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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赴美深造记
1945年夏天,的威力不仅加速了日本的败亡,也震撼着身处二战煎熬中的各国政治家.当时,听从了高参们的建议,计划向美国学习原子能技术,在中国研发.于是,从1945年秋开始,国民政府就开始为研制做准备,其中最著名、影响最为深远的要数1946年派员赴美学习原子技术的“种子计划”.
在“种子计划”遴选出的6位年轻人中,李政道最为引人注目.当时,李政道不足20岁,仅为西南联大物理系二年级在读学生.可是,就是这么一位大二的学生,竟然被西南联大物理系主任吴大猷教授选中赴美深造,学习原子技术.这不仅让今人大为惊讶,就是在当时也是一个有争议的决定.要知道,彼时的西南联大物理系不仅有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还有在读研究生（当时已赴美的杨振宁即为其中之一）,甚至还有不少毕业留校的青年教师（与李政道一起赴美的朱光亚就是留校工作的助教）.也就是说,吴大猷并非无人可选,可他为何偏偏选中了李政道？他如何面对和处理来自高年级学生和青年教师的非议和不满？又是谁鼎力支持他的决定？
来自束星北的“启蒙光源”
李政道1926年生于上海.抗战全面爆发时,他才11岁.日本的侵略使中国人民生活在战争的水深火热之中,李政道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难以获得良好的基础教育.而李政道的特殊性在于,他不仅没有接受过良好的中小学基础教育,甚至小学、中学、大学都没有毕业过.也就是说,学生时代的李政道只获得过博士学位.这听起来匪夷所思,但这并不意味着李政道没有接受严格的科学训练.恰恰相反,李政道凭借顽强的毅力和过人的天分,在每一个学习阶段,都有超越同龄人的付出和收获.
1935至1937年,李政道在上海读小学,1937年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李政道被迫辍学.1938到1941年,李政道在战时“孤岛”读中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2月8军进占外国租界,上海完全沦陷,李政道再次辍学.因志在向学,并难以忍受日军在上海的野蛮行径,李政道决心离沪,经过长途跋涉到达江西,就读于赣州联合中学.这一时期,李政道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自学,既是学生,又当老师.中学未毕业即赴贵州参加高考,竟如愿考上浙江大学（因避战火,迁至贵州湄潭）.赴贵阳途中又身染恶疾,受尽磨难,几乎死掉.在浙江大学,李政道幸遇他人生中的第一位恩师——束星北教授.对于束星北的“启蒙”之功,李政道一直念念不忘,以至于在1972年首次回国时,他第一个想见的老师就是束星北.在以后李政道频繁回国的多种场合和多篇回忆性文章里,李政道都对束星北充满感激之情.
在为《束星北档案》一书所写的《序》里,李政道说：“对于我一生的物理学研究来说,束老师对我最初的帮助和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李政道本来考取的是浙江大学的电机系,而束星北是物理系教授.在浙大开学前一个月,李政道结识了束星北,很快又认识了另一位物理系教授王淦昌.入学后不久,李政道便转学至物理系.
当时,浙大师生关系融洽、学术讨论自由,老师们的一言一行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李政道：“当时我仅16岁,对工科和理科的认识很不清楚,慢慢地和束星北、王淦昌二位物理教授接触多了,使我逐渐了解了物理学科的意义和重要,对我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当时浙大一年级学生在永兴上课,束星北每周或两周由湄潭到永兴一天,为物理系的同学上自由讨论课——而在那时,上课的对象其实就只有李政道一人.李政道说：“每次束老师来永兴,我都是唯一的学生,而我们讨论的问题也是没有规定的.在这样一对一的师生密切教学的关系下,束老师帮助我建立了我对整体物理的认识、了解和自信,使我一生受益.”
1944年底,日军侵入贵州,人心惶惶,浙大办学也陷于停顿.那时交通极为不便,1944年暑期受了伤的李政道随束星北去重庆,在那里与家人团聚,并听从了束星北的建议为转学西南联大做准备.在重庆的半年时间里,李政道“在重庆和束老师告别时,他送了我一本琼斯（J.Jeans）写的电磁学名著,是他当年在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大学,随达尔文（C.G.Darwin）教授做研究时用的.琼斯的书中有很多剑桥大学会考的考题,不很简单.我在重庆养病等待转昆明的时间,就以束老师送我的书为伴,还手写了一册Jeans电磁学习题全解.”
由此可见,虽然李政道在浙大只读了一年,但在束星北、王淦昌等名师的悉心指导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他已对物理学整体有了一定了解,特别是在与束星北一对一的讨论学习中,激发了从事物理学研究的热情,用李政道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而滞留重庆期间,研读束星北赠送的电磁学名著,则无意之中为李政道进入西南联大后能迅速脱颖而出做好了铺垫.
吴大猷为何青睐李政道
1945年春,带着对物理学的深切热爱,李政道经人介绍,转学至西南联大物理系二年级就读.对此,时任物理系主任的吴大猷回忆：“1945年春的一天,忽然有个不到二十岁的胖胖的孩子拿着一封介绍信来找我……那时,恰值学年中间.不经考试,不能转学.我便和教二年级物理、数学课的几位老师商量,让李随班听讲、考试,他若及格,则等到暑假正式转入二年级时,可免读以前课程.”
西南联大堪称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其物理学科更是一流,对此朱光亚曾说：“那时的西南联大物质条件虽然艰苦,但是云集了大批名师,学术研究气氛非常浓厚.在叶企孙、吴有训、饶毓泰、周培源、吴大猷等老师的影响下,联大物理系坚持着眼世界科学前沿开展教学和研究,充满了朝气和自信.”大师云集的联大物理系对于李政道而言,可谓如鱼得水,其天赋和才能很快便显露出来.
李政道的勤奋和天资让吴大猷很是惊讶,以至于称其为“奇才”.吴大猷在李政道、杨振宁于1957年获诺贝尔奖后,曾屡次谈到李、杨二人特别是李政道的成长经历：“李应付课程,绰绰有余,每天课后都来请我给他更多的读物和习题.有时,我风湿病发作,他替我捶背,还常帮我做些家务琐事.我无论给他什么样难的书和题目,他都能很快地读完做完,并又来要更多的.我从他做题的步骤和方法上,很快发现,他思维敏捷的程度大大异乎常人.老实讲,在那些日子里,我为了我自身的工作、冠世的疾病,还有每日买菜、烧饭、生火等家务劳动,牵扯精力很多,再加上物价飞涨,实在没有心绪准备更多的参考资料和习题给他.好在他天资高,亦不需要我详细讲解,自能领会资料和习题的内容.”吴大猷基于日积月累的接触和观察,发现李政道因勤奋而“大大异乎常人”.而且,年轻的李政道并非死读书的书呆子,而是情商很高,非常机灵,善解人意,还比较勤快,完全没有富家子弟那种纨绔习气,因此深得吴大猷喜爱.
尽管李政道在西南联大只度过短短一年时光,但他的天资和才华却已显露出来.朱光亚后来回忆：“我们一起听课,一起讨论,相互启发.探索研究带来的兴奋激励着我们,常常通宵达旦、不知疲倦,心中充满了.那时,政道即已显露超人的物理才华,深受老师的赞誉和同学们的钦佩.”李政道的人生也即将因为已经展露出来的才华而改变.
1945年秋,的计划及其“种子计划”启动,吴大猷获准带两名年轻的助手一同前往美国学习原子技术,而且这两名助手由他自己挑选.吴大猷首先挑选了1944年联大毕业留校当助教的朱光亚,然后挑选了还是二年级学生的李政道,因为在他看来,“当时,在西南联大的研究生及助教中,具有天赋、学习勤奋的没有像李政道的”.就这样,幸运之神降临到一个只有19岁的孩子身上.那么,吴大猷对自己的选择有没有犹豫过呢？李政道能当起学成原子技术的大任吗？
叶企孙支持吴大猷的选择
在为《束星北档案》所写的《序》里,李政道谈到了三位恩师：“我一生最重要的机遇,是在很年轻时能极幸运地遇到三位重要的老师,得到他们的指导和帮助.束星北老师的启蒙,吴大猷老师的教育及栽培和费米老师的正规专业锻炼都直接地影响和造成我以后的工作和成果.”在这里,李政道并没有提到叶企孙,而叶企孙却是李政道人生重大转折时期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
吴大猷选择仅为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李政道赴美,自然会引起不满和议论.吴大猷在犹豫之际,就找当时的直接上司——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教授商量.叶企孙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超过10位是叶企孙的学生,或者有他推荐之功：钱学森、王淦昌、赵九章、彭桓武、钱三强、王大珩、陈芳允、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王希季等.另外,杨振宁、李政道、林家翘、戴振铎、王竹溪、钱伟长等也都是他的学生.因此,叶企孙被誉为“培养大师的大师”.
吴大猷找叶企孙商量,没想到叶企孙与他的想法一致,完全同意李政道赴美学习.关于这个十分关键的历史细节,叶铭汉院士有如下回忆（在西南联大时期,叶铭汉与李政道的宿舍相邻,两人虽不在一个系科,却是好朋友,而且叶铭汉的叔父就是叶企孙）：“吴大猷就挑了李政道.可是这样做法,引起有的助教不满意.李政道当时还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实际上,李政道已把大学三年级的课都听了,同时他还听了吴大猷先生给大学四年级、研究生开的《量子力学》,也就是说,李政道的学习程度相当于大学四年级的水平.这时候,吴大猷拿不定主意,就找叶企孙先生,叶先生当时极力推荐李政道,这样一来,这个事情就通过了.那时候叶先生是理学院院长,有的时候梅贻琦校长不在昆明时,他曾代理校长管理学校,所以他讲的话,比较有权威性.”
就这样,在叶企孙的鼎力支持下,选李政道赴美深造一事尘埃落定.李政道对两位老师也一直感念在心.1957年10月31日,该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揭晓,李政道和杨振宁折桂,李政道获知电讯后,立即给吴大猷写信,告知喜讯并感谢栽培之恩：“现在的成就,大部分由于在昆明时您的教导,而假使在46年没有能来美的机会,那更根本不可能会有这几年的工作,此点我深深感激,特此致意.”2006年,李政道在《我的老师和老师的老师——纪念叶企孙老师》中写道：“没有叶老师和吴大猷老师,就没有我后来的科学成就.叶老师不仅是我的启蒙老师,而且是影响我一生科学成就的恩师！”
叶企孙慧眼识得李政道才华
叶企孙凭什么也极力推荐李政道呢？他是怎样了解到李政道的天资与学识呢？叶铭汉的另外一段回忆为我们揭开了谜底：“政道除了听吴大猷的课和其他高年级的物理、数学课之外,还选修了电磁学.他虽已经自学过高深的Jeans的电磁学,为了学分,不得不按规定选电磁学.跟他一起选电磁学的李德平院士回忆,政道在上电磁学的时候看别的较深的电磁学书,被教课的我的叔父叶企孙先生发现了.课后叶先生找李政道了解了情况.叶先生说,我教的内容,你都学过了,你不必上我的课,学期终了时你参加考试就可以了,但是,你对电磁学实验没有接触过,实验很重要,你一定要受到做实验的训练.学期终了,你的实验成绩跟你期终考试成绩一起计算.”叶企孙于是开始赏识李政道而且印象深刻——他赞同吴大猷的选择,支持李政道赴美深造的理由正在于此.
1993年,叶铭汉在整理叶企孙的遗物时,意外地发现叶企孙把李政道的电磁学考试试卷珍藏多年.叶企孙在试卷上规整地批改,并给出了分数：“李政道：58+25等于83”.李政道的期末理论考试成绩为58分（满分60）,实验只得了25分（满分40）.李政道的理论考试部分几乎得满分,而实验成绩则比较低,仅为刚刚及格.在颠沛流离的战争生活中,李政道的学业也断断续续,不能得到很好的实验训练可以理解.据叶铭汉回忆,“李先生做实验不太顺利,他到实验室里好奇,不小心把一个电流计的丝弄断了.这根丝是国外买来的.电流计的丝上挂着个小镜子,电流通过时镜子转动,光通过镜子照出去,落在半圆形的尺子上,这样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晰.这个丝是很宝贵的,物理系只有两三根这样的丝,他弄断了一根,当时助教大为生气.后来李先生电学实验的分数是70分,差不多是最低分了.”
然而,瑕不掩瑜.李政道以勤奋与才华赢得了吴大猷的欣赏,赢得了叶企孙的支持,也为自己的人生赢得了机遇.1946年秋,李政道和其他几位年轻人怀揣梦想,从上海乘船赴美.
李政道对自己早年的“机遇”与“幸运”极为感恩.后来,李政道之所以不断为中国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尽心尽力,多源于这种情结.李政道谈著名的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的一段话,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早年的“机遇”与“幸运”的最好诠释：“1946年,经吴大猷教授的推荐,我获得了中国政府的一笔奖学金赴美留学,在物理学方面继续深造.他给我的这一难得的机会改变了我的一生.一个人的成功有着各种各样的因素,其中机遇也许是最重要的；但从它的本质来说,也是最难驾驭的.尽管机遇不可能预定,但它的出现几率至少在统计的意义上却可以人为增加.我对于1946年的这一机遇的珍视,是促使我近年来组织CUSPEA考试的主因之一,希望更多类似的机遇能够光顾其他年轻人.”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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