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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菇园诗存》看李端葉追求的人格构建
摘 要：李端棻是清末重臣,其思想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今天能见到的表现其思想的材料并不多,《苾园诗存》便是其中之一.文章以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分析理论为指导,以《苾园诗存》中的诗歌为研究对象,看看李端棻所追求的“本我”、“自我”和“超我”统一于一身的人格.
关键词：李端棻；本我；自我；超我
中图分类号：G40-09；G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615（2017）06-0130-04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7.06.027
精神分析学说的创始人弗洛伊德在他的理论里,提出了“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三重人格分析法.他认为,“本我”是原始的,天赋的无意识结构,处于意识的底部,是人的本能的体现,因而是人格中最耐人寻味而又神秘莫测的部分,“快乐”是其遵循的原则.“自我”来源于“本我”,是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桥梁,同时也是“我”与外部联系的桥梁,因而遵循着“现实”原则.而“超我”又来源于“自我”,是理想化了的“自我”,因此处于人格的最顶层,遵循着“理想或道德”原则.弗洛伊德同时强调,三者之间没有明晰的界限,而是相互联系,彼此共存.人,都是此三重人格的统一.之所以表现出差异,原因不是违背了三重人格理论,而是在不同的场合,为了不同的需要,就会选择性地表现出三重人格中的某一种.
本文即用弗洛伊德的人格分析理论,从《苾园诗存》看看李端棻的人格建构.
李端棻所著《苾园诗存》 140余首,大部分写于1898年被流放新疆之后.其中作品,有书写流放的抑郁之情,有揭露黑暗现实,表达对封建王朝杀害维新志士的愤怒与不满,有总结维新变法运动的得失,展现了变法改革的决心；有与亲人的直抒胸臆；有对还乡生活的描写等等.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李端棻免不了三重人格共附一身.但不同的是,面对世事沧桑,他虽有愤怒与不满,但不是怨天尤人,而是用诗歌给我们展现了“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重人格的交织与冲突,从而不仅造就了其诗歌魅力,更提升了其人格魅力.
一、本我：听从内心的声音
李端棻做人处事,不仅遵从外在的道德和理想,更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面对戊戌维新变法,朝廷命官中,言新政者二品以上大臣一人而已.因此,他被擢升为礼部尚书.李端棻的言行,绝不是为了升官,而是出于一个中国人尤其是朝廷重臣的责任与担当.他原本也可以趋炎附势,力求自保,但他无法欺骗自己的心性和良心,于是,他不计后果地挺身而出,结果是被流放新疆,差点病死于甘州（今张掖）.
这种忧国忧民的心性,在《戊戌十二月朔日寄九弟秦州》一开端便表现了出来：“我本伤心人,迭遭伤心事.垂老遭愈奇,一遭成往事”.由此可以看出,他伤心的,绝非儿女私情,家庭琐事,而是维新变法失败后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担忧.正如李端棻自己所言：“吾一生为人之道,得之吾叔；为学之道,得之吾舅”.从小在叔父李朝仪的身边长大,耳濡目染叔父的为官和为人之道,深受影响,继承了叔父心系百姓,为国为民的良好品德.在《在甘州病余自遣》中,因为身体有恙,写出了“希望轮台万里长,休将白首戍遐荒”的诗句,但转念便能自我安慰,“此日转觉逍遥甚,自问何曾险阻尝.老夫心情无冷暖,闲中岁月是羲皇.近来渐少还家梦,识破迷途即故乡”.字里行间,体现的是作者心旷不羁的阔达.然而,这种胸襟,真正的源动力还在于他为天下苍生请命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因此,既然都是爱国爱民,便能不分远近,“识破迷途即故乡”.
李端棻为官,尽管曾经位高权重,却始终没有丢失作为人的心性,一生坚守着人的本真.这一点,在《答甘郡诸茂才》中也有体现,“罗雀门多佳客至,集膳堂近圣人君.眷言芹采皆同类,何幸樗材不弃予……”.他不但没有把自己曾经的辉煌作为炫耀的资本,反倒是对“诸茂才”心怀感恩之心.远赴流放地的路上,他还能欣赏沿途风光.“始识雷霆皆雨露,要乘风雪看天山……”（《寓甘州示诸弟》）,“数载饱看葱岭雪,一鞭归踏陇头云……”（《和文信国乩诗》）,“思量往事真优孟,坐看浮云幻太虚”（《静中偶成》）.除此之外,作者还写了不少有关花的诗句,比如诗歌《白梅》、《红梅》、《水仙花》、《瓶花》、《臬署观荷》等.借写花传达对自然的倾心,听从内心,绽放心性,不背意.
李端棻在官场能坚守做人的理想和道德,听从内心,为国家民族之命运大胆进言,被流放新疆.但他又未能被现实所打到,能在诗歌里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他的心性,对国对民的大爱,无法遮掩,真正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展现了心灵深处的“本我”.然而,作为接受儒家精神洗礼的人,他无法完全彻底地放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所以,他又总是在无意识中展现“本我”的同时,又极力追求实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 语）的“立功、立德、立言”的理想,摆脱“本我”的束缚而追求“自我”的实现.
二、自我：仕和隐的交织与冲突
弗洛伊德认为,“自我”来源于“本我”,是对“本我”的非潜意识冲动的控制与压抑.虽如此,“本我”对“自我”有一种根源上的决定性,但同时“自我”又有一种向“本我”施加外界影响的倾向性,即促使现实原则取代快乐原则的倾向性.换句话说,人作为生命主体,所受影响不完全来自于“本我”,还有来自于“自我”,在“自我”中展现现实的影响,而现实又往往是与快乐相违背.因此,“本我”与“自我”常常处于矛盾与对立中.按照这一理论,《苾园诗存》里的诗歌就充分展现了仕（自我）与隐（本我）的纠结与冲突.
李端棻的进仕之路已经证明,在他的内心深处,不仅有对光宗耀祖的仕途追求,更有对天下苍生的关切.他提倡教育,请推广学校；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使新政得以推行；屡上封事,比如开懋勤殿,裁减冗员等,都是为建设一个强大的封建王朝,让国家和百姓免遭外敌欺辱.尽管后来由于多种原因维新未能成功,但他的功绩却不容淡漠.可见李端棻的“仕”,不是为了求权,而是为服务天上苍生寻找更好更高的平台.
这种情怀,在远赴新疆期间,依然时有流露.“幸予被遣为迁客,匹马秋风出帝城”（《和文信国乩诗》）.字面上是远离了皇帝,但文字背后,是对“帝城”的不舍.他不舍的,当是还没成功的改革,而非手中的权力.在《杞忧》里,他写道：“……但以苞苴权子母,那知恩泽被人民……时代至今成黑暗,昏昏点漆更粘胶”.那种因人民生活在水生火热的黑暗现实中而又无能为力的痛苦,跃然于纸上,读来不能不使人动容.在《有感》里,他写道：“……四方多猛士,定可挽天河”.虽然已经远离皇城,已是戴罪之人,但他坚信,有识之士仍然能够同心协力,奋力推进维新改革,挽救封建王朝之大厦于将倾之际.在《国家思想》里,他写道：“……奴隶心肠成习惯,国家责任互相推……”.身在高位,看到了国家人民需要之时,官僚们的无作为,置百姓国家于不顾后的忧心忡忡,同时也透露出一丝的无奈.他对无所作为的“恨”,在《党祸》里表现得更直接,“几见清流误国家,权奸颠倒是非差.狭心但解酬恩怨,盲眼何曾识正邪……”.甚至在《伤老》里,他一方面感叹虚度光阴,另一方面又鞭策自己奋力前行,实现人生理想.“……谨防岁月闲中过,磨炼精神病后多.纵使前途无影响,莫因垂老便蹉跎……”.
然而,李端棻的这种“仕”之心,却深深地被流放所伤.离开帝都,戴罪流放,就如雄鹰关进鸟笼,无法展翅翱翔.他失去了他可以一展抱负的平台.尽管在客观上,李端棻从帝都前往荒凉的新疆,有些“小隐”的嫌疑,但他的诗歌又时常提醒我们,无论何处,他都极力安抚自己躁动的内心,让它宁静下来,把不幸当作难得的放松之旅,实现真正的“大隐”.于是,沿途的风光,眼中的各色花朵,都成为了他笔下描摹和赞美的对象.
但我们应该明白,作者总是借景抒情,托物言志,写景是假,抒情是真.往往在字里行间,都蕴藏了作者的理想与抱负.他始终无法面对“仕”与“隐”的选择,他总想尽力分清二者的界限.然而,越是挣扎,越是浑浊,始终处于“仕”与“隐”的纠结与冲突中.于是,他不得不转向“超我”的自构.
三、超我：儒和道的统一
李端棻生于官宦之家,长辈的教育,家风的严谨,加上圣人之学的影响,促使他形成了心纳万物,为天下忧的胸襟.《苾园诗存》里,大量而深刻地反映了他骨子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有感用书车鱼韵》中写道:“荐引昔年空抗疏,进贤深愧直哉鱼”.虽然已近古稀之年,但他仍然惦记着为国家引荐人才贤士的重任,联系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因其推荐得以重用而最终因为变法失败或血洒菜市口或背井离乡的下场,不免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这种自责,既是因被举荐之人的悲剧结局,更是因光绪皇帝的宏图大业的夭折.
1901年,年近古稀的李端棻赦归乡里.由于长时间患病,李端棻早已年迈体微.但他并未因年老多病和残酷的政治打击而消沉.相反,他为家乡风气的开通尽心尽力,成为当时贵州维新人士公认的一面变法旗帜.1902年,李端棻受聘主讲贵州经世学堂,所讲内容,开了贵州学子之眼界.同年.与于德楷、乐嘉澡等人创办了贵州第一所公立师范学堂（后来的贵阳市师范学校）,开贵州师范教育的先河.1905年,与人共同创办了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后来的贵阳一中）.1906年,发起成立了贵州教育总会筹备会,对推动近代贵州教育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从以上归乡后的所作所为可见,李端棻为官与否,对他心系天下的心性和品德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在他已经没有政治地位和平台的条件下,依然在为家乡的发展,国家的富强尽心尽职.
正因为他有这样的理想和抱负,便能始终初心不改,不甘堕落,在不顺之境中磨练和强大自己的内心.《读陶渊明集》中写道：“布帛文章清且真,先生宁是一诗人.庶乎屡空自耕读,藐焉寡俦无喜瞋.暂现宰官终处士,深防异代作遗民.山民素裕经纶志,惜不逢时但隐沦”.写出了作者内心对陶渊明归隐山林的道家生活方式的追求与向往.但事实上,所谓的归隐,只是为自己量身的自我麻痹的药方而已,他的心,始终追随着天下苍生.
道家人格强调生命的个性体验,反对生命在现实中的异化,追求与天地共往来的自由生活.李端棻一定懂得这一精髓,便寄情于花草,觅得心灵的平静.“好山多被雉垣遮,欲去寻花路转暇”（《菊山》）,“只惜篱边新种菊,连朝冒雨损芳华”（《瓶花》）,“休道玉颜萧索甚,愿经霜雪更增辉”（《咏梅》）等等.然而,李端棻终归未能在儒道的斗争里坚定地选择某一家.换句话说,他的身上,既有儒家的责任担当,又有道家的自我安慰,二者和谐统一,成为李端棻“超我”的最好表达.
从“本我”到“自我”,再到“超我”,既有各自的独白,又有三者的合音.但李端棻作为儒家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在国家、民族和人民风雨飘摇时代环境里,他无法真正做到三选一而终老,总是在不断地斗争和努力,但永远不变的是,为天下苍生的心始终如一.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清楚,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所倡导的维新变法,在本质上还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即将结束的封建统治.当然,从他后来阅读梁启超寄给他的《清议报》后所作的诗歌来看,他不仅对维新变法的失败进行了反思,还逐渐接受了资产阶级思想.比如《政治思想》写道：“天地区分五大洲,一人岂得制地球.国家公产非私产,政策群谋胜独谋.君为安民方有事,臣因佐治始宣流.同胞若识平权义,高枕无忧乐自由”,《国家思想》里写道：“君不堪尊民不卑,千年压制少人知.奴隶心肠成习惯,国家责任互相推.峡经力士终能剖,山有愚公定可移.缅昔宣尼垂至教,当仁原不让于师”.由此可见,不管他愿不愿意,他所追求的人格建构,就是“本我”、“自我”和“超我”统一.
其实,李端棻研究的现有成果,几乎都局限于教育思想研究和他在维新变法中的作用这两大方面.笔者认为,他的教育思想固然很重要,也可以说是他贡献最大的领域.但无论怎样,他都必须首先有儒家文化构建的儒家人格作为基础和前提,同时还必须有与时俱进的改革精神作为补充.这两种精神,是推动他走上历史舞台的两大动力,这便是李端棻思想的“变”与“不变”.
如前所述,尽管《苾园诗存》中的诗歌大都为流放新疆之后所作,但我们透过它,依然能够窥见一个血肉与灵魂无比丰满的李端棻.因为这些诗歌,我们看到了一个始终走在斗争路上的李端棻,一个真实的李端棻.
参考文献：
[1]贵阳市志办.贵阳五家诗钞[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
[2]秋阳.李端棻传[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
[3]钟家鼎.李端棻评传[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
[4]黄江玲.“诗界革命”的宿将——评李端棻《苾园诗存》[J].贵州文史丛刊,2010,(2).
[5]张建新.从《苾园诗存》看李端棻思想的转变[J].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08,（10）.
（责任编辑：赵广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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