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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占忠改革开放改变了我的命运
回顾改革开放40 年,西宁市民杨占忠的命运可以说是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的.1977 年恢复高考后,他在父亲的鼓励下,用知识改变了命运,尝到了甜头；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他尝试下海、勇于打破铁饭碗,自己创业,经历了创业的失败与迷茫,经历了再就业的艰辛与喜悦后,如今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他说：“改革开放改变了我的命运！”
参加考试,改变命运
杨占忠的故事还要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说起.
1977 年底,14 岁的杨占忠在湟中县海子沟总堡中学读初中一年级.有一天,班主任老师在班里说：“全国恢复高考了,希望大家可以更加努力地学习,两年后考上高中,再参加高考,抓住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考上大学.”
1977 年之前,对像杨占忠这样的学生来说,高考还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因为1966 年到1972 年,除北大、清华等少数高等学校试点招收少量工农兵学员外,高校招生几近停滞.1972 年,高校虽然恢复招生,但实行单位推荐制.1977 年,同志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与会学者呼吁改革招生制度.最终,同志一锤定音,关闭11 年的高考闸门再次开启.杨占忠回到家,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父亲.父亲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他知道这是一个改变杨占忠甚至全家人命运的机会.父亲鼓励杨占忠好好学,就像老师说的一样争取两年后考上高中,再考上大学,跳出“农门”.
1979 年,杨占忠初中毕业,参加了初中中专的考试,以三分之差没考上.
当时,杨占忠家有8 个孩子,他是年纪最小的.看着哥哥姐姐都要干农活,他也不好意思要求复读,于是他决定回家务农.“那个时候,家里的情况特别困难,吃的东西只有洋芋,”杨占忠回忆,“我们几个年纪小的,每天早上五六点就要起床,赶着去驮水.急急忙忙把水驮回来,就要去上学了.这时,嫂子们就煮好了洋芋,我就赶紧揣上两个,一边跑一边吃.学校离我们家很远,还要翻两座山才能到.不快一点就要迟到了.”父亲对于杨占忠的的这个决定很恼火,一再和他说：“家里的情况你不要担心,只要你好好上学,我就供你.”考虑了很久,杨占忠还是决定不上学了.于是,父亲给他找了个生产队劳务输出的活儿——在上新庄屠宰场翻羊肚子.一天能挣到几毛钱,交给生产队后,再由生产队按照挣的钱核算成工分,到了年底统一计算工分.
那个时候,生产队劳务输出的活可是个让人羡慕的活计.出去干活,可以挣钱抵工分,对方还管饭,这样就既挣了工分还省了家里的口粮.而且在1978 年之前,只有队里表现特别优秀的人才能去外面干活,不过,对于刚满16 岁的杨占忠来说,这个活儿一点都不轻松.“我去的时候是冬天,天气特别冷,要用手从冰水里捞羊肚子,再把它翻过来把里面的脏东西在水里漂洗干净.”杨占忠说,“先不说水有多冷,只说里面的冰碴子,一不小心就会把手割出一道血口子.那个时候可不发橡胶手套,第一天手割烂了,第二天还要照样干活.没多久,我的手就生了冻疮,又痒又疼.”父亲看到这个状况,就又动员杨占忠说：“你学习还不错,上次只是差了三分没考上,你再读一年,把这三分追回来,考个学,到时候分上个工作,就不用吃这个苦了.”“现在想来,父亲可能是专门找了这样一个活儿,为的就是让我知难而退.”杨占忠说.
这一次,杨占忠听了父亲的话,老老实实回到学校复读.
1980 年,杨占忠考上了李家山高中.两年的高中学习中,杨占忠铆足了劲努力学习.
1981 年,又到了高考前夕.“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报考大学,还可以报高中中专.”杨占忠说.杨占忠的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班主任老师特意多次家访,动员杨占忠报考大学.杨占忠和父亲商量了很久,还是决定考中专.“一来,我考上中专的机会比较大,二来,中专上两年就可以分配工作了,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
父亲卖毡凑学费
1981 年8 月的一个傍晚,正在生产队干活的杨占忠听到了广播中传来的消息：海子沟万家坪村1 队的杨占忠被辽宁本溪钢铁学校金属露天开采专业录取,请尽快到招办领取录取通知书.
那一天,这个好消息被重复播放了很多遍,杨占忠和家人都高兴极了,就连邻居都来道贺.“我是我们村,那一年唯一考上学的学生,考上的还是省外的学校.”杨占忠说.在此之前,杨占忠知道自己考了两百三十多分,在李家山中学是第一名.班主任老师曾告诉他：“你考的分数在咱们学校很高,但放到全省可能就排不上号了,不过这个分数已经超过了中专的录取分数线,肯定能被录取.”于是,杨占忠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就填了省内的三所中专.
没想自己竟然被外省的学校录取了,杨占忠欣喜的同时,又有点担心,去省外上学,除了学费,路费、生活费也是一大笔开销,家里如何负担得起呢？父亲告诉杨占忠不要愁,他来想办法.这个时候,改革开放的春风也吹到了偏僻的海子沟,村里的很多人家都搞起了副业.父亲养了几只羊,把羊毛留下擀成毡,拿到城里卖了,换回来六十多块钱.父亲把这六十多块钱缝进杨占忠的被子里,告诉他：“这就是你今后的学费、生活费了.”出发的那一天,二哥赶着马车把杨占忠送到了火车站.
从西宁到北京,再从北京转车去辽宁本溪.坐了几天的火车后,杨占忠终于站在了本溪钢铁学校的大门口.“我看到本溪钢铁学校,觉得特别好.”杨占忠说,“笔直的柏油马路两旁是郁郁葱葱的树木,上课和住宿的地方都是楼房……这些都是我在家乡看不到的.”杨占忠在本溪钢铁学校学习了两年,这两年里,除了第一年放假,他特别想家,于是回了一次家,剩下的三个假期,他都是在学校勤工俭学度过的.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青海省重工业厅,再由重工业厅分配到海西都兰热水煤矿.
分到房子,尝试“下海”
1983 年8 月,杨占忠到热水煤矿驻西宁办事处报道.
那一年,和他一起分配到热水煤矿的有6 个人.“热水煤矿距离西宁208 公里,我们整整走了一天.”杨占忠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那里的条件特别艰苦,矿长张新正（音）在欢迎我们的大会上,热情鼓励了我们一番,说煤矿的未来的就看我们了.国家需要我们,热水煤矿需要我们.那个时候,我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干,不能辜负党和国家对我的期望.”就这样,杨占忠在热水煤矿干了5 年.
1988 年2 月,杨占忠被调到青海山川机床铸造厂.在这里,他工作了17 年.1994 年,杨占忠赶上了福利分房的末班车,分到了一套36 平方米带厨房、两家共用一个卫生间的一居室.“别看房子不大,我当时特别高兴,这样我就可以把母亲接来和我一起住了.”杨占忠的母亲住在卧室,他们一家三口住在客厅里搭起的一张大床上.尽管房子很小,但对杨占忠来说也是生活品质的一个大的跨越.上世纪九十年代,南巡归来,鼓励创业.市场经济开始起步,越来越多的机会摆在了年轻人的面前.杨占忠回忆,有很多人都选择了离开体制,闯入社会.“当时我的工作不错,山川厂的福利也好,但是我听到同学们创业的消息,特别动心,当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闯出了名堂.”杨占忠说：“我有一个在浙江金华的同学,放着好好的公务员不当,自己下海当起了老板,生意做得有声有色.”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一位湖北籍的同事想在上班之余开一个门市部卖液化气灶具,问他要不要入股.杨占忠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拿出自己多年来积攒下来的几百块钱投资了这个门市部.“我记得那是1996 年,西宁刚刚开始流行使用液化气灶具,我们算是抢占了先机,拿到了一家知名品牌灶具的西宁总代理.”杨占忠回忆,“在繁华地段租了一个铺面,又雇了两个人当营业员,这个液化气灶具门市部就开业了.”在经营液化气灶具门市部的同时,杨占忠还利用业余时间跑到一些个体老板那里揽一些活儿,就是调个机器,修个零件什么的.“我总是想着自己也能脱离体制,干点什么,”杨占忠说,“那个时候市场经济刚刚起步,机会特别多.”
企业改制打破铁饭碗
1998 年,福利分房制度彻底废止了.
杨占忠分到的房子要想成为自己的,还要补交一部分钱.“几经调换,那时我们住的已经是58平方米的房子了,”杨占忠说,“最后算下来,我要交三万四千块钱,才能把自己住的房子买下来.”东拼西凑,他终于凑齐了钱,交了房款.为此,还专门准备了一个账本,把借的每一笔钱都记下来.“这个时候,我更加觉得缺钱了,总想想办法挣钱.”这一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开始.“工厂内部开始了减员增效、岗位改制等改革,”杨占忠说,“山川厂也是一样,裁掉了临时工,所有的岗位都由正式员工顶上.”关于改革的会议,山川厂一个月之内就开了七八次.“那个时候,许多人都担忧自己今后的出路,害怕铁饭碗被打破,”杨占忠说,“其实,我也不例外,但我内心又有一种冲动,想出去闯一闯.”1999年,厂里开始拖欠工资,也有人开始离开厂子另谋出路.此时,杨占忠和同事一起经营的液化气灶具门市部也被市场经济淘汰了.“到了1999 年,经营液化气灶具的门市部已经很多,我们门市部经营的产品无论在和质量上都不占优势,每天的营业额直线下滑,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也没什么经营的概念,开不下去就只好关掉了.”杨占忠说.
2000 年,杨占忠的妻子从铝制品厂下岗了.“本来我想着,妻子有个稳定的工作,我出去干点啥,把账还上.”杨占忠说,“还没等我下定决心,妻子就下岗了.”这种情况下,杨占忠不敢离开厂子,只好和大多数同事一样,等等看.
改革的阵痛还在继续.“山川厂周围还有许多小厂子,我认识的人中也有许多离开厂子的,他们离开后,年轻的、有专长的、肯吃苦的,打破铁饭碗自己干之后生活也过得不错.但是那些年龄大、体质弱、技能差的人,再就业的可能性比较小,当时生活的困难可想而知.最怕的还是家里出现‘双下岗’的情况,夫妻俩一夜之间双双失业.”杨占忠说.那个时代,不少人经历了从愤怒到迷茫,从呐喊到无语,从头再来的过程.杨占忠也是如此,“我当时内心挣扎得特别厉害,一方面是不甘于自己有技术有能力,又遇到这个机会,特别想闯一闯,另一方面,也很害怕,不知道自己真正走出去是个什么结果.”
签托管合同,创业受挫
2005 年,杨占忠下定决心,还是要从国企走出来,出去闯一闯.
他和厂里签了一份十年的托管合同,承诺自己十年之内不会回到厂里要求上岗,不拿工资、不享受一切福利待遇、所有应交的费用均由自己负担,自谋职业期间出现任何事情都由自己负责.同一时期,和他一起签托管合同的还有9 个人.创业对于杨占忠来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开始,他选择了自己了老本行——矿业.“我四处筹集了几十万元,准备在海西开矿,自己当老板.”杨占忠说,“我当时觉得要适应市场经济,就要看准市场,经营有方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为此,杨占忠前期做了大量的工作,摸清市场行情,到海西实地考察、探矿、探明储量.“我看中了一处矿山,前期探查,储量非常丰富,”杨占忠说.不过杨占忠只注意了市场,却没关注政策面的情况.这个时候,国家对于一些小规模的矿业开采已经禁止了.这就意味着,杨占忠前期所做的所有准备工作都成了泡影,此时,他筹集来的几十万元也在前期的探矿准备中花费一空.“本来想着,探矿权拿下来之后,再找几个人筹集一些资金开始矿产开采,一旦机器运转起来,资金就能回收一些.”杨占忠说,“结果这个打算落空了.”
再次创业,从头再来
创业失败的杨占忠经历了一段失落期后,决定去外地看看,“我想看看,外面的人是怎么干的,到底要怎么创业,也算是取取经.”在贵州,杨占忠遇到了一位开矿的老板,在交流之后,对方觉得他的专业知识很有用,决定聘请他去矿上当主管技术.2007 年,由于经营不善,这家公司倒闭了.杨占忠又回到了西宁.
回到西宁后,他就每天看招聘启事,找工作.此时的杨占忠已经是44 岁了.
经历了从国企走出来、创业失败、再上岗又下岗的杨占忠,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年纪再找工作也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相反,我有技术、有经验,比一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有优势,”杨占忠说.很快,他应聘到庆华集团.一开始,试用期3 个月,工资3700 元每月,做采矿工程师的工作.工作的地点在格尔木的乌图美仁,住的是彩钢房,条件相对来说比较艰苦.他拿出当年刚毕业分配到热水煤矿的那股干劲,努力工作三个月后,杨占忠被任命为生产技术科的科长.一年后,他的工资拿到了年薪36 万元.随着工资收入的增长,他积累的不仅是资金,还有一些工作经验.工资收入增加了,杨占忠总是不满足.他一直特别想自己创业,自己当老板,这个梦想无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改变过.“我创业失败后,就一直在总结经验,寻求发展.我也一直在想,光靠抓技术、抓生产,一个企业的发展走不长,还要有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这可能正是我所缺少的.”杨占忠说.为此,他又辞职,应聘到一家单位作企业管理人员.
2015 年,杨占忠又想自己创业了.于是,他再一次辞职.
这一回,他瞄准了夕阳产业,开办起了一家托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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