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相关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 与经济学和经济政策有关自考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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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和经济政策

  

  摘 要: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理念,可以归纳为“经济学”.的思维非常朴实,包含常识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成分,但是他对理论问题有着很强的判断能力,对发展战略和发展思路有很强的分析能力.经济学的主要元素包括:经济激励机制、追赶发展思路与“翻两番”战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经济管理的专业化和规章制度的严肃性.经济学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政策,决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奠定了我国40年辉煌成就的制度基础和政策基础.

  关键词:经济学;改革开放;发展战略;市场经济

  是一位举重若轻的人物,有着惊人的洞悉本质、提纲挈领、直指要害的能力,他对国家存在的问题有着透切的了解,对解决问题的思路有着自己的定见.他是务实的领导人而不是学者,但是他对理论的判断能力,足以令很多理论家汗颜.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以来相当长时期里,对经济大政方针无疑有着决定性影响并将影响延续至今,这背后也浸透着他的经济思想.国际上通常把重要国家主政者的经济思想及相应政策冠以其名,称为“某某经济学”.笔者认为,将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主要思想、理念,归纳为“经济学”,是十分恰当的,他对我国经济大局的认识、对发展思路的分析、对重大战略的研判,绝不亚于当时许多优秀的学者.完全可以说,不了解经济学和经济政策,就难以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道路,难以理解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一、思维

  (一)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思维

  的经济思想,当然与他的总体思维有关.如果用一个词来刻画思维,那就是“朴实”.不要小看这个词,在那个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年代,朴实思维是很珍贵的.这种思维,一直延续到他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当然,所谓“朴实”只是一个总体概括,具体说来,思维有几个突出方面.

  首先,就是有着比较浓厚的实用主义思维.这种思维不能说没有理论基础,最喜欢的“实事求是”理论就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他的实用主义思维,所以认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的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就传神地表达了这种思维,要知道,这句话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时代,是大逆不道的.但是,不在意这些,他认为白猫黑猫都是抓老鼠的工具,不要赋予它们不必要的意识形态色彩.当然,的实用主义并不是东一榔头西一锤子、今天一个样明天另一个样,他的实用主义是有战略指向的,就是在一个大战略下采取实用的政策措施,这个大战略在看来就是“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实用主义与工具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改革开放之后,在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上,的解决方法很简单,就是认为它们都是工具、都是方法,只要能把事情搞好,什么工具、方法都可以用.决定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的事情,可是在10余年前,就毫不讳言他自己对市场的正面看法,他在1979年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就提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1]236在1987年2月同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2]203

  所采取的这种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态度,到底是一种政治技巧和政治艺术呢,还是他内心具有连贯性和一致性的思维逻辑呢?也许两者都有,但是从他几十年的政治生涯来看,后者的成分应该多一些,所以当他认为社会稳定出现大问题时,他也会从这种思维出发来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二)常识主义思维

  这一条与第一条有关,但又不是完全一样.自己也说过,他对理论了解不多.他的确不太喜欢掰乎理论、学说那些东西,甚至他也不掩饰对那些张口闭口就是理论、到处挥舞理论大棒行为的反感.也许在心里,那些形而上学的理论思维还不如老百姓的常识来得正确.对事物的判断,包括对理论对错的判断,往往从常识出发.1992年南巡时,就说:“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2]373也许,根本不能理解那些“连基本常识都没有”的人,这些常识都是摆在那里,老百姓都看得见,为什么“有的人”就视而不见或者置之不理呢?

  因此,就敲打那些理论家说:“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宣言》和《共产主义ABC》.最近,有的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2]382可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道理,而不是玄玄乎乎的东西;是与基层实践、农民的实事求是精神相通的.

  可以认为,觉得常识与马克思主义并不矛盾.一个领导人,如果从这一点出发来选择制度和选择政策,很多事情就好办了.从社会主义发展史来看,那些灾难性的政策,基本上都是从理论出发、由高层强定并强推的政策,而强定和强推这些政策的领导,以及那些“秀才”,往往还喜欢卖弄、炫耀自己的理论水平.完全可以说,脱离实际的理论用之于国家大政,必将毒害国家,而看起来“土里土气”的常识,则会成为最好的解毒剂.

  (三)有限理性和有限能力思维

  在这一点上,与有很大区别.是一个对自己和对人民都具有高度信心、且具有极强浪漫色彩的领袖,如果说他20多岁写的“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还可以理解为年轻人的与梦想的话,那么到了六七十岁写的“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就是他气质的体现了.显然,认为,他自己几乎可以做到一切,他“要将宇宙看稊米”;只要消灭了剥削压迫制度、人民翻身做了主人,就可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的气质可以感染许多人,但是比较例外.

  与也有一个相同之处,就是他们都比较急迫地想把中国发展起来,都有一种时不我待、不进则退的感觉,不但呼吁“只争朝夕”,也叮嘱“千万要搞快一点”.他们不一样的地方是,相信我们现在就能发现规律、找到道路、掌握真理,不能有所犹豫、有所动摇;而则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未来的人比我们聪明,有些事情应该留给未来的人去解决.

  实际上,这说明比较明白,人的理性、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一下子就把什么事都搞清楚、办得成.普通人是这样,领导人也是这样.他有这种思维,就能避免包揽一切,就能对很多事情采取等待、宽容和温和的态度,在经济政策上就可以少一些强制,就能给多种可能、多种成分、多种尝试留下一些空间.譬如在农村改革初期,并没有强制各地完全实行土地承包制,而是允许各地继续看一看、等一等,之后再由大家去选择.还非常注重地方试验、试点,避免用一刀切的政策去套各地不同的实际情况,也反映了他的这种思维.

  (四)国际化和现代化思维

  不能说其他领导人没有国际化、现代化思维,但是这种思维在这里最强烈、最坚持.这种思维也许与他早年留学法国有关.他十几岁漂洋过海坐的就是万吨轮,所以对国内的发展成绩就可以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待.他于20世纪80年代初给北京景山学校题词就是:“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2]35在结束不久的时候,就能以这样的角度来看待教育,就充分地反映了他的这种思维.要知道,中国的教育直到现在还在中国特色和现代化、国际化之间纠结,而的那种视角是发生在三十几年前.

  在那一代领导人当中,对现代化的理解是最完整者之一,他不仅仅把现代化看作是工业化,而且包括管理方式、制度、文化方面都要尽可能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而这种思想在那个时代是有点大逆不道的.在1977年5月与两位同志谈话时就明确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必须有知识,有人才.”“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就开始注意科技,注意教育,花了很大力量”.[1]40可见,是从国际化、现代化的角度来审视我们自己的事情,来查找差距和寻找政策措施.在复出后不久,就出访了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视野进一步打开了.据傅高义分析,改革开放初期的这几次出访,更加强化了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技术和各种先进理念的决心.[3]

  二、经济学

  (一)经济学的思想脉络

  从目前获得的史料来看,并未像那样系统地研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理论巨著.但是,这不代表没有系统的经济发展理念.从资料上看,很早就对经济问题有所了解、有所思考.发表于1943年7月《解放日报》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可能是最早的经济文章.这篇文章说:“发展生产,不能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需要正确的政策和精细的组织工作.我们的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政策,给发展生产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凡是减了租息的地方,广大劳动人民的抗战热情和生产积极性都大大增强了.”[4]79“我们的工商业政策,给了发展农业和手工业以很大的便利,政府规定的工业负担是最轻的,因而手工业,特别是家庭纺织业,近年来有了相当的发展.”[4]80“我们的税收贸易政策,是采取‘对外管理对内自由’的原则.争取出入口平衡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对敌占区贸易不能采取政府统制一切的办法,而是管理的办法.对内尤不能垄断,而应采取贸易自由的办法.对于商人的投机行为,则利用公营商店及合作社的力量,加以压抑.实行这种办法的结果,大大加强了对敌斗争的力量,增加了税收,繁荣了市场,保障了人民的需要.……当然,在这方面,我们的同志也曾发生过错误,比如一个时期曾打断对外的交易,开始时对商人作用的认识不够,以及对内的合作社统制思想,都停滞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4]83-84从这篇解放前比较系统的经济文章来看,对经济政策如数家珍,非常重视经济政策对于提高人民生产积极性的作用,而且他的经济思想偏向于自由贸易、反对垄断、不搞政府统制,重视发挥商人的作用,但是也懂得利用一些手段来抑制商人的投机行为.这篇文章对于研究经济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解放后,一度担任西南局领导,他曾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工作报告提纲中写了几段很有意思的话:“组织生产竞赛是必要的,但必须在具备了有生产计划、有原料、有销路、群众有了一些发动这些条件的部门才去实行.”[4]177“关于资产阶级……我们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是又团结又斗争,斗争是为了达到团结的目的……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一脚踢开资产阶级的思想是错误的、危险的.”[4]180这些话表明,很早的时候,对于以“大呼隆”的运动方式来组织生产的做法,是持怀疑态度的,他比较倾向于在专业化、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式下开展经济活动;相反,当时的政治气氛是比较喜欢对人民群众进行大发动、使劳动场面热火朝天的生产方式.对于资产阶级的作用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不能把资产阶级一脚踢开,这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

  调到工作以后,对全局性的经济工作接触得多了一些,他对经济工作中的弊病,特别是对国有企业的一些弊病,看得更加清楚,同时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1957年4月,在西安干部会作了一个报告,他说:“现在我们的企业,特别是搞的大企业,浪费现象是很严重的……我们有些企业规模很大,占地很多,每一个工厂,都有一个很大的厂前区,一个办公大楼……有一些企业起了带头作用,气魄大,牌子大,公子少爷的味道足,把一些地方工业带坏了.比如原来是省上的一个煤矿,成本低,交给的煤炭管理局后,成本就高了.在地方上还算一算账,归了管理,账也不算了,认为反正亏本不碍事,国家贴得起.苏联并不是这样的,美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这样的,甚至国民党也是不敢这样搞的.国民党贪官污吏多得很,但是办企业比我们好.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很多都是艰苦奋斗出来的,他们办企业比我们高明.上次我到这里来,听说有十三个公私合营厂,他们厂房是旧的,职工宿舍是旧的,厂长住的也很简单,我建议市委组织国营企业的同志去看一看.”[4]265-266这个讲话真的非常尖锐,从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国企不计成本、不怕亏损的问题,软预算约束的制度缺陷,不是后来才有的,而是从一设立开始就有了,简直是与生俱来的;另一方面,对民族资本家、对公私合营企业还是比较了解的,对它们的机制抱有比较正面的看法.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对所有制持有比较开放的态度,并不死死抱住国有制、公有制不放,应该与他长期的观察和感受有关,他并不是从纯粹理论的角度来推导、来想象公有制的优越性.

  在此后长期的工作和对实际生活的观察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经济思想和理念,从他的一些讲话中可以窥见这些思想和理念的形成.例如,1962年7月,在接见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发表的讲话,就触及到了经济运行制度.他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现在看来,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你不承认这个退?农业不是在退?公社不是在退?公社核算退为大队核算,大队核算又退为生产队核算,退了才能前进.目前,要注意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潜力……有一种可能,就是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过去我也讲过,我们的运动太多,统统是运动,而且统统是全国性的,看来这是搞不通的.”[4]323-324

  这篇讲话是在大跃进之后、之前,的经济思想体现得比较完整、也比较真实,很显然他对生产关系作了比较深入的思考,对运动式的经济发展方式有着明确的判断,对于经济政策的“退一步”有着自己的定见.看得出来,他在结束后的一系列做法,其实在那个时候就作了很多分析、判断,包括包产到户、解散人民公社等政策,都能从这篇讲话中找到端倪.在这篇讲话中特别强调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不管采取哪种形式都行,著名的“猫论”可能就是从这个讲话开始流传的.

  在后期,复出一段时间并一度主持国务院工作.此时,他对经济工作有了比较深切的了解和完整的看法,并且善于借助理论工作者将他的一些思路尽可能地条理化.例如,他在1975年就组建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来协助他进行工业和交通系统的整顿,[5]42-49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组织起草的《工业20条》是当时一个重要的文件,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这些工作比较满意.

  长期以来形成的关于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的系统性思想、理念,就是经济学.经济学有着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其突出特点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理论切合实际.经济学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主要内容:经济激励机制,追赶发展思路与“翻两番”战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经济管理的专业化和规章制度的严肃性.下面,笔者就对这几个内容进行阐述.

  (二)经济激励机制

  这一条在经济学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在一段时期,特别是时期,经济激励被说成是物质刺激,被看成是与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风格相对立的东西,收入差距被归为资产阶级法权.我们一度对等级工资制度也持有负面看法,对经济激励当然也不以为然.当时有人曾经质问:历史上那么多的发明家,哪一个是为了获得奖金而发明?鲁班是为了获得奖金而发明吗?而则一以贯之地保持经济激励的发展思想,他在后期主持国务院工作时,就毫不隐晦地强调这一点.譬如,1975年8月在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就说:“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都要动脑筋想一想.所谓物质鼓励,过去并不多.人的贡献不同,在待遇上是否应当有差别?同样是工人,但有的技术水平比别人高,要不要提高他的级别、待遇?技术人员的待遇是否也要提高?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工资政策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要研究.”[1]30-31这个讲话后来被整理成《关于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不但对整顿时期的工业生产,而且也对“”倒台后的经济恢复,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结束,在重新工作以后,进一步为经济激励正名.1978年3月,他与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同志专门讨论该室起草的《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一文,明确地说:“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有些地方还要改一下,同当前按劳分配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根据这个原则,评定职工工资级别时,主要是看他的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政治态度也要看,但要讲清楚,政治态度好主要应该表现在为社会主义劳动得好,做出的贡献大.处理分配问题如果主要不是看劳动,而是看政治,那就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政分配了.总之,只能是按劳,不能是按政,也不能是按资格.”“要实行考核制度.考核必须是严格的、全面的,而且是经常的.各行各业都要这样做.今后职工提级要根据考核的成绩,合格的就提,而且允许跳级,不合格的就不提.要有奖有罚,奖罚分明.我们实行精神鼓励为主、物质鼓励为辅的方针……物质鼓励也不能缺少.在这方面,我们过去行之有效的各种措施都要恢复.奖金制度也要恢复.对发明创造者要给奖金,对有特殊贡献的也要给奖金……总的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鼓励大家上进.”[1]101,102在“”刚结束不久,“资产阶级法权”观念仍然没有驱除,尽管基层有着强烈呼声要拉大差距、实行激励,但各级干部群众仍然心有余悸,的表态无疑是一个强烈信号.

  不要小看的经济激励思想.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定是个人理性,即个人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经济激励机制,就是从这一点出发,来调动人的积极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霍姆斯特朗等人,就专门撰文讨论激励问题,他们认为,激励机制在经济运行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无论是高能激励还是低能激励,都可以根据具体环境和条件而发挥提高效率的作用.[6]如果不接受经济激励机制,商品生产、市场经济就不存在了,那就真的只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一条路了.但是几十年的试验和折腾表明,这条路起码在一段时期内走不通,而且导致老百姓越来越穷.的经济激励思路,彻底改变了过去“拧着来”的那套形而上学的做法,与绝大多数干部、群众的愿望是一致的,实行起来的确鼓励了大家上进,调动积极性的效果立竿见影.

  对个人实行经济激励,还有一条十分重要的逻辑,就是等于变相承认私人财产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这对于后续的非公经济发展和财产权利保护,都有着积极意义.

  当然,这并不是说只讲经济激励、只看到物质刺激的作用,也不是说经济学排斥、不承认其他调动积极性的措施和精神境界的重要性.也比较注重思想教育、道德理想等方面的工作,只不过他不把经济激励看作是邪魔和异端.

  (三)追赶发展思路与“翻两番”战略

  这一条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经济学关于后起国家的发展路径,有一个著名的追赶型工业化发展战略,许多经济学家都对此进行了论述,例如赫希曼(Hirschman)就特别主张后发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实行追赶发展战略,[7]罗森斯坦-罗丹(Rosentein-Rodan)还具体论述了实行追赶战略的“大推进”路径与方法.[8]事实上,也有非常强烈的追赶型工业化意识,但是的“大跃进”战略带有过多的浪漫色彩,而且缺乏经济激励这样的基础性机制作支撑.与相比,的“翻两番”战略,即党的十二大提出,2000年我国的工农业年总产值比1980年翻两番,则要务实得多.的追赶工业化战略与的追赶工业化战略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的战略是建立在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尽管那个时候还没有正式使用市场化这个词汇.市场机制的巨大力量,使这个追赶型工业化战略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制度基础.

  从有关资料来看,“翻两番”由首先提出来并强烈坚持.但是,在与其他人的观点争论中,认识到这个战略是靠得住的,所以后来他不但接受了这个战略,而且在逝世之后,他一直盯住这项战略的实施不放松.尤其是在1989年之后,那几年中国经济发展遇到阶段性困难、经济增速陷于低迷,他也毫不含糊地坚持这个战略目标不放弃.譬如,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时就说:“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八年.”“一九年开始治理整顿.治理整顿,我是赞成的,而且确实需要.”“但是,怎样全面地来看那五年的加速发展?那五年的加速发展,也可以称作一种飞跃,但与‘大跃进’不同,没有伤害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2]376-377从这一些讲话可以看得出来,坚持较高发展速度、坚持实施“翻两番”战略目标不动摇,并不是头脑发热、一意孤行,他不但对国内经济增速波动有自己的分析,而且对东南亚其他国家高速发展阶段也作过一些研究和思考.可能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因素和经济增长潜在增速并未作过详尽的分析,但是他把中国与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省进行了比较,认为那些经济体做得到的事情,我们也做得到.完全可以说,对实施“翻两番”战略所发挥的作用,要大于任何人.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很难说是首先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个理论似乎脱胎于新主义理论.但是,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最重要的倡导者.在党的十三大正式公布这个理论之前,于1987年8月会见意大利领导人时就说:“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2]252显然,在心目中,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是要使我们从这个实际出发来制订发展政策和规划.

  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也有自己的解释.他曾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是,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他很少说.一个重要信息是他在1987年3月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的谈话:“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会容忍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摆脱落后状态,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建设.”[2]207-208他的这一番话表明,中国的社会主义,一是能够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二是能够保持领导持续、维持安定团结.这两条都有他的实用主义思维在里面.他没有主要从意识形态方面来论述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很有意思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主要的创立者.的市场经济理论,带有很强的工具论色彩,而不是像经济学家那样带有信仰的色彩.从发展历史来看,能够成功实现工业化并持续增长的那些经济体,都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新古典经济学把市场机制作为一种能够实现效益最大化的标准体制.[9]但是根本不屑于迎合这些理论或者表现出自己多么地像一个理论家.不过,他对市场经济的工具论认识是令人惊奇的.早在1979年11月,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就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236在那个时候,有这种思想,在领导层中应该是凤毛麟角.

  随着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越来越大,对市场经济的信心也越来越足.1985年10月,会见美国企业家代表团时明确地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2]148可见,在思想体系中,发展生产力才是目的,其他都是工具、手段,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工具当然谁都可以用.并不十分清楚的市场经济工具论,到底是一种政治策略呢,还是一种思想.不过从他的“猫论”来推测,作为一种思想的成分更大一些.到了1992年,正式提出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党的十四大把这个词汇写进了政治报告,算是尘埃落定.

  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笔者看来,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和基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不是自己命名的,他也无意以自己名字来命名一种理论,或者他也无意来创立一个关于社会主义的新理论体系.不过改革开放以来,他总是强调要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作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阐述.笔者理解,他是要与苏联式社会主义道路区分开来,而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正是与苏联最重要的两个区分.因此,这位不喜欢“掰乎”理论的领袖,竟然创立了这样一个在实践中卓有成效的社会主义理论,实在是令人深思.

  (五)经济管理的专业化和规章制度的严肃性

  经济发展毕竟是一个群体性的事业,所以对群体如何协调和管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可以想象,这方面也一定存在争论和分歧.与大不一样,强调群众路线,对鞍钢宪法的“两参一改三结合”赞赏有加.和刘少奇他们的观点是,经济建设依赖专业化、规范化的决策与管理.他在后期主持国务院工作时,在省、市、自治区委员会工业主管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就严厉批评了规章制度的废弛:现在铁路事故惊人,一年发生行车重大事故和大事故755件,比事故最少的1964年的88件增加好多倍,这中间有许多是责任事故,包括机车车辆维修方面的责任事故,这说明没有章程了,也没有纪律了,这个问题不仅铁道部门存在,其他地方和部门也同样存在.1975年5月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又说:“过去一个时期,根本谈不上什么规章制度,出了不少问题.”“因此,一定要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执行规章制度宁可要求严一些,不严就建立不起来.过去有些规章制度比较繁琐,应该改革.我们要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把必要的规章制度恢复或建立起来”.[1]11

  的专业化思维,很自然引致他对知识分子和专业化科技人才的看重.1975年8月,在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就说:“加强企业的科学研究工作.这是多快好省地发展工业的一个重要途径.……大厂要有自己独立的科研机构;小厂的科研可以由市里综合办,也可以由几个厂联合在一起搞.”[1]291978年3月,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提到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问题:“承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就连带要答复一个问题:怎么看待科学研究这种脑力劳动?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那末,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是不是劳动者呢?……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1]88-89在1988年9月份的有关会议上,明确说:“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274

  一些人可能对笔者将专业化、制度化作为经济学的一部分,不太理解.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没有专业化、制度化思维,就难以正确理解专业化的科技工作者的劳动,这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剥削论体系中,还是一个有待深化研究和深入解开的扣.就这么轻易地解开了.

  三、经济政策

  (一)农村土地承包到户政策,城市企业经营承包政策

  对于经济政策的效力,有着充分的认识,他曾说过,经济要发展,就是靠“政策”这两个字.[10]时代,一系列与期间截然不同的经济政策在全国铺开,并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迅速发展.这些政策当然是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共同努力带来的结果,更是基层首创精神、务实精神带来的结果,不过,其中一部分重大政策的确是由一直倡导的或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把这些称之为经济政策,是恰当的.

  农村土地承包到户政策,城市企业经营承包政策,是经济政策的第一条.这些政策现在看起来平常得不得了,但在当时可属于转折性的政策.人民公社在中国搞了很多年,还作为“三面红旗”之一.尽管后来对农村的生产体制进行了一些调整,但在全国范围内彻底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政策,一方面有很多呼声,另一方面也有很多顾虑和争议,这涉及到如何认识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复出之后,就大刀阔斧地支持一些地方搞包产到户,并酝酿全面铺开.1980年5月,他在同有关人员谈话时就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效果很大.”“有人说,过去搞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太快了.我看这个意见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比如农业合作化,一两年一个,一种组织形式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很快又变了.从初级合作化到普遍办高级社就是如此.”“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高级社还不巩固,又普遍搞人民公社,结果六十年代初期不得不退回去,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1]315,316

  可见,对那种“大呼隆”式的体制是很不赞成的.在主导下,农村包产到户政策得到广泛欢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下子就上来了,农业发展连年上台阶,不但长期困扰农民的吃不饱问题在几年之内得到较大程度缓解,而且农民收入明显增加,有力地带动了工业发展.由于效果显著,包产到户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实行,在等人的努力下,连续几年的“一号文件”更是巩固和发展了这个政策.

  对城市工业领域也不陌生,他在林彪事件之后,主持过国务院的工作,那时他就试图整顿、调整一些政策.之后,他成为主要领导之一,就有条件来推行曾经难以推行的一些政策了.大力推动工业企业实行各种经济责任制,允许实行浮动工资制度、奖金制度.对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政策、承包经营政策,也非常支持.这些政策很快为工业领域注入了活力.

  等人实行了得当的农业政策和得当的工业政策,使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形成了良性互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因为长期以来工农关系总是磕磕碰碰,导致中国经济起起落落.当然,从长期来看,无论是集体农业,还是国有工业,如果止步于承包制,而不是在此基础上不断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恐怕还是不能彻底理顺市场体制中一些基本的责权利关系,经济发展和民众福祉还是得不到根本保障.不过,不能这样来挑剔经济政策,他在那个时期实行了行之有效的政策和制度,但遗憾的是被固化了,该超越的没有超越.

  (二)引入个体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促进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

  这是经济政策的第二条.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并不是一个人的主张;大胆利用外资,在结束后、复出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如果没有顶住各种压力大力倡导,这些政策遭受挫折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1979年1月,同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等工商界领导人进行了专门谈话:“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孙后辈.”“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1]156,1571979年10月,在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就讲:“我提议充分研究一下怎样利用外资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破坏得很厉害的国家,包括欧洲、日本,都是采用贷款的方式搞起来的,不过它们主要是引进技术、专利.我们现在如果条件利用得好,外资数目可能更大一些.”“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至于用的办法,主要的方式是合营,某些方面采取补偿贸易的方式,包括外资设厂的方式,我们都采取.”[1]198-199可见,不是从意识形态出发来看待私人资本、境外资本,而是从务实的角度来考虑如何把钱用起来、把人用起来.

  鼓励私人资本、国外资本的政策实行之后,中国的多种经济成分就慢慢起来了,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就逐渐活跃了,市场自然就发展起来了.对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抱有开放的态度、实行务实的政策,他认为,只要能够解放生产力,能够活跃经济,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有关政策都可以实行.最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得以确立,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三)市场化改革和闯关

  如果忽略这一点,经济政策的内容就不完整,尽管闯关被许多人认为并不成功.

  实行改革开放这个大政策之后,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以及个体户都不断兴起和不断壮大,过去那种由国家统住一切、包住一切的流通政策和政策,就受到很大冲击,虽然一些产品仍然按国家计划生产、实行国家定价,但是计划外生产、计划外定价、计划外流通的规模越来越大.一方面,要求放开、放开指标的呼声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也有一种很大的声音认为,市场化、流通市场化扰乱了国家经济秩序,扰乱了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就成了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许多部门和许多专家都参与到改革有关事务当中去,一些专家还设计了“双轨制”方案.

  而则坚持市场化改革思路,并在1988年前后赞成实行比较激进的改革闯关政策.所谓闯关,就是在较短时期里一次性放开,实行市场定价.在1988年5月会见朝鲜客人时,就说:“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物价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过去,物价都由国家规定.例如粮食,还有各种副食品,收购长期定得很低,这些年提高了几次,还是比较低,而城市销售又不能高了,购销倒挂,由国家补贴.这种违反价值规律的做法,一方面使农民生产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另一方面使国家背了一个很大的包袱,每年用于物价补贴的开支达几百亿元.”“不解决物价问题就不能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最近我们决定放开肉、蛋、菜、糖四种副食品,先走一步.中国不是有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的故事吗?我们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过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风险.这次副食品一放开,就有人抢购,议论纷纷,不满意的话多得很,但是广大人民群众理解,这个决心应该下.现在过这一关,能否成功,今天还不能讲,但我们希望成功.”“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2]262,263

  可见,并不是不知道闯关的风险,他对抢购等现象是有所了解、有所预料的,但是他认为物价问题是计划经济的历史遗留下来的,这个包袱不卸掉,就不能轻装前进,所以他的态度很坚决.

  1988年我国发生了严重通货膨胀,这到底是不是由闯关改革引起的,至今还有争论.现象终究是货币现象,如果没有货币严重超发,一般而言总水平不会严重上涨.从一些资料来看,那时的货币超发是比较明显的.不过在实际当中,闯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抢购,这一点似乎不能否认.在通胀难以遏制的情况下,闯关还是停止了.但是在后来的改革中,市场化的政策思路并没有被放弃,而是采取渐进方式,最终获得成功,这对中国改革而言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四)特区政策

  应该说,特区政策并不是由首先提议的.从历史上来看,在20世纪30年代,红军和机构进入陕北之后,开展了新一轮国共合作,那时由控制的陕甘宁一块区域,正式的名字有一段时间就叫陕甘宁特区政府,后来才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需要提示的是,特区政府、边区政府,实行的是比较自由的贸易政策、比较灵活的所有制政策,与党一直宣称的计划经济、公有制并不一样.也许,改革开放后,在广东划几个地区实行特区政策,是从陕甘宁得到的灵感吧.

  1979年,拍板,决定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加大与港澳经济和境外经济接轨的力度,在关税贸易、外汇、、工资、土地等方面大胆实行市场化的政策,促进了这几个地方的经济乃至广东经济快速发展,而且对全国起到了试验和示范作用.不过,那时有些同志对特区有不同的看法,一些看法还比较负面,认为搞特区就是在中国试验资本主义.但是,坚决顶住了压力,肯定了特区,他视察深圳特区时,还专门题词赞扬特区发展所取得的成绩.

  可以说,特区政策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方试验政策的一个缩影.进入21世纪之后,特区政策在国家政策体系中不再占有重要地位,但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特区为中国集中展现了一幅比较完整的市场经济图景和国际化图景,后来,许多地方性和全国性改革开放政策,都从特区获得了启示和经验.

  (五)对经济政策的一些分析

  是一位大开拓的人物,他在中国掀起了一个市场化改革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巨浪.在经历了约30年的计划经济的压抑和对资本主义的无情批判之后,市场化和国际化巨浪的到来,令很多人跃跃欲试、放手一搏,从而在20世纪十年代出现了全民经商浪潮,许多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许多官员和他们的子女都加入到了这场浪潮中.

  在政府官员拥有巨大权力的情况下,在政府机构掌握巨量资源、资金、物资的情况下,在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并存的情况下,政府机构、事业单位经商,政府官员和他们子女经商,可以想象,会出现多么严重的利用权力牟利的现象.那时有一个词叫做“官倒”,是指官员或者他们的家人,比较容易拿到政府掌握的商品、物资指标,只要倒一下手,就能赚取巨额利益;还有一个词叫做“皮包公司”,是指政府机构和商业单位开办的公司,不需要任何经营条件,只要拿一个皮包,里面装着批文,就能赚大钱.这些现象,在经济学当中被称为“寻租”,许多经济学家对设租、寻租形成的原因及其危害性进行了深刻剖析.[11]由于当时法治不健全、规则没有来得及确立,这些现象触目惊心,老百姓怨声载道,一些人也把这些乱象归之于改革开放本身,使改革开放的形象受到了较大损害.

  是一位管大事、抓大事的人,可能在这些现象出现的早期,他并没有给予过多注意,他也是一位比较宽容的人,可能认为搞商品经济、搞对外开放难免会有一些乱象.后来,他才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支持政府进行严厉整治.但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整治这个局面的确需要很长时间.似乎在大多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都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中国应对这个问题不算太差,尽管也不算太好.

  与有一个类似之处,就是他们都对中国发展起来有一种时不我待的急迫心理.对于如何把握和利用计划体制下的经济规律、如何做好综合平衡缺乏足够的经验,则对于市场经济下如何搞好宏观审慎、如何控制市场风险缺乏足够的概念.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的闯关中,尝到了市场经济的另一个滋味.在货币发行没有得到控制或者不可能得到控制的情况下,在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在市场经济主体不够多样化、市场经济机制不太完备的情况下,放开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恐慌的市场抢购,是不可避免的.当时经济学界有一种思路,叫做“管住货币,放开”,但在软预算约束的情况下,尤其是在加快发展的急迫心情和货币当局不可能独立的情况下,货币是不可能“管住”的.虽然对此有心理准备,但是他并没有料到冲击如此猛烈.好在是一个务实且谦逊的人,他很快就改变了当初的决定.

  在农村和城市实行土地承包经营、企业承包经营政策,在当时是行之有效的政策.但是,承包经营制度会面临合同不完备性问题,在开始的时候是难以看得出来的.承包政策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安排是再好不过的了,但如果长期化,就会出现边际效用递减的现象,甚至出现较大的副作用和后遗症.当然,不能期望本人以及他那一代人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并解决这个问题,这应该属于后来者的责任.

  而的市场化改革政策、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政策,体现了强大的激励相容性和可持续性,在笔者看来,这正是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里奇迹般崛起的主要秘密.

  四、弥足珍贵的朴实

  朴实得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他对国营企业的批评、对市场交易的肯定,是那么的尖锐直率,那么的切合实际,没有大道理、大口号,也没有诗一般的语言、花一般的理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人应该以亲身所历、亲眼所见为基础来构建自己对事物的思想认识,这虽不免沾上“经验主义”的嫌疑,但不至于犯大的认识错误.少年闯荡欧洲、中年接触各类企业、老年出访苏联东欧计划经济国家和日美市场经济国家的丰富经历,增加了他认识问题的质朴感与实在感.

  笔者曾经专门观看过《绿色的原野》这部半纪录片、半故事片的电影,大跃进时期国营农场红旗招展、你追我赶、干劲冲天的集体劳动场面,以及人们热情洋溢、友爱互助的精神面貌,再配以《草原之夜》这样优美的歌曲,如果笔者没有亲身经历过“”时期到处可见的磨洋工和无精打采,看了这个电影之后应该会向往“一大二公”的体制,也许几十年之后的人们由于缺乏这样的亲身经历会再次试验那种体制.而朴实的,一举扭转了那个体制,且没有发生大的动荡,真是国家的幸运.

  领袖的魅力,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其理论上的权威性,领袖成为导师也属自然,这也许就是中国人传统上所讲的“君师合一”吧.但是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理论权威,他非常谦虚地说:我读的书并不多.他甚至也讲过,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并不太清楚.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要勇于探索,不要固执于书本上的教条,不要墨守成规.他诚恳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实际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是他完全退出领导工作之后,我们党给他总结概括出来的一个体系.我们这篇文章把他的经济思想概括为经济学,也许并不符合他的朴实.但是笔者也想模仿他的语言:经济学是很朴实的道理.在今天,朴实的及其经济学与经济政策对我们仍然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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