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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再平衡

编者按:

2017年,世界经济将走向全球化,还是逆全球化?随着英国“脱欧”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这个问题在经济界的热度持续上升.业界专家给出的答案是,在全球化中寻找再平衡.

此前,全球经济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了很多红利,中国经济借着全球化的浪潮获得快速增长.但全球化的过程带来很多问题,比如贫富分化加剧、国际贸易不平衡、金融市场波动等,很多人觉得自己成为全球化的受损者.

那么,如何寻找再平衡?未来会对中国经济有什么样的挑战和冲击?

全球贸易进入新常态——访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 鞠建东

对中国来说,更加现实的是以亚投行的形式,形成以中国为主导的,有意愿开放合作的国家加入,建立一个开放的亚洲经济合作区域

文‖《上海国资》 记者 孙一元

现在是进入逆全球化阶段还是全球化进入新阶段?在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鞠建东看来,目前全球贸易进入新常态,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需和全球贸易新常态下的区域化格局相适应.所以要在北美、欧洲、亚洲价值链“三足鼎立”的现实格局下,从区域化的诸边治理体系开始,去探索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框架.

三足鼎立

《上海国资》:对于目前出现的逆全球化,该如何应对?

鞠建东:现在全球化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全球贸易进入了新常态.紧接着是全球治理新框架,中国开放新战略.总的看法是,全球贸易是从全球化走向区域化,所以区域化或者叫成全球化的结构化,从数据上是看必然阶段.

第二,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框架也一样,是结构化,从原来的由大国领导的全球治理框架走向结构化.

《上海国资》:您刚才讲从数据上看全球贸易已从全球化走向区域化,怎么理解?

鞠建东:数据可以说明结构的变化.自2012年以来,全球贸易增速出现了明显的减缓趋势.全球货物贸易增速(按总出口计算)已连续5年下滑,自2013年起连续4年低于3%,2015年的全球贸易已出现了降幅达13.6%的负增长,其严重程度仅次于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这种增速下滑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周期性的,还是常态性的?我的理解,这个下滑很深,不仅有周期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有结构性的原因.最主要的结构性原因是全球化结构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

看一下前三大货物贸易国在全球货物贸易总额中的占比情况,以2012年为分界线.2012年之前,美国是全球贸易第一大国,贸易额比第二名和第三名加起来都多.不仅如此,美国还是全球最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我们分析了168个国家.2000年时,把美国作为最大贸易伙伴有47个国家,第二名是德国,有22个国家,第三名法国是20个国家,美国也是大于第二和第三之和.所以2012年之前美国是世界贸易的核心国.

但2015年数据有了非常大的变化.从2013年后,中国成为全球贸易第一大国,2015年中国占全球贸易的占比达到11.92%,美国低于中国为11.48%,德国是7.1%,成为三足鼎立的局面.同时,中国也变成全球最多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4个国家,美国是21个国家,德国是21个国家.

从数据看,全球贸易结构已经从以美国为核心转变成三足鼎立,美、中、德三足鼎立.

再看一下全球贸易的网络结构,也就是全球前30大贸易国之间的关系.1995年,所有的欧洲国家都以另外一个欧洲国家为最大的贸易伙伴,大部分是以德国作为最大贸易伙伴,也有一些国家把法国作为最大贸易伙伴,也有把英国作为最大伙伴的.

在美洲,美国是大部分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在亚洲,日本是大部分亚洲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同时,亚洲和美洲的联系非常紧密,韩国、日本、印度等亚洲大国都以美国为最大伙伴.

但这个数据2014年有很明显的变化.在欧洲,德国的贸易核心国的地位在加强,大部分国家以德国为最大的贸易伙伴;英国原来的贸易地位在下降,但是总的没有太大的变化.

亚洲有很大的变化.从联系来看,亚洲对美国的依赖性在逐步地减弱.

从数据上看,我们认为:北美价值链、欧洲价值链和亚洲价值链“三足鼎立”新结构已经形成.而且这种全球贸易结构变化是长期的相对稳定的态势.

为什么会这样?仔细分析可知,三大地区实际上都构成一个完整产业链,欧洲有德国、法国、英国等科技发达的国家,也有相对劳动力富裕的东欧国家;美洲有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也有相对劳动力富裕的墨西哥;亚洲有日本、韩国、中国等在相对技术前沿的国家,同时又有大量的劳动密集型的地区.所以三个地区基本上可以形成相对独立的价值链.

正在发生的变化

《上海国资》:为什么您认为这种全球贸易的常态性、结构性变化,反映了全球经济的发展与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结构性的演变?

鞠建东:过去高速增长的全球化是由中国经济增长驱动,现在变成了区块结构.为什么说是区块结构呢?需要去分析原因,分析原因之后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会发生所谓的“逆全球化”?

过去的全球化由四大因素推动,一是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劳动力进入世界生产和分工体系,中国有2亿—3亿低成本劳动力进入;二是以集装箱技术、交通运输技术为代表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贸易成本的大幅下降,比如中国高铁、高速公路或航海的技术在过去20—30年有非常大的变化;三是贸易制度成本的下降;四是全球生产垂直化分工所推动的中间品贸易的迅速增长.

以上4个因素均在中国得到了体现,使中国成为这一时期全球贸易快速增长的发动机.

正是由于中国低成本劳动进入全球体系,和美国全球价值链建立是相一致的,所以过去20年,美国的制造业主要是向发展中国家、向中国转移,所以在过去的全球化里,主要大国一起推动了以WTO为代表的全球贸易制度成本的大幅下降.

但近年来,以上4个因素几乎同时发生了变化:

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力供应进入“刘易斯”拐点;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在中国进入平稳期,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短缺;主要国家的利益亦出现了分化;全球价值链呈现出区域价值链的结构.

因此,中国、印度、美国、日本这些大国的贸易利益不再一致,所以在WTO框架下,继续推动全球化的动力弱化了.

同时,全球价值链的开始呈现出区域价值链的状态,20—30年前的时候,墨西哥的劳动力还没有大规模供应美国,北美自贸区之后,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在墨西哥快速增长.

这样一种区域化的状态,本来就要求全球化要进入新的阶段,有人称之为逆全球化,我更愿意叫全球化新阶段,这个可能更反映数据的态势.

以中国为主导的亚洲经济共同体《上海国资》:这种“三足鼎立”的局面,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鞠建东:从数据看,所谓三足鼎立的局面,就是欧洲以德国或者德法为代表的欧盟,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生产体系.

对中国而言,在亚洲地区形成深度经济合作,符合中国和亚洲国家的利益.

对中国来说,更加现实的是以亚投行的形式,去形成以中国为主导的,有意愿开放合作的国家加入,建立一个开放的亚洲经济合作区域,可以称之为“亚洲共同体”.

在亚洲经济共同体的框架下,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就变成了一体两翼,“体”是纵向深度的开放,两翼”主要是“一带一路”.

总的来说,全球化的新阶段,既是趋势,也代表了结构的变化.

新的转折点——访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黄仁伟

文‖《上海国资》记者 孙一元

2016年,全球政经格局发生一系列“黑天鹅”事件,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认为,当前全球化处于新的转折点,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的成功在于他抓住全球化对美国中下层的损害.美国政府的政策变化可能对中国会形成很大挑战.

《上海国资》:您怎么看待美国大选的结果?

黄仁伟:可以从美国的政治现象去看全球化新转变和新转折以及这个转折对中美关系有多大的影响,这是需要仔细讨论的.

2016年,美国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当选出乎很多意料.他战胜了共和党所有的候选人,然后战胜党.

他的力量是什么?他依靠的是美国白人的中下层.为什么支持他?这是问题的本质.白人的中下层支持他,是因为白人的中下层已经有将近20年多时间积累的不满到这个时候爆发了.

不满哪些事情?主要是收入长年没有增加,另外,他们的工作机会减少了.

所以白人中产阶级的不满是特朗普得到支持的主要社会基础.

这些不满实际上不是美国国内的问题,这个不满里包含着全球经济的新结构问题,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有一大部分损害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利益.

首先就是美国制造业的流失.比如密歇根州等,原来是制造业大州,这些地方本来都是党“大本营”,却改变立场,成为特朗普的支持者,因为这些州的工人们感觉过去几年他们的工作丢了.所以特朗普打出的旗号,就是重振美国制造业.

第二,他们认为越来越多的移民抢夺了他们的岗位.移民怎么进来的?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区是允许人口流动的,从经济全球化上来说这是合理的,有低成本的劳动力进入美国,但是落地的现实却是矛盾的.

另外,资金在全世界的流动.虽然美国是资金流动的受益者,但是受益者是美国的精英层,而不是美国的中下层.所以资金流动其实对中下层来说并没有什么受益,相反还有损害,比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

2016年,这些不满已经积累到爆发点.特朗普抓住了全球化对美国中下层带来的损害,成为他获胜的力量来源.

《上海国资》:未来美国政府政策是真的要去全球化吗?

黄仁伟:有一部分政策可能会有这种趋势.

比如加息减税.目的是什么?就是吸引资金流回美国.美国政府把企业所得税减到15%,现在各国都在减税,要是哪个国家没有减税,哪个国家的制造业或者其他的产业都会出现资金外流.减税对中国的税制是个大挑战.

另外,中美贸易可能面临很大挑战.虽然30多年来,中美贸易关系有各种各样的波折,但是中美经贸关系始终没有发生大的危机,经济一直是压舱石,一直是稳定的要素,但未来很难预料.如果中美之间发生了贸易战,对世界的贸易、经济会带来很负面的影响.

现在全球化处于一个新的转折点,美国作为全球化第一大国,现在成了“逆全球化”的带头羊,在世界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对中国未来是巨大挑战.

人民币汇率波动背后——访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教授、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潘英丽

人民币出现过度升值后,自然是要回调的

文‖《上海国资》记者 孙一元

在逆全球化背景下,2016年,一方面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另一方面美国量化宽松退出.

2016年人民币汇率贬值的原因是什么?人民币未来变化趋势如何?美元未来趋势如何?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教授、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潘英丽认为,短期内虽然人民币有贬值趋势,但中长期看,人民币没有贬值基础的观点能成立.2018年,美元将进入“贬值期”.

全球宽松货币政策退出

《上海国资》:当前全球的货币和金融环境如何?

潘英丽:当前,日本和欧洲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基本上已经接近于零,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出现过1.32%的低点.所以业内专家认为,全球宽松的货币环境已到头,也就是宽松货币政策退出舞台.

根据相关的研究,在欧洲,当5年期国债收益率等于零或者小于零的时候,利率再往下调,银行的信贷不是增加,而是减少.所以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能带来信贷的增长.在日本,国债收益率下降,家庭边际储蓄率上升.人口老龄化很大程度通过资产收益支持消费,利率下降使人们减少消费.

所以,在日本或欧元区,维持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已接近技术极限.接下来全球宽松的货币政策将会退出.

《上海国资》:在您看来,美元未来宽松也没有可能?

潘英丽:有分析师对美国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研究,看到一个完美的倒V形,从战后1946到2015年正好对称,35年上升,35年下降.所以他认为,未来美国会出现战后那样的利率上升,意味着全球会出现通胀,2019年美国的增长速度会达到4%.因此利率会上升,美元也会继续往上走.

我对这一观点是质疑的:未来的走势不可能复制战后的变化.将未来20余年与战后高增长相比是错误的.因为有三点不同:美元本位替代金汇兑本位;中国参与全球化分工;贫富两级分化在1945年后是下降的,但1980年代到目前为止,贫富分化加剧.

这就产生两个问题,一个是全球央行货币量化宽松带来了资产泡沫和金融繁荣.另外,贫富两极分化带来需求抑制,使我们不可能再回到战后繁荣,出现普遍通胀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了.

所以可以推测:未来经济仍将低迷,利率仍会低位锯齿状波动,即使上升斜率也仍会较低.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美元很难有一个持续的上升.

当然,从美元指数看,美元现在是升势,2013到2015年,其他国家的汇率是下跌的,跌得最低的是俄罗斯卢布,超过了50%,欧元、日元等发达经济体货币和不少新兴市场国家货币贬值也大都超过20%.人民币,2015年底之前对美元大概跌了5%左右.新兴市场资本流出或减少流入的规模超过1990年代后半期.

但美元升值对美国经济也有伤害.美联储副主席Stanley Fischer在2015年底的研究中,利用美联储模型测算得出,广义的实际美元指数升值10%,美国GDP在之后的三年中下降1.5个百分点;如果升值15%,GDP三年内下降2至2.5个百分点.

可以看到,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存在矛盾的,财政政策会导致利率上升,会导致美元升值,后者又会减少美国出口,同时美国财政赤字将大幅度上升,这个会对美国的财政扩张政策,对美元产生负面影响.

所以现行美国政府的政策对美元的影响是导致美元短期升值,长期贬值.

中长期人民币没有贬值基础

《上海国资》:逆全球化对人民币的影响有哪些?

潘英丽:2014年下半年开始,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资本开始流出,外汇储备减少.“8·11”汇改起到贬值预期唤醒作用,资本流出的主力从外资变成本国企业和家庭换汇.

首先这是因为2005年以来人民币出现了过度升值.过去近10年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56%,对美元也升值了35%.在2010-2015年间,人民币对11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相对有效汇率也升值了40%.人民币出现过度升值后,自然是要回调的.

人民币出现过度升值,一个原因是中国来料加工的贸易结构导致中国贸易项下持续顺差.加工产业在中国创造的增加值很大程度上要以贸易顺差的方式实现,不会因货币升值而消失,这带来更进一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

另外,人民币汇率本身缺乏足够的弹性,加上国内金融结构扭曲造成的民间融资的高利率使得套利套汇资本流入,形成单边升值预期的自我实现.《上海国资》:为什么中长期看,人民币没有贬值基础?

潘英丽: 目前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人民币会贬到什么程度?根据华东师范大学吴信如教授的测算,有效汇率指数回到体现基本面适度水平的中轨,指数要从130点下降到116点,也即贬值12%,如果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计,从6.20元算起,应贬至6.944元.把有效汇率折算成对美元的汇率,大家好理解一些,但也需要看美元本身的走势有多强劲.

我们可以算出美元指数走到100点,有效汇率中轨的人民币兑美元汇价应该是在6.97左右.实际上就是说,人民币前一段突破6.9,本身是合乎情理的.如果美元指数上升到105,人民币兑美元的汇价可能在7.13左右.如果美元升到110,有效汇率达到中轨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是7.3左右.

个人的意见,我们的动态目标区中轨仍需要做一点修正.中轨每年增长两个百分点并没有反映中国经济转型的内在特点.无须赘言,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特别是2009年4万亿投资之后中国传统产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结构调整任务也更为繁重,潜在经济增长率应该可能已经下降2-3个百分点.当然,其他国家潜在增长水平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汇率中轨似乎需要反映中国经济转型的客观需要.我的意见是,中轨应从2014年走平,到2016年末应在110点上下.这个点当美元指数达110时,人民币兑美元大致在7.6左右.但是美元如果能达到110点的话也很快就会下行.

这一分析的前提条件,一是全球不发生金融危机,没有特别大的黑天鹅冲击;二是中国系统风险仍然可控.

《上海国资》:能否具体谈谈新一届美国政府的政策对美元走势有何影响?

潘英丽:花旗集团2010年有一个关于美元长期趋势的分析报告,结论是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后的变化规律是10年熊市和5年牛市的更替.美元“9·11”之后进入10年熊市,这个熊市大概到2012年结束.从招商证券提供的美元指数中可以看到,2013年随着美联储不断喊话,要退出量化宽松,美元开始慢慢往上走,所以按照花旗集团的分析,美元5年牛市,如果从2013年算起到2017年差不多就结束了.

在本世纪初,美元指数最高在120点左右,当时美国GDP的全球占比达到33%,现在美国GDP的占比在21%-24%之间.21世纪初是克林顿第二任期,美国处在高增长、高就业、高劳动生产率和低通货膨胀率的“三高一低”的新经济后期.现在美国GDP全球占比已经降低到25%以下,全球经济地位已经大幅下滑,美元指数不太可能超越120的高点.

美国财政部2010年发布了美国未来财政状况的预测报告,对未来70年做了长期预测.2010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占GDP的10%,其中8%为经常性收支的赤字.2017-2018年美国的财政状况达到最好状态,财政收入与经常性支出线粘合在一起,也即经常的财政收支达到平衡.再往后即使没有特朗普扩张财政政策的情况下,经常性财政赤字又会放大,债务利息支付不可逆转地加速增长.

将美国财政长期变化态势花和旗集团的长期判断结合起来看,再加上现任美国政府扩大财政支出和减税将加大财政赤字,因此,2018年,美元将进入贬值期.

(本期对话式文章主要根据2016年12月21日上海交通大学“安泰·问政”论坛上的演讲整理,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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