一认识,这样才会促进育种企业的技术工作,促使测定数据得到有效利用[11].重视父本品种的测定选育,扩大父本核心群的测定数量.各育种企业应该客观分析自身需求,尽量对“杜洛克”实施全群测定,并且逐步提高长白猪的测定比例,促进总体育种效益的提高.
4.2 加大遗传交流 种猪场要改变闭锁核心群选育的理念,采用“闭锁-开放”相结合的选育方法,根据既定的育种目标,及时利用国内外育种的先进成果,适时引进优秀种猪.这样,不但能有效提高核心猪群基础性能水平,实现种猪效益最大化,还能减缓近交压力[12].此外,种猪场通过成立区域性的育种协会,采取纯生猪联合育种的模式开展区域联合育种.各地政府部门可以协调区域内的中小型种猪企业组织起来,共同参与区域良种繁育体系建设工作,提高育种效率,改变整体上成为国外种猪企业扩繁基地的局面.同时,要加快建立以区域性中心公猪站为纽带的种猪遗传联系网,通过政策利好促进种公猪站的交流来加强联合育种的遗传交流,从而使得生猪遗传改良成为现实.
4.3 探索区域联合育种模式 我国幅员辽阔,气候差异显著,各种猪育种场选育目标和方向也大不相同,技术力量、设备软件也有所差异,这就使得单一的联合育种无法满足差异化的市场需求.在同一区域内开展联合育种,环境相同、目标市场相近,资源集中,交换和遗传联系相对方便.若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相当的企业能达成统一共识,根据各自的品种定位和育种优势,在场间进行任务分工,各场主攻一个品种,育种成果共享,实现互利多赢的局面.可以避免各自为阵、在低水平的选育测定中重复无效的育种投入,同时可以大大加快生猪遗传改良进程,实现区域内育种效益最大化.目前,山东、上海、河北、广西等地已在筹备建立省级种猪遗传评估信息平台,推进区域内生猪联合育种,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效,福建省的生猪联合育种遗传评估平台建设也已经启动.
4.4 探索差异化品牌化育种之路 充分利用福建省独特的地方猪遗传资源,为母本的杂交利用以及用地方猪种培育新品种（配套系）,在建立区域性联合育种体系基础上,开展跨场间新品系的培育与配套系选育.探索构建“本土化”的选择指数和经济加权系数.各育种企业要明确市场定位,针对地区的市场消费习惯、产品以及成本特点来调整选择性状和权重,施行“差异化”育种,选育出特色鲜明的种猪,提高种猪竞争优势,实现育种效益最大化.
4.5 发挥政府管理部门的积极性 目前全国生猪联合育种协作组组织机构中,领导小组成员包括了各主要省市的主管领导,各地政府主管部门应加强对种猪企业的监管,经常开展核心育种场督导检查和技术指导,促进种猪场按要求开展性能测定,做好育种工作.此外,要加强对国家核心育种场的监管,完善“有进有出”、“动态调整”的管理机制,进一步提高核心种猪场的含金量.同时,通过政策引导,探索促进区域内联合育种企业真正实现以市场效益为核心的可持续联合共赢的机制.
4.6 加强疫病净化这个生猪育种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性工作 育种企业要充分认识到疫病净化工作是育种工作的前提,在开展种猪性能测定前进行疫病净化,疫病阳性的种猪不进入核心群.严把引种检疫关,确保种源无特定疫病.
6 展 望
联合育种是提高我国种猪育种水平的必要手段,而联合育种恰恰需要共享、开放的互联网思维,只有打破单打独斗、相互竞争的育种局面,开放资源、共享信息,实现强强联合,才能协作育种,合作共赢,建立完善自主的生猪良种繁育体系,促进福建省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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