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方面论文写作资料范文 和我所接触的1950-1970年代文学相关专科开题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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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接触的1950-1970年代文学

在新近发表的论文中,丁帆、赵普光将“民国元年至今的文学分成前、中、后三个‘三十余年’的时间段”,“1912—1949年的三十七年为一段,1949—1979年的三十年为一段,1979—2016年的三十七年为一段.”②丁帆、赵普光:《中国现代(百年)文学研究现状的统计与简析(2015.8—2016.7)》,《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1期.两位作者还给出一份统计数据,即在2015年8月至2016年7月之间,“前三十多年间文学的研究文献数量比例是(48%),中间三十年研究的文献比例是10%,后三十七年研究的比例是(55%).”

②这份数据虽然取样时间仅为一年,但仍可看出1950—1970年代文学研究在整体上的寥落.究其原因,这一时期“经典作家”的匮乏无疑首当其冲,但研究者遭受的双重“政治不正确”的压力也是不可不察的外因.这表现在,在学界内部,著力于“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研究”的学者往往不被理解,甚至遭到公开、持续的学术批评;而在学界之外,此类研究也由于频繁触及意识形态敏感区域,开展起来日见困难.在如此“内外夹击”的不利情形下,其发展不太乐观是必然的,而愿意坚持下来的学者,也多因对这段文学及历史抱有“同情之了解”.不过尽管如此,近30年来这一领域研究还是取得了可观成就,甚至整个现当代学科最具“爆炸力”的学术生长点也不时诞生于其中.余生也晚,大约1990年代中期才接触这一领域,真正展开研究则迟至新世纪初.但20余年与于其中,也算是亲历了其问题与方法的变迁,从中获益之处实在是不止一二.

最初给我深刻印象的,是《上海文论》“重写文学史”专栏发表的几篇重要文章,批评对象涉及柳青、赵树理、丁玲等作家.事隔多年,有些文章的题目仍清晰如昨,如批评《创业史》的《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不过我看这些文章的时候,已经迟至1995年,那时刚从华中理工大学跨专业考到武汉大学中文系念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当年没有“中国知网”,我把这些文章复印一份,放置案头,揣习再三.稍后出现的“潜在写作”、“共名/无名”等概念,同样产生了一定冲击性效果.但如今回头再看,我得承认“重写文学史”思潮在迅速震撼我的同时,却没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对1950—1970年代文学的基本看法.何以如此?可能与我缺乏系统文学史训练有关.在考入中文系之前,我对这批被“重读”的作家、作品已经熟读,如《创业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及与之类似的《在田野上,前进!》《农村散记》《白洋淀纪事》,等等.依我的印象,这批作品如果置放在世界范围内,其水准与《静静的顿河》《复活》《百年孤独》等自然是相去颇远,但若置之20世纪中国,则仍堪称佳作.尤其偶然读到的书名极为乏味的《创业史》,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其间乡村人事的震动,农民精神世界的精确,历史河流中那些“个人内心钟摆的巨大摆动”,〔德〕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第55页,吴麟绶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如雕刻般精细的细节,都超出了鲁迅、沈从文等荒原化或乌托邦式的乡土叙写,相对于后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三部小说——《黄河东流去》《平凡的世界》《白鹿原》——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虽然给我初步震撼,但数经震荡之后我还是确认:此文作者说到底是缺乏必要的农村生活体验的,对《创业史》雄浑、精微之处完全“视而不见”,真是不可补救的遗憾啊.这是我对此后席卷学界的“重写文学史”思潮的主要接触.现在回头看,“重写文学史”以“换剧本”方式(黄子平语)进行的学术革命的利弊都比较明显.弊处在于,当我们将“审美原则”作为文学“第一语言”时,将不可避免地丧失“世界”与“历史”,不可避免地错失左翼传统、社会主义传统.譬如说,这类文学始终纠结于“弱者的反抗”与民族国家想象的双重变奏之中,时间愈后,其民族国家想象演变为政权合法性论证的程度愈深,但即使到了“文学”,其“弱者的反抗”的底色并未丧失.但“重写文学史”从知识分子深刻、巨大的历史痛苦出发,并以“幸存者”道德优势,将1950—1970年代文学单向度地指斥为政权合法性论证,而“悬搁”其“弱者的反抗”的重要属性,甚至将之归为幻觉.在这种“刻板叙述”下,“重写文学史”成功地“将‘审美主义’和‘纯文学’固定为文学的本质”,并“将‘十七年文学’和‘文学’视为‘一体化’的和反文学的.”旷新年:《“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型》,《南方文坛》2003年第1期.可以说,“重写文学史”通过教育体制形成的持续影响力,已长时间地构成了1950—1970年代文学研究的思想的和现实的阻力.不过,它的积极价值也许更值得肯定:(1)借用杨庆祥的说法,“它有意识地调整了(文学)知识分子与现实的有效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意味着一次‘学统’重建.”杨庆祥:《审美原则、叙事体式和文学史的“权力”——再谈“重写文学史”》,《文艺研究》2008年第4期.的确,这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集体溃散之后重新聚合、再建群体认同的重要工作,其思想意义可载之于史;(2)它对1950—1970年代文学研究的系统性批评,如王彬彬对戴锦华、陈晓明、刘禾、唐小兵、孟悦、惠雁冰等学者的批评,涉及“真实性”、文学与政治之关系、人性论等文学“本质”问题,实际上也是后者必须面对并回答的理论难题.如果研究者对此不能做出系统、可靠的回应,其研究也势难获得自身有效性.

大体来说,“重写文学史”思潮多少是在“封闭”1950—1970年代文学研究,真正在1990年代拉开此项研究“重新出发”序幕的,是由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一书引发的“再解读”思潮.记不清我是何年何时读到这本论文集的,但肯定大大早于其增订出版的2007年.其中孟悦《〈白毛女〉演变的启示》一文,在方法上最令人一新耳目.依我后来的理解,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研究途径,它不再像“重写文学史”那样强烈凸显立场,而更像超然而冷静的“解剖师”,著力剖析左翼/社会主义文本之下复杂交织的多边互动的生产机制.其中,文本不再封闭,“而被视为意识形态运作的‘场域’,也就是交织着多种文化力量的冲突场域.”②贺桂梅:《“再解读”——文本分析和历史解构》,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增订本),第271、272—27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其具体文本操作可厘分为三种路径,一是考察同一文本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结构方式和文类特征之变化,辨析不同文化力量在文本内的冲突或“磨合”关系,二是讨论作品具体修辞层面与其深层意识形态(或文化逻辑)之间的关联,三是把文本重新放置到其所产生的具体历史语境之中,通过呈现文本中“不可见”因素,把“在场”/“缺席”并置,探询文本如何通过压抑“差异”因素而完成主流意识形态的全面覆盖.

②可以说,这种方法突然打开了社会主义文学前所未见的问题空间,一时令人有“醍醐灌顶”之感,对新世纪进入此领域的青年学者具有普遍的“启蒙”意义.不过就我个人而言,我以为在例常所谈的“再解读”诸家中,李杨无疑成就最为卓著.有人将他定位为“再解读”的呼应者,其实不然.他的《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文学与文学》(与白培德合著)与《再解读》都在1993年出版,但《再解读》是在香港出版,其在大陆产生影响要晚于李杨数年.更重要的是,相对于《再解读》论文集诸作者方法相似之下的立场不一(如刘再复、林岗、黄子平的立场与“重写文学史”并无差异)、整体阵势下的零散分析,李杨的研究(包括2006年出版的《50至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在宏阔性、深刻性与体系性方面,已自成一家.譬如,他以叙事、抒情、象征三个连续性概念形成的对1950—1970年代文学的系统性解释,极具启发性:“文学从叙事到抒情再到象征的变化,显示了意识形态的深刻变革.叙事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抒情是完成了建立国家的任务之后对主体性——人民性的颂歌;而象征则根源于再造他者、继续革命这一最‘现代’的幻想”.

李杨:《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第7页,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对这套解释体系,李杨提供了富有洞见的阐释.此外,他通过文本分析提供的关于“反现代的现代”、“在历史中成长”等论述,也是此后研究深可借鉴的论述.总的来说,李杨和“再解读”诸家在问题与方法上都极大地逆转了“重写文学史”之于1950—1970年代文学的“非文学化”处理,贡献突出,影响长远.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在比较成熟的学者中遭到一定质疑,譬如文化研究方法与中国历史语境的疏离、强于“文化性”阐发而弱于“文学性”阐发、缺乏充分史料支撑,等等.不过,由于有意无意地回避1950—1970年代文学的“弱者的反抗”的维度而著力凸显其与民族国家论述的深刻关联,兼之以知识化立场处理历史问题,“再解读”思潮并未与“重写文学史”思潮形成现实对立.

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5期

就我自己而言,李杨和“再解读”无疑具有明确影响.不过在接触这些研究的时候,我还没对1950—1970年代文学发生研究兴趣.等到真正着手此项研究,直接动因却是洪子诚先生的《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文学》一文及《问题与方法》一书.较之“再解读”,洪子诚或许并不以理论阐释见长,但他的源出于古老实学方法的学术作风为此项研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最近孟繁华在文章中将洪先生与程光炜、吴俊等学者列为当代文学研究“乾嘉学派”的代表,堪称准确.学界甚至有一种“共识”,认为洪子诚以一人之力使“十七年文学”成为一门学问.对此,我深以为然.其中因由,当然不是指洪子诚提出了比李杨更见系统性、更具说服力的理论解释体系,而是指他的有关文学体制的研究最符合传统“学问”的标准.这不仅表现在他对“乾嘉”学风的承继、对材料、考据的异乎寻常的重视(这一点尤以新著《材料与注释》为明显),更表现在他的“历史化”方法之上,恰如贺桂梅所言,洪子诚的文学史研究“将‘当代文学’视为一个历史范畴,一个从40年始被设计、规范,通过文学运动而不断生成,在50年代后期得到命名又在时期的激进实践过程中遭遇困境,而在80年代进入另一个转折时期的历史范畴”,“这里的‘当代文学’并不是‘当代的文学’.也就是说,‘当代文学’之‘当代性’并不被看成是自明的东西,而被视为特定历史语境赋予的内涵.”贺桂梅:《文学性与当代性——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研究》,《文艺争鸣》2010年第5期.无疑,洪子诚目前是1950—1970年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影响最为广泛、成就最受认可的学者.在他的影响下,文学组织、生产、传播、接受等体制研究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竟成“一时之学”.以我阅读所见,李洁非、吴俊、金宏宇、方长安、王本朝、黄发有、惠雁冰、武新军、斯炎伟、王秀涛等学者,虽未必专治此领域,但皆有扎实的、可资借鉴的成果.我自己的两部书稿——《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和《中国当代文学报刊研究(1949—1976)》(即出版)——也是这股学术潮流影响的结果.与此同时,受洪子诚影响,“史实化”也成为1950—1970年代文学乃至整个当代文学学科的显著倾向.吴秀明、程光炜、吴俊、黄发有等学者,或提倡“史料学转向”,或组织、编集大型当代文学史料丛书,于学科拓展贡献切实而显著.不过,对此日益“坐大”的“史实化”倾向,学界也有尖锐质疑.这主要表现在,史料考订真的可以构成“学术”么?在历史学和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这基本不成问题,但在现当代学科则始终是一个巨大问号:一次会议召开时间的厘清,一篇写得并不好的佚文的发现,一批版本异文的校读,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它是能改变我们对20史的整体认知,还是能深化我们对人性困境的深刻体察?姚晓雷即明确认为“对文学创作中作家信息、作品生成信息乃至作为背景的社会文化信息的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整理”,“充其量只能说是做了一些基础工作,还远未抵达文学的核心.”姚晓雷:《重视“史”,但更要寻找“诗”——也谈当下文学研究中过度强调史料建设作用的迷津》,《学术月刊》2017年第10期.郜元宝也忧虑“由文而学”、“由文而史”的倾向遮蔽了文学本身,“‘外部’历史的发掘工作显得极其艰难而珍贵,但是否因此就应该压抑相对来说不可见而同样容易被遮蔽的‘内部’历史吗?”郜元宝:《“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2期.这些批评当然有其道理,事实上洪子诚也不止一次表示自己并不喜欢“十七年文学”.何以如此呢?这多少因于他以“外部研究”为主,相对缺乏与“内部研究”的有效对接.依我眼见,洪子诚很少讨论1950—1970年代文学有什么值得珍惜的内在的爱与美的质素.倘若一个时代的文学缺乏必要的爱与美,它又怎么可能惹人喜欢呢?不喜欢当然可以理解为研究者审美趣味的疏隔,但也可以折射出“史实化”倾向不大能“抵达文学的核心”的方法论不足.

或许是出于对“史实化”倾向的对话和补正,近年1950—1970年代文学研究出现了两种新倾向:(1)以“社会学视野”重新打通1950—1970年代;(2)重估“人民文艺”.两种倾向的源头,皆可追溯到蔡翔出版于2010年的《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一书.这是我近年读得非常仔细的一部著作.此书实与汪晖有关“重新发现革命”的呼吁遥相回应.此前,无论是“史实化”倾向还是“再解读”思潮,对1950—1970年代文学多少都存有价值“悬搁”的意味,重其民族国家论述而有意“遗忘”其对阶级正义的追求.孟悦、李杨、刘禾的研究,反复用力于生产机制、话语技术分析,而不肯从其“事关革命”的价值上去界定并深究.这必然导致其内在价值的隐而不彰.这对当年从革命中走出的一代作家——丁玲、赵树理、孙犁、柳青等——毋宁是不公正的.难道他们的写作就是为了把每一页都写成谎言、就是为了泯灭人性么?应该说,在社会主义文学被“重写文学史”定位为“非人的文学”20年后,重新发现它的合理价值的问题必然浮出研究地表.《革命/叙述》一书的出版可谓一个明显信号.与此前研究有意回避1950—1970年代文学的阶级正义不同,蔡翔提出了“革命中国”问题域,并将其间文学指认为“弱者的反抗”.藉此,他在国家与地方的博弈、动员结构、劳动和性等社会学视野中重新解读了“革命中国”及其文学实践.应该说,迄今为止,蔡翔是所有研究者中最不惮于表达自己真实看法的一位学者.当然,就蔡翔自己而言,他是力图“强调中国革命的正当性,同时也会正视它生产出来的无理性”,④周展安、蔡翔:《探索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难题”与“意义”——蔡翔教授访谈录》,《长江文艺评论》2018年第4期.但无论是从情感记忆出发还是就理论立场而言,忘却“革命的正当性”及其所牵连的历史语境与社会问题,已经成为启蒙知识界“潜在的约定”.因此,《革命/叙述》一书面世以来饱受非议(吴亮、黄子平等都公开撰文批评),但它的重印和外译同时也表明了蔡翔的前瞻与深刻.新潮所及,“社会学视野”遂成为引人注目的新的提倡.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久被弃置的阶级论研究模式的“翻新”,不过它“所关注的重点不再是阶级斗争、政权更替,而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变化或者变化中的结构’.”罗雅琳:《“另类”的左翼及其当代转化——贺桂梅的赵树理研究读解》,《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1期.目前看来,“社会学视野”的成果尚不丰富,且表述晦涩、存在以社会学研究取代文学研究的嫌疑,但其中也有独树一帜的成果,如贺桂梅在有关赵树理的研究中,就发掘出了赵树理在国家意识形态、知识分子传统和“民间文化”之间独创的兼容“规范内外”、“上下之间”的文学空间,颇具识见.“人民文艺”的提倡,则主要出自罗岗.他的《人民至上》一书侧重经济政治层面的“革命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展开,但文学研究方面有影响的成果则尚未产生.对于如何重返“人民文艺”,罗岗有清晰的阐释:“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在‘现代中国’与‘革命中国’相互交织的大历史背景下,重新回到文学的‘人民性’高度,描绘出一幅完整全面的20世纪中国文学图景:既突破‘人的文学’的‘纯文学’想象,也打开‘人民文艺’的艺术空间;既拓展‘人民文艺’的‘人民’内涵,也避免‘人的文学’的‘人’的抽象化……从而召唤出‘人民文艺’与‘人的文学’在更高层次上的辩证统一,‘五四文学’与‘延安文艺’在历史叙述上的前后贯通,共和国文学‘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在转折意义上的重新统合.”罗岗、张高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返“人民文艺”——罗岗教授访谈》,《当代文坛》2018年第4期.这种雄心勃勃的“重写”之“重写”计划令人期待,但不出意外,它为20世纪中国文学提供的“新剧本”又将是充满张力和异议的.

以上,是我个人在20多年时光里所接触到的对我具有启发意义的1950—1970年代文学研究.它们当然不能涵括这一领域的全部优秀成果,但确实可以代表“告别革命”以来几代学人在这一领域的思考、探索,其中也不乏相互的分歧与矛盾.蔡翔曾叹息说:“当代文学是一个战场,尤其是当代史的领域.大凡涉及个人的观点、立场和政治理念,并不存在什么调和、沟通、商谈等等的可能性.”

④这的确包含他的切身体会,但在我看来,在阶级论研究范式“倒掉”以后相继崛起的这几种代表性思潮之间是存在学术对话与互补的新空间的.譬如,在彻底否定1950—1970年代文学的“重写文学史”思潮与明确提出重估“人民文艺”的“社会学视野”之间,可以互为镜像,并通过“对话”映照出彼此的不足.“重写文学史”若能兼顾到此种文学作为“弱者的武器”、深度介入下层阶级争夺生存权利的事实,就能重建与“世界”、“历史”的关系而获得更可靠的立论基础,“人民文艺”之论若能正视其内部事关“不正常的人”的排斥结构,就更能在其“无理性”基础上呈现其叙事逻辑.在“再解读”与“史实化”之间则另有方法互补.“再解读”倘能以细密的文本“周边史料”为基础,“史实化”倘能以“反现代的现代”等理论框架为自己插上思想的翅膀,无疑都会获得学术品质的提升.我自己近年试做的“中国当代文学本事研究(1949—1976)”,就略有融“再解读”与“史实化”于一体的一点私意.学术之路,道阻且长,1950—1970年代文学研究应该会也必然会在分歧、对话与“搏斗”中迎来更开阔的问题空间.

【作者简介】张均,博士,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张立军)

文学研究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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