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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儿童对中国的文化认知以对韩国全罗南道宝城南小学的调查为例

中韩交流源远流长,越来越多的韩国人开始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自2012年起, 中国与韩国合作成立CPIK项目(在韩汉语项目,Chinese Program in Korea),国家汉办每年都会派出赴韩国中小学的对外汉语教师志愿者,2015年共派出251名.笔者作为其中一名对外汉语教师,以2015年2月至2016年1月期间所执教的韩国全罗南道宝城郡宝城南小学276名小学生为调查对象,从跨文化传播和文化认知的学术视角,通过问卷调查,分析现代韩国儿童对中国的文化认知,旨在通过实证研究,展示韩国儿童对中国的文化认知特点及产生原因,对于如何更好地在非汉语母语的外国儿童中传播中国文化具有借鉴意义.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文研究的文化认知是指韩国儿童在本国环境下,通过后天习得的,对中国具有独特风格和内涵的文化诸要素及文化特质的认识和了解.整体上采用个案研究法,具体针对宝城南小学学生的调研采用问卷调查法和实地观察法,问卷使用韩语纸质调查问卷.调查了全校一至六年级共13个班276名学生,年龄分布在7-12岁.本次调查共发出问卷276份,回收问卷252份,回收率为91.3%,其中有效问卷242份,有效回收率为87.7%.调查问卷的内容主要分为基本信息调查、对中国的好感度调查、对中国的文化认知内容及方式调查, 对中国认知需求调查四个部分共计70个打分项目,并以一个开放性问题“你想了解关于中国的什么”作为补充,学生回答由专业人士翻译成中文.测量方法上,考虑调查的主题和小学生的理解能力,本调查主要选择使用李克特量表,即对陈述进行五级测量,例如：1.很不同意；2.不太同意；3.说不准；4.比较同意；5.非常同意.五级测量尤其适用于测量观念、态度、意见等.

二、韩国儿童对中国的文化认知特点

韩国作为中国重要的合作伙伴,地理上的毗邻和文化上的相近促使中国在韩国儿童中的整体好感度较高.针对宝城南小学生对中国的印象调查,韩国儿童总体认为中国很大、漂亮、神秘、发达、历史悠久,对“中国很干净”持中立的占调查者的40%,赞同的占25%,不赞同的占8%.韩国儿童认为熊猫、炸酱面、长城、龙最能代表中国,调查显示认知程度由高到低依次是中国动物植物、中国风景名胜、中国美食、中国传统艺术、中国服饰、中国人.

关于“你想了解关于中国的什么”的问题,在所搜集的问卷当中,总计206个问题,提问涉及饮食42个、名胜25个、动物21个、艺术20个、中国人14个、服饰13个、历史13个、植物12个、汉语8个、娱乐8个、文化生活7个、其它（非以上几类）23个.从韩国小学生的回答中,笔者发现,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存在刻板印象,突出表现在中国服饰、社会生活、艺术、动物四个方面.例如：中国人平时穿旗袍吗？中国人吵架吗？中国人为什么喜欢红色和熊猫？为什么中国的武术那么好？中国人吃韩食吗？中国人都会汉语和武术吗？中国人为什么听英文？同时,韩国儿童对中国提出的疑问与其知识水平有关,一二年级的学生较多地关注具象问题如中国饮食、服饰、动物、名胜,提出的问题如：“狮子怎么说？”“鼠的分类是什么？”有的甚至只是评价,如“中国的衣服很漂亮”.三年级的学生问题中出现关于中国历史的问题,如“为什么中国历史那么长”.四年级的学生能提出语言方面的问题,如：“汉语是怎么来的？”“汉语有什么特色？”五到六年级的学生能关注到中国社会风俗问题,提出“中国为什么发展这么快”“中国的风俗有哪些”此类问题.纵观本次调查宝城南小学生对中国的文化认知度可以发现,韩国儿童对中国的文化认知呈现以下特点：（一）浅层性.总体而言,中国饮食、中国的动物植物、中国风景名胜三个方面在韩国儿童中有较高的认知度和认可度,获得了较多积极的评价,而中国人、中国服饰在韩国儿童中的认知度较低.这些方面都属于浅层认知,即不会涉及政治、经济、思想、哲学层面的深层认知,表现为直观、具象、可想象、颜色丰富、有动感.从韩国小学生对“你想了解中国的什么”的回答可以看出,韩国儿童对中国的认知深度与年龄成正相关.（二）符号化.韩国儿童对中国的文化认知还呈现符号化、碎片化的特点,如宝城南小学生在提出关于中国的问题时大部分只写词语,如“中国饮食”“喜欢熊猫”“旗袍”之类的表达.这种认知和成人了解非母语国家的文化时呈现同样的特点,原因主要因为语言障碍,对他国认知的不完整,这一特点也是跨文化环境下对非母语国家认知所固有的特征之一.（三）不平衡性.韩国儿童对中国的文化认知呈现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中国的文化认知度不平衡,总体而言,对中国饮食、动物植物、风景名胜的认知度高,对中国人、中国服饰认知度较低.二是对中国文化认知需求的不平衡,与认知度的集中方面一致.三是对中国的文化认知存在的刻板印象不平衡,集中在中国服饰、社会生活、艺术等方面.四是对中国的好感度受性别、年级、家中是否有家人是中国人等因素影响呈现差异,调查显示对中国的好感度最高的是年龄分布在8-9岁、家中有家人是中国人的女生.（四）迁移性.认知结构的迁移是指面对新知识学习时,学习者通过原有认知结构中的旧知识来理解新知识的一种现象.韩国儿童理解中国文化会通过寻找与韩国文化相似的特点来帮助自己理解,对相似性高的语言或文化容易混淆.中韩在语音、汉字及文化上具有相似性,本次调查发现在选择代表中国的符号中,韩国儿童对“炸酱面”的认知度仅次于“熊猫”,但是炸酱面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符号.韩国的炸酱面与中国做法不同,但汉语和韩语的发音类似（韩语：?）,调查问卷使用的是韩语,不排除选择炸酱面作为中国代表符号的学生并没有真正理解是中国的炸酱面,忽视了二者的不同.（五）错位性.跨文化传播中韩国儿童对中国的文化认知存在空间的错位.韩国的儿童认识中国可以实现时间上的同步,但很难实现空间上的同步,空间的错位容易造成文化的误读,容易误认为中国和韩国在衣食住行各方面完全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部分学生会提出“中国人养熊猫吗”“中国人吃韩食吗”“中国人吵架吗”等类似问题的原因.

三、间接接触成为韩国儿童认知中国的主要方式

认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认为,人的认识是主客体在相互作用中,通过同化于己（把外界的信息同化为主体的认知结构）和顺化于物（改变发展主体的认知结构以适应客观环境）完成的.①同化于己强调与主体原有的认知结构一致的信息直接被主体吸收,顺化于物强调与主体原有的认知结构不一样的信息与主体之间相互作用.影响韩国小学生对中国文化认知的因素很多,主要有主体的认知结构差异和外在环境的影响,本文所研究的儿童年龄分布在7-12岁,属于儿童认知阶段的具体运思期（或具体运算阶段）.这一时期儿童认知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受熟悉的事物和经验影响较大,本文调查了宝城南小学生对中国的文化认知方式,主要有以下十类：

从宝城南小学生认知中国的方式可以看出：1.韩国儿童对中国的文化认知主要通过间接接触的方式,即通过另外一种媒介的转述,且渠道并不单一,分布不均衡.2.汉语课是韩国小学生认知中国的主要方式,其次是中国电影、网络、手机.3.韩国儿童极少通过直接接触中国的方式认知中国,调查中通过中国文化体验活动、旅游这种直接接触的方式仅占7%和3%.4.韩国儿童较为喜欢通过汉语课、中国电影、中国文化体验活动这三种方式认知中国,总体更喜欢通过间接接触的方式,对直接接触方式的喜爱程度仅占16%.其中,电影成为最喜爱的媒体传播方式,其次是网络,韩国儿童并不喜欢通过手机和电视了解中国.

这组调查主要针对宝城南小学生对中国的文化认知评价及相信程度,可以看出：1.总体而言,韩国儿童所了解到的中国形象大多是正面的,正面信息共占62%.2.韩国儿童对自己了解的中国信息并不完全相信,这说明韩国儿童并不完全依赖自己所了解的中国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过筛选,也说明韩国儿童对中国的认知不仅仅受单一的认知方式影响.

四、群体环境的转述建构韩国儿童的文化认知

“转述”是语言学中的术语,简而言之就是将一人所说的话告诉给另外一人,在语言学研究中属于修辞的范畴,与“引用”“引语”“复述”的概念有所不同,有学者将转述称为“被建构的对话”,这是强调转述形成的与原本含义的差异,转述主要分为“直接转述”和“间接转述”.跨文化传播中,某一事实在被转述的过程中主要存在“直接复制”“增加”“删减”“改变”四种情况,这四种情况在转述过程中可能同时、交叉出现,并且受到转述时的情景、语气等复杂因素的影响.从宝城南小学生认知中国的方式可以看出,韩国儿童认知中国的方式更多地经过了第三方的转述.本文将第三方定义为群体环境,这种环境由媒体环境、教育环境、人际环境组成.（一）媒介环境的转述.媒介技术的进步加速了“地球村”的形成,媒介在跨文化话传播中对国家形象的塑造有着重要的作用,媒介环境是群体环境中最为广泛的环境,但因为媒介所展示的信息有限,媒介的全球化也并不能让世界各地的人进入到一个能相互理解和沟通的“地球村”中.在本次调查中,韩国儿童通过媒介途径了解中国的方式分布在电影、电视、网络、手机、报刊书本五个方面,所占比例分别是15%、5%、11%、8%、2%.通过电影和网络了解中国所占比例最重.鉴于新媒体时代下,宝城南小学生的手机普及率在一半以上,笔者着重调查了宝城南小学生使用手机、网络了解中国相关信息的频率以及他们主动查阅和中国相关信息的频率,发现：1.网络或手机上关于中国的信息量不多,出现频率也不高,宝城南小学选择经常看到中国信息的仅占14%.2.韩国儿童多在不同程度上主动通过网络或手机查阅了与中国相关的信息,对中国的认知具有主动性,从来不查阅的仅占28%.3.综合来看,网络、手机上关于中国的信息量虽然不多,但韩国儿童通过这两种渠道主动认识中国,说明手机、网络对韩国儿童认知中国产生了影响.

本次调查还发现,韩国儿童对中国存在的刻板印象突出地表现在中国服饰、社会生活、艺术、动物等方面.例如部分一二年级的学生会问：中国人为什么喜欢红色和熊猫？中国人都会汉语和武术吗？中国人养熊猫吗？笔者采访部分学生得知,这样的印象源于他们所接触到的关于中国的影像以熊猫、武术、红色三类符号为主,尤其是电影《功夫熊猫》被宝城南小学生评为最喜爱的中国电影,同样包含并重点表现了这三类符号.（二）教育环境的转述.2015年,国家汉办与韩国合作的CPIK项目共有438所中小学参与,汉语的国际传播对于促进文化交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有着重要的作用.在本次调查中,宝城南小学生通过汉语课这一方式了解中国占所有认知方式的42%,也是他们选择的最喜欢的认知方式,所占比例是26%.在教育环境的转述中,最主要的转述者是汉语教师.汉语教师除了承担日常教学任务之外,还需要筹备中国文化体验活动,笔者总结了2015年3月至2016年1月在宝城南小学筹备过的中国文化体验活动主题,19个主题基本涵盖了对外汉语教师的文化体验活动的选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从中国文化体验活动主题列表可以发现,汉语教师承担了“把关人”的角色,对转述中国的内容进行了筛选、过滤.在课堂中,限于课堂时间、教室环境、教师个人喜好选择的有关中国的主题虽然具有普遍性,但在内容上带有很强的主观性,给韩国儿童认知中国划定了框架,小学期间的儿童在记忆上具有守恒性的特点,对接收的信息容易根深蒂固,并认为老师教授的内容就代表中国.（三）人际环境的转述.韩国小学生在学校的时间主要在工作日的早上8点至下午4点,每个班平均一周只有一节汉语课,大部分的相处对象是同学、亲人,即本文所讨论的人际环境的组成.之所以没有将汉语教师纳入这一部分的讨论是因为教师更多地承担教育的功能,少于亲人、朋友的日常交流.本次调查发现,家人有中国人的儿童对中国的好感度明显高于家人没有中国人的儿童.好感度偏差比较大的是对中国人、中国服饰、中国美食三项,家人有中国人的儿童对这三项的平均好感度分别高于其余的儿童0.7、0.8、0.9个标准.可以说,这三项是家人有中国人的儿童日常可以接触到的.

笔者通过走访家人有中国人的韩国家庭发现,因为处于韩国的文化环境下,中国妈妈或者爸爸日常也不会主动向孩子传播关于中国的信息,并且他们同样充当把关人的角色,在转述中国信息时,会以个人标准,把认为对孩子理解困难的信息剔除掉,这也会影响韩国儿童对于中国的认知程度.

综合来看,跨文化传播的视角下三种环境中的转述各有特点,三种环境的转述互相交叉,形成网状传播.其中,媒介环境的转述具有非单一性,可以经过多国媒体、多种媒介转述,转述可能不止一次,信息在其中进行多次过滤容易形成文化误读与偏见,其中,电影的转述对韩国儿童认知中国的影响力最强.教育环境的转述对韩国儿童认知中国的塑造最直接,韩国儿童是通过汉语直接认识中国,认知的过程以被动地接受为主.人际环境的转述属于人际传播,是三种转述环境中范围最小的传播,因其接触时间长,接触关系更亲密,对韩国儿童的文化认知的可塑性最强.

四、结语

跨文化传播的形成和文化的形成一样,是后天习得的、以符号为基础、可共享的动态过程,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群体环境的转述是跨文化传播中对儿童影响的关键,这也为中国形象在儿童中的跨文化传播提供参考.

第一,从对韩国儿童影响较大的认知方式和认知内容入手,需要在传播内容方面更注重趣味性强的去价值观的传播,在传播方式上重视电影、动画对儿童的跨文化传播作用,加强韩国本土电影、动画与我国电影、动画之间的结合,同时重点关注对外汉语教师的传播渠道,注重汉语教育的国际传播功能.此外,可以增加韩国儿童直接接触中国的机会,制定在网络、手机上适应于儿童的跨文化传播内容和形式.

第二,跨文化传播中常常会忽视文化之间的共性,更易将关注点放在国外文化的不同,造成对本国文化的忽视.而了解本国的历史文化内涵是外化的基础,同样,在对儿童的跨文化传播中,认识儿童共同的特点,向本国儿童传播好中国文化,是对以非汉语作为母语国家的儿童传播好中国的前提.

第三,针对儿童的跨文化传播采用“简化”原则.目前,我们在针对儿童的跨文化传播中,传播内容比较庞杂,传播方式没有针对性.对儿童的跨文化传播应该形成一种去繁就简的传播思维,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调查也显示,浅层认知是韩国儿童对中国文化认知的主要特点,简化原则强调去价值观的传播,尤其对于儿童,做好浅层传播才是关键.

第四,文化误读是一种限于时空环境的客观存在,难以完全消除,但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却是可能的,本文研究如何对非汉语作为母语的外国儿童传播中国的目的并非提供一种方法论,而是强调在对儿童的跨文化传播中,不同文化之间仍然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和内容实现文化的交流,达到更正确地认识彼此文化的目的.

刘京林：《大众传播心理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页.

责编：李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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