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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新城：探寻中国教育的目的
文|本刊记者 孟令豹
教育目的对教育活动的顺利进行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可以规范教育活动的全过程,使教育活动更加合乎教育规律和社会需要.因而,探寻教育的目的是教育家的职业素养与目标.1919年, 《新教育》在新文化运动主导的时代氛围中创刊,而新文化的开展与新教育的普及是相辅相成的,作为一项旨在变革教育体制、 教育方法的 “新教育”运动,20世纪20年代中国教育界掀起的这场教育改革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在要求.包括舒新城在内的诸多开明教育家在 “科学” “”思想的指引下,对西方教育理论与模式进行探索,力图使中国教育摆脱封建羁绊而向现代化方向迈进.对教育事业的热忱让舒新城不遗余力地投入到 “新教育”运动的大潮中, 有言有行, 投身学制改革辩论,研究中学课程改革与教育发展规律,为教育事业的变革与发展殚精竭虑.
倡导新学制
舒新城出生在湖南西部一个农村家庭中,农村教育问题自然成了其从事教育研究与改革工作的重心.在新式学堂严格的学校管理制度使舒新城倍感束缚之际, 《时报》 《新民丛报》等报刊的“教育万能” “教育救国”等观点无形中对其产生了影响.
杜威的《思维术》 《民族主义与教育》 、赖德的《美学史》 、桑代克的《教育学》 《教育心理学》等英文原著中的教育理论使舒新城开阔了视野,看清了当时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舒新城发现自己崇尚的自由教育与西方实验教育等理念不谋而合,也坚定了促使外国教育理论,特别是美国教育理论中国化的想法.
辛亥革命后, 《壬子癸丑学制》在为中国新教育发展提供保障的过程中不断暴露内在问题.舒新城指出,学年制容易造成校园欺凌现象,统一标准的学年制忽视了学生智力水平的差异,一两科不合格则需进行全部课程的学习, 浪费时间与精力,教师也难以根据学生基础差异进行教学.
在浙江一师与东南大学附中试行学科制与选课制是 “新教育”改革运动兴起的代表事件.舒新城对这两种教育制度十分认同,探讨论证了其存在的必要性,呼吁以新学制为特色的教育工作系统的重心应是中等教育阶段.
学科制与选课制崇尚个性,强调学生的个体发展.学科制要求按照学生能力、作业进行分组分科学习,打破学年制以年为单位的规定； 选课制是将课程分为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两部分.依据国内中学学制变化的趋势,舒新城制定新中学学制、课程表,延长修业年限 （以五年为基础,前三年学习基础知识,第四年分科） ,采取学分制（修满学分可提前毕业,反之则延期） ,尊重学生个性发展.1921年底出炉的以六三三为普通教育分段标志的新学制草案与上文的中学学制构想相当契合,舒新城怀着期许的心情根据草案对学制理论进行深入探究,提出了初等教育义务教育均为六年、将补习教育延长到大学为止等建议.
舒新城主张将课程与功课区分开来,他在《教育通论》中写道： “课程是根据教育政策所规定之论理的,全备的、统一的科目,这些科目通行于同性质的全国学校,内容概略,教学目的也都有最低限度的规定……功课则为一校实行课程的计划,注重排列与教授,虽然课程中规定的纲目当切实遵守,但细节却可以因各校的特殊情形而改变. ”他同时指出,课程作为教育教学的一种工具,不能拘泥于课本内容,应根据教育目的对学生学习生活进行全面规划,满足社会生活需求,充分发挥教化功能,使青年学习并传承文化.
基于中学生青春期的特点,舒新城介绍了课程设计需考虑的 “一般原则”与 “特殊原则” .
一般原则是肯定课程是实现教育目的的一种方法,课程内容需具备简洁性特征,要与时俱进、敢于创新.特殊原则要求课程内容兼顾普通文化与职业教育,贴近生活,内容丰富,课程科目应有选科,排列上宜偏重心理内容,同时授课时间不宜过长（每周最多不超过30小时） .
舒新城认为,以呈现科学内容为基础的 “教科书”关注阅读者的 “客观方面” ,以著作者注意点为主要内容的 “一般图书”则反之； “一般图书”中内容的数量、排列以著作者意志为转移, “教科书”虽无法完全排除编写者的主观因素,但主要顾及的是学生的接受状况与功效作用.所以,教科书的编写需以学生需要为基础, 遵守 “适用” “精要”等原则,用 “常识的” “归纳的”的叙述方法突出其 “学习便利” “系统简明”的特点.
道尔顿制中国化
作为一种诞生于美国进步教育运动中的教学组织方式与方法,道尔顿制在1920年由柏克赫斯特在美国马萨诸塞州道尔顿市市立中学进行了实验室计划.相对于传统班级重视教师主导教学的组织形式,道尔顿制强调个别教学,呈现出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负责辅助指导为特色的教学形式.
舒新城对道尔顿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道尔顿制概观》 《道尔顿制讨论集》 《道尔顿制研究集》《道尔顿制浅说》等四本著作之中,其在多年的教学工作中分别在《教育杂志》 《中华教育界》等期刊上发表文章70多篇,其中三分之一的论文是关于道尔顿制的.之后,他从这些被刊物刊登而未编入上述著作的选取重要内容重新编撰成《舒新城教育丛稿》 （第1集）一书,该书分为道尔顿制、中学教育问题、教育评论三大类,并附有与其性质相近的文章.
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持续不减的治学热情促使舒新城对道尔顿制进行了大量的深入研究与实践,他认为 “自由” “合作”是道尔顿制重要原则,基于对柏克赫斯特的道尔顿制实验的分析,结合中国国情进行改造、创新,并以编撰著作的形式倡导自己的教学主张.
舒新城的道尔顿制实验主要在吴淞中学、东南大学附中等学校试行,为了实现用科学实验比较法验证道尔顿制教学方法的有效性与实验结果的科学准确性,除了实验过程中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实验前期也做了充分的准备,包括制定功课内容、筹备作业室、选定教师与实验班次、组织问题等.其中实验准备工具包括搜集教材、测试器材、 编制表格、 各科作业纲要与编印学生须知等.实验正式开展之前要进行预试,以提高可操作性.舒新城在东南大学附中试行道尔顿制实验时采取了比较法.首先,选取智力与学习能力相当的两组学生,其中一组采用道尔顿制.实验期为一学期,实验结束时以每科的检验标准对比两种教学方法.
对比结果一方面呈现了道尔顿制的诸多优点,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一些问题.道尔顿制可以做到以学生为中心, 尊重学生兴趣, 适应学生的个性发展,这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动力, 提升了其学习的能动性、自主性,同时给了教师更多的机会了解学生,贴近学生生活.但参与道尔顿制实验的教师发现这种教育组织形式人力、物力投资大,耗时长,成本高,过高估计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师资队伍也达不到实验要求,而且缺乏科学的态度与教育实验的理论指导,考核标准不易确定,很难适合所有学生.
舒新城试验道尔顿制时绝非盲目照抄照搬国外教育理论与方法,而是科学辩证地进行道尔顿制的中国化.首先,在教育理论上,舒新城结合理论研究成果,变通道尔顿制的理论结构.柏克赫斯特的道尔顿制保留传统学科体系,教材的逻辑编排也没有变化,而舒新城认为中学实行道尔顿制应同时顾及学科教学方面与设计教学法.其次,在具体实践上,合理化安排教师指导活动.柏克赫斯特在进行道尔顿制实验中没有具体涉及教师应该如何指导学生,并使其自发地养成学习、合作的意识与习惯.舒新城认为参与道尔顿制教学实验的教师应区别于传统灌输式教学, 最大化发挥指导作用,培养与提高学生能动性与自主性； 应具有研究精神和与学生共同学习、生活的品质,为每个小组指定学习任务与作业范围,在考查学生学习进度、方法的基础上开展针对性指导,即形成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主导的师生关系.最后,根据中学教学设施的实情安排实验室设备.鉴于实验室设备的合理配置对实验效果的重要影响,舒新城提倡 “经济”与 “美化”的原则,选择自制教学设备的方法,这一方面缓解了当时学校的经济压力,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教学的娱乐性.
纵观舒新城的道尔顿制实验的全过程,无论是从实验的提出、准备到实验的设计、预试、实施,还是从实验对象的选择到实验结果的对比分析,整个流程力争让学生从传统教育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强调学生个体发展,让学生在没有上课时间与课程表的环境下,主导学习方向,独立开展学习计划,不断提升能力.一方面,学生肩负起学习的责任,遇到问题时不是一味地求助老师,而会选择发挥自我潜能或选择与学生合作,教师与学生在实验室可逐步形成平等关系,教师只在学生需要时提供指导,二者自由地互动交流,促使学校学习生活的小环境成为社会生活的缩影.另一方面,学生根据需要制定学习计划,按照学习方法完成作业,学习能力不足或自身能力欠佳的学生不会被拿来与人比较,自然会减轻学习压力,这避免了其自卑情绪的产生, 愉悦而轻松的学习氛围就容易形成.因此,舒新城实行的这种改变班级教学模式的教学组织形式与传统教育形式是对立的,对当时的教育体制乃至长久以来沿袭下来的教育模式产生了较大冲击.舒新城不断追求教育改革创新的精神与道尔顿制的实验也推动了中国教育界的改革进程.
教育著述不辍
舒新城先后就读于多家私塾、鄜梁书院、新式学堂、 师范院校, 期间恰逢新旧教育制度的变革.在思想变革、教育资源严重不足的社会背景下,舒新城积极寻求改变教育现状的途径,孜孜不倦地探求与接纳不同的教育理念,汲取国内外先进教育思想的精华并竭尽所能付诸实践,同时总结经验,笔耕不辍,阐述教育主张.杜威、桑代克等的教育学与心理学著作对处于 “新文化”运动背景下的舒新城产生了重要影响,加深了其对当时教育存在的问题认知与翻译编撰国外先进教育成果的决心.
1917年,舒新城从湖南高师毕业后开始从事教育事业,1925年离开教育第一线,期间除了在教育期刊发表多篇教育论文外,还出版发行了多部教育著作与近十部译著,这些著作包括《心理原理实用教育学》 《个性论》 《现代心理学之趋势》及关于道尔顿制的主要著作等.
随着全国多地的道尔顿制实验与新教育运动逐渐走向沉寂,舒新城退出了教育第一线而转入对教育史学的研究,埋头进行著述,希望能以史为鉴,探求问题出现的原因,重新找寻一条适合当时中国国情的教育之路.他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汇集、整理相关历史资料,编辑出大量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书,譬如《民国十四年中国教育指南》 《民国十五年中国教育指南》 《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等； 针对当时的现实教育问题,编撰的教育史论著有 《近代中国留学史》 《收回教育权运动》《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 《中华民国之教育》等； 在史料基础上反思新教育,为寻求教育发展新方向而撰写文章与论著,这些相继出版的著作包括《中国教育建设方针》 《教育通论》 《现代教育方法》 《中国教育概况》 《致青年书》等.
1928年3月,陆费逵聘舒新城主编《辞海》 ,二人因研究教育而成为密友. 《辞海》的编纂与出版是中华书局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留下的一项重大功绩,也是舒新城作为辞书编纂家在辞书编纂领域的最大贡献.舒新城一方面主持中华书局编辑所工作,一方面关注教育事业,并在1948年结集出版了《电化教育讲话》 ； 1949年后除了担任中华书局的职务外,还在文化教育界担任职务.1960年11月,在《辞海》稿基本完成而新《辞海》未修订完成之际,舒新城走完了其为教育文化事业与出版事业鞠躬尽瘁的一生. 中华书局整理并出版了关于舒新城自传、回忆录及书信日记等的著作,其中有不少内容涉及教育问题,如《我和教育》等.
舒新城把对西方教育理论的吸收与从教经验相结合,基于对近代中国教育改革历程的考察,深入探讨、研究中学学制、课程设置等的变迁,提出了中学教育改革的构想、原则与具体方案,形成独特的教学思想,对教育史学的研究与总结独创性地构建了中国近代教育史学科的框架,促进了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思想体系的完善.这些教育思想在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对当今如火如荼的中学教育改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囿于当时的社会环境,舒新城的一些改革构想、方案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多重阻碍,但这些相对于其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也无法掩盖其作为一位名副其实的教育家而散发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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