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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影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性建构的特点基于湘西南侗族地区的调查

摘 要:作为全新的媒介类型,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具有明显的传播优势,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深度和广度远远超出传统媒体.然而,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其作用亦受到影响,对新媒体的传播效果应该有正确的认识,应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优势,提升广大少数民族同胞的媒介素养,促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播与现代性建构.

关键词:新媒体;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性建构;侗族

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332(2018)06-0028-05

一、引言

新媒体是指以网络、手机、数字电视为代表的新型媒体,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具有交互性、快捷性、数字性、多媒体性、超大容量性等特点.而对民族地区来说,新媒体具有更加特殊的意义.新媒体成为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成为少数民族同胞与汉族同胞一样获取信息、了解外界、相互沟通的最重要方式之一,成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性建构的重要力量.同时,新媒体也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造成了很大冲击,引起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急剧变迁.使用新媒体作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已经悄然地嵌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到了人们的行为举止、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进而影响到了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

本研究以湖南侗族为研究对象.我国侗族主要分布在贵州、广西和湖南.因各种原因,湖南侗族研究相对显得比较薄弱.根据第6次人口普查数据,湖南全省侗族人口854960人,占全国侗族人口29.69%,主要聚居在怀化市和邵阳市.[1]28怀化市有816481人,约占全省侗族人口的96%,其中新晃侗族自治县197046人,芷江侗族自治县186155人,会同县170500人,通道侗族自治县158663人,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60602人,洪江市24128,鹤城区12722人,溆浦县5253人,其余散居在该市其它县.邵阳市侗族人口25970人,约占全省侗族人口3.04%,为仅次于怀化的第二大侗族人口分布地,其中绥宁县19760人,城步3288人,洞口1812人,新宁县343人,武冈市248人.此外,全省各地均有侗族人口分布.

本研究主要采用田野调查法,辅以网络调查.2012年7-8月、2013年7-8月、2014年7-8月,课题组成员分别深入到湖南侗族比较集中的芷江、通道、新晃、靖州、绥宁、会同等县田野调查点进行调研.共发放调查问卷700份,回收652份,回收率93.14%,其中有效问卷615份,占全部问卷的87.86%.从民族构成来看,侗族437人,占全部人数的69.9%;苗族168人,占全部人数的26.9%;汉族0.6%,基本反映了湖南侗族地区侗族苗族聚居的特点.从2014年11月15日至2015年1月3日共50天,课题组在问卷星发布“侗族文化传播问卷调查”的互联网调查问卷[2],回收调查问卷197份.从民族构成来看,其中侗族89人,占全部人数的45.18%,汉族67人,占全部人数的34.01%,苗族28人,占全部人数的14.21%.

二、新媒体影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性建构的特点

作为一种全新的媒体类型,新媒体对传统文化的影响深度和广度远远超出传统媒体,呈现出许多与传统媒体相比独具特色的特点.

(一)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其影响更具隐蔽性

每天清晨,在通道侗族自治县开网店的小陆第一个动作便是刷、微信看是否有什么新的发现,然后浏览各大网站的新闻头条.上班开始,小陆不断地敲击着键盘跟客户洽谈生意,他几乎没有离开过屏幕,他的客户来自全国各地.下午上班,重复上午的节奏.下班后,看网络电影.一个网络达人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

从最初的聊天、查资料、看电影、玩游戏到看新闻、听音乐、写博客乃至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如今人们的生活都被打上了新媒体烙印.这种烙印影响至深,以至有人感叹:“如果哪天没有了网络,真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最新的调研发现,普通人平均每天会看手机150次,这相当于每6.5分钟就会看一次手机[3].一旦离开手机,人们将会陷入一种莫名的焦躁与不安中,生活将会寸步难行.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使人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由此带来一种全新的尼葛洛庞帝所说的“数字化生存”方式.在数字化生存环境中,生产力要素被数字化渗透,生产关系被数字化重构,生产方式被数字化调整.人们的衣、食、住、行、医、娱、学等都呈现数字化方式,“这种方式是对现实生存的模拟,更是对现实生存的延伸与超越.”[4]95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许多侗族同胞们跟小陆一样,愉快地接收新媒体带给他们每一个人的可喜变化,很少有人去思考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他们的生活需要新媒体,如果离开了新媒体,他们将顿感迷失.因为新媒体已经深深地嵌入了他们的生活,成为了生活方式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二)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其意识形态更显著

意识形态是指一种观念的集合,是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等直接联系的思想、观念、概念的总和.马克斯?韦伯甚至把科学技术视为意识形态,认为“科学技术是执行意识形态功能的第一人”;马尔库塞认为“科学和技术同意识形态一样,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和奴役性,起着统治人和奴役人的社会功能.”[5]12J·希利斯·米勒甚至认为“媒介就是意识形态”[6].约翰·B·汤普森认为:“现代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分析,必须把大众传播的性质与影响放在核心位置,虽然大众传播不是意识形态运作的惟一场所.”[7]286新媒体传播扩大了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中的运作范围,成为拥有新媒体技术、资本绝对优势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西方价值观出口到全世界的终端工具”[8]20.

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新媒体通过以下四个方面的形塑来影响社会文化的变迁:“一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型塑推动了政治运动发展,引起社会制度的变化,导致制度文化的变迁.二是技术意识形态的型塑普及了现代科学技术,使人们纷纷抛弃传统技术,导致传统文化的流失.三是消费意识形态激发了消费主义狂潮,引发了新的拜金主义,改变了传统的人物关系和社会结构,引起了社会文化的变迁.四是审美意识形态激发了人们的现代审美观念,冲击着传统民族社会文化.”[9]

就其对湖南侗族地区的影响来看,新媒体传媒传播主流社会价值观,促进侗族村民们形成与主流社会相融合的身份意识和观念,使得村民们获得对国家政治、经济或日常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认知,并借助主流的舆论导向,促进村民们形成与主流社会相融合的身份意识和观念.当前,在各级党报党刊、电视、广播、手机的政治宣传下,“三个代表”、构建和谐社会、实践科学发展观等核心政治概念成为侗族同胞所熟悉的政治词汇.

新媒体发挥语言文化的教育功能,帮助村民与外界进行跨文化交流和信息传播.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也是民族身份认同的基础,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媒体在传播信息的同时,也在推广语言文化的传播,通过语言对人们进行身份的认同和意识形态的强化.2011年寒假,对于年满7岁的侗族小朋友YXY来说是个快乐的寒假.他跟妈妈一起南下,来到了他爸爸打工的南方大都市——深圳,与多年不见的爸爸团聚,过新年.带给YXY的是全新的都市生活,各大超市里的各种玩具琳琅满目,游乐场、公园的各种游戏快乐无比.虽然对深圳的各个地名并不熟悉,但是对都市的生活方式丝毫没感到陌生,YXY跟其他来自全国各地农村的、他爸爸的同事们的小孩一样,很快地投入到对都市生活的享受中,他们并不像父辈一样有初次交流时语言上的障碍,因为他们都讲普通话,虽然不是十分流利和标准,但是对他们的交流与沟通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共同谈论一样的动画片,讲一样的时髦语言,欣赏一样的娱乐明星.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网络电视给他们带来的好处.

新媒体传播经济信息,引导村民参与国家整体社会经济活动,增强村民对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的认同,促进民族地区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湖南侗族地区传统生产方式的转变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村民对市场信息和新技术的重视和运用,而对这些信息和技术的重视和运用的前提就是对国家宏观经济发展趋势的理解和把握,是对国家主流经济发展方式的认同.村民越是深入参与到国家、地区的社会经济活动,其对主流社会、对国家的向心力也更强,身份认同意识更趋于融入主流社会.

新媒体通过媒介化仪式重塑民族认同感.仪式具有无形的规约力量,可以强化民族认同感.因为人们在分享象征性影像经验的时候,往往会产生对本民族、对自己国家的强烈认同感和自豪感.近年来,芷江凭借独特的抗日受降资源,打造和平文化节,来自世界各地的抗日老战士、老将军以及许多爱好和平人士齐聚芷江,开展各种纪念活动,庆祝抗日胜利和祈祷和平.芷江和平文化节通过、省、市、县各级大众媒体和各种自媒体的广泛传播,已经深入广大人民心中,唤起了人们对中华民族的高度认同.

因此,作为数字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新媒体拥有比一般大众传媒更高的科技含量和更科学的传播手段,并且作为现代人们所必须的一种生活方式其意识形态工具的本质隐藏更深,更不易被察觉,其传播的速度更快、范围更广、方式更隐秘、影响更大.在近年来一些国家的变革中,互联网、手机媒体、Twitter、YouTube、Facebook等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难怪“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网络空间现已成为领土、领海、领空和太空之外的第五空间,是国家主权延伸的新疆域.”[10]

(三)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媚俗已成集体意识

新媒体独特的传播方式契合了现代观众的接受习惯,媒体与受众的距离越来越近,也越来越考虑甚至迁就广大网民“猎奇”的.一些不良媒体为了吸引人们的眼球,在信息传播中甚至肆意传播虚假、、、低俗信息.媚俗与新媒体俨然已成为一对孪生姐妹.甚至有人总结了中国和全球媒体庸俗化恶俗化乃至卑鄙无耻的十大标志行为.[11]实际上,伴随西方现代化发展进程,商业性、流行性、娱乐性和媚俗性是工业化和媒介化所催生的大众传媒文化与生俱来的最主要特点.[9]新媒体更是以其强大无比的传播优势蚕食着广大青少年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媚俗化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全民的文化观念.

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电视机、录像机等出现而蓬勃发展起来,港台流行音乐、影视剧、言情及武侠小说等的适时出现,迅速受到广大青年侗族同胞的青睐,成为人们廉价的精神快餐.其次,在“大众文化”的感召之下,许多年轻侗族青年甚至中年人纷纷走出山寨,到城市寻求发展机会.随着大量年轻人外出打工以及老年人不断过世,民族文化的传承丧失了重要的人员基础.再次,大众文化刺激了广大侗族同胞消费观念、商品观念和享乐观念,使得许多年轻人养成了眼光短浅,注重物质消费和享乐,侗族传统的勤劳、简朴的伦理价值观念正在被日益淡化.同时,大众文化正在逐渐地改变侗族传统社会结构,传统社会结构的社会约束力量在不断削弱,传统家族的社会养老、教育、娱乐功能丧失殆尽,搞笑、炫富、恶搞、、婚外情等正在逐步侵蚀着广大侗族青年的思想观念.

(四)作为一种消费符号,炫耀成为社会潮流

符号是指具有某种代表意义的一种标识,是人们共同约定用来指称一定对象的标志物,它可以包括以任何形式通过感觉来显示意义的全部现象.[12]152象征符号规定人们如何理解和看待世界.符号的灵魂是它代表的意义.这个意义只为行动中的人所知,而行动中的人又随时随地赋予旧符号以新意义,所以人类学家对文化符号只能尽力理解并作深度解释和描绘.[13]库利的社会互动和皮尔士的符号学逐渐走向融合,认为“传播是通过符号或象征手段而进行的社会互动”[14]2-3,也就是斯图亚特·霍尔所说的“编码-解码”的过程.而传媒符号之所以能够引起民族社会文化的变迁,主要是因为“大众传媒能够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装置’从事‘合意’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因为它有一种’赋予意义’(signification)的独特功能”.[9]

电视、手机、电脑作为现代文明的符号,从一开始在侗族地区出现便受到广大侗族同胞好奇的围观和向往,拥有一台电视或手机曾经是很多侗族同胞奢侈的梦想或夺得话语权的重要武器.“村民们将电视看作最重要的家具给予特别的爱护和摆设,村民们的日常生活因为电视而发生了改变:村民们根据电视时间调节自己的作息,村民们根据电视广告购买自己需要的用品,村民们根据电视信息来寻找自己的工作机会.电视在村民中无形地划了一条界线:拥有者——富裕,缺乏者——贫困.电视还成为村民们掌握话语权的工具,没有电视的家庭觉得在别人面前没有面子,找不到共同话题,不敢跟别人交谈,怕听不懂电视里的人物的名字而尴尬.”[9]因为有了电视,侗族村民们放弃或淡忘了许多传统的东西.看电视挤占了村民们的休闲时间,看电视取代了很多传统的娱乐方式.年轻的一代侗族青年人过年过节时不再打闹年锣,不再舞龙灯耍狮子.正如一位侗族青年所说的那样:“因为那是过去落后的东西,没有意义,我们要享受现代文明.”

而新媒体在解构人们传统的消费文化和心理的同时,还不断鼓吹和强化新的消费模式和观念让人们更“有意义”地活着,更有极端者,湖南郴州17岁高中生小王为买苹果手机和IPAD2,在网上黑中介的安排下卖掉自己的一个肾,导致伤残.[15]一项调查显示,80.8%的受访者确认,身边很多人消费的是符号,而非商品本身,其中26.9%的人表示这样的人“非常多”.受访中,“80后”占43.2%.“70后”占37.4%;51.8%的人坦言有过符号消费经历.[16]人们已经不再是仅仅消费“物”的实用价值,更重要的是在消费附着于这些“物”之上的“符号和意义”.同时由于大众传媒的“功劳”,符号消费问题将会更加凸显.从某种程度上说,目前国人对于消费的符号象征意义推崇已经到了较为严重的地步,符号消费在我国消费文化中已经成为一个凸显的社会问题.以穿名牌、戴名表、开名车、住豪宅为人生目标的人大有人在,并且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社会标尺.

三、几点讨论

新媒体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深刻的,但是鉴于其发展时间尚短,人们对其认识还很欠缺,几个问题值得引起大家的重视和关注.

1.对新媒体传播效果的认识

关于传媒效果的研究国外大体上经历了“魔弹论”、有限效果论、适度效果论和强大效果论四个发展阶段.而国内的传媒效果研究,虽然也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有人提出“风草”论或“妖魔化”论,但是总体来看尚处起步阶段.新媒体作为一种全新的媒介形式,与传统媒体相比具有十分明显的传播优势,但是其传播效果与其说是“魔弹”、“风草”或“妖魔化”,还不如说是“深水炸弹”.它以其华丽的外表隐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的茫茫大海中,一旦遇到恰当的“引爆水深”就会发生爆炸,其爆炸的威力是巨大,影响是深远的.但是这种威力和影响同时受到“社会引信”的调控,其影响方式更具隐蔽性.这种“社会引信”就是隐藏在其背后的各种社会关系.

首先,新媒体传播效果受到其所处的特定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制约.湖南侗族地区的新媒体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开始快速发展的,并且其发展受到当地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制约,呈现明显的不平衡状态.经济发达的城市,新媒体发展较快、影响较大;经济落后的农村,新媒体发展较慢、影响较小.同时,同一媒介在不同使用者中,其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的.有的侗族同胞把电视当成看新闻、了解世界的窗口;有的侗族同胞把电视当成娱乐休闲的工具;有的侗族同胞把电视当成排遣寂寞、打发时间的伴侣.湖南侗族地区广大侗族村民的媒介实践充分说明,村民们选择不同的媒介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收看电视都有自己的理由和想法,对于电视的传播内容也有自己特有的理解方式.因此,新媒体的传播效果并非像哈罗德·拉斯韦尔所称的“每个人只要读了报纸、听了广播、看了电视就会百分百地被击中而倒下.”

其次,新媒体传播效果还受到其所处的社会制度的影响.湖南侗族地区的媒介生态呈现明显的失衡状态,其中以电视、手机为最主要的传播媒介,而广大侗族同胞对电视和手机的使用又呈现出明显的娱乐化特点.而报刊、广播、互联网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发展缓慢.报刊的发行主要是党报党刊,内容也并不符合村民阅读需要,没有村民愿意自己私费订阅各种党报.因此,报刊对湖南侗族地区的影响是有限的,也是不明显的.

同时,新媒体传播效果还受到受众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制约.湖南侗族地区的广大侗族同胞整体受教育水平较低,媒介素养较差,媒介传播能力较弱,因此在理解媒介传播内容时往往会出现各种“误读”,从而影响新媒体传播效果.

2.充分发挥新媒体在民族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新媒体彻底改变了传统媒体时代信息发布权掌握在特定机构和组织手中的垄断局面,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和接收者,能以更快的速度、更便捷的方式向全世界任何拥有网络的人或组织传递信息.因此,新媒体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播提供更加便捷的平台.近年来,借助新媒体的力量,在地理位置较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那些长期靠口头传播或仪式传承的少数民族文化得到了快速、广泛而有效地传播.以侗族风情网和中国侗族网为例,在侗族风情网论坛活跃的注册会员1.3万人,并以每天超过50人的注册速度增长;论坛同时在线500人以上,会员日发帖量300帖以上.会员游客包括国内所有省份,国外主要游客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英国、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法国、德国、越南、泰国、新西兰、意大利、西班牙、俄罗斯等110多个国家.[1]261还有许多个人和组织,开设专门的网站或在自己的博客、播客、微博里介绍侗族传统文化.这些个人和组织往往是侗族文化精英和意见领袖,对侗族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情感,又具有较高的媒介素养和影响力,对于传播侗族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然而,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和影响,目前侗族文化的新媒体传播还存在很多问题.以侗族网站的建设来看,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各自为政,互相重复,实力不强;没有经济来源,网站投入和宣传推广力度不足;有些站点名称和栏目较混乱;资料性较差,多数缺乏站内搜索功能.”[17]因此,有关部门应该采取积极措施,整合资源,加大投入,协调创新,构建侗族文化传播的新媒体平台,包括互联网传播、数字电视传播、移动媒体传播,等等.

3.提升少数民族同胞的媒介素养是民族地区发展的当务之急

媒介素养是指正确地、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能力,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具有交互性、费用低、容量大、多媒体等诸多特点,是人们学习的重要工具.然而,少数民族同胞较低的媒介素养妨碍了其对媒体的理解和运用.因此,提升少数民族同胞的媒介素养是民族地区发展的当务之急,应该从国家、学校、家庭和媒体自身等层面建立学习机制,鼓励和帮助广大少数民族同胞提升媒介素养,提升其理解与利用媒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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