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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龙骨北京人头骨发现记
1927 年4 月25 日,一伙儿共11 个人聚在北方旅馆吃了晚餐.他们都是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或人类学家.尽管11 个人中包含了6 种不同的国籍,他们仍然是一个紧密结合的集体.他们涉足的区域大多在20 世纪20 年代末期依然不为人知,在地图上也找不到.他们从考察点带回北京的各种化石不仅刷新了中国地质学和进化史的纪录,也刷新了整个亚洲的纪录.
1927 年4 月25 日, 一伙儿共11 个人聚在北方旅馆吃了晚餐.即使以见惯了北京的花花世界的眼光来看,他们的菜单也太不寻常了：每道菜都是以一种生物的学名来命名的,比如安氏大唇犀（一种犀牛）、已经灭绝数千年的巨型鸵鸟等.这种玩笑般的命名方式很对当晚就餐者的胃口,因为他们都是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或人类学家.尽管11 个人中包含了6 种不同的国籍,他们仍然是一个紧密结合的集体,其中最为著名的两位是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和耶稣会牧师德日进——后者因试图将上帝与进化论学说融合而被罗马教廷驱逐,之后来到了中国.当晚所有出席的人都在各自的领域有出类拔萃的成就,且都在中国这片广阔的土地上进行探索.他们涉足的区域大多在20 世纪20 年代末期依然不为人知,在地图上也找不到.他们从考察点带回北京的各种化石不仅刷新了中国地质学和进化史的纪录,也刷新了整个亚洲的纪录.
从19 世纪晚期开始,欧洲的收藏家就知道在北京的药材商店里能买到三趾马和剑齿虎一类的动物化石,即“龙骨”.中国人认为这些骨头有治病奇效,要价比较高.农民们对化石真正的价值没有概念,他们经常把骨头磨成粉,或者把动物头骨上的牙齿拔了单独出售,以便再赚一笔钱.直到1914 年,地质学家安特生（那次晚宴就是为他举办的）受聘任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这种破坏性的陋习才开始有所改善.安特生热衷于化石收集, 由于1903 年在北京一个药材店发现了两枚史前人类牙齿,促使他展开了对“龙骨”出处的研究.在华中地区的传教士的帮助下,他发现了一些重要的考古地点,并逐步组织起系统化的挖掘活动,从而第一次打开了中国脊椎动物化石的藏宝洞.
安特生的地质学家朋友（也是那次晚宴的参与者）葛利普于1920 年到中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古生物学教授,比安特生晚几年.他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地质系任职时,由于同情战后的德国人而被校方解雇,但到了北京以后,他发现这里不仅有求知欲旺盛的学生簇拥着他,他还能得到源源不断的新出土、有研究价值的化石.他在北京待得心满意足,以至于当纽约方面允许他返校时,他却选择了留在北京科学界的中心地位,直到1946 年逝世.初到北京时,他就马上给一所美国大学写了封信,描述了当地一次典型的化石挖掘经历：
现场工作非常顺利.我们在开平盆地9 天的挖掘成果是40 箱化石,可想而知这里的资源有多丰富……但是在中国开展地质工作很难……没有准确的地图,到达挖掘点要花费很长时间,旅途劳顿——许多地方道路崎岖,只能骑骡子,或者根本无路可走,有时只能坐当地的船绕路走……然后我们的队伍要找地方借宿,但苦力我们就管不了了……有时我们住在寺庙里,住进去之前要先把里面的麻风病人和乞丐赶出去.我们雇了40 个苦力进行挖掘、碎石、包装（在我们的指导下）和搬运的工作,我们那40 箱化石就是由这些苦力从总部搬到火车站；距离或许有半英里,都是些大箱子.到了火车站就好办了——但前提是我们得亲自看牢那些箱子.
那天共进晚餐的化石搜寻者和葛利普一样,都是这一领域的专家,常在边远地区和严酷的气候环境下工作.虽然多年来他们得到了不少收获,但还是没找到化石宝库里最耀眼的那颗明珠——一块叫作“缺环”的化石.
他们的观点是,要寻找理论上连接类人猿和现代人类之间的那一个物种,中亚是最理想的地点.这一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亨利·费尔菲尔德·奥斯本——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百万富翁、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同时也是一位有重大影响力的人物.他倡导人种改良,竭力强调高加索人种的优越性.一些人同意他的看法——这样的人可不止一两个,他们认为人类文明的摇篮（如达尔文所认为的那样）不在非洲,而是在更适宜生存的亚洲.
尽管奥斯本的观点广为传播,到1920 年他的支持者们还是没找到有力的证据.1891 年在爪哇岛出土了一个孤零零的头盖骨,据推测,其主人的进化程度位于猿和人之间,对证实亚洲起源说很有利,但还不够.他还需要更多证据来支撑起亚洲大陆是人类的发祥地这一论点.对于传奇般出生入死的探险家安得思来说,找寻这一论据具有强烈的诱惑力.
1920 年,刚从蒙古探险归来回到博物馆的安得思发起了一个宏伟的项目.他最初的目标是依靠在戈壁沙漠寻找原始人的踪迹来验证奥斯本的观点,但这只是一部分.他的目标是从“地理、化石、气候和植被”各方面重述整个中亚高地的自然史.他还计划收集活体哺乳动物、鸟类、鱼、爬行动物、昆虫、植物标本,还欲绘制戈壁无人涉足的区域的地图.这次跨学科的尝试将花费至少5 年,并且正如他所表明的：“这将会是一项深入的工作——是美国本土之外最大的一次陆地探险.”奥斯本热情的支持加上安得思的组织才能,促成了著名的“中亚探险队”（简称CAE）的成立, 探险队从1921 年至1930年在戈壁和蒙古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精彩的探险.
获得奥斯本的坚定的支持之后,安得思还面临筹集资金这一更为艰巨的任务,但有了摩根大通和小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的支票在手,所需的25 万美元也是唾手可得.一次公开宣传之后,各大报纸在头条报道了“科学家将寻找猿人的骨头”和“在亚洲寻找‘缺环’”等内容.那次公众露面吸引了数百名想参与探险的人,他们写信给安得思,请求他带他们前往戈壁.
花费数月时间在纽约挑选科学家队伍和调配补给后,安得思带着妻子、年幼的儿子和38 吨重的器材于1921 年4 月14 日来到北京.安得思对这座城市已经了如指掌,因为早在一战期间他在为政府执行情报工作时就在北京驻扎过一段时间.
安得思的老朋友莫理循博士在北京有套居所,在他去世后一直空置着,共有8 个庭院,四周围绕着共47 个房间,是一个理想的总部.这套被安得思形容为一座小城池的居所在整个探险项目的各方面都起到了作用.在他担任中亚探险队负责人长达9 年的时间里,这里就是他的家.
1922 年4 月16 日, 美国使馆在探险队出发前夕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晚宴.第二天,满载行李、覆盖着棕色防水布的车辆离开北京,几个小时之后在崎岖的四川万县关隘曲折前行,驶向大高地：
我们越往高处走, 每过一个转弯口后都会看到更壮观的风景……我们的上头是玄武岩的防御墙,再高处是长城的城墙,沿着高地边缘曲折地延伸向远方.翻过最后一个陡坡,穿越完长城最后一个狭窄的通道,我们的车发出低吼声,就像我们前去寻找的史前怪兽一样.然后,我们到达了蒙古.
前路上还有很多障碍,但安得思最担心的是找不到任何化石无功而返.不过离开北京仅仅4天之后, 他们就找到了恐龙化石——这个赌局总算有所回报,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尽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探险队采集了很大数量的骨骼化石,但单单没有人类的.当他们第一次从蒙古返回北京时,安得思还是可以自豪地宣称探险队不虚此行.他不仅带回了珍稀的恐龙化石、地质数据,还有很多之前没见过的活体哺乳动物.公众普遍认为这是一次胜利的远征,连奥斯本都打来电报祝贺：“你们从此翻开了地球生物史上的一页新篇章.”
就在接下来的1923 年夏季,当远征队的成员增加到40 人时,他们有了一次最激动人心的发现：
对于中亚探险队来说,午3 点钟,我们开始扎营,在同一时间里,队员们都散布在荒原里的不同位置.夜晚来临前每人都找到了一个恐龙头骨.不过真正的惊喜发生在第二天,乔治·奥尔森报告说他确定自己发现了几个化石蛋.我们为此还嘲笑了他一番,但午餐后还是好奇地跟他过去看了看.一看,我们就都住嘴了.那些确实是化石蛋,一窝地躺在砂石岩架上,其中三个滚了出去,有明显的损坏.
化石蛋的发现引起了轰动,使安得思在一夜间闻名全球.但出名也带来了一些麻烦.巨大的社会效应使他产生把其中一个蛋拍卖掉（标价5000 美元）,以便为中亚探险队筹措资金的想法.结果那次拍卖加深了中国和“蒙古”长久以来对外国探险家的印象：他们是一群唯利是图的帝国主义强盗.恐龙蛋的交易标志着中国对外国人来华探险态度的根本改变,尽管安得思后来又继续在华开展了三次探险活动（分别在1925 年、1928 年和1930 年）,但他与当局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张.
中亚探险队不是唯一一支在1920 年代中期陷入政治困境的探险队.斯文·赫定,一位因开创性的成就而备受推崇（除了其对德国人的同情之外）的专家,也和横扫中国的民族主义发生了冲突.赫定属于老派的探险家,他的兴趣主要集中在考古学方面.1885 年在中国进行的第一次考察活动差点成为他职业生涯的绝唱——他在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时险些被渴死.但他还是无畏地参加了1894 年至1908 年在中亚地区的3 次重大探险活动.
1927 年5 月,赫定在参加了化石晚宴的几天后离开北京,与一支由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赞助的中国—瑞士探险队一起去往中国西北部.这次远征将成为他最后一次富有成效的探险,也是他在接下来的七年时间里经常回到北京的缘由.此行的目的是为将来柏林—北京开设航线做准备,包括建立气候观测站、考察起降地点等.对此,中国政府持怀疑态度,直到赫定接受了一系列严苛的条款之后,探险项目才通过审查（他因此激怒了西方同僚,被指责为“倒向中方”）.
尽管在与中国当局长达数月的谈判过程中,赫定时常造访使馆区,但英使馆不愿和他有什么瓜葛.他在一战中对德国皇帝的同情使他成为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只有安·布里奇觉得他“幽默风趣”,并违反禁令,时常邀他共进午餐.
他让11 岁的女儿陪赫定研究地图.赫定很喜欢这个女孩,而布里奇事先教过她如何套出消息.赫定走后,布里奇看到女儿坐在床边,地图放在膝盖上.令人惊喜的是,在一片区域上勾出了一条重重的黑线,顺着这条线,她一边念着,一边写下一个又一个地名.
尽管步达生是著名的解剖学家,他真正的兴趣却是人类进化史.作为1927 年4 月那次晚宴的参与者之一,他也是“化石搜寻者”小组内广受欢迎和尊重的一位成员,不过他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他因罹患先天性心脏病,随时可能猝死.但这不仅没让他放慢步伐,反而让他更加坚定地去寻类起源于亚洲的证据.1929 年,步达生的小组在离北京仅有—天行程距离的地方中了头彩.他们挖掘出一个人类的颅骨,也就是后来为全世界所知的“北京人”.
周口店位于北京西南四十多英里处的西山脚下,那里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公路连接着卢沟桥,然后通到一个煤矿村,村子周围有很多天然石灰岩洞和露天煤矿.安特生早在1918 年便到此勘察过,并认定这是一处藏量丰富的化石遗址.但是直到10 年之后,这里才发掘了两枚牙齿化石,步达生认为那是人类牙齿,但界内对此尚有争议.中国地质调查所与协和医学院合作对周口店龙骨山开展了全面的挖掘工作,提供资金的依旧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由步达生做项目执行理事.
1927 年10 月16 日又出土了一枚牙齿化石,据推算有50 万年的历史,比之前的两枚牙齿保存更完好,这一次确属人类无疑.步达生立即写信给安特生：“我们终于得到了一颗漂亮的人类牙齿！”手里有了这个小小的证据,步达生进而宣布这一牙齿属于一个未知的人类种群,他将其命名为“Sinanthropus Pekinensis”,即“北京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步达生在美国和欧洲各地举办多场讲座,阐述这一发现的意义——据说那枚牙齿被装在一个特制的小盒里,用一根金链子拴在他的腰带上.
步达生及其同僚期待已久的一天终于来临了.1929 年10 月底,由于冬季来临,土地硬得无法挖掘,他们准备停止工作,关闭现场.但负责现场工作的地质学家裴文中先生（曾是葛利普教授的学生）说服了步达生和中国同事,让他继续在这里多工作几个星期.到了11 月2 日,连斗志昂扬的裴文中都觉得这个阶段的工作该告一段落了.下午4 时,天色逐渐变暗,气温也很低,但他仍然和其他几个人在坑下工作,在场的人记录了当时的情况：
也许是因为天气太冷,或天色已晚,只有偶尔响起的钉锤声偶尔打破静谧的空气,提醒着坑下还有人在.“那是什么？”裴突然喊了一声.“人类的头骨！”在寂静的现场,每个人都听到了他的喊声,有人建议马上挖出来,也有人反对,担心光线不足,又挖得急躁,可能损坏化石.“既然它已经躺在那里那么多年了,再多躺一晚上又何妨？”大家争论着,但等待一晚上的滋味实在难以忍受.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 裴最终决定此时此地就把它挖出来.
他们把村子里所有的蜡烛库存都买了来,裴文中总算能在足够的光照下给发掘地点拍照,然后再把化石从山洞壁里挖出来,此刻头骨的一部分还嵌在岩石里.他把这个湿漉漉的化石挖出来以后,先拿回房间晾了几天,然后用纱布和塑料布裹好准备送去北京.尽管只有40 多英里的旅程,裴还是考虑到了各种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比如与士兵起冲突、天气突变等,都会威胁到他宝贵的货物.他做好应对最糟糕的局面的准备,于11 月6 日乘人力车出发去车站.在人力车上,他把“北京人”藏在长袍之下.因为担心这一包形状奇怪的捆扎物进城门的时候会被检查,他又把它裹在脏兮兮的被褥里,希望没有人会搜查他这样一个像是带脏衣服回家的学生.安全进城后,裴马上赶往协和医学院,把这个伟大的发现放在欣喜万分的步达生面前.之后步达生激动地评价道：“裴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现场工作人员.”
步达生的工作模式十分与众不同.他喜爱社交,晚上常与朋友们在北京饭店聚会,然后回到实验室,一直工作到早上才回家睡觉.1934 年3 月15 日,在他49岁的时候,他的心脏终于不行了.他的朋友德日进在第二天早上发现他趴在工作台上,旁边就放着“北京人”.
从1929 年裴文中发现“北京人”头骨到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段时间里,周口店又出土了更多人类化石,同时被发现的还有大量石器.这个遗址的重要性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在步达生死后3 年,“北京人”被重新定义为直立人,和爪哇猿人成了近亲,于是失去了它在古生物学上的特殊地位.另外,步达生和他的众多朋友所持有的观点——人类起源于亚洲也被证明是错误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在非洲发现了比“北京人”更古老的古人猿化石.尽管这样,步达生和他的“龙骨搜寻者”同僚们所取得的成就仍是无与伦比的,而且他们的成就不仅限于科学领域.中国人发现,这支长期驻扎在北京的科学家队伍证明了中外专家可以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一位杰出的知识分子、中国地质研究所主任丁文江,同时也是步达生的好友认为：
坦白地说,有时我们会发现中国人和外国人在科学领域内的合作比较困难……首先,很多外国人怀有一种自大情结.在潜意识里,他们会这样想：这儿有一个中国人,他懂一些科学,但他终归是一个中国人——他与欧洲人不同,因此我们不能用同样的方法来对待他.于是他充其量摆出一副降格以从的样子.其次,中国同僚怀有一种自卑感,往往表现得不自然,又很敏感,总以为外国人要么就是在嘲笑他们,要么就是看不起他们……在我与步达生来往的过程中,我从未发现他带有这种情绪,他的中国同僚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从政治上讲,步达生属于保守派,但与中国同事的相处中,他全然忘记了对方的国籍、种族,这是因为他知道,科学超越了这种虚伪和偶然性.
作为1927 年4 月“史前晚宴”的参与者之一（11 个出席者中有4 个是中国人）,也许德日进对小组成员间同志般的友谊概括得是最好的.他这样写道：
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来没有像那晚一样度过了如此充实、热情的几个小时.和好几次在北京的时候一样,那次聚会超越了种族、国籍和宗教的障碍,令大家心头溢满了淡淡的喜悦.
（摘自商务印书馆《消逝在东交民巷的那些日子》 作者：[ 英]朱莉娅·博伊德 译者：向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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