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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船和水的码头,我们看到了什么读刘维颖的《瞭娘码头》与碛口三部曲

马明高

在读刘维颖先生的长篇新作《娘码头》之前,我怎么也想不到它会和山西省、吕梁市的“塌方式腐败”,以及社会上盛传了一阵的“卖处”有关联.因为,我知道《娘码头》是刘先生“碛口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应该也和前面两部厚重、驳杂的风格与特点差不多,它的着力点都应该是书写处于“历史关口”的时代风貌、典型人物和精神镜像.但万万没有想到,它会和新近发生的“塌方式腐败”、“卖处”等尖锐、沉重的新闻有这么紧密的关系.还有一个没有想到的是,这部长篇小说的书名,这“ 娘”和“码头”能有什么关系呢?《水旱码头》好理解,《血色码头》也好理解,但《娘码头》却是要让人吃惊一下的.可是,当我读完这部小说后,认真一想,这“塌方式腐败”,“ 娘”还真的与“碛口码头”这一方水土这一方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十分重要的关系.

从《血色码头》开始,刘维就开始塑造马有义这个人物了,到了《娘码头》,塑造马有义这个人物,就成了重头戏了.可以说,《娘码头》这部长篇小说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给我们贡献了马有义这么一个独特的人物,给我们的现实主义小说画廊里又添了一个光彩照人的人物形象.从上世纪60后开始,以至于70后、80后的作家们,就不屑于在小说中塑造人物形象了.说的再严重些,从上个世纪90年代左右开始出现“新写实”、“新潮”、“先锋”、“新现实主义”小说之后,作家们就不注重塑造人物形象了,或者说不会塑造人物形象了.当然,都是西方现代派文学惹的祸.卡夫卡塑造人物形象吗?只有巴尔扎克那些过气的作家才塑造人物形象呢?什么“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那是僵化的、过时的现实主义手法,等等.但这与中国传统优秀小说的宝贵遗产是格格不入的.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到《儒林外史》《金瓶梅》《红楼梦》,再到“十七年文学”的《创业史》《红旗谱》《青春之歌》,以至于“”中的《艳阳天》,之所以让人记忆深刻,都在于它们塑造了典型的人物形象.可是,自从西方的现代派风刮过来之后,不塑造人物形象,甚至无人物、无情节就成了小说创作的时髦风尚.但不管怎么说,塑造人物形象对于长篇小说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核心任务.正如王春林先生在《繁荣中的沉潜与发展》中所说:“人物形象的塑造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作家总体创造能力综合体现的一种结果.一个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既深刻地映现着一个作家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与把握能力,也有力地表现着一个作家对于深邃人性世界的体验和勘探能力,同时也更考验着一个作家是否具有足够的可以把自己对于世界的认识与对于人性的把捉凝聚体现到某一人物形象身上的艺术构型能力.一句话,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与否,乃是衡量某一个作家尤其是长篇小说作家总体艺术能力的最合适的艺术试金石之一.”他说得十分到位,我完全赞同.同时,他的这段话,也是我们理解《娘码头》、马有义与山西、吕梁的“塌方式腐败”关系的一把很重要的“钥匙”.

马有义,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在《血色码头》中,马有义初出人世时,是一个患重病死去被扔到荒郊野外经风一吹活了过来的弃儿,被碛口大富人家盛家的大黄狗衔回家后,盛如荣收他为义子并起名盛有福,在盛家字号学徒,即将出师时,因拾到大掌柜故意丢在旮旯的几个银角不还账房而被开除当了乞儿,后又被盛家妹夫、寨子山程珩之父程云鹤收留了他,他又将程家的两个丫头的肚子弄大,又被程家开除成了乞儿,但他却被贾家裕贩卖假药的财主贾耀祖收留,并把自己妻侄女中一个丑的以调包计的手段嫁给他,他当然十分不满,竟携巨款过了陕西投奔了红军,改名为马有义,在抗日中勇猛善战,出奇制胜,化险为夷,很快得到领导的赏识,群众的拥护,成为碛口市委的书记和碛口市的市长(特殊时期编制,实为乡镇).他除了蛮横之外还专断,他借革命之名,对有恩于他、有功于抗战的富商们任意掘地抄家打砸辱骂,他虽大喊要改造,却照旧嫖娼玩弄女性,他为了达到玩弄年经美貌的女副市长程璐,竟雇人编造“英雄救美”的假戏,让其感恩戴德,为了达到“日”的目的,处心积虑竟将其灌醉.到了《娘码头》中,他把年轻的女大学生白茹娶为妻子,后又抛弃,和贾耀祖的后人、更年轻的贾英莲结了婚,他由临县县委书记晋升为朱雀市市长,又晋升为副省长才荣归故里,他的四个儿子马当政、马当权、马当文、马当武分别当了副省长、朱雀市委书记、临县县委书记、碛口镇党委书记.他“黑的说白,白的说黑;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有了成绩,小的变大,唯我是主;犯了错误,大的变小,唯我清白”,但又“处理各种棘手事务干练果断”,是“满碛口最能干最聪明的人”.马有义的确是革命阵营中的“这一个”.他既非“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也非十恶不赦的“反革命”,而是有着严重流氓无产者意识的革命者,是一个天使与魔鬼的复杂混合体.

正如作家崔巍在评论《血色码头》时说:“马有义这个人物相当典型,写出了革命阵营中的‘这一个’.像马有义这类角色,他的出身和经历决定了其“革命性”一面的张扬和突显,因而最容易为革命阵营赏识重用.然而,他骨子里的流氓无产者的血液,一旦在革命阵营的血管里循环起来,必然把各种病毒浸淫其间,使之蔓延开来,严重戕害到革命本身.马有义的行止,让我联想到建国后的基层当政者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我党执政后所犯的一系列错误,马有义们虽不是决策者,但绝对是推波助澜,趁风扬土者.”这段话很到位地说出了发生在山西省、吕梁市,乃至全中国的贪腐、权力市场化、性贿赂的“塌方式腐败”,与马有义们的深刻关系.尤其是在复杂多变的当代社会,马有义们的两面性分裂人格更容易滋生、繁衍,更容易披着“现代”的外衣,借着“进步”与“改革”的名义,为了饱囊私欲而大行其事,危害社会,危害人类.于是,在这样的人文背景下,我们看不到了人类社会的“常态化”,看到的是没有了船和水的码头,看到的是碛口的河道里,“满布着大大小小的砂堆、坑洞、荒草、坟圾,有几条钢管在沙砾间矗出地面,有橘红的火焰呼呼喷射着”,急得为革命出生入死、隐姓埋名于海外的大功臣、大富翁盛克七十多年后回到故土碛口,慌悚地问:“水呢?怎么河道里没水倒喷出了火?”我们的镇长马当武回答说:“盛老,您知道这河道一年出的沙子能卖多少钱?咱这一带地下贮藏着丰富的天然气,有着很好的开采前景啊!”盛克俭还是神情黯然地道:“河道是该流水的.让它永远流水多好”.问题是,那没有了水和船的码头,还能叫码头吗?还能叫碛口吗?

“娘亲原是一条路”.“娘”,在小说《娘码头》中,不仅仅是盛家第三代人盛慧长的母亲,更重要的是在全书中有一种隐喻的象征意义.“娘”是一个意象,是善良人性与社会公平正义的象征.从小说的引言中,盛慧长的娘宋姣姣就离家出走了,临走前留给他几句话:“儿啊,我羞得不能在这里活了.我要走了.你和你爹都别找我.娘只盼您从此学做好人,学做一个好人.”六十多年来,盛慧长无数次地站在码头上他娘:娘,娘———你快快回来啊.我听话,我听话!儿子从此学做好人!学做好人呀!但是,要做一个好人是十分不容易的.《娘码头》其实就是写了盛慧长六十多年来学做好人的艰难而复杂的历程.在这漫长的人生历程中,他这个从“耳报神”、“二吊子”、“七成成”到“蛇丝子”、“盛跑腿”、“二五哥”、“盛营销”,到逐步成为好人,付出了多少惨重的代价,小姨程璐因为他当跑腿儿“肉尾巴”传风捎话而惨遭马有义的欺骗凌辱,姑夫程珩被定为“血债累累的历史反革命”,拉到碛口东南的乱石滩上毙了,还有李静、程琛、梅豆花等等都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磨难.到了小说的尾声,娘终于回来了,却因首先正在视察被派出所当做“潜在的不安定因素”拘留了.这都是这个时代最真实的道德尴尬和精神镜像.最后,在新的一届党、国家领导人的亲民视察后,中纪委工作组入驻朱雀市后,娘还是平安地回来了,贾英莲和马当政、马当权、马当文、马当武以及哈哈被数十名带走了,“马有义是被盛慧长、程琛一边一个半扶半搀着走下‘麟香楼’的”,组织“卖处”的教师“玉簪也被走了”.一切都皆大欢喜,一切都以惩恶扬善的大团圆而结束.这个愿望是美好的.但这毕竟是作家一厢情愿的美好想法.因为,娘亲原本就是一条艰辛而崎岖的路,只要有人类存在,像马有义这样的人就永远不会消失.

或许,这就是《娘码头》这部小说给我们提供的山西、吕梁“塌方式腐败”另一种人性痼疾的解读.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运用文学解读时代、解读新闻和社会现象的审美途径和思想途径.

梅维丝·加伦特说:“我仍然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放着安稳的日子不过,非要穷尽一生描述不存在的人物.”中国80后作家笛安也说:“有句话貌似中国的作家们都听过,写什么不重要,怎么写才是最重要的———可我觉得,写什么和怎么写都不重要,真正区分一个作者和另一个之间高下的,其实是‘为什么’而写.我在写作中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想要写什么样的作品?”

刘维颖可以说是几乎穷尽一生去写碛口这块沃土的.自从碛口被开发为旅游景区以后,这十几年来,关于它的出版物也不少,单说小说也有好几部,但大多数取材的都是耳熟能详的关于那个叫彩云的的故事,大同小异的描述太多,真的有些令人“深恶痛绝”了.似乎只有韩思中的《死去活来》和刘维颖的“碛口三部曲”是写出了大精神和新气象的.尤其是刘维颖的“三部曲”,用120万字的容量书写了碛口300年的历史风云和人物命运.当然不是一年接一年去写的.第一部《水旱码头》选了清道光元年到同治八年近50年的历史,用50余万字,描写大清王朝由鼎盛转向衰亡时期碛口西湾盛家和李家山李氏盛书壁、盛书璞、李运旺等人艰苦创业,倾家纾难,守正守义而不惑,克勤克俭而不怠,于浑浊时世中彪炳了仁勇风骨,谱写了一曲维护生命尊严的壮歌.2004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第二部《血色码头》选了从抗日战争到土地改革的10年历史,用60万字,书写了日军入侵晋绥边区的碛口之后,当地富商盛、李、程三家的命运起伏,三家的老一代人盛如荣、李子发、程云鹤均站在抗日救亡的一边,为了保护故乡的土地,在人性和民族大义的驱动下多次向抗日政府捐粮献款,年轻的一代程璐、程琛、盛秀兰、李静等以不同方式加入抗日阵线,生动形象地展示出了一幅全民团结抗战的历史图景,在接踵而至的土改运动中,他们却惨遭非常不合理不人道的命运,面临着新的人生选择和时代考验.2010年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三部《娘码头》以新中国建立以来的60多年为背景,用25万余字,叙写了碛口盛家、李家、程家三家在风雨飘摇中的生命史、奋斗史与挣扎史.古镇碛口,作为有着三百年辉煌历史的水旱码头,进入1950年代后就开始衰败了,其黄河水道货物集散地的“码头”作用已经不复存在.商业还有,但“重镇”已无,亦与别的农村乡镇没有多少差别.盛家、李家和程家这三大家族,虽然再也不可能有大富商的风采了,但他们的后代盛秀芝、盛慧长、李静、程珩、程琛,以及冯汝劢、梅豆花、陈狗蛋、吴好好、杜蛋蛋,还有他们的后代嘻嘻、哈哈、杜军、秀气、秀哲,依然人生艰辛,命运坎坷,经历时代诱惑,精神裂变.他们在历经建国后的“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和新世纪的物欲腐败中,爱情、友情、亲情都在人性和的层面上呈现出了复杂而丰富的时代乱象,发出了来自心灵的一声又一声深沉叹息.

小说是有根的植物.它的根就是小说人物生长的土壤和空间,是故事发生的背景所在,并且也是作家熟悉的地域文化和生活空间.美国作家赫姆林·加兰说;“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生命力的源泉,地方色彩可以比作一个人无穷地不断地涌现出来的魅力.”刘维颖先生为什么要顷其精力去写黄河碛口这片土地上的历史和生灵?为什么要这样书写?写出的是什么样的小说?这些,都值得我们去思考.美国批评家艾伦·塔特也说过一句精辟的话:“地区主义在空间上是有限的,但在时间上是无限的.地方主义在时间上是有限的,在空间上则是无限的.”他告诉我们,一个人要想包罗万象,就必然一无所有.相反,能够听见宇宙歌唱的地方,能够听见人类人性叹喟的地方,是你从时间、地点、家庭、历史等方面都已经扎根的写作的故土和家园.那么,刘维颖先生呈现给我们的是地区主义还是地方主义?我们是想要空间的无限还是时间的无限?这些,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刘维颖先生在写“碛口三部曲”之前,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当时,已是54岁的他,已经是写过长篇小说《滴翠崖》《相见在故园》等百余万字的他,决定要以长篇小说这种重型文体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变迁、以及由此引发的民族精神的变迁做史诗式的再现.他决定要把自己熟悉的历史文化名镇碛口作为“变迁”的“史诗式再现”的钻探的“背景地”.他知道:“这个地方由于其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从历史到当下,几乎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它都会是各种中国式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频发区,是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一个缩影.写碛口,就是写中国.”他是要借碛口这个地方,讲述中国的故事.刘维颖先生是一个受“山药蛋派”和意识形态影响很强的作家,自然,你不要指望他写出时空交错、视角递嬗、迷宫营造、文体杂糅的现代派先锋小说来,他只能去写直面历史、直面现实、直面人生、直面人性的现实主义小说.这样,三部曲共涉“故事时间”300多年,而文本时间120年左右,着实叙写出了中华民族的沧桑变化和精神苦旅.所以,我们看到的《水旱码头》《血色码头》已经是人物众多、头绪繁复了,而《娘码头》由于历史跨度更大,而篇幅又小,所以,更是人物纷繁、情节芜杂,线索倒是清晰,但是只能极速切换,快行进了,最终还是众生百态、世间万象绘成卷轴,书中的情感危机、、诚信危机、以及生态危机和腐败危机,此起彼伏,交错缠绕,还是给我们敲响了惊心动魄的警钟.意识形态色彩浓郁,自然“政治化叙事”突出,“道德想象力”也就极其强烈.正如美国批评家特里林在其《知性乃道德职责》中所说:“这种文学样式能以非常直接的方式向我们揭示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困难性和趣味性,也能以非常有效的方式教育我们意识到人类的多样性和矛盾性”.

《无边的现实主义》中,在对卡夫卡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分析时写道:“它既不是对世界原封不动的模仿,也不是乌托邦的幻想.它既不想解释世界,也不想改变世界.他暗示世界的缺陷并呼吁超越这个世界.”作家做为人类和民族独特记忆的生产者,都在寻找自己面对世界的角度和方式,刘维颖做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不仅是想让我们在他的小说中看到历史上和社会中发生了什么、正在发生什么,而且还想让我们看见在发生了什么和正在发生什么时人们遇到了什么样的精神困境.这样,我们在他的这三部曲中不仅看到了历史、革命等宏大的图景,更看到了世界的鬼魅、无聊和荒谬,而且还知道了这一切,不仅仅是因为人本身,还因为这些人们所处的历史、时代和环境.他对写作所采取的角度和方式,让我们深刻意识到:人是历史与时代政治的产物,每一个人物都带有他们所处历史、时代和社会的标记.

在这一方面,刘维先生所坚守的塑造人物形象的老套做法给他帮了很大的忙.他知道文学是人学,我们面对的人,绝大多数是普通的小人物,他们是构成历史、时代和社会的绝大多数,是日常生活和社会常态化的主体,只有把他们在历史、时代和社会中的生存困境作为小说要表达的主要内容去写,写他们的生活,写他们的性格,写他们的命运,才能反映出历史的真象与时代的本质.第一部《水旱码头》中,盛书壁是盛氏家族的长子、碛口商会的会长,使他有了一言九鼎的权威.他精明干练,责任感强,但他也专横残暴、贪婪,他以强硬的姿态干预侄儿盛景涛的婚事,他因通奸而致使女仆怀孕又将其悄然处死,他逼奸弟弟盛书瑜的恋人彩云,他以灌大粪的方式对待结发妻子李秀珠.盛书璞与其兄的人生志向则大不相同,他对读书科举求取功名更加浓厚,他是一位带有正义感与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他虽面对科举考试要向考官行贿而毅然退出乡试,面对朝廷的日益腐败也极力反抗,但他因罪入狱面对酷刑的折磨精神迅速瓦解崩溃,尽管被大哥和三弟搭上性命救了出来,却不再是为民请命的读书人了,而成了已被吓破了胆的没有精神支柱的行尸走肉.莺莺是李家的掌上明珠,她聪明机灵、善良多情,她敢于抛头露面在大庭广众之下唱戏,她刚烈而嫉恶如仇,但她也心胸褊狭而感情用事,她与景涛的婚事遭到盛书壁无情的拒绝后,嫁到徐家饱受恶婆婆的,被休之后父母双亡,与弟弟相依为命,苦苦守护支撑着上一辈人遗留下的家业,是历史与时代的悲剧性形象.正是依托于这些复杂人性的人物形象,以及对崔炳文、李运旺、李秀珠等人物的刻画,依托于对日常生活充满艺术质感的叙写,才反映出了大历史背景下晋商的生活和人的命运.第二部《血色码头》中,程璐无疑是作家倾情塑造的一个人物,他让我们通过程璐全方位见识了革命阵营内部阳阴明暗共存的真实本相,其中的阴诈、阴冷和阴暗令人惊心动魄.她的内心世界极为丰富而复杂,当亲情与她从事的革命事业发生冲突时,她的内心是何等的煎熬,当上级以组织的名义逼婚时,她又是何等的忐忑难决,当叔父被吊起让她开揍时,她的心情是多么的痛苦难过,她不可能像《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那样单纯明朗,尽管这部小说写的也是她的青春之歌,但它是困惑、迷茫、痛苦和失望、悔恨的,这就是一个从大富商家庭走上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的艰难心路历程.还有冯汝劢,他是来自敌对营垒中弃暗投明的知识分子,他向往自由和的思想,他想以董狐之笔去书写历史的真实,阎老西儿不让,他以为到了天朗朗的解放区就可以获得思想的自由了,却也只好委曲求全,以保自安,一直到第三部《娘码头》中,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他都没有获得自由思想自由表达的权利,时政朱雀市委书记的马当政请老先生出任《朱雀抗战史》的总编审,编一部“可以流芳百世的红色经典”,面对人为篡改历史、美化自己、美化家族的错误百出的书稿,他上下奔波,要求改正,但直至这部布纹封面、烫金书名、铜版纸印刷的300万言上下册史志放在他的面前,都没有改过来.这个人物的塑造也令人凝重沉甸,发人深省,别具一番思想价值与精神含量.

刘维颖很善于通过人物的语言和对话去写人物的特点.抓住了这一个人物区别与其他人物的特点,也就抓住了人物的思想本质和性格个性.“你给盛秀芝捎个话,别再为那程珩喊冤叫屈了,那是给崔鸿志丢人!对她和崔鸿志的儿子都没好处.崔鸿志牺牲了,还有我哩.让她想男人了,就找我!”“那麒麟是什么?不是封建迷信?我对文化馆辅导人员反复强调‘政治标准第一’了,你们是怎么坚持的?”“梅豆花是你干娘吧?这是你的第一个娘.程珂是你师娘吧?这是你第二个娘.还有那个吴好好,正月闹秧歌你和她眉来眼去以为我没看见!你小子别脸红,那可是个十分成色的美人胚子,将来做你新娘,怕不美死个你!这是你第三个娘.记住,这是老子为报你救命之恩关照你哩,别不知好歹!”只有马有人这样的流氓无产阶级革命者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但是这样的话,在第三部《娘码头》中太多了.小说的核心是写人,只有抓住富有人物特征的东西去写,才能写出具体的人,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不是图解政策观念的思想符号,不是时代精神的传声筒.

我还对“碛口三部曲”中那些民情风俗的描绘和麒麟文化的书写十分感兴趣.第一部中的“古会特行”、“弼场鞭子”、“年关送银”、“节庆分红”、“入号学徒”等地域文化和“杀麒麟”的民俗文化,都大大丰富了小说的整体书写,增强了小说的文化内涵,提升了小说的丰饶性和丰润感.特别是第三部中,从碛口民间文化中提取出一个能歌善舞、会听会说人话的“麒麟斑斑”,让它做为一个文化符号的仁兽义兽神兽,去堂而皇之地充当起广大民众“启蒙思想”和“世道人心”的引导者角色.这个“麒麟斑斑”比起第一、二部中的“麒麟”也大有文章,种种传说,关键时刻的混沌提醒与长远警示,与文本中丰富的麒麟文化“虚实相间”,作家努力把它当作一个小说的人物去描写,让它做足了用“天道人心”警醒世人的角色.它的好处是拎提了小说的线索,推进了小说的情节发展,有效避免了技叶散漫,但也存在简化小说内涵,过多突露主题的浅显直露问题.

刘纳的《写得怎样:关于作品的文学评价》,以柳青的《创业史》为例,认为评论分析一部文学作品,应当从“写什么”、“怎么写”和“写得怎样”三个层面,分别切入进行具体分析和把握.针对“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评论界对‘写什么’持不屑态度”,她认为“写什么”与“怎么写”同样重要.因为,“写什么”的“什么”在文本中主要体现为“从表层的人物事件与背景到中层的意义与意向,再到深层的隐含意义和潜在意向”.而“怎么写”,“标志着一种感知方式的选择和一种经验过程的体认”,“关系着作家艺术家主动性的发挥,体现着作家的艺术表现力”.但“写得怎样”更加重要,因为“写得怎样”,是指“艺术表现力以及所造就的表达效果,即作品在怎样的程度上体现了难以用其他形式传达的语言艺术的力量”.这无疑对我们评价分析一部文学作品很有方法论上的启迪作用.

刘维颖先生对他的“碛口三部曲”是十分看重的,也是下了工夫的,尤其是对第三部《娘码头》更是十分在意.因为它不仅是三部曲的收官之作,也是在前两部面世多少年后写的,应当记取和避免前面的问题和失误.所以,他当然在“写什么”和“怎么写”上是做了大量的案头准备和精神准备的.关于前面两部存在的问题与失误,好多作家、评论家朋友都给他分析到了.一是枝蔓过繁,影响到了主干,有损于故事的连贯性和可读性;二是谋篇布局、人物描写详略取舍欠妥,存在过于琐碎、细密,有流水账之感;三是情节设置环环相扣,倒是浑厚曲折,但或平淡拖沓,或仓促快进,总之缺少奇峰突起,撼震人心.“多数如平缓的河段和‘二碛’处的波涛,而缺乏壶口瀑布的气势和惊涛裂岸的感觉”(梁志宏语).他自己也深刻感觉到前两部的共同毛病是:“人物众多,头绪繁多,笔墨相对分散,篇幅较长”.

因此,他在创作《娘码头》时,为了避免枝横生,缩短篇幅,运用盛慧长这个贯穿整个小说的人物的亲历亲闻来统领全篇,还有那个“麒麟斑斑”贯穿全书的人物化警觉提醒,不仅提拎了主题,而且也紧盯了主线,防戒了头绪繁多,笔墨分散.其实,这一部小说比前两部所反映的历史时间跨度都要长得多,但篇幅最短,才25万余字.这本身的确是很难的,但是采用盛慧长这个人物贯穿全书的叙事策略就容易的多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部小说其实也就是写盛慧长的成长历程的.尽管这个人物是从第二部中就已经有了,但他和马有义在《娘码头》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只不过是,马有人已经是人物性格十分稳定成型的人物了,人物一上场就性格定型了,从人物的“起点”到“落点”是一致的,因为这个人物有鲜明的个性,或者说这个人物从一开始就带有性格缺点,致命的人性弱陷,在这部小说中的任务就是强化和深化他的性格缺点和人性缺陷,让读者更加难忘和动人心魄.而盛慧长这个人物则不一样,在《娘码头》中是有成长任务的,他不能永远是“二吊子”、“七成成”,他要完成“ 娘”的任务,要从一个不知道什么是好人、不会做好人的过程中,逐步成长为一个好人.他的成长就是抛物线,命运的归宿就是落点.所以,塑造这个人物螺旋式成长的过程,才是这个人物越来越丰满的过程,也是这部小说内容含量和精神容量扩张扩充的过程.可惜,在现有的文本中,作家没有充分去利用好盛慧长这个人物,尤其是没有充分运用盛慧长这个人物的独特视角和心理感觉去结构全书,致使整部小说不时要陷入惯用的“全知视角”和“全知叙写”,特别是上卷的后半部分和下卷的开始部分,更多的是“大跃进”和“”的文献介绍和史料堆砌,缺少人物对时代的冷暖感知与作家的叙写温度.倘若围绕住盛慧长的“半知视角”和“心灵省思”去写这些内容,小说的生动性和艺术感染力肯定要比现在好得多.不像现在这样,仿佛没有进入写作最佳状态一样.小说到了改革开放,特别是煤矿兼并重组,嘻嘻被陷害,冯树千方百计进京等等,加之首长视察,真的就有些“壶口瀑布的气势和惊涛裂岸的感觉”了.

优秀或伟大的小说总是妙不可言的,但批评家林岗先生在其《什么是伟大的文学》中说:“第一项关乎句子的品质,能否写出在阅读史上有长久回响的句子;第二项涉指文本世界隐喻性的丰富和深刻程度,从中表现出或反映出不随时间而变迁的人生本相;第三项是文本在多大程度上揭示了人性,提示了千百年来人类生活本身的性质.”作家哈金先生在《小说是什么》中则认为:小说最重要的不是语言,内容才是最重要的.“对小说家来说最重要是有不同的眼光,对世界有的独到的看法”,“给读者带来消息”,“传递永久的消息,就是表现作者对生活独特的感受,更可贵的是洞见和智慧”,“文学不是技巧,而是精神,只有独特的精神和不群的姿态才能成就文学.而且这种精神必须是个人的,独一无二的.小说不管写得多么精彩,如果没有这个精神层次,没有洞见,终究不会成为经典.”作家陈希我先生在《中国文学“出埃及”之路》中也说:“我们不应该迁就这种趣味,不能再满足于讲什么中国故事,使中国文学继续处在低端.讲故事,描摹生活,是文学的最低层面”.他认为:文学的境界分为四个境界,生活的,艺术的,思想的,精神的.思想层面是理性的层面,思想性包含两个部分,深刻性和价值性.精神层面则是非理性的层面,是更高的境界.“叙述本身就潜藏着思想,隐喻更是来自洞察力,更需要思想照亮”.由此可见,好的小说和文学都是应该有共同的特征和一致的方向感的.

尽管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可喜的是,我们在刘维颖先生的“碛口三部曲”,特别是《娘码头》中,看到的是他正在朝着这些共同的特征和一致的方向进行着不懈的探索与积极的努力.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会给我们奉献出更优秀和更好的长篇小说来.

(责任编辑梁学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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