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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丝绸之路和中华文化传播学术会综述
2017年9月19日到20日,由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南方丝绸之路和中华文化传播”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师范大学、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两个会场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四川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江苏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的专家学者以及清华大学出版社、《当代文坛》《杜甫研究学刊》编辑等近80人参加了本次会议.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刘跃进先生,四川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刘鹏先生,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馆长刘洪先生,以及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敏先生等在会议开幕式上致辞并向与会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
本次会议议题有：南方丝绸之路与杜甫文化、南方丝绸之路文献整理研究、南方丝绸之路与中国多民族文化融合、南方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以及其他相关研究.会议以研讨会的形式召开,分报告和评议两个环节,共收到来自北京、四川、天津、江苏、甘肃、新疆以及香港等全国各地学者提交的学术论文50篇,主要涉及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南方丝绸之路与中国多民族文化融合
本次会议有12篇论文探讨南方丝绸之路与中国多民族文化融合,徐希平《杨慎对南丝绸之路区域文化与民族文化贡献及其价值》从杨慎通达的民族文化观念、广泛结交的西南各族友人、西南山川民俗风情之描绘以及西南文化学术建设硕果四个方面论述了杨慎晚年谪戍云南等地,对南丝绸之路区域文化和民族文化交流融合所做出的贡献.房锐《韦皋与（南诏奉圣乐）（骠国乐）》指出唐五代时期成都成为南北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传播与交融的枢纽,而韦皋进献的《南诏奉圣乐》《骠国乐》反映了西蜀音乐与西南少数民族音乐的融合,充分体现了蜀地作为“南北丝绸之路多元音乐文化聚集之地”的重要地位.孙少华《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的文本书写与南方丝绸之路之关系》从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中记载的珍奇异物以及域外之语的使用,得出汉代蜀地与域内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同时进一步从其赋作知识来源探究出汉王朝与南方丝绸之路的关系,强调文本之外“文化”“文明”的形成与传播.谭光辉《“大西南”地区的“蚕虫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意义》从军事地理、经济、文化三方面定义了“大西南”概念,并指出以“蚕虫文化”为特征的“西南夷”文化是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多洛肯《明清云贵高原少数民族诗人诗歌创作中的唐诗接受研究——以彝族、白族、纳西族为例》通过考察明清时期彝族、白族、纳西族等云贵高原少数民族“宗唐”倾向,分析其诗作中对唐诗的接受,证明了明清云贵高原少数民族诗人受到了唐诗较大影响.周燕玲《“老来无梦到西湖,却画天山雪猎图”——清代西域诗中的江南情结》认为清代江南文人聚集西域,形成“江南文化圈”,将江南特有的生活与体物方式带到了西域,这种“江南情结”在边疆地区强化了国家观念、王朝意识以及大一统的地缘结构秩序,在根本上牢固树立了边疆地区的“中国观念”.杨静《南方丝绸之路散居族群民间文学的现代传承及文化价值初探——以四川德昌傈僳族口头文学为例》以口头文学为切人点,指出南方丝绸之路上独有的傈僳族因脱离主体民族几百年,其生存方式和文化形态等诸多方面都与云南傈僳族有较大的差异.但其口头文学中呈现出来的独特文化在非遗保护语境下具有研究与传承的价值.马庆洲《作为使节的司马相如——论司马相如在通西南夷中的贡献》认为司马相如是武帝西南夷政策的积极拥护者,而且奉节出使,在西汉时期通西南夷中做出了贡献.李竞恒《南丝路与西南夷的酋长贸易》指出西南夷各族酋长通过与巴蜀、滇西、缅甸商贾的贸易,获得外来显赫性物品和违禁物品,并通过杀害汉朝使者等方式阻扰朝廷介入南丝路的贸易,在南方丝绸之路上占据重要一环.马旭《论司马相如通西南夷对南方丝绸之路的贡献》认为司马相如两次出使西南夷为汉武帝开发和统一边疆打下基础,并打通了南方丝绸之路昀要道,加速促进了南方丝绸之路的商业贸易.吴穹《谱牒文献在南方丝绸之路研究中的价值》利用谱牒文献从人口迁徙、民族交流、宗教信仰变化等诸多方面,对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提出了一种新思路.谷敏《郭子章（蜀余录序）对研究明代巴蜀地区文化的意义》通过分析《蜀余录序》中独特的风土人情,了解了郭子章的文学思想,并丰富人们对明代时期巴蜀地区文学的认识.
二、南方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
本次会议共收到18篇探讨南方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的论文.刘跃进《（走上丝绸之路的中国文学）序》高屋建瓴,从宏观角度探讨了中国丝绸之路的全部内涵,其根据划分标准的不同,指出丝绸之路含义的广泛性.从汉始到如今“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从陆上丝绸之路到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从历史的高度展示了中华民族从汉唐盛世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祁和晖《中国西南地区通向南亚、东南亚的商贸文化交流通道》从“丝绸之路的概念”“《史》《汉》二书对‘蜀·身毒道’的记述”谈起,指出了西域丝路开通后“蜀·身毒道”通商重要性的降低,探究了“蜀·身毒道”的历史演变.谭继和《丝绸摇篮与天府文化》指出天府是丝绸文明诞生的摇篮,丝绸是中华文明独异于其它世界三大古文明昀唯一独特标志,天府成都因丝绸之路而独放异彩.文章还结合当今“一带一路”构想,对新时代天府本土文化的复兴给出了对策建议.范春义《（西南夷风土记）与西南丝路研究》从文献自身的特点进行微观研究,指出《西南夷风土记》具备方志、笔记、人类学三种属性,是对他者异地文化的书写,提供了从文本阐释的视角研究西南丝绸之路的新思路.段渝《论巴蜀艺术形式与近东古文明的关系》认为古蜀三星堆文化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大批文物上所存在的偶像式构图和情节式构图,和巴蜀文化中的“英雄擒兽”母题以及巴蜀圻形纹饰等艺术形式都与近东古文明联系紧密,证实了丝绸之路的存在.黄勇《高丽斋醮研究》指出高丽的斋醮文化受到宋朝礼制文化中夹杂的道教成分的影响,形成了高丽斋醮仪式上的繁荣,并呈现出高丽所独有的本土特征.伏俊琏、邵小龙《略论先秦时期对外文化交流史的重建》认为先秦时期的对外文化交流可以归结为“前丝绸之路”时期的文化交流,对此展开的研究也可以纳入“前丝绸之路研究”的范畴.李桂芳《秦汉时期的南方丝绸之路与中印交流》通过考察秦汉时期西南地区的道路交通建设以及中印交流,认为秦汉时期南方丝绸之路由民间商道逐渐发展为通道,同时促进了中印间经济文化交流.商拓《缅甸曼德勒地区大学近二十年汉语教学状况研究》通过对缅甸曼德勒地区的大学汉语教学的研究的现状与历史的对比,揭示了中缅友谊的发展历程、中缅文化的相互融合与受容.任子田《吉尔吉斯斯坦库姆孜拨弦手法的衍变及传播——兼论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民间渠道》认为中国柯尔克孜族库姆孜的表演方式受到吉尔吉斯斯坦的库姆孜的影响,可把其拨弦手法的衍变及传播作为考察跨国民族的音乐传播和当代丝绸之路文化跨国传播的重要切人点.王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雒人”及其南迁》认为蜀王子安阳王的南迁是当时文化交流传播和民族迁徙背景下的一个缩影,其背后所反映的是古蜀人的南迁,而这条古代成都通往越南的交通道路正是南方丝绸之路.王韵《魏晋至唐代时缅甸在南方丝绸之路中的地位》通过梳理魏晋至唐代时南丝路的走向,证实了缅甸作为南方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和商业枢纽,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颜信《中古时期西南地区出土琥珀制品及其来源路径》认为中古时期我国西南与域外地区就已经借助南方丝绸之路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交通贸易网络,从而实现中西之间文化的交流.张建伟《论元朝时期的安南诗人群体》指出安南诗人群体是东亚“汉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留居元朝的陈益稷、陈秀崾、黎尉、赖益岿等安南诗人与元朝文人的唱和见证了中越文化的交流.张子开《试论峨眉山普贤道场的形成》认为,公元八世纪中下叶峨届山普贤道场确立,纠正了北岳道场与《华严经》东晋译本暨唐八十卷本记载的矛盾,最终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弘化.郑小琼《论唐代南方丝绸之路天竺僧人对唐诗的影响》立足《全唐诗》,从天竺僧人的具体诗作出发,得出天竺僧人对唐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拓宽唐诗题材、丰富唐诗主题、展现唐诗魅力三个方面.邹一清《南方丝绸之路与中国道教在东南亚的传播》通过对道教传播到东南亚的路径、途径,以及道教对东南亚文化的影响的论述,阐明道教是沿着南方丝绸之路传播到东南亚的,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国文明对外传播的重要路径,沿线各国各族人民都是文化传播的使者.范小平《关于丝绸之路墓葬装饰“胡人”形象的再认识》认为墓葬装饰“胡人”形象是域外文化与中华文化融合后再被中华文化同化而出现在墓室中的一种较普通的文化现象,并不能代表当地汉族一定和域外有着交流和往来.
三、南方丝绸之路与杜甫文化研究及其他内容
本次会议共收到16篇文章论及南方丝绸之路与杜甫文化研究及其他内容.这些文章角度新颖,内容丰富,对南方丝绸之路相关文化进行了翔实考证.钟仕伦《敦煌写本（文选）诗学文献的价值》从文献学的角度,对敦煌写本《文选》与现存各本的李善注和五臣注互相对照校勘,订芷今本《文选》的某些伪误,补充了《文选》的正文和李善注、五臣注的校释.陈才智《王维（过太乙观贾生房）之“太乙观”辨》对王维诗中的“太乙观”存址进行考辨,从诗歌编年和王维行迹推测道观应位于河南嵩山,但尚难以完全否认陕西终南山的可能.吴华峰《清代乾嘉时期的伊犁诗坛》对清乾嘉时期的伊犁诗坛进行了全面介绍,以伊犁将军为首的驻镇官员和遣戍废员为创作主体的伊犁诗坛具有人员流动性和连续性、诗学活动密集性以及交游网络复杂性等特征,可以说伊犁诗坛是边塞文人联络情感与砥砺精神的支柱,也是沟通边塞与中原文化的桥梁,对清代伊犁地区的文化建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李国太《生态边界与族群归类：华夏西南边缘的推移与定型》认为奠基于秦而定型于汉的西南华夷边界作为自然生态的族群界限,奠定了两千年来中国民族和文化的分布格局,考察华夷边界难以推动的原因时需从“华夏边缘”的内”“外”两个维度去理解“中国”新模式.周及徐《西汉通西南夷的几个问题及通西南夷大事年表》通过考察唐蒙入夜郎时间以及路线,“郎中将”还是“中郎将”的考辨等问题,对历史上西汉通西南夷存疑问题提出了新观点,解释了学界对此尚存分歧、亟待澄清的问题.余江《南方丝绸之踣与“一带一路”建设》论述了南方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作用与意义、沿线重要城市等方面,指出南方丝绸之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林科《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哀牢”述略》探讨了哀牢的名称、地域、族群及物产,认为其是“蜀身毒道”上直接连通中印两大古文明的“宜径”,也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古代各大文明都以哀牢为交流联系的中介,如今形成了众多种族相同、文化相似、习俗相近的不同民族.陈炜舜《试论汪宗衍对（清史稿）所录书籍之考订》以汪宗衍所著《读（清史稿）记》及《清史稿考异》二书有关《清史稿》之相关论述为中心,探析汪氏如何考察《清史稿》著录之书籍资料,并如何就一己之见作出修订.杨钊《吴芳吉与学侣刘咸忻交游续考》指出民国巴蜀诗人吴芳吉与学者刘咸忻深崇儒术,居常论学,契合无间.二人在学术多有交游,包括谈艺论道,相互批评对方的诗文,特别是秉承杜甫思想,在治学和创作上主张“察势观风”.康扎西《话语的分割：南丝路与茶马古道及其关系》针对学界在古代经贸文化道路呈现学术话语分割的局面,从话语权的角度,分析话语分割下的南丝路与茶马古道命名与研究经历,打开了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研究的窗户.冷蔺莎、汤洪《茉莉来华路线考》通过文献梳理,借鉴南方丝绸之路研究成果,考证出茉莉沿南方丝绸之路自印度传人中国.杨兴涓、李延芳《蜀地榷茶在北宋后期治边申的作用及其局限性》指出蜀茶禁榷政策的推行及在此基础上繁盛起来的川陕地区茶马贸易,有利于加强北宋政府对边疆及少数民族的控制.但由于缺少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这种以经济为主要手段加强边疆治理的政策,也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刘晓凤《杜甫与南方丝绸之路》通过对杜诗中南方丝绸之路信息的勾勒,认为杜甫关注广阔的社会生活,而当时广泛深入的中外交流是时代的可观形态,因此杜诗呈现出一种难得的盛唐气象与国际视野.刘康瑞《杜甫（投简成（一作咸）华两县诸子）诗题、系年辨正》认为诗题中“二县”指的是成都府附郭之成都、华阳二县,并推测此诗应为乾元三年正月初,杜公初来成都向成华两县诸子寻求接济所作.徐永升《张载涉蜀作品考述》通过对张载涉蜀作品《叙行赋》《剑阁铭》《登成都白菟楼诗》的分析,梳理出以张载为代表的晋人人蜀的路线,再现了晋代成都的风物习俗.杨冬燕《浅论藏族生境与生态意识》指出藏族的宗教信仰和传统民俗中蕴含着的生态伦理意识,不仅彰显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历史文化意义,同时也在客观上达成了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作用.
会议最后,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房锐教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学术总结.她说,这次参会学者的论文学术含量颇高,沦题涉及面广,拓宽了南方丝绸之路研究的新领域.她感叹道自己以前所作的巴蜀地域研究正与南方丝绸之路研究不谋而合,二者在很大程度上互相交叉.她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参与到南丝路相关研究中,从南丝路研究主题出发,结合当代精神文明建设,推动中华文化的传播.正如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副馆长方伟先生在闭幕辞中所说,成都杜甫草堂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圣地,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此次会议的成功召开,对于南方丝绸之路研究与中华文化传播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
责任编辑彭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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