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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老朋友
“我希望活到1997 年”
在香港有许多朋友.说起晚年与港澳同胞的交往,除香港《明报》的创始人、知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外,第三次复出后,最早见到的香港朋友则是霍英东.的小女儿邓榕回忆说：“1977 年,父亲刚刚复出,还没有正式参加工作.在工人体育场看足球比赛时遇见了霍英东先生.那是他在复出后遇见的第一位香港朋友.那一次他和霍英东先生热情地握手,并且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从那之后,与霍英东的交往日益密切频繁.1980 年春,霍英东在广州建造了一座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星级宾馆——当时中国最高的32 层的“白天鹅宾馆”.曾三次来到这里,并称赞：“白天鹅宾馆好！比美国的还要好！”在这里,同霍英东多次谈起香港问题以及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的发展问题.1984 年,在关于香港前途问题最关键的一年,霍英东毅然宣布捐资10 亿港币设立霍英东基金会,支援祖国的四化建设.
之后,霍英东经常在北戴河浴场见到,二人间交谈不拘束,总是用通俗简短的话语把深奥的道理讲明白,霍英东为此深受启发.
90 年代初的一天,正在北京出席会议的霍英东接到通知,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这次会见原定时间为45 分钟,但实际进行了1 小时15 分钟.在这次会见中,回忆起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以及故去的一些老战友,谈到了香港问题,香港的前途,体育等等.这次会见是霍英东与的最后一次单独见面.曾深情地说：“我希望能活到1997 年,我希望在那个时候,我能够亲自到香港去,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邓榕说,这句话是与李嘉诚见面时说的.在构思香港问题的解决方案时,十分注意发挥“宁波帮”人士的作用.他频频会见包玉刚（二人有着长达十年的老朋友关系）和王宽诚、安子介、马临等“宁波帮”著名人士,与他们商谈国是,相聚甚欢.“宁波帮”人士也多次率团进京访问,向政府反映香港的社情民意,为保持香港的稳定繁荣和回归工作尽心尽力,成为沟通北京与香港之间的重要桥梁.因此渊源,董建华、范徐丽泰等一批宁波籍著名人士都为香港特区政府的筹备立下了汗马功劳.
“我约你到家里谈,是不把你当外人”
1978 年2 月,在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因此,晚年同人士与党外朋友的交往也就广泛起来.如宋庆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邓宝珊、胡子昂、胡阙文、古耕虞、周叔弢、荣毅仁、爱泼斯坦等.在同他们的交往中,无不推心置腹.
1989 年,卸任了所有要职,但有一个职务直到逝世他始终没有辞掉,那就是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名誉主席.第三次复出以后,首先和夫人卓琳一起,看望了德高望重的宋庆龄.在台湾回归祖国、国家建设等问题上,两人看法高度一致.此后,宋庆龄为两岸统一积极奔走呼吁,并带头拥护的改革开放、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等决议.在一些对外交往特别是接见美国友人的场合,宋庆龄和一起出席,向西方世界表明了她的立场.1982 年,兼任了宋庆龄基金会名誉主席这一职务.1985 年,又将《文选》法文版版税捐赠给宋庆龄基金会.翌年,又将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出版的《文集》英文版初版稿费4025 英镑捐赠给宋庆龄基金会.
数十年来与荣毅仁的交往堪称楷模.对荣毅仁,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总是那么亲切——“荣老板嘛”,这称呼里饱含了赞许和欣赏.
1978 年2 月,当时,荣毅仁的冤案还没有平反,直接“点将”,荣毅仁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对他充分地信任和起用,使63 岁的荣毅仁感动不已.1979 年,鼓励荣毅仁牵头办公司,这就是中信的由来.
对荣毅仁来说,不仅是自己十分敬重的领导人,同时也是自己的良师益友.1988年,荣毅仁特意请题写了“戒欺室”三个字,悬挂在客厅里.1993 年,荣毅仁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出任国家副主席,这无疑体现了和对荣毅仁的充分信任.90 年代年事已高,不便走动,但是邓家和荣家的儿女们仍然交往频繁.邓榕经常去荣家串门,总不忘嘱咐一句：“你代我望望他们.”
1980 年8 月26 日,在家约见了一位重要的客人,此人便是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一见面,便恳切地对班禅大师说：“你是我们国家一个最好的爱国者.”说得大师热泪盈眶.在家中,与班禅大师谈过去,谈未来,并说：“最近看了你的东西,你还是有思考的,有分析、有能力,希望你对祖国多做一些贡献.”“关于你自己的活动,可以放手,不要顾虑.”如此的信任,使班禅大师深受鼓舞.临别,又说：“我约你到家里谈,是不把你当外人,”“以后可以再来”.朋友般的温暖和诚恳,让班禅大师十分难忘.
“朋友要交,但心中要有数”
在第三次复出到病重前的十多年时间里,先后60 多次会见各国首脑.正是在这些交往中,很多成为的老朋友,有的甚至私交不浅.对于中美关系,说过,“朋友要交,但心中要有数”,因此,晚年与自尼克松以来的几届美国总统关系都不错,说是“老朋友”并不过分.1979 年1 月,夫妇应邀访美,对于美国时任总统卡特为其举行的国宴,明确表示希望尼克松和基辛格出席,可见他从来没有忘记为中美关系做出突出贡献的两位老朋友.
在美国历任总统中,对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最有切身体会的,无疑是曾在1974 年至1975 年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的前总统乔治·布什（老布什）.当年,老布什曾经同夫人骑自行车穿行于北京的大街小巷,对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状态,了如指掌.对此,老布什颇有感触：“如今这个开放、欣欣向荣和更加自由的中国与我当年曾经生活和了解的那个封闭的中国真有天壤之别.中国的巨变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老布什当年离开中国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在人民大会堂设宴为他饯行.这一破格的礼遇,令老布什十分感动.后来,每谈及此,他都动情地说：“尽管我当时不是名义上的大使,但我与有最诚挚的情谊.1975 年秋,我离开北京时,他甚至在人民大会堂为我设了一个愉快的个人宴会.尽管我们之间也曾经历过一些复杂的局面,但我还是感到,我在当总统期间与的合作是一种享受.”由于“与有最诚挚的情谊”,老布什常常在中美关系发生问题时,都想到“到中国和打桥牌”.后来,老布什多次访华,并与多次会面,双方都将对方称为“老朋友”.
晚年结交的外国友人中,以“老朋友”相称还有英国前保守党首相爱德华·希思,希思则以与“有着长期和亲密的私人关系”而骄傲.他曾回忆说：“我们见过很多次,我不记得多少次了.在我看来,我和之间的友谊是很特别的.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是整个中国的领导人,而我,是他愿意款待欢聚的昨日之交.和他的每次会晤对我来说都很有意思.”知道希思是超级音乐发烧友,还陪同他出席过在北京的音乐会.不仅如此,和希思还一直保持着通信往来,希思曾在通信中介绍英国远程教育情况,受到的重视,直接推动了中国远程教育的发展.根据的要求,退休后的外宾求见都一律要外交部挡驾.可是,许多外宾来访仍迫切希望得到的接见,都以身体原因婉拒.当然有时也有个别例外,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算是其中一位.
1990 年5 月,时任埃及总统的穆巴拉克再次访问中国,并且非常想见到,这时已辞去他的最后一个职务——军委主席.还是满足了他的要求.穆巴拉克对说：“非常高兴能见到您,您是我的老朋友啦,我每次来必须要见到您.”饶有风趣地说：“我们个人之间是老朋友,前两三天香港报纸说我已经‘不在了’,我很高兴你见到的是一个活人.”穆巴拉克说：“我看到您身体健康,我也很高兴,祝您长寿.”说：“谢谢,本来我已经退休了,不再见客人了,但是个别的老朋友不见也不好.”
1991 年10 月,听说老朋友、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访华,并希望同自己见个面,他决定破例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与其会面.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曾经数十次与金日成会面,其中第三次复出后,金日成到访时,他还曾亲自陪同这位老朋友前往各地参观,其间在成都还请金日成品尝自己家乡的川菜.在答应与金日成会面的同时,仍然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主动提出此次会面报纸不发消息、不登照片,也不拍纪录电影,只作为老朋友间的私人会面.这次会晤是一生最后一次接见外宾.
（摘自《作家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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