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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芒万丈
张 梅
这一年的十二月,天气已经冷下来了.朋友新开张了一家烤肉店,招呼了一堆朋友去试吃.出门的时候,北风呼呼,穿着一件红色的长款羽绒.烤肉店是朋友姐弟俩开的,他们在日本定居了很多年,所以抽风机做得特别仔细,烤肉的时候一点儿油烟味也闻不到.
七八个人占着一条长条的榻榻米,喝着酒,吃着肉.突然大哥的电话就来了.电话里大哥对我说,要我马上去上海接姨妈一家过来.放下电话,我有点糊涂.为什么要接姨妈过来？这么冷的天.心里飞快地计算着姨妈的年纪.好像姨妈比母亲要大一岁.今年也应该有九十岁了.九十岁的老人,选择这个冬天来广州是不是有点奇怪.
冬天是我最不愿意出门的时候.我一直很狭隘地认为,广州是冬天这个季节最合适待的地方.不冷也不热.经过了长长的夏天,快要给热疯掉的人们终于可以喘一口气,终于晚上可以不开空调睡觉了.每到冬天,都是我准备大睡特睡的时候.早上醒来,看着阳光一点一点地照进窗台,人卷在暖暖的被窝里,再听一两首自己喜欢的音乐.哎,好日子.
这个时候,要我穿上厚衣服,再带上一堆衣服去一个很冷的地方.我的情绪一下子降到冰点.
突然想起高中毕业那年,家里把我送到上海,就住在姨妈家里.于是彻底领略到上海冬天的冷.最要命的是,姨妈不断地逼我打毛线衣,还是一种花式特别复杂的样式.按姨妈的说法,女孩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学会打毛线衣.其实在广州的家里,母亲就一直逼我打毛线衣,我小时候特别贪玩.对打毛线衣这件事情厌恶到极点.当母亲用软软的上海话轻声细气地说：“妹头,坐下来.”我就知道大难来临.好在大多时候母亲是拆旧的毛线衣,她一边拆,我坐在她的对面,一边就卷毛线.卷的时候要把四个指头隔在毛线球的中间,卷好了几层,再把手指抽出来,再卷.母亲说,这样卷出来的毛线才不会失去弹性.
“姨妈,我的手好冷.”我眼泪汪汪地.
朋友又拿出一款新腌制的猪肉,放到铁板上,香气四溢.在欢呼声中,我想起我还有四个哥哥姐姐.我是最小的女儿.为什么如此重担要交给我？
“你去,”大哥在电话里斩钉截铁地说：“只有你在姨妈家里住过.”我突然记起我大哥的名字里有一个“申”字,大声地对他说：“你是在上海生的.”大哥在电话那边不屑地说：“错,我是在东北生的.”
经常在喝多几杯以后,我就会向朋友吹嘘,说我们家几个兄妹的出生地就是四野南下的路线.四野在东北,我大哥就生在东北,四野打到武汉,我的大姐和二哥就生在武汉,所以我二哥的名字有一个“汉”字.只是“”的时候他自作主张改成了“继烈”.四野打到广州,二姐和我就生在广州.跟着母亲和父亲就转到地方了.我二姐的小名就有一个“穗”字.放下电话后,我话锋一转,又开始了这个话题.开始说的时候全体人一片肃静,无限尊敬地听着我的老故事.当我讲完,其中就有一个人问,你母亲是四野哪支部队的？
他问我的那一刹那,我的脑海涌现出无数张老照片.那是小时候母亲经常给我看的一本厚厚的相册.那里面完全就是个百宝盒子,其中有我大姐二哥二姐奶妈的照片,有姨妈和母亲的合照,还有我一岁时骑着木马在照相馆照的照片,照片上面还有母亲的字迹,写着我周岁的日期.最多的是我母亲在新四军的一些合照,但都是很多人.因为母亲是卫生兵,所以合照的大都是一些女孩子.当然是穿着军装的女孩子.令人想到“烈火中的青春”这一类用词.
至于我母亲当时为什么要在十里洋场去参加革命,是怎么去的.这些都因为我母亲的早逝成了永远的谜.
“哪支部队么？”我有点含糊地说,希望那个人不要再问下去.这个中年男人其实我一点也不熟悉.戴着眼镜,脸孔长得像侦探一样毫无特点.但是全体人一下子静了下来,个个放下手中的酒杯和筷子,定睛看着我.
我一字一句地说：“我母亲是1940年从上海的护士学校通过当时的上海地下组织到苏区参加新四军的.”
在姨妈家住的时候,当我打毛线打得十分不耐烦,姨妈会跟我讲一些我母亲的事情.姨妈说,那天母亲突然叫学校的同学通知她,要她去学校和她见面.那时母亲已经从学校拿到助产士的资格,正准备自食其力.姨妈赶到学校和母亲见面,母亲偷偷地告诉她,她要去参加革命.
小时候母亲有时会唱些歌谣给我听,有两句就是：“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
现在听来,这两句肯定是当年新四军的宣传口号.是那种用红油漆刷在乡村的黄泥墙上的标语.
“1940年吗？”那个侦探面孔的男人很认真地想了一下说,“你母亲跟着部队去过山东吗？”
我说：“去过的.”
我这么肯定是因为小时候家里经常包饺子.一大家人一起揉面、擀面、剁馅,十分地热闹,厨房的煤炉旁边永远有着老面,是第二天作发面用.我到现在还能用擀面杖和包出像样的饺子,就是小时候家里的培养.记得母亲教我包饺子时对我说,这种包法就是胶东饺子的包法.而母亲是上海人,父亲是客家人,都没有包饺子的习惯.这种习惯应该是源自于当年他们在部队的生活.
他肯定地说：“你母亲应该是黄克诚的队伍.”
我突然记起我姐姐对我说过,母亲曾经跟她说过,当年粟裕将军的儿子就是她接生的.因为母亲是有牌照的助产士,是上海正规的学校毕业出来的.所以当时很多首长的孩子都是我母亲接生的.也是因为这样,她在广州接收了国民党的陆医院后就转业到了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而我就是生在市一医院的.
我说：“我母亲是跟着粟裕将军的.”
“侦探”点点头：“黄克诚就是粟裕的部下.”
大家又举起了酒杯：“为粟裕干杯,为黄克诚干杯,为英雄母亲干杯.”
我仰起脖子喝了一大口,心里有些温暖.
我姨妈叫黄冠英.比我母亲年长一岁,是我母亲的表姐.只因为我母亲是独生女儿,又因为家庭的某些原因,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住在她的舅舅家,自小母亲和姨妈就很好,亲生姐妹一样.姨妈虽然只年长母亲一岁,却一直照顾着她.她先去读的专科学校,再把母亲引进去.那时上海的卫生专科学校是附属在医院的,就像我二姐后来在广州读的护士学校,也是附属于市一人民医院.我表姐电话里跟我说：“你妈妈就是在医院里认识了革命人士,去了延安.”
就是因为参加革命,我母亲和她的表姐就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我母亲随着革命大军南征北战,在部队中认识了广东人的我的父亲,结婚,生了五个孩子.并在广州落地生根.
这样想想,我母亲当时是要下多大的决心啊.离开上海,去延安.延安在哪里？她知道吗？延安是要住窑洞的,她知道吗？延安是要吃小米,扛大的,她知道吗？
母亲生于1920年,参加革命时是二十岁,最好的年华.而我的姨妈同年认识了已经当儿科医生的姨夫,恋爱,结婚,也是五个孩子.我姨夫后来是上海小东门路段医院的院长,儿科医生.他虽然经过了新社会的各种洗历,但还是留恋旧上海,常常眉飞色舞地对我说,那时好啊,出一次诊就五个大洋.
烤肉饭局散伙的时候,有人建议建一个烤肉群,说这天晚上吃得特别满意.这会儿大伙都喝高了,纷纷赞成.于是一时间互加微信,还作出各种表情.这样,侦探男也加入了我的微信群.
之后他跟我发了好几次微信,都是关于新四军的.其中一封写道：“我上次聚会的时候说错了,如果你母亲是黄克诚部的,应该是去了东北.加入了东北野战军.”
我母亲确实跟着部队去了东北.小时候我多次听到母亲讲到东北,说到那里的森林,着重点是蛇.她说东北蛇多,所以有“东北十八怪,十八岁姑娘拿烟袋.”那是为了防蛇,因为蛇怕烟土之气.她还跟我讲过一个故事,就是说部队的两支各在一个山头,联络靠通信员.后来好几次通信员都有去无回,原来是山中有条大蛇怪,把通信员生吞了.后来部队用大炮把大蛇轰死.
她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天气很热.广州的夏天蚊子多.父亲这时在干校,我和母亲在床上的蚊帐里,一边拍打着蚊子一边听母亲讲东北的故事.有时睡得迷迷糊糊,被母亲叫醒拍蚊子,就问母亲：“蚊子怕烟吗？”
侦探男有一次说：“那天晚上,当你说到你母亲去延安的时候,我看到你的身后有一团火焰升起,光芒万丈.”
我突然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有一次坐在母亲对面绕毛线,母亲那天心情特别好,用上海话小声吭着：“小囡小,骨子轻,走过仙桥……”我突然放下手里的毛线,指着母亲的肚子说：“妈妈,那里有一盏灯.”
妈妈脸色一变,放下手中的毛线,有些愠怒：“要死了.”
我一直承认自己没有语言天分.母亲是上海人,我不会说上海话；父亲是客家人,我不会说客家话.但广州话和普通话都说得挺好,上海话和客家话都能听懂.因为家里从小就有一个讲上海话的阿姨.姓屠,名云珍.父母在体制里多年以来都是实行公有制.记得从前家里的家具都有印上什么什么单位的字号,还是红色的.估计是达到一个什么级别,就可以有佣人.记得大姐、二姐、二哥都有奶妈,好像都是部队供给制付的钱.生下我的时候,这种供给制已经取消,采用工资了.记得六十年代,父亲是十,每月拿一百五十多块,母亲是正团级,每月拿一百二十多块,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算很富裕的家庭.所以家里一直有用佣人.还有一方面,母亲是全职妇女,家中五个孩子,一定要有佣人吧.在屠阿姨之前是个广东人的阿姨,说话声音嗓门很大,我们都叫她“大声公”.应该住在西关一带.我记得她带过我一次回她家,住在西关的弯弯曲曲的小巷里,巷子里好多人在糊纸盒和晒猪皮.我家里那时住大院,很少有机会接触这些下层市民住的地方.记得我当时还很好奇地去问,好像是糊一个纸盒有几分钱吧.
屠阿姨是浙江人,身世凄凉.由于父亲是大地主,被镇压,所以就逃来广东,是我母亲收留了她.她非常漂亮,两只大眼睛乌黑乌黑的,两条大辫子.虽然不是上海人,但说的话和生活习惯都差不多,所以和母亲气味相投,她比母亲小十岁,两人同出同入,像姐妹一样.后来嫁给了一个船厂的工人,丈夫也是浙江人,对她很好,生了四个子女.她的大儿子爱平和我一般大,经常来我家玩.小时候跟我很玩得来,母亲去世后,她就离开我们家了.但我们几个孩子都有和她来往.她结婚后住在海珠区的万松园.我都去过好几次.她的大女儿出嫁我们都有参加婚礼.
半夜里响了一个炸雷.噼啦一声,半边天空都亮了.我在床上也惊醒了.听到远处树木扑哧扑哧的落叶的声音.闪电不断地划亮夜空,但没有下雨.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在姨妈家里,我和姨妈站在厨房,姨妈低着头在包荠菜馄饨.我看到锅里的水煮沸出来,就说：“噗了,噗了.”姨妈就笑了,说,还是阿拉上海人,知道说“噗”这个词.后来才知道,“噗”在上海话里是沸出来的意思.大概吧.
小的时候讲起亲戚,我就知道上海的姨妈,那时候对亲戚这个概念很模糊.而这个姨妈又远在上海.父亲这边的亲戚都在马来西亚,就是马来西亚排华的时候好像排回来了一个姑姑.好像也有来家里.平时就没有什么亲戚了.所以跟屠阿姨一家都很亲.
那时候的人都重礼节.记得小时候一到春节就给姨妈寄明信片,在信封上工工整整地写道：“上海市瞿溪路125号201 黄冠英姨妈收.”
天空还是闪电不断.内心的平静好像被打乱了.脑子开始有点清醒.我打开手机.看到侦探男发来一条微信：“你是妹头吗？”
我的睡意立即全无.瞪大眼睛看着这条信息.夜空上已经停止闪电,房间虽然拉着窗帘,但也可以看到外面的一片漆黑.
只有很亲的人才叫我“妹头”.到了这个年纪,叫我“妹头”的人也越来越少了.不由想起小时候的大院,满院子的小孩都在叫“妹头,妹头.”叫我去上学的,叫我去跳橡皮筋的,叫我去游泳的,叫我去越秀山玩的,等等,要不就是父亲在阳台上叫我回家吃饭.
“妹头,妹头.”漆黑的夜空上有隐隐的呼叫声.瞬间又打起雷来.好响.然后响雷在夜空上滚动.乌云像张柔软的垫子,渐渐雷声也疲倦了.侦探男又发一条信息：“妹头,我是爱平啊.”语气有哀求之味.
一切都像白先勇的小说.身世凄凉而又美丽的女佣人,和男主人有染,生下愤世嫉俗的儿子.但当然不是,这都是我从小看小说看得脑子进水了.
但我确定侦探男肯定不是胡爱平.第一,胡爱平比他长得好看多了.小时候胡爱平经常到我家来玩儿.他长得像妈妈,眼睛又黑又大,黑眼珠像两粒黑葡萄一样.我那时好羡慕他的眼睛,因为我的眼珠是黄的.我小时候老听大人说爸爸的家人都在马来西亚,就认为自己是马来人.所以老是跟爱平说,我要换你的眼睛.你要什么,我给你.爱平就笑.这点他倒像小说中的人,老是让着我,说,好,我挖下来给你.一边说一边用手去作挖眼睛状.我就给吓着了,说,不要了,不要了.胡爱平的脸部的线条非常清晰.而侦探男却是一张模糊的肉脸.
但他为什么说自己是胡爱平呢？
我以为自己会失眠的.没想到,我很快就睡着了.而且是睡到第二天上午的十时.第二天阳光明媚.因为昨晚的一场雨微信上一片欢呼.个个都在晒“广州蓝”.我照例是听了德沃夏克的“新大陆”才开始看微信.这个习惯已经有一个多月了.有一段时间我是要听一段郭德纲的“济公传”才肯起来.我爱神仙.做不了神仙也可以听听嘛.后来神仙也听完了.就转而听德沃夏克了.在音乐声中,我回想起昨天夜里的事情,心里有些不确定.真的是胡爱平吗？
我打开手机,但吃惊地看到侦探男已经把我拉黑了.
我心里有点不爽.侦探男的那张模糊的脸不停地在眼前摇晃.就这样消失了吗？他曾经答应过帮我查找我母亲到底是属于哪支部队的.而且,他和胡爱平又有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说自己是胡爱平？
这天我本来是有很多事情要做的.约了医生要去洗牙,还要去看一只猫.有个朋友是动物爱好者协会的,说有一只流浪猫要领养.但是现在两件事情都做不了.心情还有些抑郁.
这时二哥来电话了.他平常很少来电话.
我说：“喂？”
二哥很简短地说：“涛涛来了.”
我脑子飞快地搜索：“谁是涛涛？”
二哥有些不满地说：“李兴表哥的儿子.”
从某些观点来说,上海的亲戚就是一团乱麻.记得小时候在姨妈家住的时候,姨妈就叫我把上海亲戚的脉络一笔一笔地记下来.现在想起,有些像我们去看的某些人物的纪念馆一格格的规格.而我偏偏又是个逻辑思维很差的人,总也是记不住.就惹得姨妈不满意.
这个叫李兴的人应该是我姨妈的大姐的儿子.因为母亲早逝,很小就跟着姨妈过,所以跟我母亲关系很好.我们都叫他“李兴表哥”.我这个表哥从小就聪明过人,拉一手好提琴,学业优秀,用现在的话,颜值又高.一表人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是上海无线电三厂的工程师,参与开发我国的彩电的制造.当时的上海无线电三厂,生产的美多牌彩电和春雷牌收录机都非常有名.当时的彩电,完全是依赖工程师的独立设计和测试所有电路,不像现在买来现成的集成电路功能模块就成了.七十年代,我们是连电视都不知何物的时候啊.他的儿子涛涛还留有当年上海《文汇报》采访他的报道.他的太太,也就是我们的表嫂当时在北京的轻工设计院,在北京工作和居住,两地分居.我二哥在北京工作时经常去表嫂的哥哥家过过家庭生活,所以和李兴的太太感情很深,回到广州后也时时想念.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去北京看望哥哥和姐姐,去过李兴太太的哥哥家,他太太姓蒋.姐姐和哥哥在北京没有亲人,就当她们家是亲人的家了,来往很密切.于是我也在蒋家住过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吧.记得蒋家那时是在北京的左家庄的轻工设计院的房子.那时李兴表哥的太太的哥哥经常在国外援外,我住在他们家就没有见过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家的书房挂着一幅世界地图,上面画满了红旗.当时我问表嫂是什么意思,表嫂笑笑说,只要去过一个国家,就画一面红旗.他家有一个男孩,比我小两岁,从小就是优绩股的样子,小小年纪在自己的书房就摆满了各种航空模型,长大了也是精英,北大毕业,毕业后申请去美国,刚开始领事馆没通过,说他和领事在花园走了一圈,领事就对他爱不释手,大有当年肃亲王说“刀下留人”的感觉,今年有事去北京,下了飞机朋友就带去一处地方吃涮羊肉,吃完了我问是什么地方,回答是左家庄.顿时呆立.已经繁华得完全认不出了.
后来表嫂也调回上海.
因为涛涛,我从这一团乱麻里走了出来.
十六岁那年生日,正是在上海.姨夫提议去红房子给我过生日.在这所著名的西式地标度过了充满洋派的生日.切蛋糕的小孩,就是这个叫涛涛的男孩子.涛涛小时候长得很漂亮,两只眼睛大大的,聪明伶俐,我姨夫非常喜欢他.老是“涛涛,涛涛”地叫着.他家住在黄陂南路,离姨妈家不远,走路过去就是半个多小时.
生日的那天是冬天,天气冷.我在姨妈的劝导下,穿上了那件由我自己亲手编织的浅紫色的毛衣,因为花样复杂,显得有点厚,而且太过宽大.姨妈说,你还会长胖的.穿好毛衣后,姨妈眼泪汪汪地看着我,说,你妈妈如果看到你这个样子,会多高兴啊.姨夫连忙打断她,不让她讲.姨妈还是忍不住：“多好的女儿.”
为了参加我的生日,表姐吴琳特地从崇明岛回来.她那时刚刚下乡去那里当知青.她是下午时分赶到的,全家人都在眼巴巴地等着她.她是个可人儿,又漂亮又有修养,是全家人的宝贝.我的老相册还有她小时候的一张照片,烫着鬈发,大大的眼睛,十足洋娃娃.终于她回来了,门打开,姨夫首先上去一个长长的拥抱,还轻轻地吻了一下女儿.我站在旁边看着父女的温馨的场面而羡慕不已.表姐当时应该是十九岁,最好的年华,脸颊因为冬天的风而吹得通红.
血缘这种东西是有点奇特.在上海的时候,挎着姨妈的臂膀走街串巷,心里一点也不陌生,感觉到很亲的样子.一些陌生人会问：“女儿啊？”姨妈就笑吟吟地说,是啊.姨妈常常带着我去她的闺蜜家串门,都是上海的老房子,深色的木板地,质地优良的家具.和广州的老房子相比,上海的老房子欧派一点,广州的老房子窗户很高,很密,长长的一条.上海的老房子都是木板地,而广州的老房子大多是石米地.这也是因为广州天气潮热的原因.常常姨妈和闺蜜小声地说着体己话,我就坐到旁边看书.然后女主人大多会煮咖啡,端一杯给我,又继续和姨妈说着那些女人之间永远也说不完的体己话.长长的下午就这样过去了.
和上海的生活相比,广州的生活就略显粗糙.我开始不大明白,后来走多了地方,才明白这也是因为气候的原因.一个天气太过炎热的地方确实很难讲究.特别是从前没有空调,大部分时间都是满头大汗,如何优雅起来.所以也知道为什么香港人都要把公共场合的空调温度调得那么低.不然怎么样穿西装打领结呢？
我母亲就对我经常打赤脚非常不满.但小时候的广州到处都是打着赤脚的人,因为天气太热,地板又那么凉.
记忆常常走来走去.又回到我十六岁生日的那天.对于那天吃了什么菜已经没有印象了.只记得是喝罗宋汤.在广州的时候只有去太平馆是有西餐吃的,但小时候基本没去吃过.去太平馆也是去喝红豆冰.最多就是在红豆冰里加个雪球,已经是很豪华了.但在上海就经常吃到各种西餐.特别是在姨妈家里,姨妈经常把鸡蛋去掉蛋黄,用鸡蛋清做沙拉油.
在这里叙述这些细节只是强调革命对一个人的改变.在家里,我没有看过我母亲做过一次西餐,也不煮咖啡.她的上海人的细节都表现在女红上面.
首先是对床上用品的追求.那个年代,是讲不上什么生活品质了.但母亲对床上用品的细节,使我除了打毛衣,就是害怕母亲让我缝被子.她经常嘲笑广东人的被套,家里的被子都是一针针缝出来,而且还讲究针脚绵密.我因为偷懒常常针脚肥大而被母亲斥责,还要拆掉重缝.常常是母亲和二姐和我三个人坐在床上,一人坐一头,有时加上屠阿姨,四个人倒是很快.被面通常都是丝绸.被子缝好了再缝被头.被头通常都是毛巾,所以对针脚的要求就没有那么高.于是通常缝被头的工作就由我来担任.还常常被秀气的二姐嘲笑：“看看你缝出来的东西.”
在上海姨妈家,我却发现缝被子是一件快乐的大家庭的游戏.常常晚饭过后,餐厅的八仙桌就铺上被单、被芯、被面,然后姨妈和两个表姐就坐到一边,一边说笑一边就很快地把被子缝好了.这个场面很像电影里展现的欧洲十八世纪的妇女的下午茶.我想如果有画家把这个场面画出来一定很温馨.
只是等我们这一代长大后,再也没有人缝被子了.我也习惯了盖套被套的被子.不像刚刚用被套的时候,真的觉得被芯在里面走来走去.现在是一点感觉也没有.现在卖得多贵的床品,也是被套.估计缝被子这门手艺,也很快会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经过了革命洗礼的母亲,当真是朴素二字.就连家里的屠阿姨,也比她洋气.
生日会结束的时候,姨妈一家冒着寒风把我带到延安西路的一幢老房子面前,面色沉重地对我说：“这是你舅公的产业.我们原来,包括你母亲都住在这里.1949年后被政府强迫置换,把我们赶到郊区的楼房.看清楚了,这两幢房子都是我们的产业.”
我看看那两幢楼房,红砖的墙,电线乱糟糟地拉着,好像里面住了很多人.因为冷,我紧皱眉头.丝毫不觉得这两幢楼和我有着什么关系.
涛涛定的酒店是在珠江新城的四季.哥哥就问我在哪里吃好.我说,上海人嘛,总不能请他吃上海菜.于是就定了珠江新城的吃顺德菜的“母米粥”.其实对外省人来说,什么潮州菜、顺德菜、湛江菜统统都是广东菜,
我问二哥：“那涛涛有没有说想吃什么菜？”
哥哥说：“他说想吃很多年前姨妈来广州的时候你带她去吃的蛇王满.”
我“哦”了一声.这家位于十三行路的饭店早就关门了.
想想我见到涛涛的时候是一九七六年,到现在已经四十年了.当年那个大眼睛带我去看黄浦江的小男孩现在长成什么样？
本来有点想带涛涛去吃烤肉的.我对侦探男把我拉黑一事感到疑惑和有点愤然.后来发现他连烤肉群也退出了.也就是说,这个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隐隐地感觉到,就是这个侦探男的出现,使我重新回到了母亲家族的蜂巢之中.在冬天的冷酷中,来自上海母亲的家族记忆像层层蚕丝把我团团裹住,使我感到从所未有的温暖.
“妹头,妹头.”亲爱的姨妈总是这样叫我.一九九六年我和几个朋友去上海签名售书的时候,姨妈还在家里为我的朋友们做了一大桌菜.糖醋小排、腌笃鲜、百叶结烧肉、醉虾,清炒虾仁,等等,已经过去二十年了,朋友们还记得我姨妈在家里烧的那桌丰盛的菜.她们都说：“亲爱的,你姨妈太神奇了.”那时姨妈已经七十多岁了.
有一个镜头：在一段废弃的铁路轨上,姨妈和舅舅牵着吴琳表姐的手慢慢地走着.走得很慢.她们正在沿着这条路走去某个村庄,替我母亲给我隐居在乡下的外婆送钱.突然,五岁的表姐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向我们转过身子,微笑.灿烂地微笑.在她身后,如侦探男所说的,出现了一团火焰,光芒万丈.
责任编辑 陈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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