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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彼岸的玉华天宝（上）
文/图 沈辰
玉器,千百年来承载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寄托和追求,也受到历代王公、仕子与商费的追膜与热爱,如今又成为大洋彼岸博物馆的关注收藏重点.是什么机缘促成了ROM以近1400件高品质藏品,成为当今海外收藏中国玉器当之无愧的风水宝地？这批玉器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风云际会和人事变迁呢?
【沈辰,1964年生,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东亚考古与艺术资深研究员和策展人,现任副馆长.1997年获多伦多大学人了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旧石器考古、文化遗产和博物馆学.主要专著有《安阳与三星堆：中国古代文明解密》（英文2002）,《主编全球考古百科全书》中《人类起源和全球迁徙》分卷（英文2014）、《石器微痕分析的实验考古学研究》（2008）及《外国考古纪实丛书》（2015~）等.】文字块
1908年,一艘载有数十件中国文物的货船,由英国伦敦缓缓开出,经过15天海上颠簸后,抵达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市,然后转道铁路,为多伦多大学的博物馆运送了一批来自东方神秘古国的艺术珍品,其中的一件中国玉器成为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以下简称ROM)的第一批玉器收藏,并由此开启了ROM百年藏玉之旅.
玉之美,有如君子之德
早在3000多年前的中国商代社会,藏玉之风已盛行乐见,商朝贵族们下葬时便佩戴着更早于他们一两千年的史前古老玉饰.玉石之美不拘囿于材质、功能,文人名士常以玉石之德赞誉君子,纵观中国历史的文化长河,玉具有极高的鉴赏价值,是身份的象征.
2500年前,子贡曾请教老师,为何贵族们如此推崇玉石？圣哲孔子释疑曰“君子比德于玉”,意即玉蕴涵着儒家推崇的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之精髓.东汉时期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也曾概括玉之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鳃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 谦谦君子,温润如玉,这一诠释将玉和君子的美德永远定格在一起.
然而西方对于中国玉器的欣赏、认知及收藏却是晚近的事情.溯源ROM的藏玉之旅,与19世纪中叶在清宫先后执掌过与皇室礼仪密切有关的太仆寺、太常寺的吴大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曾官居高位至湖南巡抚吴大澂（1835-1902）不仅极为通晓礼玉文化的涵义,在古物收藏、鉴赏、著书等方面同样建树颇丰.通过反复考据商周时期的礼制释文及后来宋代学者的校注,吴大澂将收录的227件玉器编目为60纲,撰书《古玉图考》,并于1889年刊刻出版.吴大澂对中国古玉意涵的精辟分析和解读被后来的西方学者推崇备至,首当其冲的便是芝加哥费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人类学研究员贝特霍尔德·劳费尔,他以吴大澂的相关著述为基础,结合自己在中国实地调查研究的心得,于1912年出版了《玉：中国考古宗教研究》一书,这不仅令西方人很好地理解了中华民族追膜玉器文化历久弥盛的澎湃热情,同时也向西方世界普及了玉石文化自我丰盈的发展进程.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博物馆及私人藏家的收藏关注重点转向玉器,ROM的藏玉之风渐起.当时,将藏玉作为消遣爱好的西方人,极为热衷于利用在华的任何良机一睹或攫获上乘的美玉.毫无例外,位于多伦多已初具雏形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也不会错过收藏中国古代艺术品的重要组成部分——玉器.
ROM的前身实属多伦多大学的教学博物馆,主要以自然科学和考古学科为主.第一任馆长查尔斯?柯雷利博士是多伦多大学教授、埃及考古学专家,也是ROM庞大的埃及艺术品收藏的最大功臣.柯雷利馆长笃信通过文物和考古手段研究地域性物质文化材料,是加深对古代文明认知的最好研究方式,他尤其重视埃及、中国、希腊罗马、美索不达米亚的物质文化.不言而喻,这样的收藏理念成为ROM早期关注并收藏来自中国考古出土文物(包括玉器)的重要宗旨.
ROM馆藏中国玉器概述
历经百年的ROM藏玉史始于1908年的一件翡翠荷叶形笔洗.1914年3月19日,皇家安大略博物馆首次亮相于公众视野之时,簇新锃亮的桃木展柜中赫然陈列着几十件玉器.而最新近入藏的则是前文提及的清廷官员吴大澂本人早年收藏的一件玉璧,由多伦多的伯纳德· 纳什先生于2012年捐赠.如今,ROM的馆藏中国玉器已多达近1400件,而博物馆数据库可调取的玉器记录则有1458件.这两组数据无法完全一一对照确定的原因有三：1,同一件玉器上不同部件被分别标注（诸如器盖、帽饰）,继而各自被独立编号；2,现存藏玉上的若干残片被独立编号；3,服饰、织物上的玉器杂件也被独立编录于纺织部门的数据库.尽管如此,1400多件记录在册的藏玉量让ROM成为格外重要的中国玉器海外收藏地之一.
除了数量可观,ROM藏玉还呈现很高的品质,其中有为数不少的中国出土玉器.ROM的退休副研究员多丽丝?窦汉文博士曾于1971年出版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馆藏玉器》一书评述,ROM所藏玉器是世界上最“脏”的藏品.究其原因,ROM的玉器大多来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考古遗址的发现,很多玉器上甚至还残存有出土地遗址的余留.当然,这与首任馆长柯雷利博士的考古学家身份有很大关系.在十分重视出土考古发现的柯雷利博士的关注下,诸多商代贵族墓地的玉器被吸纳成为ROM的早期馆藏.
如今,ROM玉器收藏的范围已远远超越了初期的理念.诚如本书所展示,除了考古发现的出土器物,后世的宫廷皇家玉器也远渡重洋来到了ROM.虽然唐至明的玉器数量较少,但从年代接续性的标准来衡量,682件汉代以前的玉器及明清614件的馆藏玉器是相对完整连续的.可观的馆藏玉器中,也不乏清代乾隆一朝的皇家收藏.例如,属清宫旧藏的一幅宋代长卷--梁师闵所绘《芦汀密雪》--上的玉别子于1947年辗转来到多伦多.此玉别子的背面铭刻着“乾隆御赏”,昭示此幅长卷应是经乾隆帝鉴赏并收藏的.如今,此画依旧藏于北京故宫,只不过画上的玉别子是后来替代之物.北京故宫的研究人员直到2015年才知道原画玉别子的真身就在ROM.再举一例,1987年伯纳德·斯特朗夫妇赠予ROM一柄紫檀嵌白玉如意.经查,此如意是大臣董诰敬献乾隆帝的生辰礼物,紫檀木托背面所钤刻诗句——“亿万人增亿万寿,太平岁值太平春”——正是1733年乾隆皇帝的御题诗中的一句.无独有偶,这幅对联诗句恰巧也被绘制在宁寿宫花园中玉粹轩后墙上的绘画中.
总体而言,ROM所藏中国玉器无论在形制上还是功能上都涉及广泛,囊括了实用器皿、私人装饰、摆件以及家居插件,尤引人注意的是还包括礼玉和葬玉；而且,收藏数量庞大,年代接续性较为完整,既有出土器物,又有传世旧藏.
查尔斯?柯雷利：考古学家的征购
1908 至 1915年,ROM先后入藏97件中国玉器.这批玉器收藏均来自名为S. M. Franck & Co Ltd的伦敦古董公司.该公司1880-1930年代活跃于伦敦,是一家颇有声誉的古董交易商,并在当时拥有一间占地面积不菲的仓库（位于伦敦凯莫麦尔街25号）.据大英博物馆网站消息称,该公司广开财路,曾为包括大英博物馆、V&A等博物馆和威廉?巴瑞尔爵士的私人收藏提供藏品源,其中当然不乏刚发掘出土的器物.20世纪初,时任ROM馆长的柯雷利博士正是通过这家公司,在接下来长达近20年的时间里不断为多伦多大学博物馆购买藏品.1914年ROM的中国馆向公众开放时,包括那97件玉器在内的所有令人惊叹的中国古董几乎都来自这家伦敦古董商.因而,柯雷利也被当时的伦敦古董界戏称为出手惊人的“大主顾”.
柯雷利馆长在伦敦中国古董市场上大手笔的海量购买与一系列慷慨的赞助支持者息息相关.诸如时任加拿大商业银行主席（同时担任ROM董事会主席）的埃德蒙德·沃克爵士鼎力支持柯雷利购买东亚艺术品.这一时期,ROM瞄准的玉器多为清代玉雕.1915年,沃克爵士资助柯雷利馆长购进了至少16件公元前2000年前的古玉（其中一些被证明为后世仿品）.尽管早期收藏的玉器很有可能是出土器物,但因缺乏当时的出土纪录成为悬而未解的谜团.包括现在已确定的红山、良渚史前文化玉器也在ROM的玉藏之列,可惜能证明它们出处的纪录乏善可陈.这当中,有一件特别的亚字形玉饰,一面有精美雕饰,另一面无饰素面,在顶、足部分别均匀间隔纵穿三孔,使整块玉面被分割成三个区域,其间均匀刻画细线几何纹.当时我们对其断代和源出无法做出任何判断,直到20世纪80年代,陕西的考古发现证明这实际来自一套玉佩组件.虽然这种玉佩在东周时期属秦国典型器,但这种纹饰在秦式玉佩中实属罕见.凑巧的是,ROM收藏它的历史瞬间被凝结在了乔治·克劳弗斯所拍摄的为伦敦古董商运出的藏品购买照片图册上.
乔治·克劳弗斯：商人的捐赠
乔治·克劳弗斯 (1871—1925),爱尔兰裔英国商人.1896年他在天津设立了永福洋行,开始了在中国的皮货商贸生意.当时大洋彼岸的天津,成为辛亥革命后清廷贵族的迁徙地,加上其便利的海运条件,成为中国古董交易的中心.克劳弗斯为人机敏,他捕捉到西方极度渴望中国艺术品收藏的投资契机,并藉此成为伦敦古董市场的主要古物供应商,包括为大名鼎鼎的S. M. Franck公司提供古董货源.他为所有打包海运的文物排序、拍照,并在每张照片上用笔做出标号,这些像单据册般的记录为今天博物馆藏品的历史溯源建立了翔实可信的珍贵档案.如前文提及的精美亚字形玉佩,正是在1915年前后被标注上0610号,之后海运出了中国,而它只是乔治·克劳弗斯手中前前后后所拍摄的21册共计962张照片中所承载的数万计的中国艺术品中的小小一件.1921年,在克劳弗斯去世前四年,他将这套照片档案册正式捐赠给了ROM.
值得关注的是,克劳弗斯对ROM的捐赠实源于他和柯雷利之间长久且坚固的友谊.这一切源于1918年俩人的巧遇.一战结束后,克劳弗斯从伦敦绕道纽约、多伦多、旧金山去往天津.途中,他暂宿于离博物馆不远的爱德华王子酒店（位于多伦多国王大街37号）.在酒店,他随手拿起一张ROM宣传明信片,旋即被明信片上一尊三彩罗汉坐像的照片所吸引.照片上的那尊辽代罗汉坐像,是ROM于1914年从S. M. Franck公司购得.克劳弗斯一眼就认出了这尊罗汉像正是他几年前亲自代理过的一次货运.这一偶然发现促成了他对刚刚开业的ROM的一次特别参观.无巧不成书,他遇见了正陪同曼尼托巴大学校长参观的柯雷利馆长.在离开多伦多前往联合火车站的前一个小时,克劳弗斯与柯雷利在爱德华王子酒店进行了短暂会面,克劳弗斯向柯雷利馆长道出,此刻ROM在展的全部中国古董藏品几乎都是由他在天津的货仓运出的.克劳弗斯很可能已厌倦了与欲壑难填的伦敦古董商们打交道,很快与柯雷利馆长达成共识,表示愿意为多伦多刚落成的以教育研究为宗旨的ROM收集藏品.
对于刚刚诞生蹒跚而行的ROM而言,从天津直接购买中国艺术品无疑是前所未有的从天而降的好消息.克劳弗斯向ROM的开价仅为伦敦古董商漫天要价的五分之一！接下来的1918-1925年间,克劳弗斯成为ROM收藏中国艺术品的唯一来源.而他也竭尽所能提供着绝大多数古董商和藏家都无缘一见的顶尖藏品.纵使博物馆有时因购买藏品而负债累累,8000多件中国艺术品还是源源不断通过克劳弗斯之手来到了ROM,这当中就有521件玉器.
每一次向ROM推荐的藏品,都是克劳弗斯根据博物馆学术研究目标精心挑选、仔细猎寻而来的.虽然从天津获得的玉器藏品大多是清代的装饰玉器,后来的科学考古鉴定却显示出它们当中有些是新石器时代或者先秦时期的.例如,馆藏中有一件玉璧,虽素面无纹,却以其49厘米的直径被断定为迄今尺寸最大的良渚玉壁璧）.除此以外,还包括新石器时期的玉斧、商代玉璇玑、玉钺.尤值得一提的是1925年入藏ROM的一件透雕玉器.依照窦汉文博士早年对ROM玉器的解读,认为透雕技术应该在金属工具产生时才得以实现,因而认定这件透雕精美绝伦的玉器应为东周时期的玉佩.不过在80年代,山东一座新石器时代的贵族墓穴中出土一件发簪,呈现了相似的透雕技术.ROM将这件馆藏玉器与山东的透雕发簪联系起来,判断同属于山东龙山文化遗存.然峰回路转,2015年湖北荆州的考古发现再一次让ROM的这件玉器破茧,显示其真实起源可能是距今4500年前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遗存.
克劳弗斯没有背弃自己对柯雷利馆长的承诺,始终没有将盈利放在古董贸易的权重天平上,事实上他几乎没有从中赚过钱,所幸他有颇具规模的皮货生意做支撑.通过查阅现存的克劳弗斯和柯雷利馆长之间的书信往来,可知甚至有这样的情况：克劳弗斯考虑到某些文物应该纳入馆藏但ROM又无力购买,他便将此类文物无偿赠送给博物馆！
克劳弗斯一直持续着对博物馆的默默付出,直到1924年他的皮货生意因伦敦码头罢工而陷入破产困境,第二年他也因一场大病骤然去世.
为纪念其为ROM作出的贡献,ROM将经由他的渠道进入馆藏的文物命名为George Crofts Collection (乔治·克劳弗斯收藏).当然这其中也不乏其他资助人的慷慨资助,诸如埃德蒙德·沃克爵士和萨拉·华伦斯夫人.
怀履光：传教士的热爱
1925年,克劳弗斯去世,怀履光则进入ROM并结识了柯雷利馆长.
19世纪末怀履光（1873 —1960）作为一名年轻传教士来到中国,后来成为圣公会河南教区的主教 .作为传教士,他受人尊敬并多次因与红十会合作抗击疾病、抗洪救灾、安抚群众而被民国政府授予嘉奖.由于从1910年起就久居开封,且与文化界人士有深度交往,怀履光深深爱上了中国历史与文化.作为主教,他服务的中原地区自古就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珍贵的地下文物也常因农作、基建、盗墓等各种原因频频于众.怀履光认为自己有责任保存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从此倾心投入到加拿大博物馆的建设中来,以期妥善保存中国的文物.怀履光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渊博学识令柯雷利馆长十分钦慕,而其在中国古董市场上资深的人脉关系,也促成了怀履光自1925年起被ROM授权代理在中国古董市场上的文物收集工作.
与克劳弗斯如出一辙,怀履光也认为作为关注世界文化的综合百科全书式博物馆,ROM应倾其全力收集各种藏品,同时,他也很善于把握收藏中稍纵即逝的机会,眼光极具前瞻性.仅1925年这一年,他便向ROM船运了8次共计411件文物.据他的传记作家沃姆斯雷记述,“这些器物范围甚广,尺寸各异,小到细碎的装饰部件和小型托架,大至体量巨硕的墓葬顶盖.”
1934年怀履光60岁,退休回到了多伦多.截止那时,他为ROM共收集了近9000件中国文物,当中玉器占了441件.ROM也给予他极高的表彰和纪念,将通过怀履光收录进馆的藏品统一冠以他的名字,形成了今天的“Bishop William C. White Collection” ——威廉·C (·)怀特（怀履光）主教收藏.怀氏之名被铭记在博物馆的出版物和藏品标签上.
怀履光对中国玉器的收藏,更贴切来说是对克劳弗斯藏品的补充.如前文所示,克劳弗斯玉器藏品多数是清宫装饰玉器,而怀氏收藏的重点则是因修建铁路或者农作而毁坏的出土文物.ROM中怀氏玉器藏品与下文所讲述的明义士藏品一样,主要来自商代中晚期都城安阳遗址,以及东周、汉、唐时期的洛阳古都.由于怀氏与民国当时的学术界、文物界交友甚众,人脉广博,大批汉代以前的文物连同出土背景资料在这一时期被源源运送到多伦多.怀氏对中国文物的鉴赏品味备受收藏界推崇,他在当地和全中国的影响力也吸引着手中握有各种稀世藏品的古董商对其趋之若鹜.
不过,怀履光主教积极活跃于中国进行文物收集的作为也饱受争议,被看作是致使中华文化遗产流失西方的罪魁祸首.据说他购买过盗掘东周王族墓地的文物,他也因此一度被指控为盗掘洛阳金村大墓的主使人.1934年他出版《洛阳故城古墓考》一书中所围绕的正是该遗址的出土文物,如今这些文物已散落在中国和海外的十几家博物馆中.事实上ROM也确实藏有一定数量的金村文物,还包括一些具有极高美学价值和历史价值的玉器.然而,ROM最近通过对馆藏怀履光书信档案的研究证明,怀履光主教与那时的盗墓毫无关系.没有资料证明,在金村墓葬文物被当地农民盗掘之时他曾去过洛阳.而巧合的是,有一位来自美国加州讲英语的教士在那段时间常常出现在洛阳金村遗址,他很有可能被错认成怀履光.
除了在安阳和洛阳遗址购得玉器外,怀氏经手的还有一组礼玉藏品.当时怀履光被告知,上海的一位古董商代表天津袁家要出手一套原属清廷官员（即大收藏家吴大澂）的玉器,这批玉器的主人乃吴大澂之女吴本娴,后嫁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怀履光当即明白此组玉器何等重要,这意味着他将得到吴大澂对中国礼玉毕生研究后的集大成之精华.他迫切地写信告知柯雷利馆长这一重大讯息,当时ROM的图书馆已存有《古玉图考》的刊印复本,柯雷利馆长也知晓此套玉器实乃ROM志在必得之收藏.接下来的1927-1928年间,怀履光在上海前后周折五次,通过文物界朋友的协助,鉴定保留了一些珍品,也退还了他们所认定的某些赝品,最终斩获这批共计28件的玉器.如今可以确定,ROM入藏的这批玉藏,即使个别器件在真伪方面有出入,也不会使整批玉藏的重要性失色.1930年ROM的研究员侯默思出版并介绍了这批藏品,描述吴大澂的藏玉抵达多伦多时都用旧报纸包裹着,外层还有吴大澂亲笔书写的“古玉”字样.十分遗憾的是,这些早年的包裹物当时并未刻意收藏,如今已不复存在了.
（下期待续：吸纳明义士的藏品后, ROM形成了今天馆藏35000多件中国文物藏品的规模, 其中玉器共计1000多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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