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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职业，让逝去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
“捐献协调员”这种特殊的职业,一边是死者亲人的眼泪,一边是受捐者和家属的笑容,人们也叫他们“生命摆渡人”.9 月22 日,本刊特约记者专访了山西省遗体捐献管理中心80 后的“捐献协调员”闫娟.3 年里,她取得了28 个家庭的信任,使他们自愿捐献出逝去亲人的器官,让50 多位受捐者重获了新生.在她工作的3 年间,有许多次因遭到一些家属的打骂想放弃,但最终又因另一些家属的善举而坚持下来.
她说：“器官捐献是生命的另一种延续方式.中国器官捐献事业正行进在一个关键时期,在以百万计等待器官捐献的患者面前,协调员任重而道远,哪怕再艰辛曲折,我依然会坚守在这条路上.”放弃吧,这条路走得太难2004 年,闫娟从山西省医科大学护理专业毕业,应聘到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手术室当护士.3 年后,她又被调到重症监护室工作.每天目睹着生命的凋亡,闫娟的心情很沉重：如果有移植器官来源,很多病人就不会死亡.
2013 年10 月,闫娟在医院看到山西省下发的一则招聘启事—招聘有志于从事社会公共事业的“捐献协调员”.应聘条件：从事医务工作且有一年以上医务工作经验者.工作内容：与濒临死亡的病人家属沟通,宣讲有关政策法规,完成捐献法律手续,说服并协助其完成器官捐献全过程.
闫娟看到这则招聘启事,心里一动.想到那些苦苦等待器官移植、一步步走向死亡的病患,这个工作必须得有人牵头去做,她毫不犹豫报了名.可是,真正做了协调员,她才体会到其中的艰辛和不易.协调员会根据红会网站提供的危重病人信息,带着资格证书,去相应的医院联络危重病人家属.刚开始,闫娟遇到的家属,态度还算礼貌.通常,他们不理睬她或者请她离开.但有时,她也会遭到谩骂甚至侮辱.
2014 年1 月中旬的一天,她找到一位因车祸导致脑死亡的伤者家属沟通.当闫娟介绍完自己身份,提出“器官捐献”的建议后,家属立刻情绪失控了.伤者妻子指着闫娟的鼻子骂道：“你不就希望我丈夫死吗？担心遭报应！”伤者儿子揪住闫娟的胳膊挥舞着拳头大吼道：“你再敢说一句,我揍死你！”面对这样的情形,闫娟只好低头转身离开.可是伤者妻子又追出来,拦着她继续发飙.她恶狠狠地对闫娟说：“我手里要是有刀,就一刀捅了你！”她发泄了很久,才放闫娟离开.闫娟跑出急诊室,坐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哭了.遭到这样的辱骂,她心里特别委屈难受,一阵不被认可的失落感,让她对自己当初的选择产生了动摇.还有一次,闫娟得知一位突发性颅内出血的女孩命在旦夕.女孩已经10多天没有进食,一直昏迷不醒.尽管医生全力抢救,可她还是很快进入了脑死亡状态.那天,闫娟跟女孩父母在重症监护室外沟通器官移植时,主治医生正好也在.医生对女孩父亲说：“以你孩子目前的病情,确实可以考虑是否捐献器官.因为你孩子已经脑死亡,仅靠呼吸机在维持生命；另外出于经济上的考量,我觉得你也不必花那个冤枉钱了.”那位父亲一听接受不了,上去就抓住医生的衣领骂道：“你不去挽救病人,却蛊惑我捐献孩子器官,信不信我告你？”
闫娟赶紧解释：“我们有一套严格的法律程序和依据,必须是现代医学无力挽回的,才能器官捐献.而且捐献器官,是一件积德行善的事情,也是生命的一个延续.”但是,那位父亲根本无法理解也不听解释,说：“你俩是串通好来害我孩子命的,要是你们救不好我孩子,我饶不了你们！”两天后,女孩因抢救无效死亡.主治医生因此挨了一顿痛打,还差点儿惹上官司.当时,闫娟特别难受.病人家属连医生都不信任,还会相信她这个身份尴尬的协调员吗？想到几个月来马不停蹄地奔波于各大医院,虽然历经各种委屈和辛劳,但几乎没得到过一位家属的理解和支持,闫娟信心顿失,她对自己说：“放弃吧,这条路太难走了.”
捐献事业,就像“爱心储蓄银行”,需要人人参与正当闫娟打算重拟职业规划时,2015 年4 月的一天,她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一位叫何博（化名）的父亲打来的.何博说,3 天前,他上高中的儿子在学校打球,忽然脑出血被送进医院重症监护室.这两天,孩子病情急转直下,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他看到医院展板上闫娟的,就给她打了电话,咨询器官捐献事宜.闫娟赶到医院,正遇上何博一家人跟医生商谈儿子的病情.何博主动对医生说：“医生你只管全力抢救孩子.如果实在抢救不过来,我们就做器官捐献吧.我们的孩子假如活不成,就帮助其他人活着,那样的话,世上就少了一对像我们这样痛苦的父母了.”当时,在场的医生无不动容.闫娟也顿时红了眼圈,她紧紧握住何博的手说：“谢谢您,谢谢您对器官捐献事业的大力支持！”何博说：“我们不想再让孩子遭受痛苦了.与其毫无意义地治疗,不如让他换另一种方式活下去.如果他的器官能继续活在别人身上,他的生命一样得到了延续,我们做父母的也就很欣慰了.”
那一刻,闫娟除了感动还有震撼.她非常钦佩这么深明大义的父母！她忽然想,之前遭遇的种种冷眼和谩骂,又算什么呢？如果不坚持,就错过了这个主动捐献器官的家庭,也很可能让苦等器官移植的患者又错失了一个良机.何博跟闫娟签署了儿子的《器官捐献书》,在得到医生明确的“无生还希望”的诊断后,何博夫妻忍着悲痛,捐出了儿子的一对眼角膜、一对肾脏和一个肝脏,挽救了5 个被病痛折磨的家庭.而尤让闫娟感动的是,捐献不久,闫娟又接到了何博的电话.何博问闫娟：“接受捐助的家庭经济有困难吗？如果需要,我可以资助他们.”因为国家对捐献方和受捐方有“双盲”政策规定,闫娟并没有向何博提供受捐方的任何信息,她只代表受捐方对何博表示了感谢.何博说：“我理解.那就请你代我感谢接受我孩子器官的人,是他们让我孩子活了下来.”当时,闫娟的泪止不住往.虽然在协调工作中,她依然会遇到拒绝和谩骂,但有像“何博”这样的人,才让闫娟有了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2017 年4 月底的一天,闫娟的一位前同事给她打来电话：“你赶紧来急诊室,一位病人家属要捐献亲人器官.”这是一对因长期从事煤炭开采工作而双双罹患尘肺病的夫妻.4 年前,丈夫阿华的病情已到了终末期,需要一天24 小时吸氧维持生命.一年后,阿华在山西省人民医院终于等到了肺源供体.接受肺移植的阿华,得到了新生.呼吸重新顺畅的他,觉得空气里都充满了甜甜的味道,那种感觉非常幸福.他开始努力赚钱,打算存够50 万,也给妻子换个好肺.
日子一天天好转,他的目标也一天天接近.可4 月12 日那天,一场意外彻底打破了他的计划.那天,妻子阿英从附近诊所吸氧回来,不幸遭遇严重车祸,当场昏迷不醒,直接被送进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不久,阿英被诊断为 “脑死亡”.看着阿英全身插满管子,仅靠呼吸机维持生命,阿华很心疼.他跟女儿商量后决定：捐献阿英的器官,去救急需帮助的人.
于是,阿华跟医生说了自己的选择.他说：“我曾经也是一个苦苦挣扎在垂死边缘的人,深知那种痛不欲生的滋味.多亏了别人的爱心捐助,我才重获了新生.既然妻子已无生的可能,那我就该把受过的恩惠回馈给别人.”
和闫娟签署了《器官捐献书》后,阿华捐出了妻子的眼角膜、肝脏和双肾,挽救了6 个人.此外,阿华本人也跟闫娟签署了《捐献志愿书》.他说：“多救一个人,就会减少一个家庭的痛苦.你尽一点儿力,我尽一点儿力,他尽一点儿力,那能减少多少家庭的痛苦啊！”
闫娟听了,特别动容.“捐献事业,是一个新生事物.比如献血,得有一个被接受的过程.就像何博,传递着无私的爱心,令人敬佩；再像阿华,先是受到捐赠和爱心获得新生,现在又积极捐献亲人器官去救助别人,去回馈爱心,储蓄爱心.我们这个捐献系统,就像‘爱心储蓄银行’,需要人人参与,才能获得良性发展.如果大家都像何博和阿华一样,积极参与到器官捐献事业中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中受益,越来越多的生命被挽回.这,也是我越来越有动力做这份事业的原因.”闫娟动情地说.不用再等,亲人会以另一种方式活在世上随着捐献事业在各大医院的开展,许多病人家属开始慢慢理解和支持协调员的工作.但,也有一些家属和闫娟签署了《器官捐献书》后,却又临时反悔.2016 年5 月, 闫娟来到了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外,50 岁的薛雪红肿着眼睛,眼神呆滞.她的丈夫5 天前因酒精中毒造成脑死亡,没有了自主呼吸,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你好,我是山西省遗体捐献管理中心‘捐献协调员’闫娟.”闫娟热情地介绍自己,但对方连眼皮都没抬一下.闫娟继续跟薛雪沟通：“虽然我救不了你丈夫,但我可以救下你丈夫身体的一部分,让他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
过了两分钟,薛雪才气若游丝地说：“我知道,你想让我丈夫捐献器官.”闫娟点点头没作声,她已做好了被骂的准备.谁知,薛雪却缓缓抬起头说：“你明天来吧,我再好好想想.”第二天,闫娟又去跟薛雪沟通.她哭了,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捐了丈夫的器官,我担心他不完整了啊！”闫娟轻声细语地解释说：“俗话讲‘人一死百了’,现在人死了都实行火葬处理,一把火烧了,什么都没留下.如果留下你丈夫有用的器官,移植到别人身上,不仅给你留下念想,还能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他的生命才更有意义啊！”渐渐地,闫娟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打动了薛雪.她说：“那我同意捐.”薛雪很快和闫娟签署了《器官捐献书》,并放弃了给丈夫做无谓的治疗.根据法规,病人必须是在撤出呼吸机、心跳停止5 分钟临床确认死亡后,才可以进行器官摘除.移植器官团队一直等在5 公里外的一家医院的手术室里,为了达到器官的最佳移植效果,来接病人的医生计划先把病人转到救护车上,再撤除呼吸机.就在薛雪丈夫从抢救室被转出时,她看到在呼吸机的作用下,丈夫还有心跳.她忽然撕心裂肺地大叫着：“不可以不可以,他还没有死！”闫娟跟薛雪解释：“你丈夫已经没有了自主呼吸,医生马上就要拿掉他的呼吸机了,心跳也就会跟着停止.”薛雪哭着说：“我要陪在他身边,亲眼看着他心跳停止.”看着情绪激动的薛雪,闫娟立刻同意让她一起陪着丈夫上救护车.在陪伴的过程中,薛雪看着丈夫的心跳渐渐停止,号啕大哭……
闫娟抱着薛雪,不停地安慰她,陪她一同流泪.她心里明白,薛雪的觉悟已经很高了.但面临生离死别的时候,那种分离的痛苦真真切切,让人难以割舍.她始终不相信,丈夫就这么没了.她一直心存幻想：丈夫还有心跳,万一能活过来呢……薛雪丈夫的器官救了4个人.薛雪说,丈夫在她心里,一直没死.2017 年6 月初的一天,闫娟风尘仆仆地赶到山西省一家县级医院.病房外,一对中年夫妻正在垂泪,他们是一位即将逝去的女孩的父母.23 岁的小静,今年大学刚毕业.5 月下旬,她在上班的路上被一辆飞速驶来的摩托车撞飞到10 米之外的电线杆上,再也没醒来.小静很快被宣判为脑死亡.小静父母不相信这个残酷现实,医院又请来上级医院专家会诊,诊断与当地医院一致—小静是脑死亡,已失去救治意义.闫娟把工作证递给她父母,安慰他们一番后,跟他们聊起器官捐献的事宜.沉默了一会儿,小静父亲痛哭道：“我就是不相信,女儿就这么没了.她头上明明就只有一点儿擦伤啊！”闫娟把医学知识变成通俗易懂的话解释给他们听,跟他们沟通了3 个多小时,夫妻俩终于接受了现实,与闫娟签署了《器官捐献书》.不一会儿,夫妻俩10 多个亲戚赶到,七嘴八舌地发表意见.小静的奶奶一直念叨：“万一奇迹发生呢？万一等几天,小静就会苏醒呢？”
小静母亲听了直抹泪,她说：“我们不捐了.”小静父亲也拽住闫娟和她同事的衣袖说：“我们不捐了,不捐了,你们赶快把我女儿还回来.”闫娟顿时傻眼了！此时,载着小静的救护车已经在去手术室的路上！闫娟只得给救护车上的同事打电话“叫停”.小静的呼吸机已被摘掉,她已去世.如果再耽搁一会儿,她的身体状况很可能就不符合捐献条件了.闫娟急得直冒汗,她把小静父亲单独请到一边,耐心做他思想工作.她说：“大哥,你千万不要做对不起女儿的事啊！”小静父亲问：“ 我怎么会对不起她呢？我始终不相信她就这样走了,万一她要是醒过来呢？”闫娟说：“那么多医生一次次科学诊断,难道还不如您家那些零医学常识的亲戚吗？如果有人会因为她的捐献重获新生,那么,她的一部分器官也还会继续活着.您和孩子是在做一件积德行善的事情啊！”小静父亲沉默了,两分钟后,他对那些亲戚说：“你们别说了,我不变了,我捐！”
移植程序最终得以及时继续,小静的角膜、皮肤和肝、肾,挽救了7 个人.闫娟说：“作为一名捐献协调员,我们承受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压力,但我们愿意做延续生命两端‘器’约的桥梁,这个桥梁是渴求新生的人们唯一的途径和希望.令人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成为捐献志愿者,相信不久的将来,人类器官移植就如同输血一样,寻常而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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