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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晚年口述：国民党为何打不过？
“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一直是人们的一个热点话题,晚年的张学良围绕这一话题,从国共两党比较的角度谈了许多看法.
张学良从1925年认识孙中山起,就开始和国民党打交道.从1934年任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开始,就和打仗,对和国民党的军队都有较深的了解.他和国共两党领袖人物也都有过较深的交往,支持过也扣押过,又和周恩来亲密接触过,直到晚年敬佩之情仍难以忘怀.正因张学良具有不同常人的经历和地位,决定了他谈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有其特殊的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谈信仰：国民党“打不过的原因,也就是没有中心思想”；“有目的,他相信共产主义,甚至每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所以他能成功”.
张学良认为国民党没有“中心思想”,缺乏统一的信仰.国民党虽一直高唱信仰“三义”,也用各种方法向党员加以灌输,但张学良认为：“所谓信仰是从内心发出来的,属于自个儿的……信仰不是旁人给你加上的.”只靠硬性灌输是不能使党员树立起信仰的.“真正的三义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可以说多数人不知道.背总理遗嘱,就在那儿背,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谁也没有深刻地研究.”
张学良认为国民党的军队没有中心思想,那它靠什么来维系呢？张学良说靠军官之间“彼此的感情”维系,而“兵都是招来、募来的.那勇敢点的,就是带兵的,就是军官.”“等于意气用事,你是好汉,我就跟你,你不行了,我还可以跟别人.”国民党的军队“谁拉他一把,给他俩钱,给他个官,他就跑谁那去了.”“根本没有什么国家的思想.”所以国民党军队,包括军“都是雇佣兵,少数的人是团结的,多数人是雇佣兵.”
张学良认为的中心思想就是唯我的利益独尊.人家批评是“买办政治.他确实是这样,投机,就是我能利用我就利用.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我,就是他自己.我怎么能得这个权益,我就得.”“原来我对蒋先生很尊重的,后来就不尊重了,不尊重的原因因为他是完全的自我主义.他就是唯我的利益独尊.”
以上几点正好与国民党相反,张学良经常和他部下讨论为什么打不过,他的结论是：“有目的,他相信共产主义,信仰就是力量啊.”“、红军信仰他的主义,甚至于每一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这是第一样；二一样,他们经历了万里长征,剩下的这些人呐,可以说都是精华呀.也不光是官,兵也是这样子！”
张学良非常佩服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几万里长征,被包围,没有吃的,那么苦哇,可是他们还在一块,被打散了,他还回来.”“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途疲惫,还能击败东北军,是值得深思的.我常对我的部下说,我们都是带兵的,我们问问自己,这万里长征,你们谁能带？谁能把军队带成这个样子？什么情况下都跟你走？”
谈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国民党不得民心,把老百姓逼得都当了.
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千古铁律,张学良对此体会极深.他说：“九一八以后,无论是学生,还是老百姓,抗日情绪都很高哇.有人说这是受的鼓动,这话我听不明白.老百姓的抗日情绪不能说是鼓动的,这得反过来说,是人民自动,顺应.”张学良认为之所以能发展壮大,就是因为顺应了民意,并且说到做到.“既然大家都赞成抗日,那我就去做.的厉害,就是能够看清这事情的趋势,知道民众往哪走,知道了民众的意思,就能够真正去那么做.”
张学良认为之所以越剿越多,就是因为国民党军队对老百姓过于残忍,将老百姓“逼上梁山”：“把老百姓逼到山上去了,逼得老百姓都当了,跟一块儿和我们斗争.那杂牌军没有军饷咱不说,正规军也是一样,连烧带抢啊.老百姓被逼得没办法了,只好投奔,和我们对打,我承认,这是官逼民反！”
老百姓和站在了一起,国民党就陷入了被动挨打的汪洋大海之中.“你没法子对付老百姓呀！你上哪儿知道谁是啊？你也区分不出来呀！老百姓和都一样,你总不能看见老百姓就抓起来呀.”“多数老百姓对的军队,也包括我们这些军队不好,恨军队,那时候军队确实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像坚壁清野之类的,那很多了.所以我跟蒋先生说,为什么我们剿不光,就是得民心,我们不得民心.”
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怎么丢的？“那是自己找的.不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是大陆人民不要国民党啦.简单说,国民党在大陆时,把大陆看成征服地一样,没有想到这是自己的国家,什么都要,房子、女人、钱,这帮坏蛋.真让人伤心.”
谈权利：国民政府内部的高官们只是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
中原大战之后,张学良被选为国民党委员、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和国民党政治会议委员,但他因军务在身、下野出洋和身体等原因较少出席会议.1935年11月、12月他出席了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届一中全会,这是他一生中在南京逗留时间最长的一段经历.在此期间,他对南京政府和国民党政治、高官素质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他说：“我不会外交辞令.开始时我对国民政府有好感.我到南京后,大失所望,看得更多,体会更深,不满更强烈.国民政府军队的作风比老式军队还坏,政治比原来的老政客更腐败.国民政府内部只有4个字：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
张学良通过参加国民党委员会会议,看清了国民党高官们的真实面目：国民党开会“乱七八糟,讲话新名词很多,但空洞得很”.“那时候蒋先生讲话,最爱说三个词：死干、硬干、快干.大伙儿也不爱听,闲得没事啊,就尽在那儿作打油诗.”一个执政党开会,庸俗到如此程度,那基层如何可想而知.
张学良在南京期间,发生了党部事件,即汪精卫遇刺事件,这件事对张学良刺激尤深.国民党委员会开幕式那天,与会人员集体照相,“本来大家在外面等着蒋先生出来照相,后来说他不来了,那大家就不等了,就开始照相了.相照完了,大家正要离开时,刚转身,响了.这一打,大家‘哗’的一下子都散了.”“都吓跑了,连都跑了,什么警卫,都跑了,就剩下我跟张溥泉两个人,真是丑态百出.那凶手都被我和张溥泉抓住了,跑回来的几个还在那掰栓呢,掰也掰不开！”事完了,清理现场,看见一个人吓得坐在厕所地上,问他,他说自己是委员,把扔马桶里了,怕刺客知道他是委员啊！张学良从这件事当中,看到了国民党失败的影子：“要紧的时候人都没了”,连委员的都不敢要了.一个党在这样一群人领导下,又是处于国难当头的战争年代,岂有不败之理！
谈公平：南京政府政策不公,军队分成亲儿子和干儿子,把杂牌军都挤到那边去了,看得明白,和杂牌军也不真打.
众所周知,在整个民国绝大多数时间里,国民党军队从人数、装备、控制的政治和经济资源等方面来看,都远远优于的军队,一心想消灭,可就是消灭不了.原因在哪里？
张学良以自己为例,他说当年开始时,“对是忠心耿耿啊,说的话,我是完全服从,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后来我发现这不对呀！对我不是这么回事啊！”当东北军在“剿共”战场上被吃掉两个师之后,张学良发现国民党对军和杂牌军的政策是不一样的.1935年末,张学良在南京参加会议期间,陕西前线传来令他震惊的消息,他的两个师被中国工农红军吃掉了.“我那两个师整个被打完了,我很痛心.我要补充,没有.可是死这么多人的抚恤呢,除了我个人拿出钱来抚恤外,再报依‘剿共’阵亡抚恤,但分文未拨.那个时候,我有一个营长,‘剿共’时受了伤,他说一句话,把我伤心透了.他说：‘政府给我一个条子,让我回家去领,我家在东北,我上哪去领？只能流亡要饭去了.’”“这件事使我受刺激非常大……很不讲理.”
张学良说,“蒋先生啊,他总有一个意识……总是这是我的,这是他的,分得特别清.这个是我自己亲儿子,那个是干儿子,他不把人看成是平等的.”“我们发现,他把我们损失的两个师的番号给撤销了,却暗地里让胡宗南招兵.我们不能招兵,胡宗南可以招兵.胡宗南离我们那么近,我们不会不知道的嘛.亲儿子怎么都行,干儿子怎么都不行,那怎么能行？”
后来张学良发现让杂牌军“剿共”是在“一斧两砍”,借刀杀人.“让杂牌军‘剿共’,军不剿,杂牌军对当然都不满……事情明摆着,谁都明白,这不是让我们去‘剿共’,等于是让共军消灭我们,借刀杀人.那为什么还打？没起来反抗,已经很客气了.”不仅张学良发现,几乎所有杂牌军,包括都发现了是在“借刀杀人”.“那时两广是陈济棠,青海是马步芳,宁夏是马鸿逵,新疆那会儿是盛世才,华北是宋哲元、韩复榘,陕西是杨虎城.他们都不打呀！谁也不打,我打什么？谁都明白了,这等于用外头的力量来消灭我们.打,你不给我钱,也不给我；人打没了,你也不给我补充,又不许我自个儿招兵,这干什么呢？”“谁也不是傻瓜.军可以招兵,我们不可以,械损失也不给补充.你政府用这种手段,等于让杂牌军自消自灭,一箭射三鸟,他怎么能真打呢？傻瓜才去打.”“蒋先生利用‘剿共’消灭杂牌军的这种做法,当然也明白.跟杂牌军也不死乞白咧打,杂牌军也知道不真打.”
国民党政策不公,导致“剿共”内战谁也不真打.“我一想起这内战,就难过呀.所以西安内战,我不干了,说什么我也不干了,你跟日本打,我打！你和打,我不干,我不打了,我宁可叛变.我那时候也等于叛变,那就是叛变呐.”
谈用才：只用奴才不用人才,而且热衷于玩权术,导致军心动摇.正相反,用人才不用奴才,这也是国民党失败的重要原因.
国民党的失败,在张学良看来,更败于党内的腐化及的.张学良认同对“他不使唤人才,他使唤奴才”的评价.张学良认为,“人才首先是有一定人格的人,他有良知,有胸怀,这种人不一定你说什么,他就听什么,他不一定给你当奴才.奴才最大特点就是我要你怎么的,你就怎么的,只要能得到好处就行.”奴才没有人格,只要满足了个人利益就听话.
蒋先生不光用奴才,他也听奴才的.“我评论蒋先生,用我们北方话说,蒋先生愿意听小话.你正式跟他说的话,当然他也听,不是不听,但抵不过底下嘀嘀咕咕.”喜欢会说小话的人,“他用陈诚,戴笠,他喜欢这种人”.这种人围在身边,那真正的人才就不跟他接近了.“咱们中国不是没有人才,这些人才都无处投奔呐.社会上的贤哲,都不在政府里面做事,没有被运用.”
张学良说心胸狭窄,不仅用人专用奴才,而且把自己的权力看得过重.西安事变前,“我们俩吵得最厉害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内攘外’的问题.要说西安事变有什么秘密的话,最大的秘密就是这几个字.他是先安内后攘外,我是先攘外后安内.他和我的出发点不同……我认为是中国人,他认为在中国能够夺取他政权的人,只有……我说,你的政权就算不夺,也许被旁人夺去呢,你能防得了？”
1936年,张学良和周恩来在肤施（今延安）会谈,“周恩来有一段话说得特别有意思,他说,固然蒋中正他有他的短处,我们对他不是十分赞成,但是我们为抗日非拥护他不行.所以这些地方我佩服,他是为了大局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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