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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未民初的文人和稿费
冉思尧
1897年,福建举人林纾为排遣母亡妻丧之痛,与友人王寿昌合译了《巴黎茶花女遗事》.该小说出版后,著名报人汪康年看到其中商机,拟以重金买下版权重印,并事先在报纸上宣传.林同意此事,独对“润笔”坚辞不受,多次去信要求汪登报声明.1956年,存款逾万的青年作家刘绍棠加入中国作协后,为减少国家负担,主动申请不拿工资专事创作,靠稿费养家.自古以来文人耻于谈钱,对鬻文换财尤为不屑,然而短短数十年时间,文人卖文从有辱斯文、壮夫不为到理直气壮、天经地义,发生了惊人逆转.这一转变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事情得从清末说起.
1.自谋出路的群体
在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中,士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标榜耕读,多是乡间读书人,通过考试制度被选拔入城市做官,任职一定期限再告老还乡（候缺、丁忧等其他原因也还乡）.这个群体似开放又封闭,开放是指出身不论贫富只要读书有成,都能跻身士子群体;封闭则是读书人基本都以“学而优则仕”为谋生途径,“布衣卿相”为终极梦想.
清朝在制度上多继承明朝,考试也不例外.科举制既是清廷笼络读书人的重要手段,也是读书人改变自身现状的最佳途径.对于底层读书人而言,“布衣卿相”抛却堂而皇之的人生抱负,更关乎实实在在的利益.科举考试依据级别和成绩大致分为秀才、举人和进士.“学而优”从政治角度看,读书人只要考中秀才,就能享受一定的“政治待遇”和生活补贴;考中举人,则一只脚已经踏入仕途;若能进士及第,没有不做大官的.“学而优”从经济角度说,只要考中,回报巨大：在书院教书,年收入约100两白银,知县幕僚250两,地方高官幕僚和学官1500两,知县3万两,巡抚每年保守估计18万两.即便终生考场失意的读书人,也可通过科举制度衍生出的职业——塾师,维持生计,年收入在30两到150两不等.而当时中农一年收入仅在33～50两之间（19世纪下半叶）.收入相差如此悬殊,无怪乎“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了.
然而1905年9月20日,清廷一纸谕令让有着千余年历史的科举制走到了尽头：“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这对读书人群体在精神和物质上不啻于毁灭性打击.为后世留下《退想斋日记》的山西塾师刘大鹏,生动记载了当时闻得确证消息后的反应.由于信息不畅,刘大鹏得知此事已在朝廷颁布谕令的一个多月以后.出身贫苦的他在日记中直言“心若死灰”,且道出了大多数寒门士子的心声：“科考一废,吾辈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将如之何？”
尽管清廷于1906年出台了善后政策,让广大士人参与考职和优拔贡考试,且扩大录取名额,并在考试和任职上都给予方便,但毕竟僧多粥少.而随着西学东渐的加剧和新式学堂的兴起等,旧式读书人的唯一退路——塾师——也被堵死.作为“四民之首”的士人,第一次被迫放弃读书求仕的传统,开始寻求其他谋生之道.
2.脱贫致富的捷径
在生活这本大书面前,只会皓首穷经的士子们显得手足无措.中国正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读书人的职业转向也无外乎行医、业商和游幕（做幕僚）.行医和业商需要资本积累,非朝夕能成事,难救眼前之急.至于游幕,国门大开的时代背景下要懂西学、明时局,更非普通士子所具备.苦于谋生的读书人四处碰壁之后,赫然发现：自己在捧着金饭碗要饭！
此时清廷开始着意改革、放宽言论,列强势力涌入客观上促进了商品经济勃兴和现代都市崛起,加之印刷技术提高、书报成本降低,又有1903年梁启超力倡“小说界革命”的推波助澜和1910年《大清著作权律》对著作和稿费的法律保障,文化消费市场逐渐形成并有利可图,报纸杂志纷纷创立,稿件需求随之激增且价钱不菲.1907年小说期刊《小说林》创刊,公开“募集小说”,采稿酬资“甲等每千字五圆;乙等每千字三圆;丙等每千字二圆”.这是目前能查到的最早小说稿酬标准.另据包天笑回忆：“这时上海的小说市价,普通是每千字二元标准,这一级的小说已不需修改的了.”书店报馆给名家开出的稿酬更高.商务印书馆给林纾的是千字6元,给梁启超则高达千字20元、专著可抽版税40%！
辛亥革命以前物价很低,一块钱能买五六十个鸡蛋,4块钱能买一担（鲁湘元考证一担为100斤,陈明远则认为当时应是160斤）大米.让人艳羡的巡警道署科员,月薪不过十二元.即便迟至1918年,据清华大学外国教员狄登麦在北京西郊的抽样调查,五口之家要维持一年最低生活水准也仅需100元,每人每月所需不到两块钱.一篇小说就可轻松斩获五块大洋,对身无长技的文人而言,再没有比这赚钱更轻松的了.
现实生计压力及商品经济对传统“轻商”观念的冲击等,使文笔较好的士子率先摒弃以鬻文为耻的古旧思想,纷纷当起职业写家,不少人因此致富.如因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成名的林纾,尝到甜头后放弃十余年对进士及第的执着,绝意仕途一心译述,至1906年已有50余种翻译小说面世,一生译著181部,自译起平均每年8部.所译小说每部均在20万字左右,全由商务印书馆收购.据陈明远先生考证,按千字6元计算,每部稿酬1200元左右,合今人民币6万元以上,林纾十几年稿酬已逾20万大洋,合今人民币1000万以上.如此高额收入,以至于林的老朋友陈衍将其书房戏称为造币厂,意“动即得钱也”.
文人来钱如此之快,时人余明震在1907年撰文这样感慨作家职业：“不假思索,下笔成文,十日呈功,半月成册,货之书肆,囊金而归.从此醉眠市上,歌舞花丛,不须解金貂,不患乏缠头矣.”
3.泥沙俱下的高产
在高额稿酬刺激下,这一时期的文人迸发出了骇人的创作力,产量之丰足以让后人“惊为天人”.除了前面所提年均8部的林纾,又如“通俗文学之王”包天笑,一生创作翻译长短篇小说400余部,同时还写下大量诗歌、戏剧、散文和掌故回忆;扬州才子李涵秋耕耘文坛18年,创作中长篇小说36部、诗集5卷,还写下不少杂著笔记,主编《小说时报》期间同时为6家报纸写长篇连载小说;章回小说大师张恨水则更绝,一生发表两千多万字,创作中长篇小说120多部,巅峰期同时为7家报纸写长篇连载！
优酬自然催生高产,但高产未必优质.文人们在金钱的诱惑下,创作时少了那份精雕细琢的耐心,急功近利一味追求数量,作品泥沙俱下.好些作家成名之后粗制滥造草率成书,趣味恶俗不堪卒读.大名鼎鼎的林纾亦是如此.林纾早年家累极重仍拒收《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巨额润笔,晚年却“老来卖画长安市,笑骂由他耳半聋”,商务印书馆仅1912年“自正月至八月收稿十一种.共五十七万二千四百九十六字、计资三千二百零九元零八分”.董事长张元济在日记中记载：“竹庄昨日来信,言琴南（林纾,字琴南）近来小说译稿多草率、又多错误、且来稿太多.余复言稿多只可收受、惟草率错误应令改良.”“林琴南译稿《学生风月鉴》不妥、拟不印.《风流孽冤》拟请改名.《玫瑰花》字多不识,由余校注,寄与复看.”可见,商务印书馆高层对林纾晚年译作颇多抱怨,碍于有约在先,才勉强收购.
即便后世评价较高的作品,当时创作也未必精益求精.由日译本《野之花》转译而成的包天笑代表译作《空谷兰》,连载时便广受追捧,1925年拍成电影,更为上海最早的明星影片公司赚得大洋13万,创造了默片（无声电影）最高票房纪录.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广受好评的作品,其创作过程也是相对随意的.
据包天笑后来回忆,他在《时报》上连载《空谷兰》时,也像现在的连载小说一样,“往往迫到当天交货”.一次他正译写到“两女争斗,抢夺这一个药瓶”的当儿,不巧其侄女病死医院,急需前往料理后事.包天笑便将日文原本交给同事兼好友陈景韩,请其一段.等到他第二天翻阅当天《时报》,不觉大惊,因为陈景韩未遵循原小说情节,自作主张写成“两女相斗时这个药瓶掷到地上打破了”.包天笑怒气冲冲地质问陈景韩：“这瓶药是救那孩子命的,你怎么擅作主张？！”原来陈景韩嫌看日文麻烦,图省事改了剧情.此前他翻译一部日文小说,译了大半不耐烦了,就编出一条狗把书中主人公咬死,还说那人本不是好人,死了就结束了.生气归生气,包天笑为了挽回剧情,只好说打碎的是假药,真的还在孩子生母手里,多出一道曲折.
4.祸福相参的悲喜
《道德经》有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不能不说,稿费对大多数急于摆脱困境的文人而言,不啻于一道福音.小到如鸳鸯派作家周瘦鹃筹措婚金,大到如张恨水担负弟妹教育婚嫁、养活一家16口,全赖此项收入.但各种告贷索取也竞相上门,让人不胜其烦.包天笑成名后公开发表润例：一副对联4元,寿文、祭文和墓志铭等面议,目的就是借此拒绝许多泛泛之交的亲友向他揩油.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鲁迅,依靠稿费和其他收入稍有积蓄后,也开始为自己名不副实的“富名”发愁,因为亲友们“开口借钱,少则数百,时或五千”.更让他纠结的是,“富名”远播“万一被绑票,索价必大,而又无法可赎,则将撕票也必矣,岂不冤哉”.
但相对而言,金钱对人心的腐蚀导致的后果远比外来麻烦更严重.深谙“义利”之辩的文人,一朝面对白花花的大洋,也未必真能经受住考验.“新闻全才”邵飘萍传奇而短暂的一生就是活生生的实例.邵出身寒门但年少聪颖,钟情新闻事业,先后任《申报》《时报》等大报主笔,最后自己筹办《京报》.他文笔老辣,名动一时,收入也自然不菲.因文致富的他极为排场,共娶三房夫人,购有小汽车,连所吸都是选用美洲上等烟叶精制、印有“邵振青制”（振青是邵的原名）字样的特制雪茄.除此之外,他还常流连青楼赌馆.如此奢靡生活单靠卖文显然是无法担负的（邵飘萍去世时《京报》会计处账面上只有71元）.时人总结其致富手段是“颇以言抑扬人,而言皆有值”,即现在的“有偿新闻”.最典型的就是1924年邵报道中苏复交谈判一事.由于外交部长顾维钧和直接负责谈判的王正廷意见冲突,谈判陷入僵局.邵飘萍在《京报》上大骂顾维钧（顾对苏俄有成见,邵恰好相反）,轰动朝野.顾赶紧派人赠金5000大洋,另承诺邵每月所得外交部津贴由600元增至1000元.第二天《京报》时评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吹捧顾维钧大骂王正廷,一时舆论哗然.
邵飘萍在原则和金钱两面摇摆不定,终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1925年11月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张作霖的奉系关系破裂,奉系大将郭松龄阵前兵变,调转头攻打奉天.邵飘萍收了张、郭两家的钱但只为倾向革命的后者说话,在《京报》上大骂张作霖“红胡子军阀”.张作霖见其不念旧谊亦不按“规矩”办事,杀心顿起.奉系入主北京后,张随即诱捕邵飘萍,不经任何法律程序直接将其杀害.一年后,好友胡政之发表《哀飘萍》总结邵氏悲剧,言辞恳切公允：“吾人为报界惜此奇才,又甚愿同业取为殷鉴,勿轻与人共恩怨,更勿忘俭以养廉之古训也.”
(选自《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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