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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中的批判精神再挖掘

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中的批判精神再挖掘

文/ 牛旭阳

摘要:罗兰·巴特的《写作的零度》一文是对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提出的写作观的有力补充, 在对“零度写作”这一概念讨论之外,文中的批判精神值得进一步发掘.他对写作史的揭示,对多种写 作形式的批判,对诗的现代性的发现,以及从边缘发声的知识分子诉求体现了其批判性,巴特的马克思 主义、符号学、结构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等风格则在这篇文章中均有体现,而战后法国知识界的历史情 势,造就了巴特式“写作”.《零度的写作》为我们考察文学史、学术讨论、现代生活等多方面都具有方 法论上的意义.

关键词: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形式;批判性

罗兰·巴特(亦译作罗兰·巴尔特)的《写作的零度》一文一般被认为是对萨特于1947 年发表的《什么是文学?》的回应.细比较之下甚至觉得巴特是在对《什么是文学?》进行一种刻意的“误读”,以化解这种“影响的焦虑”,因为不论是谋篇布局,还是文学史分析的方法,都可以在两本著作中找到相似点,用乔纳森·卡勒的话说,巴特“提供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1]17.尽管巴特对萨特的“介入”文学观有着质疑和反对,但笔者认为这是对萨特文学观的补充.萨特在写作的历史中考虑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思考自由问题,巴特同样也将写作放在历史中考察,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将写作与社会变革、阶级矛盾等联系起来.有学者指出:“萨特讨论的是当时文学应该从内容上进行介入,且认为形式是内容的辅助手段.巴特在《写作的零度》中则对萨特有所补充,提出不仅仅内容有其及物的维度,而且形式本身也是政治性的.”[2]所以不能因为巴特在文中提出了一种“零度写作”观而将其完全放在“介入”的对立面(他只是反对萨特意义上的“介入”观),认为这只是一种无关乎现实的写作观.

在翻译到国内后,巴特这种不同于以往的文学观引起研究界的兴趣①.关于“零度写作”,学界长期以来存在争议,其中肯定者多借助这一概念来阐释新时期的新写实主义、先锋派等具有新形式的小说,从而解构长期以来文学上的宏大叙事.而质疑者也多从“零度写作”这一概念出发:或是对其实现的可能性进行质疑;或是沿着巴特的思路,对这种现代主义反抗姿态的无望抱以悲观[3];或是将其与萨特的介入文学观进行比较,批判这种似乎“非介入”的态度②.很多情况下,正像有人指出的,“不是《写作的零度》这本书,而是‘零度写作’这一概念引起了研究界的极大兴趣”[4].事实上,《写作的零度》一书本身具有拼凑的成分,而非一种系统性的论述[5]238.巴特在文中并非 是要纯粹地论证并提倡一种零度写作观,他在书中提出这种写 作后立刻又对其前途抱以悲观态度,并有了更进一步的看法.笔者认为我们不妨将视角放在《写作的零度》一书的“写作”本 身,从该书的各种边缘入手探索其价值.比如巴特在文中留下 的批判精神值得我们细加挖掘,只不过根据他的风格与旨趣, 其文的批判性更像是隐藏在平静的湖面下的暗流,在那个战后 知识界普遍“向左转”的氛围下,巴特依旧保持着他的个人气 质.他对形式与结构的迷恋,对“不确定性”的追求以及置身 文本中的嬉戏等贯穿着他的写作,我们也可以在《写作的零度》里窥探到他后来的旨趣.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结构主 义还是后结构主义,巴特所展示的是不同于萨特的另一种批判 角度.

一、马克思主义遇上结构主义——发现一种“写作史”

类似于后来的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巴特在文中为我们列了一个坐标轴——水平性的语言结构与垂直性的风格③.其中语言结构是一种规定和习惯,是一种来自传统和历史的压力,起着否 定性的作用.而风格则是一种“必然性”,其“存在于一种生物学的或一种个人经历的水平上,而不是存在于历史的水平上”[6]9这一坐标轴构成了一种张力,作家在语言结构中发现了“历史的熟悉性”,在风格中则发现了“本人经历的熟悉性”.所谓“写 作”就是存在于语言结构和风格之间的表示另一种形式性现实的空间.既然这是一种空间,写作就是变动不居的,它会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向两轴偏移,它是一种“历史性的协同行为”[6]11.巴特随后指出“写作是存于创造性与社会之间的那种关系…… 是与历史的重大危机联系在一起的形式”[6]11.也就是说,巴特借鉴马克思主义发现了一种写作史,他将写作的演进“归于一种历史的进程,一种阶级冲突和生产方式的更迭中”[7].这样一种写作史带着结构主义的痕迹,其更像是一种“符号史”,它有着 双重性:既会随着历史的演进被赋予(或强加)一种新的文学 语言,同时也受着先前惯用法的制约.因此作家对形式的选择并不是完全自由的,写作正是一种自由和一种记忆之间的妥协物,是一种“有记忆的自由”,即“只是在选择的姿态中才是自由的,而在其延续过程中已经不再是自由的了”[6]13.作家仿佛被“抛入”了历史的情境中,在依据个人风格创作的同时受着语言记忆的影响,在历史的车轮下面临着异化的风险.

巴特在文学史的长河中瞄准了写作,将其视为来自作家的一种“意指性姿态”,认为它比文学中任何其他剖面更显著地被 汇入历史之中[6]13.于是巴特从这一角度开始了对历史的剖析.他认为 16 世纪和 17 世纪初法国的文学语言具有相当自由的美学丰富性,因为那时人们还从事于对自然的认识,尚未热衷于对人的本质的表达.而大概从1650 年开始,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种具有否定性的语言(结构),巴特将其比喻为地平线,它“把被禁止者和被允许者分开,而不再询问有关这种禁忌的根源或理由了”[6]36.于是被纯化的语言(结构)变成了一种写作,“即一种语言的价值,它随着各种历史情境而直接表现出了普遍性”[6]36.这种写作(即古典写作或资产阶级的写作)是在

17 世纪产生于直接围绕着权力追求的集团中,它借助独断论的决定而形成[6]37.巴特认为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了1850年前后, 此后开始出现各种现作.那么是什么造成了古典写作普遍性的瓦解呢?巴特同样从历史情境中寻找答案,他认为在1850 年前后有三个重要历史事实将资产阶级抛入了一种新的历史情势中.它们是“欧洲人口统计学的反转”;“冶金工业取代了纺织业,即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法国社会变成了三个敌对阶级,即自由主义幻想的最终破灭”[6]38.自此以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普遍性不存在了,写作也变得多样化了.但形势不容乐观,巴特认为随着意识形态的分裂,作家也在受着一种含混性之害,“因为他的意识不能正好再符合其条件了”[6]39.19世纪中期以后诞生的各种写作都建立在作家对其资产阶级条件的接受或摒弃上.资产阶级写作像笼罩在作家心头的阴影,令他们以各种方式摆脱自身的异化.随着现代主义在多种多样的写作中显示自己,其本身也在走向穷途末路.比如巴特例举了像福楼拜这样“艺匠”式的作家,对形式精雕细琢,以一种劳动价值来取作的使用价值,“写作将不是由于其用途,而是由于它将花费的劳动而被保全”[6]40.但这种“劳动价值”是注定没有出路的,早晚要被吸收同化,“因为主流资产阶级文化本来就看重辛勤工作和坚忍不拔的精神”[8].

在探索各种写作无望后,巴特提出了一种“白色写作”,也就是“零度写作”,他借助于语言学上的“零项”“非语式”等概念,为“零度写作”作了解释:“零度的写作根本上是一种直陈式写作,或者说,非语式的写作”[6]48,这是一种“新闻式”,在其中没有祈愿式或命令式的形式,它“存在于各种呼声和判决的环境里而又毫不介入其中”,这种“不在”是完全的,不包含任何隐蔽处或任何隐秘[6]48.巴特认为加缪和罗伯-格里耶等人的小说中存在这种中性的写作.如加缪《局外人》中那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开头:

今天,妈妈死了.可能是昨天,我不清楚.我收到养老院发来的电报:“令堂仙逝.明日葬礼.肃此电达.”说得一点也不清楚.也许是昨天[9].

巴特认为这样的写作具有一种中性和惰性的状态,完成了一种“不在”的风格.在这种否定性的形式中,“一种语言的社会性或神话性被消除了”[6]48.

二、“神话学”的滥觞

——基于形式的批判

二战后由于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传播、战时抵抗运动对知识分子的影响以及苏联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等多方面原因, 法国思想界在战后初期普遍向左转,当时流行的以萨特为首的 法国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既竞争又借鉴的暧昧关系.因 此从“写作”本身的角度看,巴特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综合 历史与个人风格开启了一种“写作”.在《写作的零度》中巴特 基于形式对多种写作展开了批判,以此奠定了他日后发现资本 主义“神话学”的观察力和批判视角.比如针对政治的写作,巴特指出其字词“既呈现为描述,又呈现为判断”[6]14,革命写作是一种“夸张的姿态”,在这里,“真理由于自己所付出的流血代价而变得如此沉重,以至于它为了表现自己而需要戏剧性夸张形式本身”[6]15.巴特虽然受着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却对其写作(特别是斯大林式写作)表示不满,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写作形式的“封闭性”来自一种像技术词汇一样专门的和功能性的词汇,甚至连隐喻本身也是被严格编码的.这种写作是单义性的,注定要维持一种“自然”之内在一致性,并具有“间接断定性”,也就成了一种“价值语言”[6]16.巴特举例说马克思写作中常见的“意味着”一词并不具有字典里的中性意义,“它始终暗示着一种准确的历史过程,就像是一个代数符号似的表示着被置入括号内的一整套先前假定”[6]16.而到了斯大林时期的独断性写作,更是令区分善与恶的定义一直支配着一切语言,在这种写作中,没有任何字词是不具有价值性的,在命名与判断之间不再有任何耽搁,于是语言的封闭性趋于极端.斯大林式写作中的一种常用法是同义反复,并经常以一种判决的形式来表达一种事实,“于是‘异己分子’这个词的客观内容就从属于刑法领域了”[6]17.对于小说的写作,巴特同样从形式的角度进行批判,他指出了小说中(特别是19 世纪小说)存在的简单过去时叙事,动词因为这种时态而构成一种“因果链”,其唯一作用在于尽可能快速地把一种原因和一种目的结合起来,从而令整部小说建构出一个自足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现实不是荒谬的,而是明朗的,一清二楚的,它时时刻刻被聚集和保持在一位创造者的手中”.但它是一种“明显的谎言”,和某种适用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普遍性神话有关[6]20-22.也就是说,进行简单过去时叙事的小说在这里赋予想象物一种真实性的形式保证,它为资产阶级社会构建自身合法性的集体想象性神话赋予了普遍性.巴特敏锐地指出了这种神话机制之所在:“20 世纪取得胜利的资产阶级,才能把它本身的价值看作具有普遍性,并将其道德的各种名字推广到该社会内彼此性质迥异的各个部分上去.”[6]22-23

三、字词的重负——探寻一种诗的“现代性”

与探索小说相似,巴特也发现了古典诗与现代诗的不同.古典语言(散文和诗)的机制像数学语言一样是关系性的,“字词不会因其自身之故而有内涵”[6]29.这种语言的合理性机制如同小说所构建的神话一样,在这里“自然是充实的、可把握的、既 无裂隙又无阴影的、并完完全全受言语之网支配着”,其可以被 归结为一种说服性连续体[6]32.相反,现代诗的字词“在一条毫 无内容的关系线上闪烁”,语言的关系被摧毁,焦点放在了具有 偶然性的字词本身,话语变成了字词的一些“静止的栖所”,思 想也是通过偶然出现的字词而形成和确立.从读者角度来说,“诗的消费者被剥夺了选择性关系的引导,而直接和字词相对, 并将其看做一种伴随有一切可能性的绝对量值”[6]31-32.巴特在这里其实发现了一种诗的现代性,现代诗的字词打破了社会性话语的引导秩序,拥抱偶然与变换.它所构建的世界正是具有现代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从以往的关系链中走出,在 看似分工井然的社会中迎接着不确定性,在现代资本主义机器 运作下走向孤独与分离.现代诗正是与这样的社会“现代性”一 致的,如果说古典散文和诗构成的世界中“人不是孤单的,字词 永远不具有事物的可怕重负,言语永远是和他人的交遇”,那么,“在现代诗中,自然变成了一些由孤单的和令人无法忍受的客体所组成的非连续体,因为客体之间只有着潜在的联系”[6]32-33.如同资本不断进行着吞噬和增殖,巴特也将现代诗的字词比作“潘多拉的魔箱”,“从中可以飞出语言潜在的一切可能性”,人们以一种特殊的好奇心和一种神圣的趣味来生产和消费诗的字词,“现代诗共同具有的这种对字词的饥渴,把诗的言语变成了一种可怕的和非人性的言语”[6]32.可以看出巴特对现代性的态度是模糊的,在他对“零度写作”的探索中又指出这种写作重新 恢复了古典艺术的工具性,恢复了透明性,而不是像之前的各 种现作那样将语言变成一种不透明的客体.这似乎又走向一种循环,在巴特那里,“现代性的立场始终被明显是‘古典主义’的联想簇拥着”[5]233,巴特也在现代性和因袭传统之间,在先锋派和古典主义之间摇摆不定.按照安托瓦纳对“反现代派” 的研究,巴特的性情“使他朝向古典的或浪漫主义的作品,而不是现代的作品”,“他与先锋派的关系一直是暧昧的”[10]483,这是一种分裂的现代派,一种不情愿的现代派,或者说是不合时 宜的现代派,同时也是现代派的精华,是“追求自由的现代派”

[10]12,在这背后有一种“西绪福斯式”的不懈诉求.

四、从边缘发声——“西绪福斯式”的诉求

巴特在提出“零度写作”后旋即又对其前途抱以悲观态度,“没有什么比一种白色的写作更不真实的了”[6]49.当一种新的形式逐渐成为经典时,当这些作家及其作品也被收入到文学体制中后,这些新的形式也就成了模仿的对象,“社会从这位作家的写作中创造出一种方式,并使他重新成为他本身‘形式的神话’ 之囚徒”[6]49.巴特在《写作的零度》结尾再次指出了写作的悲剧性,一方面,作家在写作时不可避免地受到一种形式的惯习的 影响,即使他洞察到了社会的新颖特征,也不得不利用从历史 中继承过来的写作方式,从而造成了“所见”与“所为”间的 悲剧性差异.另一方面,即使作家对文学进行了“判决”,即创 造了一种自由的语言,但这也只是一种“延缓判决”,新的形式 会逐渐变得稳定和封闭,文学利用此“延缓判决”的决定来重 新征服了作家[6]54.巴特最后对文学所持的希望是:文学应成为“语言的乌托邦”[6]55.这也是最后一节的标题,而这最后一节文本其实是巴特1950 年发表于《战斗报》上的文章《写作的悲剧色彩》,经修改标题后作为《写作的零度》的结尾.巴特是这样发现“乌托邦”的:“文学的写作既具有历史的异化又具有历史的梦想.”[6]55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必然性,文学写作证明了语言的分裂,后者又是与阶级的分裂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一种自由, 它就是这种分裂的良知和超越这种分裂的努力”[6]55.巴特怀着希望将这一过程视为既是断裂的运动又是降临的运动,文学的写 作仍然是对语言至善至美的想象,其象征了一种“新亚当世界 的完美”.如果联系到巴特在谈到写作的僵局时将其视为社会本 身的僵局,不难看出巴特此时的“语言乌托邦”理想映射着他 对社会变革的思考.通过他这种“降临”、“新亚当世界”等充满《圣经》风格的文字,菲利普·罗歇指出:“巴尔特不仅点明了革命的救世信仰与有关赎救者无产阶级的神话所共有的宗教源头……还表明他自己的文学神话也在此找到了源泉,以及他所处的窘境的严肃性.”[5]236

巴特在这里将标题改为了“语言的乌托邦”,“乌托邦”一词具有“未来完成式”的意味,但掩盖不了整个《写作的零度》所表现出的写作悲剧色彩,这种循环的“西绪福斯”式悲剧也 正好反映了巴特从边缘发声的永不停息的知识分子诉求.人们追求“秩序”“确定性”的冲动在历史中曾以不同的姿态显现,巴特却对此进行排斥.《写作的零度》中多次提到“秩序”一词, 并指出“‘秩序’一词永远包含着压制性的内容”[6]18.就像伊格尔顿对英美新批评派的意识形态批评,巴特在文中也多次对资本主义的既成秩序进行批判,对其吞噬一切,将各种多样价值整合为一的神话学进行揭示,指出“政治权威、精神独断论,以及古典语言统一性,都是同一历史运动的各种象征表现”[6]37.我们从乔纳森·卡勒的那段著名评论可以看出巴特的学术生涯特点:“每当巴特强调某种新的、具有远大目标的理论设想时……他又迅速地转向了其他设想.他不断地抛弃他曾经推动发展的研究内容,时常以挖苦或轻视的态度来评点他本人之前的想法.”[1]4 罗歇也指出,“在巴尔特身上根本找不到固定不变的东西”[5]233.即使到了晚年的巴特,在对写作的真理性抱以怀疑以及对其可能异化的劳动形式抱以警惕后,他开启了文本“享乐” 之旅[11],始终不甘于既成秩序.正像有研究者指出的:“不管是提倡还是否定零度的写作,其目的都不是为了切实锁定一种特看学术讨论,一直以来学界存在着一些书写上的大词,例如“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现代性”“启蒙”等,而这些词有时因为被赋予了价值判断和“总体性”内涵而失去了进一步挖掘的空间,从而使学术讨论有时更像各说各话,减少了对话的空间.如果采取后现代主义视角,将一切视为文本,则不论文学写作,政治领域,现代生活,或是历史传统,都可以从中发现一种写作史,从而对其展开进一步讨论,巴特的《零度的写作》对此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

注释:

①对此,有研究者对“零度写作”这一概念在国内的流行程度做过统计,见文玲:《“零度写作”在中国的接受过程》,《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2 期.

②参见毕晓:《论萨特的“介入文学”与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

《国外文学》2014 年第2 期.对此,有研究者指出萨特与巴特的写作观并非代表“介入”与“非介入”两极,应警惕国内批评界对萨特和巴特的盲目比较和误读.参见彭俞霞:《再论萨特的“介入文学”与巴特的

“作者之死”——兼与毕晓商榷》,《外国文学》2016 年第 3 期.

③对此,有研究者做有图表来更形象地描述出巴特的写作观.参见周菡:《“零度”的乌托邦——浅论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外国文学》2005 年第 2 期.

参考文献:

[1]卡勒.罗兰·巴特[M].陆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2]彭俞霞.再论萨特的“介入文学”与巴特的“作者之死”——兼与毕晓商榷[J].外国文学,2016(3):106-113.

[3]王亚平,徐刚.如何先锋,怎样现代?——试论罗兰·巴特的“零度写作”[J].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5(1):55-57,66.定的写作方式,而在于通过展示一种姿态来昭示反叛的行为本

[4]文玲“.

零度写作”在中国的接受过程[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

身”,这其中包含着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性努力,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努力[12],一种“西绪福斯”式的悲剧 性反抗.

这种知识分子诉求也是与批判精神相一致的,同时巴特一改传统上将形式视作为内容服务的做法,不顾作者中心的批评视角,从形式本身入手考察文学史.这种从边缘发声、颠覆传统的做法又具有后结构主义风格,这在他后来的文本理论中得到发展,从而解构中心,宣布了“作者之死”.

五、《写作的零度》的方法论意义

如果我们沿着巴特的视角回顾我国的文学史,也能从中发现一种写作史.大体上看,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一定程度上具有巴特所说的“简单过去时”特点,期间的写作(“地下书写”除外)则更多是一种“同义反复”和价值判断.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虽然具有新时期特点,但也没有完全摆脱长期以来的写作形式,直到先锋派、现代派等兴起才开启了另一种写作,其形式也存在弊端.这样一种写作史充斥着历史情境与作者风格乃至读者接受之间的张力.从写作的角度

学版),2012(2):92-96.

[5]罗歇.罗兰·巴尔特传[M].张祖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6]巴尔特.写作的零度[A].李幼蒸,译.罗兰·巴尔特文集:写作的零度[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7]汪民安.谁是罗兰·巴特[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44.

[8]艾伦.导 读巴特[M].杨晓文,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23.

[9]加缪.局外人[M]//沈志明,选编.加缪读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3.

[10]贡巴尼翁.反现代派[M].郭宏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11]汪民安.罗兰·巴特为什么谈论快感?[J].外国文学,1998(6): 58-65.

[12]周菡.“零度”的乌托邦——浅论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J].外国文学,2005(2):46-51.

作者简介:牛旭阳,郑州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编辑:李光远

批判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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