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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石挥电影的现实主义艺术风格以《我这一辈子》和《关连长》为中心
摘 要：石挥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电影艺术大师,他戏路宽广,创作了大量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电影作品,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本文试以自编自导自演的两部电影《我这一辈子》和《关连长》出发,对石挥电影的现实主义艺术风格进行研究.
关键词：电影；石挥；艺术风格；现实主义
石挥是中国20世纪最为杰出的电影艺术大师之一,姜文与李雪健等都在公开谈话中表达了对石挥表演技艺的仰慕,“1982年在意大利都灵举办的中国电影回顾展上,法国电影理论家米特里说：‘我参加了这次回顾展,发现了中国电影,也发现了石挥.’”[1]石挥超高的艺术地位和杰出的艺术才能可见一斑.
石挥才华横溢,戏路宽广,在戏剧界和电影界都有着极高的口碑.在戏剧方面,石挥塑造了众多经典的艺术形象,如《正气歌》中的文天祥、《大马戏团》中的慕容天锡、《秋海棠》中的红伶秋海棠、《金小玉》中的总监、《梁上君子》中的律师夏屏康等等,特别是秋海棠和慕容天锡这两个角色,让石挥迅速走红,成为享誉上海滩的“话剧皇帝”.1941年后,石挥开始踏入了电影领域.在此后十几年时间内,石挥参与了《返魂香》《世界儿女》《假凤虚凰》《夜店》《艳阳天》《母亲》《我这一辈子》《哀乐中年》《腐蚀》《姐姐妹妹站起来》《关连长》等22部影片的创作,留下了杨小毛、闻太师、老巡警、关连长等众多生动的银幕形象[2].“曾同石挥在文华影业公司共事过的导演叶明在评价石挥时说：‘一个电影演员能创造出这样多方面、多色调、性格鲜明的角色,在我国电影史上是罕见的.’”[3]
纵观石挥创作生涯,若要选取最能体现石挥电影艺术风格和艺术造诣的作品,当属《我这一辈子》和《关连长》.这两部影片的出现,标志着石挥在艺术创作上达到了顶峰.石挥这两部影片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也对中国后来的现实主义影片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将以这两部影片为中心,对石挥电影的现实主义艺术风格进行详细的阐述.
一、石挥现实主义风格在影片中的体现
（一）《我这一辈子》—— 一部充满悲剧色彩的平民史诗
摄制于1949 年的《我这一辈子》是新中国电影史上的杰作,影片改编自老舍的同名短篇小说,由石挥自编自导自演,一经放映便取得了巨大的反响,不但是1950 年度全国最票房最高的电影,而且荣获了1949—1955 年间私营厂优秀影片二等奖.
《我这一辈子》以一个老巡警“我”的一生经历为主线,描绘了底层人民在旧社会受压迫、受欺凌的血泪史.影片结合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等几个重要历史事件,展现了时代大背景下小人物悲惨凄苦、任人宰割的命运.青年时期的“我”从裱糊店失业,在同院邻居赵大爷的推荐下当上了巡警.初任巡警,春风得意,对未来抱有无限憧憬.“我”在大街上有模有样地调解着鸡毛蒜皮的纠纷,心中渴望在巡警道路上有所作为.可没过多久,北京城遭遇兵变,张勋复辟,辫子兵在北京为非作歹、欺凌百姓,“我”躲在屋里看到了辫子兵杀人放火抢铺子却不敢作声,心怀正义的“我”急忙赶回警局报告警长,却被警长和其他同事嘲笑.“我”在惊讶与困惑中目睹了赵大爷儿子小锁无辜惨死在辫子兵刀下.辛亥革命后,清政府被推翻,“我”被安排到秦府给秦大人看门,时逢学生运动,结识了北大学生代表申远,“我”支持学生的进步运动,可在现实的压迫下为了生计只能无奈顺随秦大人,继续当走狗.人到中年,妻子病死,女儿大妞出嫁,儿子海福步“我”后尘也当了巡警,并和申先生成为了好朋友,“我”浑浑噩噩地工作生活.步入老年,穷困潦倒,儿子跟随在外抗战,只剩“我”孤身一人.“我”在替邻居孙英求情时,不料被汉奸局长胡理认出是人海福的父亲而惨遭严刑拷打.出狱后,穷困潦倒,最后的积蓄只能换成毫无用处的金圆券,“我”不得不乞讨求生.最终,在解放北京的前夕,“我”在北京寒冷的街头冻饿而死,结束了屈辱悲惨的一辈子.影片情节较为简单,全片只有几个主要人物,但却能以小见大,通过老巡警、孙英、赵大爷这一院三家的坎坷经历,展现了旧社会中卑微渺小、脆弱无力的底层人民穷苦的命运,揭露了旧社会封建官僚的黑暗,控诉了旧社会“吃人”的本质,同时反映了整个时代的历史沧桑.
影片大量运用对比蒙太奇展现了阶级间的压迫关系.影片开头以一组镜头介绍了古城北京故宫、颐和园、万寿山、天坛、北海这些皇家园林,展现了北京的美丽风光和封建社会皇家贵族奢靡的生活.在观众刚沉浸其中时,镜头猛地转向北京城里的老百姓,破旧低矮的房屋,拥挤狭小的街道,展现了老百姓的穷苦生活.孙元卧病在床急等抓药救治,妻子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卖掉孩子,却只换来区区三十大洋,而秦大人的太太随随便便买了瓶香水就五十块.孙元整日在外拉车,辛苦操劳,鞋子破烂补了又补也舍不得换一双新的鞋子,而秦太太为了买一双心仪的鞋子寻遍整个北京城,即使买了一堆精致的鞋子却依旧面露嫌弃之色.在日本人和汉奸胡理进入孙元家中强拉小玉做慰安妇时,小玉母亲万般阻拦,此时小玉母亲和汉奸胡理同处于一个镜头之中,胡理衣着精致,头戴帽子,颈系围巾,身穿讲究的西装外套,而小玉母亲衣服上布满了补丁,形成了不动声色的对比.这些镜头的对比把阶级矛盾、贫富差距突出放大,更凸显了石挥电影的现实主义风格.
在影片拍摄过程中,导演石挥呕心沥血,从多层次、多角度将影片的现实主义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石挥在《我这一辈子》中追求朴素、自然的生活气息,侧重在展示日常性生活场景和细节的捕捉中营造诗意.他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情节,凸显生动的生活细节,以最大程度上展现真实性.影片中出现的三合房、猪肉铺、杂货店、天桥等都是老北京的真实特色.就连只出镜几分钟的服装,石挥也要着力求真.道具组先后准备了几套破旧的乞丐服,石挥都不甚满意,表示体现不出影片主人公的穷困潦倒,定要追求逼真性.直到有一天,石挥路过天桥附近,看见一个面容憔悴、衣衫褴褛的老乞丐,石挥眼前一亮,一眼相中了老乞丐身上的这件百家衣.尽管这件衣服又脏又破又臭,但石挥却视若珍宝,简单处理后便穿着这件衣服进行拍摄,留下了影片末尾老乞丐追着三轮车乞讨这一真实自然又生动深刻的镜头.
（二）《关连长》——主旋律背景下的英雄传奇
《关连长》是石挥于1951年自编自导自演的一部作品,也是他充满现实主义风格的又一部力作,此片开创了中国方言电影的先河.1949年上海解放时,石挥亲眼看到人民解放军在进驻上海后对老百姓和和气气的态度,英勇顽强的作战能力,处处关心老百姓、体恤老百姓的真实感情.石挥发自内心感叹：解放军是人民自己的队伍.石挥在解放军身上受到了感染,发自内心地想要去歌颂这支军队.为此他主动下部队去体验生活,希望拍出一部战争英雄题材的电影,来表现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们的英勇牺牲,忠诚为人民服务的那种伟大精神,并介绍给新解放区的人民.在此背景下,石挥以朱定的短篇小说《关连长》为蓝本进行改编,创作了电影《关连长》.
《关连长》主要讲述了在上海解放前夕,解放军八连整训待命,随时等待战争的开始.他们刻苦训练、时常演习,提高作战能力.还在文化教员的帮助下努力学习文化,以适应革命形式的需要.经过煎熬的等待,战争终于打响,胜利在望,可关连长此时却发现敌军竟把指挥所设在了孤儿院内,关连长为了保护百余名孩子,放弃了使用炮火,改用白刃战.最后战争取得了胜利,孩子们也都被全部救出,可关连长却在敌人的火下牺牲了.影片通过对关连长人物的刻画,展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勇顽强,细致地展现出解放军有组织、有纪律、爱护百姓的光辉形象.
现实主义的基本要求就是客观地再现社会现实.为了最大程度上体现出影片真实性,“1950年下半年,石挥率领《关连长》演员到吴淞某部队体验生活三四十天,与战士同宿同食.影片于1950年11月在吴淞外联合某部队拍摄外景,在内景拍摄时,也有部队进驻文华公司参与拍戏.石挥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关连长》的拍摄与表演中,他曾对记者说：“拍完了这一部戏,他等于从军了三年回来,因为他自从该片开拍前在部队中体验生活直到拍完《关连长》片后,对于他们的生活和勇敢作战的经验学习得非常丰富.”[4]
镜头语言的巧妙运用也凸显了现实主义风格.在关连长与文化教员深夜谈心的一场戏中,运用了一组长达9分钟的近景长镜头.在一般的影片中,长时间拍摄人物对话很容易让观众感到枯燥乏味,而在《关连长》中,石挥却在细节上做足了功夫,使这场戏成为全片中最出色的一幕.这场戏首先由关连长和文化教员点烟抽烟开始,关连长点烟动作娴熟,还热情地为文化教员点上了烟,就像生活中两个熟悉多年的老友最自然的相处一样.在文化教员问道关连长母亲高寿时,关连长说到：“是七十三还是七十四了？俺记不清了,反正七十多了.”说这句台词时,若是直接说出便是一句平白无奇的空话,观众一听而过,只会感到乏味无聊.石挥特地加上了挠头的动作,表现出他在认真地思考,却又想不出来的样子.这样处理既符合生活中普通人的习惯,充满生活情趣,又让观众感到好笑,十分具有幽默感.当说到文化教员曾经在《白毛女》中出演黄世仁时,关连长谈起自己在看文工团演出时想到他的父亲就是被黄世仁这种人害死的,关连长说自己对着演黄世仁的演员“砰”地就是一,此时关连长情绪激动,说话声音上扬,面部表情也夸张起来,又配上了开的手势.不仅具有强烈的真实感,而且从侧面反映了地主阶级对于老百姓的压迫之深.这场戏不但没有使人感到乏味,还让人感到生动有趣,充满了真实感,甚至让观众忘记自己是在看戏了.
此外,大量的山东方言的使用也使影片朴实自然,更加符合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关连长》中石挥饰演的关连长,说话时嗓门很大,操着一口淳朴的山东话,说话时表情丰富,经常让人发笑.在朱定的原小说中,关连长本来是说陕西话的,但经过下部队体验生活和石挥自己的经历相结合,影片让关连长和八连的大多数官兵都说山东话,以此增强影片整体性.由于这个语言特色,使影片朴实自然,生活气息强,地方风味浓烈,这也是除北京方言外我国第一部方言电影.方言的地域性强,可以交代了人物的地域背景,方言还可以交代人物受教育的程度,如文化教员和指导员说的都是普通话.此外,《关连长》中大多数官兵都讲山东话,除了要体现他们是山东人外,还将他们是解放军农民的气质很好地表现出来了.
二、石挥现实主义风格的形成因素
石挥的艺术生涯是以话剧表演为起点的.1935年,他加入明日剧团,之后若干年他先后辗转于中国旅行剧团、上海剧艺社、上海职业剧团、苦干剧团等团体,进行话剧演出[5].1950年,石挥自编自导自演的作品《我这一辈子》问世,之后《关连长》《雾海夜航》也相继问世,这些影片却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是何种原因使石挥在电影创作上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经笔者综合考察分析,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早年在底层中的经历
石挥出生于石家大院,其祖辈是天津有名的官宦之家,而到了石挥父亲一代,家道中落.石挥初三时,父亲失业,他不得不进入社会谋生.他先在北宁车僮训练班培训,又在火车上当了四年的车僮,后又到北京天桥一位牙医手下当助手、在牙科医院打杂、在真光小卖部门口当售货员,在剧团里干杂活,什么脏活累活苦活都干过.“在火车上,他看见过因烟土过重,车轴烧起来,烧死数百名乘客；见过车员分赃不均,打起来摔死在河里；见过火车上的和土匪勾结劫火车,扣留乘客东西,乘客无处说理,撞死在火车站；没事喜欢打人玩,抓几个衣衫褴褛的穷人,一打打上几个钟头,先是震耳的号叫,渐渐地低下去,一直到死……女乘客被在火车上是最最平常的事！火车上的从业人员十个有九个是大烟鬼兼梅毒患者.”[6]后来,“九·一八”事变爆发,石挥逃回北京,在天桥底下给江湖牙医做助手,甚至用把绳子拴在狗尾巴上和病牙上,通过点炮惊吓狗的方法来给病人拔牙.他还在高丽人掌管的牙科医院打杂,期间受尽高丽人的折磨,不仅要做好牙医助手的工作,还要处处打理他全家老少生活上大大小小的种种琐事.石挥在旧社会底层苦苦挣扎了十几年,阅尽人间冷暖,饱尝时事艰辛.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石挥练就了一颗悲天悯人的心,使他一直对底层人民有着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注和人道主义关怀.与此同时,这十几年的历练让石挥对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十分熟悉,他观察了各式各样的人物,积攒了丰富的生活经验,生活底子十分厚实,为后来的现实主义风格奠定了基础,也是他取得巨大艺术成就的根本原因.
（二）后期的学习与思考
石挥没有上过大学,但他的文化素养却丝毫不输于常人.这有他天赋异禀的原因,但更多的还是因为他后天的刻苦学习与思考.石挥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戏剧理论,阅读了大量的专业书籍,甚至专门请来英文教师学习英文,硬是靠着努力钻研翻译出了《一个演员的手册》和《演技教练》这两部戏剧理论著作.据谢晋回忆,石挥“有一个梦想,就是要做一个卓别林那样的演员.卓别林是一个天才,也是全才,他的很多电影都是自编、自导、自演,甚至自己作曲、自己演奏、自己表演影片中的舞蹈场面.他的影片既是喜剧,但往往又有悲剧的深度和力量.石挥非常崇拜卓别林,他自愧比不上卓别林,却愿意把卓别林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7] 石挥长期观摩和琢磨好莱坞的影片,熟悉好莱坞电影的语言技巧,同时他也研究过苏联蒙太奇学派的经验,并把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为我所用.”[8]他还自己总结出“由根起”“表演限度论”等表演理论[9],并一直摸索实践,试图构建“中国底演剧体系”.此外,他还在生活中有意识地去观察人物、模仿人物.哪怕是在饭馆吃饭或者是在马路上走路,石挥也不忘去观察揣摩人物的身份、职业和人物间的关系.他耐心仔细地从生活中去寻找可以利用的素材,不断积累,并运用到作品创作当中,这也是石挥电影带有强烈真实感的重要原因.
（三）文化环境的影响
电影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必然受到政治和时代背景的影响,石挥的电影创作也不例外.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运动以上海为中心蓬勃兴起.它以反帝反封建为主旨,主要秉承现实主义的文艺精神,反映底层民众的疾苦,传递和呼唤社会公平正义之声,为兴盛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推波助澜.在此背景下,出现了《姊妹花》《渔光曲》等一大批反映社会现实的电影,赢得了民众的广泛好评,还取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石挥于1940年南下上海,左翼电影运动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对石挥产生了冲击.文华作为私营片厂,其经营的主要目的就是获得商业利益,因此,迎合观众观影趣味成为拍片的一大要求.文华影业公司汲取了这些现实主义题材影片的优点,把眼光着眼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同时,文华制作态度严肃,并能均衡生产,摄制的影片题材虽不重大,但在艺术手法上往往注重人物感情的细腻表现,在风格、样式上比较清新独特,在内容上也注意社会效果,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历来具有写实主义的传统.石挥于1947年加入文华影业公司,在创作风格上多少受到了文华写实主义的影响.“建国初期作为一个新制度刚刚确立、旧制度的残余尚未完全根除的交替时期,其对文学艺术的发展具有某种特殊意义.而电影作为文化的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重要部类之一,作为民族历史寓言/神话的讲述者,在建国初期这一特定的社会政治语境中,无论是国家电影政策还是电影创作者都体现出某种交替时期的双面特征,一方面是新政权对电影艺术社会作用的高度重视,‘要求它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强有力的武器’,另一方面是电影事业宽松规导的政策,‘只要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而不是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只要是在宣传上无害处,有艺术价值,就可以’；一方面是电影艺术家和创作者从思想意识上积极改造自己,以高涨的革命和旺盛的创造精神满腔热情地迎接新社会,歌颂新生活,并试图以此融入主流语言秩序注入革命的洪流之中,另一方面是艺术家的个性特征和旧的电影创作传统在创作本文中的必然呈现.这两种双面性征体现在创作现象上,则形成了建国初期电影事业蓬勃繁荣百花纷呈的景象：体现在电影文本中,则是真实、朴素、满怀热情的对现实政治和民族历史的诠释和书写.”[10]这是石挥电影充满现实主义艺术风格的必然原因.
三、石挥现实主义艺术风格的影响
虽然石挥的电影生涯只有短短的一二十年,但石挥对艺术创作,特别是对现实主义艺术风格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石挥凭借不断的实践与思考,总结了一系列的表演理论,流传后世,至今仍为人所沿用.他扎根现实生活,对艺术崇敬的态度更是我们值得学习.当下,文艺市场繁荣,电影市场更是达到了空前未有的鼎盛时期.但是,随之也乱象丛生,一些电影人过分追求商业利益,放弃了本该坚守的艺术情操,大量流量明星频频出现在荧幕上,像石挥这样坚持扎根生活、反映现实的艺术家少之又少.
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重视影片写实性,不断学习积累,积极创新思考的演员和导演,一定能在电影事业上有所建树.香港导演王家卫的影片《一代宗师》从筹备到开拍整整花了十年时间,从开拍到杀青又花了足足三年时间.在筹备期间,王家卫访遍全国大大小小几十个功夫门派,拜访了百余名咏春拳的宗师,就是为了咏春拳能在影片中达到最大程度上的真实性.王家卫的初衷从“咏春”“叶问”开始,通过拜访各路宗师,到后来不再局限于“咏春”这一个门派,而是由“一条街”变成“一个时代”.男主角梁朝伟为了在荧幕上展现出最真实完美的动作,刻苦练习,咏春拳一练就练了几年.台湾演员张震在《一代宗师》中出镜时间只有几分钟,却也为此学习了三年八极拳,甚至在全国八极拳比赛中还获了奖,成为了一名货真价实的拳师.女主角章子怡为了这部戏专门练习八卦掌,哪怕训练再艰苦,即便膝盖、手臂、腰都受了重伤,她都咬牙坚持.最后章子怡也因《一代宗师》中真实卓越的表演,一举拿下了12座影后的奖杯,成为华语电影史上一个难以逾越的奇迹.章子怡在领奖致辞时,情不自禁地哽咽：“我流过很多眼泪,在片场以外,在宫二的身体里.”这些演员都和石挥一样,用生命诠释生命,以真情诠释真情,将角色扎根在自己的身体里,达到人戏合一,完美演绎了戏中角色.再如第六代导演贾樟柯,他一直坚守着纪实的影像风格和对现实生活的人文关怀,常用镜头语言去描绘一个巨大的社会转型时代普通人的命运.贾樟柯作品的题材多以反映社会现实为主,记录时代的变迁,展现历史的沧桑,极力重新诠释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艺术风格.像石挥一样,坚持扎根现实生活,融入角色之中的演员实际上已经成为艺术界的主流,如陈道明,巩俐,张曼玉,姜文这些老戏骨.他们在人物塑造过程中,都积极从现实生活中挖掘素材.“他们塑造的人物,都是真实可信却又个性鲜明的.他们使用性格化的表演方式创造人物,从剧本出发,从人物出发,力求使自己服从于人物形象的要求,像石挥一样,尽量做到‘一戏一格’‘一人千面’,让每一次的演出都充满了挑战与新鲜感.”[11]
“有继承才有发展,回到今天,无论是舞台表演还是镜头前表演,都应该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要塑造“活生生”的人,避免程式化,匠艺式的表演.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多观察,勤思考,在机会来临时才能提炼出适合人物的行为方式、思想情感等,为塑造人物时刻做好准备.”[12]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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