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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说唱歌仔册的编目回顾和展望

潘培忠

摘 要 歌仔册是闽南语说唱“歌仔”和通俗歌谣的底本,深受海峡两岸民众和东南亚华人的喜爱,存世文献的庋藏遍及海内外.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歌仔册的目录编制历经以20世纪80年代为分界的前后两个阶段,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随着新文献的陆续刊布,如今有必要全面、系统地重访文献,并以目验为据,重视对歌仔册版本及著录的查证,编制出内容详备、规范的新总目,以推动歌仔册研究的深入.

关键词 歌仔册 闽南语 编目 俗曲文献

引用本文格式 潘培忠. 海峡两岸说唱歌仔册的编目回顾与展望[J]. 图书馆论坛,2016(7):90-96.

The Catalog of Gezi Booklet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Review and Prospect

PAN Pei-zhong

Abstract Gezi Booklets refer to the books of Hokkien rap “Gezi” and folk songs,deeply loved by the Chinese people on both sides of Taiwan Strait and all over the Southeast Asia. The collection of existing Gezi booklets are distributed throughout home and abroad. Since 1920s,some achievements he been made in the cataloging of Gezi Booklets which has two phases divided in 1980s. As more and more Gezi literature come to light,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a new search on the literature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focusing on verifying the versions and catalog records by researchers personally,and to create a new general catalog which is of more specifications and details,thus promoting the in-depth research on Gezi Booklets.

Keywords Gezi Booklets;Hokkien;cataloging;literature of folk songs

歌仔册①,又称“歌仔簿”,是闽南语说唱“歌仔”和通俗歌谣的底本,大约起源于明末清初,在清中叶之后广为盛行,主要流行于福建闽南地区、台湾各地以及东南亚华人圈,直至今日仍以活态文化存活于海峡两岸.早期出版的歌仔册主要收录闽南语的歌谣、时调,后来发展为完全以七字句刊印的长篇说唱“歌仔”,因其以闽南语声韵写作,内容有趣,语言生动,节奏流畅,具有浓郁的乡土特色,广受闽台民众和海外华人的喜爱,成为系连海峡两岸文化的一条纽带.台湾学者郭立诚认为,闽南语歌仔册“上承敦煌变文,下继宋元的讲唱文学”,值得重视与研究[1].

就俗曲研究而言,文献目录的编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众所周知,俗文学的曲本唱本,多以坊刻为主,大多为薄册小本,纸张既差,印制亦粗,仅供人消遣而已,故随阅随弃,传世者反不多.侥幸保存下来的,亦往往品相不佳,残损、残缺严重.以此之故,此类文献的寻访搜集与专科目录的编制,实是相关研究工作的第一步.以宝卷为例,20世纪20年代已有郑振铎所编《佛曲叙录》(1927),其后又陆续出现了傅惜华《宝卷总录》(1951)、胡士莹《弹词宝卷书目》(1957)、李世瑜《宝卷综录》(1961)以及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A、1998;B、2000)等,有力地推动了宝卷研究的进展[2].歌仔册的文献编目起步不晚于宝卷,迄今已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亦有亟需反思与检讨之处.本文将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对前后两个阶段歌仔册的编目成果作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未来歌仔册新总目的编制方法.

1 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编目成果

20世纪20年代初,北京大学成立的“歌谣研究会”在全国各地产生了广泛影响.1926年秋,“歌谣研究会”骨干成员顾颉刚离开北京,南下赴厦门大学国学院任教.旅厦期间他注意到闽南语歌仔册的价值,并着手相关文献的搜集,曾于泉州道口街育文堂为厦门大学“风俗调查会”购买数种歌仔册[3].而后顾氏于1927年转而任教国立中山大学,又为该校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风俗物品陈列室”购藏七十一种(实际不止此数)厦门唱本,于《民俗周刊》1928年10月号《本所风俗物品陈列室所藏书籍器物目录(续)》上给予刊布,这是迄今可知海峡两岸最早的歌仔册编目之作[4].

此后近五十年间(至1979年),又陆续出现了刘复、李家瑞等编的《中国俗曲总目稿》(1932)[5]、台北帝大东洋文学会稻田尹主编的《台湾歌谣书目》(1940)[6]、(法)施博尔(Kristofer M.Schipper,又名施舟人)的《五百旧本“歌仔册”目录》(1965)[7]、(德)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的《台湾唱本提要》(1974)[8]等相关编目成果,试择要者介绍.

1.1《台湾歌谣书目》

日据台湾时期,台北帝国大学(即今日之台湾大学)成立文政学部,并于1929年4月设立东洋文学讲座,以中国文学为主要讲座内容,先后由久保天随、神田喜一郎等学人任讲座教授,讲授《东洋文学概论》《东洋文学史》《东洋文学讲读及演习》诸课程[9].台籍学生主修“东洋文学”毕业的有田大熊、吴守礼及黄得时三人,其中吴守礼和黄得时后来都曾致力于歌仔册的搜集和研究工作.当时亦成立“东洋文学会”.1936年郁达夫访台时,曾出席该学会“主办在铁道饭店举行的欢迎聚餐会”[10].

1940年10月26日,“东洋文学会”主要成员稻田尹等人,就所搜集之歌仔册文献作编目,编印完成《台湾歌谣书目》(简称“帝大目”).此书目为手写油印本,所编大致依书名日语汉字音的罗马字母A至Z归类,所录内容包括唱本书名、出版年月日、发行人、印刷书坊以及编唱者.其中以台湾出版品为主,从瑞成书局出版的《爱某卖大灯新歌》,到陈玉珍发行的《尫某看博览会新歌》,共计收录395种(因《梁天来告御状歌(下本)》和《菜瓜花鸾英为夫守节歌(上本)》皆作234号,故原书错将总数记为394种).所涉台湾书坊、印刷社有瑞成书局、捷发汉书部、广永顺活版所、和源活版所、周协隆书店、玉珍书店、黄塗活版所、周玉芳书店等20余家,主要编唱者有梁松林、麦田、高阿连、王贤德、宋文和、黄福、宋阿食、戴三奇、林九、廖永成等十余位,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台湾地区的歌仔册编唱及刊印情况.

大陆地区出版之歌仔册,则以附录的形式列于书目最后(题为“支那出版书”).所收自厦门会文堂书局刊行之《梅良玉思钗歌》,至上海开文书局出版的《朱买臣迫写离婚书》,计有85种.其中涉及的书坊有厦门会文堂书局、博文堂书局、文德堂书局、上海开文书局、上海书庄等十数家,而在作者方面,因属早期作品,因而多未标注编唱者名姓,仅有三本题“南安江洲(疑为‘湖’之误)客辑”“南安清风阁游客抄录”.所录多为民国初年的版本,明确题署清朝年号的仅有上海书庄光绪二十年(1894)刊本《梁士奇歌》、厦门文德堂书局光绪三十一年(1905)刊本《增广梁山伯祝英台新歌全传》两种[11].

1.2《五百旧本“歌仔册”目录》

1962年法籍学者施博尔在取得博士学位后,到台湾“研究院”作访问研究,而后又定居台南,几年间大量购藏台湾民间的戏曲、俗曲文献,其中仅闽南语歌仔册就有五百多本.为此,施氏专门撰写《五百旧本“歌仔册”目录》(简称“施目”),刊于《台湾风物》1965年第4期,为所购藏之歌仔册文献作介绍.2003年施博尔与夫人袁冰凌回到中国,于福州大学创建世界文明研究中心,所购文献亦全部归入西观藏书楼[12].

“施目”分为“大陆版”与“台湾版”两大类.其中“大陆版”之下含“泉州见古堂书坊等清印本”10本、“厦门会文堂书局——清印本”18本、“民国印本”57本、“文德堂印行”7本、“上海开文书局印行”39本、“其他书局印行”1本;“台湾版”则包括“台南云龙堂出版部印行”2本、“台南博文堂印行”1本、“台北黄塗活版所印行”69本、“台北周协隆书局印行”76本、“台北礼乐活版社印行”6本、“台北光明社印行”9本、“台其芳公司印行”3本、“台北德利活版所印行”2本、“台北荣文社活版所印行”1本、“台中瑞成书局印行”80本、“嘉义玉珍书局印行”51本、“嘉义捷发汉书部印行”72本、“台中秀明堂印刷所印行”6本、“高雄市三成堂美术石版部印行”3本,最后又附录“抄本”3本、“卖药宣传本”2页、“残本”27本[13].

此目亦为简目,所录类项包括唱本之书名、册数、出版书坊及时间等简要信息,其特点是依出版书坊作归类,因而较之“帝大目”,更能清晰地反映出所收唱本的出版情况.另一方面,由于歌仔册有所谓“合刊本”,“有些较短篇幅的唱本,无法单独成册,于是有合刊成册的装帧法,在出版的书单上称‘合歌’”[14],如封面题为《最新探哥歌》者,实际上就包含了《新刻最新改良探哥歌》《最新白话迎新去旧歌》《最新白话收成正果歌》《最新格起相褒歌》四首,诸如此类合刊本,“施目”均给予单列并附简要说明,较之以往有所改进.

由上述两目,可概知此阶段编目之情况与问题:其一,所编或为公家机构藏书目录,或为私人收藏编目,多未能吸收前人的编目成果而作更广泛的调查记录,故而尚乏综合性的文献编目;其二,除艾伯华《台湾唱本提要》略有内容说明外,余者均为简目,或以字母分类,或以出版书坊归类,仅著录所收唱本之题名、作者、页数等简单信息,编制相对粗疏,亦较为混乱.然而在海峡阻隔,馆藏交流极为不便的情况下,能有上述成果已属不易,且为后续阶段的编目奠定了基础,其贡献应当肯定.

2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目录编制

作为私人所藏歌仔册的首次编目,“施目”的刊布引起了台湾学者的强烈反响.20世纪80年代之后,有识之士认识到歌仔册的文化价值,着手倡导相关文献的搜集与整理.他们认为歌仔册是“台湾俗文学的宝藏,既不可任其散失,也不该置之不理”,并呼吁“大家应该立即动手收集,整理这些台湾俗曲唱本,若拖延下去,等到将来想起该整理时候,可能会找不到材料了.”[15]

此后歌仔册的目录编制愈加受到重视,而成果更为丰富,先后出现了(日)波多野太郎的《新得中国小说戏曲语学书目提要》(1982)[16]、陈兆南的《闽台“歌册”目录略稿——叙事篇》(1983)[17]、薛汕的《台湾歌仔册叙录》(1985)[18]、王振义的《歌仔簿资料目录》(1987)[19]、曾子良的《闽台歌仔叙录与存目》(1990)[20]、陈兆南的《台湾歌册综录》(1994)[21]、王顺隆的《闽台“歌仔册”书目·曲目》(1994)[22]和《“歌仔册”书目补遗》(1996)[23]、柯荣三的《“国家台湾文学馆”藏黄得时先生捐赠歌仔册目录初稿》(2008)[24]和《台湾大学图书馆杨云萍文库所藏歌仔册与<台湾歌谣书目>著录歌仔册之比较》(2009)[25]、陈益源与柯荣三合撰的《春晖书房所藏闽南语歌仔册概况与价值》(2012)[26]等编目,以下仅选择部分综合性目录作探讨.

2.1 陈兆南所编两种目录

1983年,逢甲大学中文系陈兆南教授有感于以往“各家著目”,“或不易获睹,或未曾刊行,致研究者未能利用,实为一大损失,况施氏目录以出版者为经纬,序目列次颇有一名散见各处之疵”,因而“重合赖氏、波多氏、施博尔氏诸家及省文献会、中研院史语所藏本,并参核各本著录,考其存佚”,编成《闽台“歌册”目录略稿——叙事篇》(简称“陈目(一)”)[27].而后又因“研究所须的目录需求方殷,前文待续的新目未就”,遂经过十年的“蒐罗增补”,重新编成《台湾歌册综录》(简称“陈目(二)”),刊载在1994年4月15日出版的《逢甲中文学报》上.

“陈目(一)”之主体包括“正文”与“附录”两部分.“正文”部分主要记录“‘歌册’之名称、著录、存佚状况及出版事项”,“各歌册名称若有异称,则以较早版本标目,余注下.”此目将所收叙事类歌仔册分作两大类编号,其一为“传统故事”,其下含“三国”10种、“梁祝”36种、“孟姜”5种、“包公”4种、“白蛇”2种、“雪梅”5种、“封神”7种、“西游”2种、“刘智远”2种、“其他”18种;其二为“近代及地方故事”,含“公案”13种、“历史时事”18种、“侠、盗”10种、“才情”12种、“节孝”3种、“神异”9种、“谐趣”6种、“其他”29种.“附录”部分为“正文”之笔划索引,以表格形式呈现,内含“笔划”“篇目名”“篇号”“备注”,其中“备注”以记录异名为主.值得注意的是,“陈目(一)”不仅吸收了前人的编目成果,还记录部分书册封底的广告书目,如昭和八年嘉义玉珍汉书部《蔡端洛阳桥》所附广告目录等,扩大了文献著录的来源[28].

“陈目(二)”的编制体例以表格形式呈现,内含五大部分,其一为“编号”,主要由三个数字组成,即首字的汉语拼音读音,加上首字笔划和首字同音的唱本序数,如《安童买菜歌》的编号为“An-06-001”;其二为“唱本名称”,大体以唱本的封面题名为主,无封面者则录入卷首名称,又无卷首者乃以版心名为据;其三为“著录”,又分别包括“文献存录”和“出版记录”两方面,“文献存录”即记录“帝大目”、下文所叙之“曾目”、艾伯华《台湾唱本提要》、薛汕的《书曲散记》和《台湾歌仔册叙录》、陈建铭《野台锣鼓》等已有的存目情况,“出版记录”乃是依据“各出版书局在歌册后所附的书单广告”,列出所录唱本在厦门文德堂、会文堂、嘉义捷发汉书部、玉珍书局、新竹竹林书局等封底广告的情况;其四为“版本与现存状况”,主要包括“版”“出版者”“时间”“册/张数”“版样”以及“蒐藏”,较为详细地著录了所录唱本的不同版本、出版者、时间、册数、张数、刻印形态及庋藏等内容;其五为“备注”,主要是对合刊本、别题以及特殊著录的说明.该目以题名首字的汉语拼音归类,然而可能因篇幅所限,发表出来仅到“D音部”为止,“D音部”之后的文献并未列出[29].时至今日,亦未见陈兆南先生有新的著作收入此目录之全目.

2.2《闽台歌仔叙录与存目》

曾子良教授的博士论文《台湾闽南语说唱文学“歌仔”之研究及闽台歌仔叙录与存目》,以闽南语说唱“歌仔”为研究对象,对“歌仔”的脉络、体制、形成与演变、内容、思想以及艺术特色、音乐形式、价值等作全面的考察.其附录《闽台歌仔叙录与存目》(简称“曾目”),主要以“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所藏歌仔册为依据,“介绍歌仔的歌名、异称、作者、著录、出版、目前收藏状况、相关有声资料,以及部分歌仔之内容介绍;包括存目,共得歌仔六百四十六种,其有声资料则:唱片八种、录音带七十一种、录影带一种.”[30]

“曾目”的编撰体例与“陈目(一)”较为相似,但分类有所不同,大体据唱本内容将所见“歌仔”分作十大类,第一为“改编中国传统小说戏曲类”,含“三国演义”14种、“西游记”4种、“封神榜”9种、“龙图公案”7种、“陈三五娘”5种、“其他”10种,计49种;第二为“改编中国历史与民间故事类”,含“孟姜女”8种、“梁祝故事”36种、“白蛇传”3种、“雪梅故事”5种、“其他”3种,计55种;第三为“改编台湾历史与民间故事类”,19种;第四为“改编当时该地社会新闻类”,20种;第五为“劝善教化类”,含“劝世”44种、“劝孝”10种、“劝化”18种、“劝戒赌”7种、“劝戒酒色”14种、“劝戒毒”4种,计97种;第六为“褒歌”,59种;第七为“趣味歌”,13种;第八为“叙情歌类”,133种;第九为“知识类”,含“一般知识”27种、“风俗地理”12种、“国际知识”7种,计46种;第十为“其他”,含“讲四句”3种、“童谣”4种、“未详,待分类者”73种,计80种[31].每种唱本之下又收录多种出版社的不同版本,因而数量颇为丰富,所录唱本名目较之以往大为增加.

2.3 王顺隆所编两种目录

王顺隆所编的两种目录《闽台“歌仔册”书目·曲目》(简称“王目(一)”)和《“歌仔册”书目补遗》(简称“王目(二)”),分别刊载于《台湾文献》1994年第3期和1996年第1期上.前者是编者1992年完成学士论文《谈闽南语“歌仔册”所使用的台语汉字及词汇》后,“网罗各方论著所载,再集各家之‘歌仔册’目录,更加上三年的查访和收集所得的总成果.”[32]后者则是在前者发表后两年间“新得的资料”,是对前者的“补遗”.

“王目(一)”收录作者“个人所持有的370余种,600余册真本、影本、微卷在内,共计1401笔,可称是目前已经发表书目中最完整的一份.”该目录的编制项类包含“编号”“书名”“出版社”“日期”“版本”“所藏”“集”“出处”“作者”及“备注”,在归类上暂不以内容、题材分类,而是试图“建立一套更易于检索的分类方式:首先按出版社所在地分为大陆地区(编号1-499)及台湾地区(编号500-1254)两部,然后将同一出版社之书目并在一起,最后再依‘书名’的字数、笔画数顺序排列.编号1255及1256两笔,因资料不足而难以确定出版社所在地,暂且将之置于‘台湾’部之末.”该目几乎囊括了包括“陈目(一)”“曾目”等此前刊布的歌仔册目录,并于“出处”中分别以“牛津图书馆”“图书馆”“史研所”“施博尔”“陈香”“清代福佬歌谣”“帝大目”“黄天横”“林鹏翔”等简称给予标明,而所列的“出版者”则包括“清代刊本”“厦门文德堂”“厦门会文堂”“厦门博文斋”“厦门林国清”“上海开文”“台北黄塗”“台北周协隆”“嘉义捷发”“嘉义玉珍”“台中瑞成”“台北礼乐”“台北光明社”“台中文林”“新竹新兴”“新竹竹林”等.与“陈目(二)”相似,“王目(一)”的“备注”也主要是对合刊本、别题以及特殊著录的说明[33].

“王目(二)”主要收录两处藏本:其一为日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图书馆的藏书.该馆所收藏的歌仔册共有两个来源,一为美国某图书馆的赠书,一为王育德教授捐赠的藏书,“两者合计共约250册,删去重复者汇整而成以下书目,计185目.”其二为“台北县文化中心”主任刘峰松的私人收藏,“共186目,其中有几种是药品的宣传单或赠品”,“另外尚有多种手抄本,因无书名或标题,难以造册,只得割爱.”此目在编撰体例上与“王目(一)”大致相同,编制项类包含“编号”“书名”“出版社”“日期”“版本”“集”“出处”“作者”及“备注”,唯因已说明所藏出处,故删除“收藏”一项[34].

总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歌仔册编目,可知此阶段成果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所编不仅著录编者亲见之歌仔册文献,亦广泛吸收前人编目之成果.其二,分类更为细致,或以唱本内容详加分类,或以刊刻书坊合并归类,方便使用者的检阅查访;其三,编制类项愈加丰富,不仅有编号、篇名、出版书坊,亦包含出版时间、收藏、册数、出处、作者及著录等情况,较之前一阶段已有较大改进.

3 歌仔册新总目的编制展望

近年来,随着对海内外所藏文献的不断了解,加之部分原属私人的藏品,或流散四方,或捐入公藏,需详加调查,以便利用.因而如何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编制一部内容翔实的歌仔册新总目,从而方便学者的深入研究,将是学界亟需面对的重要课题.而在笔者看来,未来歌仔册新总目的编制尤应把握几个关键点:

其一,注重文献查访的系统性,全面摸清歌仔册家底.事实上,以往所编各目,在文献的寻访上均未能做到全面、系统.以较为后出的综合性编目为例,即便“王目(一)”和“王目(二)”的编者已极力搜集,却仍有大批在当时可访得的文献未被编入,甚而是某些已公开的版本,编者亦未能亲至查阅,较为遗憾.根据以往著录以及笔者亲访,可知闽南语歌仔册虽产生于闽台地区,流播范围却遍布全世界,收藏者既有海峡两岸的公私机构,还有海外各国的公私收藏,特别是日本和欧美.其中亦有不少私人收藏者,如黄天横、陈兆南、杜建坊、刘峰松、林良哲、曾子良、臧汀生、林鹏翔、陈劲之、林锋雄、杨永智等,也有不少的收藏[35].大陆地区馆藏部分,笔者将根据所访著文刊布,而台湾及日本、欧美所藏文献,也已渐次得到公开.如今文献的搜索与查阅更加方便,而海内外的交流亦更为广泛,如能在全面著录各大机构馆藏的基础上,通过对私人收藏者的逐一访问,补续新发现之篇目和材料,集合众人之力,全面、系统的文献编目确是有可能完成的工作.

其二,当以目验为据,重视对歌仔册版本及著录的查证.歌仔册的版本颇为复杂,而以往所编多有未能详加厘清者,因而造成诸多讹误.就闽南语歌仔册的出版而言,以20世纪30年代为界,前后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主要集中在闽南的厦门、泉州以及上海等地,刊行书坊包括前述之厦门会文堂书局、文德堂书局、博文斋以及泉州的见古堂、绮文居、以文堂、上海的点石斋、开文书局等;后期则转入台湾各地出版,诸如台北的黄塗活版所、周协隆书店、台中的瑞成书局、嘉义的捷发书局、新竹的兴新出版社、竹林书局等,均有大量的出版品.目前所知,存世最早的歌仔册文献当为清乾隆己亥(1779)年刊本《绣像荔枝记陈三歌》,及至今日新竹的竹林书局仍有售卖20世纪刊印的版本.因而同一题材作品,常有不同版本,不仅同一书坊的翻刻版、改编本就不少,不同书坊的盗版、改编亦数量极多,且诸多版本之间关系较为复杂,故此在经眼目验的基础上,比较梳理诸别本、异本,详列版本情况将是新总目的重要内容.

其三,在编写体例上,应力求详备与规范,以便于后来之研究者.如前所述,以往的歌仔册编目多为简目,虽可方便检索,而在内容上却颇显粗疏.在这一方面,其他曲艺曲种有较为成功的经验,以子弟书为例,黄仕忠教授与李芳、关瑾华博士合编之《新编子弟书总目》,乃是近年来子弟书目录编制的集大成之作.在该书出版之前,作者曾于台湾发表文章提及编纂构想,“《汇编》的每一种子弟书篇目之条目下,都将包含题名、回目、作者(凡作者可考的篇目,加以考订,并注明依据)、各家目录著录情况、本事源流、同一故事在其他剧种和曲艺中的篇目、结构、用韵、版本、出版物收录情况和别题等内容.所有篇目以故事发生之时代先后顺序排列.”[36]此书出版之后,亦可发现其内容极为详备,因而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依笔者之见,歌仔册具有自身的文体特点,自然不可完全仿照其他曲种的编目体例,却可作适当的借鉴,而在编制项类上不妨可作如下设置:①在著录顺序上,可依笔划或拼音作归类,亦可仿钱曾《也是园书目》著录古今杂剧的方法,依时代顺序按照“春秋故事”“西汉故事”“东汉故事”等分类,并单列“陈三五娘”“山伯英台”等重要故事.②在篇名上,以采用封面书名为优先,并著录卷端及版心所题,而对于同书异名或同名异书者,应视具体情形,或详细给予说明,或将之单独开列.同题材之改编本,可在原本条目之后,按出版先后给予单独列出.另外,还可通过记录正文首尾文字及叶数、句数的方法,来区别不同的版本内容.③故事内容的说明以及本事来源的考索,也应当是新总目重要的项类之一.因说唱“歌仔”与歌仔戏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对于部分无法追溯故事源流之作品,亦可详考其在歌仔戏或闽台其他戏曲剧种的搬演情况.④在作者部分,凡可考者均应列出,并注明依据.各家著录情况,亦当给予说明,其中亦可收入部分唱本封底广告的情形.⑤对于歌仔册的合刊本,或可集中列于著录顺序的最后,给予单独反映.亦可将合刊的篇目析出,放于原刊本之后,作为特定版本给予说明.但无论采用何种方式,既应较好地展示歌仔册全貌,又能方便研究者的检索查阅.

总而言之,闽南语歌仔册是闽台地区流行的说唱文学,亦是联系海峡两岸的文化纽带,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在历经以20世纪80年代为分界点的两个阶段后,如今确有必要全面、系统地重访文献,编制一部内容详备、规范的歌仔册新总目,以推动相关研究的新进展.

注释

①本文所述歌仔册,专指闽南与台湾地区流行的闽南语唱本,未包括同属闽南语系的潮州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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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培忠,男,博士,助理研究员,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后.

收稿日期 2016-02-23

(责任编辑:吴卫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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