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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儒学思想对跆拳道文化的影响

摘 要:文章采用文献资料法分析韩国儒学的特点与跆拳道文化的关系与影响.旨在通过韩国儒学的角度来更加准确认识跆拳道的文化背景.主要结论: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东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几千年的漂洗沉淀,不仅对中国本土文化,也对韩国文化及价值观等各个方面产生了的影响深远.跆拳道孕育与此文化背景中,不仅有中国儒家文化的共性,也具备了韩国儒学的个性.

关键词:儒学 义 跆拳道 理学

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839(2017)1—0080—03

关于儒家文化思想的发展,在东亚文化圈中都有深厚的基础.跆拳道运动在我国发展方兴未艾,在大力发展的同时也主打文化牌.跆拳道凭借其“礼义廉耻,忍耐克己,百折不屈”的精神,以及儒家文化的特质,利用文化认同感,使其在国内大行其“道”.

中国儒家文化一直都是东亚文化圈中的重要思想之一,对日、韩两国的文化都有极大的影响.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造成各国对儒家文化的理解产生了不同的方向.中国儒学突出“仁”,韩国儒学突出“义”,日本儒学突出“忠” [1] .跆拳道文化虽然是儒家文化的产物,但中、韩在儒家思想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异性,生搬硬套的利用中国孔孟思想去理解跆拳道精神会造成“理不通,讲不顺”的情况,使得跆拳道的精神与文化难以深入的理解.仅停留在对“礼仪”形式上的认识,不利于该项目的长期发展.

跆拳道精神中的“礼义廉耻”出自于《管子·牧民》中的国之四维,而非经常被常常曲解为的“礼仪、廉耻”.在这“仪”与“义”的一字之差中,整体的韵味与精神都了歧义,更遑论其他.

1 花郎道思想对跆拳道思想的影响

“贤佐忠臣,从此而秀,良将勇卒,由是而生.”

——金大问《花郎纪事》

朝鲜半岛在进入其“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时期时,中国儒学传入,后汉朝在半岛设立四郡.使得中国儒家文化在韩国士族阶级很快的发展.而其中新罗封建贵族阶级中以类聚群游、通过习文论、练习武艺、游山玩水的方式为国家培养人才的道青少年社会团体“花郎”更是首受影响.

韩国著名儒学家崔致远曾在花郎徒鸾郎碑所撰的序文中提及:国有玄妙之道, 曰风流.设教之源,备详仙史,实乃包含三教,接化群生.且如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鲁司寇(孔子)之旨也.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周柱史(老子)之宗也.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竺乾太子(释迦)之化也.花郎道精神对的“拿来主义”是极其成功的.它分别借鉴了儒道释三者的“忠孝仁义”“无为而治”“奉善戒恶”等重要思想,糅合后各取其所需,为其所用.虽然在后期的朝代更迭与发展中推出了历史舞台,但其三者合一的思想却留存在了当代韩国思想之中,成为了韩国肌体的一部分[2] .也使跆拳道运动的文化背景中糅合了道、释两家的元素,进而形成了其文化的雏形.

花郎道(风流道)的宗旨即为“一曰事君以忠,二曰事亲以孝,三曰交友以信,四曰临阵无退,五曰杀生有择”.可见花郎道并非只是儒家文化的产物,而取其“忠、孝、信”等思想的部分为手段,目的是修习者过渡至最终的国之大“义”.

以儒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方式来看,在跆拳道中,跆拳是“格”之物,锻炼到一定水平即为“致知”,目的都是“正心、修身”完善自我,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标.而花郎道则在“格物”一环节上上升为格“道”,格“释”,最终还是为了“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目标.无论是儒道释三教都是其手段方法,对国家的政治上的“义“才是其根本目标.

跆拳道正是孕育在花郎道其中,精神一脉相传.现代跆拳道最初是孕育于军队当中.创始人崔泓熙将军在百废待兴,军队中缺乏属于本国自身的操练之术的环境中,出于提高士气、振奋民心的目的,本着将者为国之“义”来创建跆拳道.也延续了“良将勇卒,由是而生”这一花郎道即有的精神.由此可见跆拳道创始人崔泓熙将军不仅是一位武术家,也是一位胸怀家国的儒者.

2 李退溪理学对跆拳道文化的影响

程朱“理学”这一儒家学说的“新版本”,无论在中国还是东亚文化圈中都起到深远的影响.韩国儒学的发展并非早在孔孟时期,而是进入了宋明朱子学说期间.在中国盛行阳明学说时,李退溪以继承程朱道统为己任,逝世后更是被人称为“东海朱子”.所以在韩国儒学文化初期时,相对孔孟儒学已有较大的发展与变化,要根据其特点以程朱理学为根据进行研究.而在韩国理学的研究中,李退溪又属代表人物.其对程朱理学中的“理自动静”“四七理气”,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为人们提示正确的人伦道德涵养,并对韩国后世儒学发展奠定了基调.

2.1 理自动静

李退溪在“理自动静”方面,继承了朱子提出的:“太极犹人,动静犹马,马所以载人,人所以乘马.马之一出一入,人亦与之一出一入”思想.在深化跆拳道认识时,按朱子理论可以理解成:跆拳道喻马,太极喻人.锻炼跆拳道的时候,身体或动或静,或出或入.虽人内心虽随身体动静起伏,但是内心依旧保持平静.把“动”与“静”一阳以一阴置于于了相互对立的关系,强调外在的影响,忽略了自身内在的能动性.在练习过程中,就是通过对自身身体上的磨练,达到“克己”.此克己不仅是身体上的能动性,更是对各种心理变化、情绪起伏、本能反应的控制.

但是按照朱子学说的方式,内心与身体的变化关系如同人与马一样,取决于马的出入动静.这样的比喻缺点在此中表现为内在的变化取决于外在所处情况,内心只是被动附在身体上的乘客而已.

李退溪在这个问题上,对朱子的基础上发展并完善,并提出:“太极之有动静,太极自动静也.天命之流行,天命之自流行也.”把动与静合而为一.把两者相互对立的关系进展为相互涵盖,相互包容,自成一体的关系.

在这样的理解下,对跆拳道的认识就可以正确的理解为内心与身体是合而为一的.身随心动,动静由心.对于内在的控制就不停留在单纯压制性的“克己”,进而成为疏导性的相互控制.从人乘马,变成人驾马,最终成为人马相互无间的配合.这也是练习跆拳道以及各类武术练习中,平衡内与外关系的最终目标.

2.2 四七理气

韩国儒学在研究方向上一直与我国的方向有所差别.一般来讲,韩国儒学比较注重抽象性的讨论,如“理”与“气”,“四端”与“七情”等概念与关系.不同的关重点,造成了中韩不同国度的儒者所具备的不同精神气质.韩国儒学者在注重抽象的论点的同时慢慢造就了他们类似花郎道”三教和合“那种吸收能力.各类客观表现据为己用,目的是论证相对抽象性的论点.跆拳道的创建,也秉承了这一风格.在以韩国传统武术及跆跟为根本基调的同时,大力吸收日本空手道,中国武术等各类武术中相似风格的技术来完善自身系统,而逐渐显露出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这一特性,使得跆拳道在现代一直处在发展状态.无论是各类武术,技击技术都可以继续的吸收内化,不停发展进步.在李退溪的“四七分理气”学说,是其儒学方面重要的成就之一.主要讨论四端——仁、义、礼、智与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欲两者间的关系,并还引出过韩国儒学史上著名的“李退溪与奇高峰四七理气之辩”.但是具体论证过程亦如上文所提到的都是相对比较抽象的概念.

李退溪认为“二者皆不外乎理气”,四端与七情都是兼乎理气的.他把人的情感区分为自然情感(七情)个社会价值情感(四端),前者根于生理,后者源于道德.以达成四端为目标,正确控制与疏导七情为过程.这对跆拳道中的精神建设起到了指导性作用,并对跆拳道修习者内在完善起到极大功用.对后世所创立的跆拳道运动的精神文化发展影响甚巨.

3 士祸运动对跆拳道精神的影响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义”指的是做人的气节.义是一种绝对的道德观,也就是指道义以及符合道义的行为.《孟子·离娄上》:“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中对于“义”的阐述相对于《论语》更加的详尽深刻.

韩国儒学对于“义”的坚守是其一大特点,这一特性源自于韩国学者们屡次遭受的“士祸运动”.韩国学者们主张要求改革,触动了官僚们的利益,之后就有了韩国历史上贵族官僚特权阶层的“官僚派”对朱子学者们的“学者派”的多次整肃运动,曰“士祸”,在多次的整肃中有的是政治清洗,有的甚至是屠杀.

“不顾其身,图谋其事,有事时不计祸患,乃真士人精神”

——赵光祖

在这样血洗的历程中,著名的儒者们的“取义”精神被学生们一代一代的流传,并形成了韩国儒者那种对于“道义”原则问题上,敢于抗争,不妥协的精神.这种精神在跆拳道中的体现正是其“百折不屈”.

韩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儒者,以不同的方式在抗争着强权,为着“道义”的精神而不顾身家性命,不计祸患.就是为了对“义”的坚持.柳承国说过:从士祸和牺牲中光显的道学派的义理精神中可发现韩国儒学特有的精神.[3] “道义”就是一种理想,正确的理念、理想.上文中提到的韩国重“义”,就是道义的义.

跆拳道创始人崔泓熙在幼年时,就因为所在小学参与了光州学生反抗日本殖民的运动事件而遭遇了无限期停学,可讲说在还没正式就读小学时,就被学长们身体力行的进行了一场坚守国之大义的实践课,也让义之精神在其心灵中埋下了种子.这让在后期被于日本监狱中的崔泓熙,都有着强大的精神支柱.对于国家的忠义,在其之后一生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文天祥书,“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义”是需要决断的.瞬间的取舍,是判断一个人道德高尚或道德沦丧的分水岭.在这样的传统中,韩国儒学者自然而然的形成了那种类似孟子的爽直,朱子格物般的较真,文天祥一样舍生取义的果决的精神特质.

跆拳道作为儒家文化的另一种体现,关于义“义”的体现在于面对是非的决断.正如跆拳道精神中“礼义廉耻”.知“礼义”后方知何为“廉耻”.这是对于人的道德标准的完善.在中国儒家文化中,这是一个基本的条件与要素,而在韩国儒学中则成为了其一大特点.在面临我国道德滑坡等问题时,正可以通过跆拳道为导体,让青少年在接触跆拳道时利用这一特点来提高道德涵养.

关于“义”的精神不仅之于跆拳道运动,是乃至整个儒家文化的基石.我国提及儒家精神,多以“谦己恕人之风”显于世,注重个人修养,讲“入则孝顺,出则悌”.但忠国爱族之风却不及韩国强烈,这是否也应该引起我们的反省?是否当以跆拳道作为手段,师夷之长以补家国之心.

学习跆拳道不仅仅是单纯注重“礼”这一行为上的程序,模式,修习过程中培养的不仅是如孔子“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 揖让而升, 下而饮.其争也君子”.正如“仪”与“义”的差别.不仅是停留在“礼仪”层面,而要以“仪”取“义”,如孟子所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才是一个武者,一个跆拳道修习者所应培养和具备的风骨.

参考文献:

[1] 陈 来 . 东亚儒学九论[M]. 三联书店,2008.

[2] 方克立. 中西会通与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化[M]. 商务印书馆,2003: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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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国志, 王 岗, 吴志强. 中国武术与韩国跆拳道的比较[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0(1):4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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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赵 辉. 从跆拳道文化看跆拳道的传播[J]. 内蒙古体育科技,2008(4).

The Influence of Korean Confuciani on Taekwondo Culture

Qiao Changze

(PE Department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uhai Guangdong 519085,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adopts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to analyze the features of Korean Confuciani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andeffect on the Tae Kwon Do culture. This paper aims a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ae Kwon Do from theperspective of Korean Confuciani. Main conclusions: Confuciani is the core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a vital componentof East Asian culture; after thousands of years’ culture deposit, Confuciani has cast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Chinese culture, Koreanculture and values. In such a cultural context, Tae Kwon Do was born and raised, it shares not only the common feature of ChineseConfuciani but also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Korean Confuciani .

Keywords:Confuciani righteousness Tae Kwon Do Neo-Confuci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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