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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雪林:有时自省有时狂

自嘲为“粗制滥造品”

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里,苏雪林(1897—1999)是饶富特色的一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她就与冰心、丁玲、冯沅君、凌叔华被并称为“中国五大女作家”;她享年102岁,被誉为文坛“超级老寿星”,到94岁高龄,还能撰写自传.1998年还曾以百岁之身,回到阔别70多年的老家、黄山脚下的岭下村,一时轰动海峡两岸;她兼有作家、教授、学者、画家等身份,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古典文论、时评……样样涉猎,著作等身;她不像同时代的冰心等女作家,为人为文都留给世人温柔敦厚的印象,她曾经参与或挑起文坛的几次大论争,有时还裹进了漩涡中心,却并不显得很惊慌失措.

《苏雪林自传》的自序开篇就说:“我是一个自卑感相当重的人.”事实上,往往是富于自信或超越了自卑的人,才会自己宣称“自卑”.由苏雪林的自传,的确看得出她的袒露和自负.她自幼聪慧绝伦,当年父亲每天给她和姐姐讲授《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古诗源》,为她买回《杜诗镜诠》和李白、韩愈、苏轼等诸多唐宋名家的选集,以及附有注解的袁枚《小仓山房诗集》等.苏雪林悉心揣摩,再被诗画均出色的四叔精心指点,悟性极高的小姑娘,诗兴郁勃,竟能写出“古朴劲健”的五古,其中还不乏新奇、警策的句子.

在安庆就读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期间,苏雪林成绩优异,她的作文总是被老师浓圈密点、广为揄扬,加之能诗擅画,“才女”之誉,遂纷至沓来,甚至远播至京沪.直到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期间,苏雪林依然写了不少古体诗.她总结,自己的旧文学根柢不是来自四书五经,而是从旧诗歌和旁搜杂览中得来的.

1919年秋进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后,苏雪林以“苏梅”等笔名发表了许多诗文、时评.她与同样才华横溢的同学庐隐、冯沅君、程俊英被称为女高师“四大金刚”.

苏雪林的自传也常常不掩饰地自己揭短.比如,在安庆培媛女学念书时,受虚荣环境的影响,为着想穿华艳衣服而与母亲哭闹不休;就读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时,为保住惯常的第一名,跟插班进来与自己打擂的“学敌”明争暗斗,激起一场大风潮,最后结怨很深,两败俱伤;苏雪林的两位发蒙先生学问平平,授课多错讹.父亲虽然中过秀才,也常念别字.所以苏雪林自嘲是个“粗制滥造品”,她第一年在武汉大学任教时,因为写别字、念别字而被学生“检举”,险些被学校解聘.

当时学校聘用教师,很看重学位.苏雪林在北京女高师还差一年毕业,便考入吴稚晖、李石曾在法国里昂创办的中法学院,后进入里昂国立艺术学院学习绘画.留法三年多,因母亲病重,1925年提前返国.她曾两次留法,都未得到学位,颇引以为憾.第一次回国之初,在苏州景海女子师范学校和东吴大学授课,就因为没有学位,名分既不高,薪酬也较低.

苏雪林自1931年开始,在武汉大学任教18年,与著名作家凌叔华、武大外文系教授袁昌英并称“珞珈三杰”.苏雪林生活简朴,但在抗战初期,将嫁奁3000元,加上十年省吃俭用的教书薪俸买成两根金条,共计51两黄金,捐献给政府,“作为抗战经费的小助”.1949年她到香港工作一年,1950年再度留法,想寻觅资料研究屈原的赋.两年后抵达台北,任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教授,后来到台南成功大学任教授,在此退休、终老.

苏雪林能操几套笔墨,她的语言没有文艺腔,写人叙事,活泼生动.曾被阿英誉为“女性作家中最优秀的散文作者”.像《我所见于诗人朱湘者》等篇目,描摹活灵活现,议论干脆精准.其学术专著更多,自1928年出版《李商隐恋爱事迹考》之后,有《中国文学史》《辽金元文学》《唐诗概论》等数十种.苏雪林平生投入心血最多的,则是屈赋研究,从1944年开始历时30多年,有《屈原与九歌》《楚骚新诂》《天问正简》等数本专著.苏雪林自觉独辟蹊径、发千古之秘,却未被学术界广泛认同,有人还讥之为野狐外道.但她自己颇珍视它们:“我将求知音于五十年、一百年以后.”

与温柔和顺无缘

当年,祖母不愿意花钱让女孩子深造,苏雪林百般恳请而受阻,想到“不自由,毋宁死”,差点想跳入深涧以求解脱,最终如愿考入女子师范学校.从安庆到北京、法国,一路求学,眼界既开,她对自己的包办婚姻不免抵触.与未婚夫通信之中,更看出他为人的淡漠无情,屡屡想解除婚约.但最终还是遵从家长之命,于1925年母亲去世前不久,与张宝龄完婚,这年她已28岁.丈夫是五金商人的儿子,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中英文俱佳,精通造船业务,为人正派厚道,在上海江南造船厂和苏州东吴大学工作时,都很受欢迎.这对新婚夫妇也曾有过浓情蜜意,苏雪林后来在自传里回忆:

我又富于感情,笃于骨肉之爱,夫妇之爱也相当热烈.外子生性孤冷,结婚后,受我热情的烧炙,他那一颗冷如冰雪的心,稍稍为之融化,所以我们在苏州天赐庄那一年的生活,倒也算得甜蜜.我撰《绿天》诸文又锦上添花写得风光旖旎,情意绵绵,现在想来,只有好笑.

苏雪林的公公张余作有国学根基,曾自修英文,对这位有文化的媳妇非常看重,她写的几本书他都读过,深以为荣,“对待我真似公主一样,所以我甚为感激.他儿子即对我冷漠,也不计较了”.苏雪林与张宝龄都是迫于家庭压力而结婚,感情先天不足,虽然新婚时有过短暂的甜美,相处一长,性格冲突明显,彼此都滋生失望.苏雪林觉得,张宝龄乖戾而偏狭,适宜娶个三从四德的旧式女子,半为女仆半为妻子地操持家务、侍奉丈夫,而她并非低眉顺眼、唯唯诺诺之人,其兴致和能力,显然也不在下厨做羹汤.丈夫不容忍她每月接济姐姐、嫂子一二十元,更加深了他俩的感情裂痕.“钱是我教书所得,并未用他一文,他却妒恨得像心里有火燃烧一般,刻难容忍.世间竟有这样的男人,实为罕见!”

婚姻虽然搁浅,新女性依然有旧思维,苏雪林觉得,离婚二字“总是不雅”;当时她开始享誉文坛,也担心好事的报刊会肆意张扬——上世纪20年代后期,她以笔名“绿漪”出版散文集《绿天》和自传体小说《棘心》,风靡一时;再者,《绿天》以“美文”写新婚,诗意弥漫,亦真亦幻,既有充沛者的自溢自恋,也有“美丽的谎言”.比如,丈夫有事赴北京一个多月,不曾寄过只言片语,她却在书中写了十几篇“鸽儿的通信”.《绿天》的缠绵浪漫,不知倾倒了多少读者,赢得不断再版.所以,苏雪林觉得自己“对谎言也该负责”,否则,打破幻象,很辜负读者.

张宝龄1949年没有去台湾,1961年在北京去世.他们结婚36年,共同生活不到4年,彼此疏远隔膜,有意聚少离多.苏雪林更多时间是与姐姐相依为命,组成“姐妹家庭”近40年.她晚年觉得,自己因为种种顾虑不离婚,很对不起张宝龄:让他孤栖一世又不能享有理想的家庭幸福.

姐姐对苏雪林体贴入微,1972年姐姐去世,她哀痛欲绝.她没有子女,丈夫名存实亡,“生平唯有忧郁,不知快乐是何滋味”.苏雪林自传说,“青年时代也颇向往爱情生活,屡受打击,对爱情倒尽胃口”.她于是这么自我安慰、排解遗憾:“百事都从缺陷好.”自己“在文学和学术界薄有成就,正要感谢这不幸的婚姻”.

苏雪林爱憎分明,近90岁了还为一生挚友袁昌英编辑文选.她最尊崇、敬重的文化人是老师与同乡胡适,尊胡适为人格伟大、道德高尚、对文化贡献巨大的“现代圣人”.她对胡适的崇拜,始于就读北京女高师时,听来校兼课的北大教授胡适为她们讲授中国哲学史.《苏雪林自传》回忆:

他(胡适)那时声名正盛,每逢他来上课,别班同学有许多来旁听,连我们的监学、舍监及其他女职员都端只凳子坐在后面.一间教室容纳不下,将毗连图书室的扇槅打开,黑压压地一堂人,鸦雀无声,聚精会神,倾听这位大师沉着有力、音节则潺潺如清泉非常悦耳的演讲,有时说句幽默的话,风趣横生,引起全堂哗然一笑,但立刻又沉寂下去.谁都不忍忽略胡先生的只词片语.因为听胡先生讲话,不但是心灵莫大的享受,也是耳朵莫大的享受.

1962年胡适去世后,苏雪林悲伤涕泣20多天,写了好几篇文章追悼恩师.1982年,老太太都85岁了,不满于唐德刚对胡适的不敬之谈,还因“气不过”而写了一组辩驳文章,后来集为《犹大之吻》,自始至终捍卫老师,“自问对胡大师总算效了微劳”.

苏雪林最惹人议论的,则是她对鲁迅的“由钦敬到反对”.她早期对鲁迅评价甚高,称他是最早也最成功的乡土文艺家.她1934年11月发表的《〈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一文,还在热切地推崇《阿Q正传》等作品,认为鲁迅的小说创作数量虽不算多,但仅仅《呐喊》《彷徨》这两本书,“已经使他在将来中国文学史占到永久的地位了”.

可是,1936年10月鲁迅去世不久,苏雪林就公开发表《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力陈鲁迅的“病态心理”“矛盾人格”“文笔尖酸刻薄”,以及“偏狭阴险、多疑善妒之天性,睚眦必报、不近人情之行为”,力阻蔡元培参与主持鲁迅治丧委员会,顿时引发轩然大波——一来,鲁迅尸骨未寒,此举既有违人情,也很伤害爱戴鲁迅的所有人,遂招来一片骂声;二来,那些偏激、刻薄之辞,背离了论人论事的理性原则,显得很情绪化.就连素来态度温和、对苏雪林也很尊重的胡适,在信里也颇严厉地批评她:“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旧文学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诫.”“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胡适始终倡导“容忍‘异己’的雅量”,鲁迅对他贬斥甚多,他却始终能持论宽容.苏雪林尊胡适为楷模,恩师的境界,她未能抵达.

苏雪林出身在一个标准的旧式家庭,祖父捐官出身,作为能吏而晋升为知县.祖母的短视、专制、慵懒与母亲的贤孝、忍耐、能干恰成鲜明对比.苏雪林年仅4岁就被祖母强行裹了小脚,“使我成为‘形残’,终身不能抬头做人了!”祖母重男轻女,常常令母亲打骂她,童年因此非常压抑.不快乐的成长经历,给苏雪林的性格敷上了忧郁和叛逆的底色.她的文字引发的争议不少,直到晚年,她有时都会自省自责:某篇文章太得罪人,“暴露自己修养缺欠”.她自称“木瓜”,其口无遮拦、出语惊人,既是不平顺的性格使然,似乎也有懵懂、不谙人情世故的成分.

一个五四时代青年的自白

苏雪林最深刻、最耐人寻味的反省,是那篇《吴稚晖先生与里昂中法学院——一个五四时代青年的自白》,文章为40年代中期贺吴稚晖八十大寿而写.

到法国里昂留学的第二年,苏雪林和同学们闹了一场大风潮,起因是为学膳费.原来,里昂中法学院虽是中法合办,法方仅提供校舍,中方负担经费.因为大部分经费出自广东,所以广东学生不仅学膳费全免,每月还有几百法郎津贴.于是,几位自费同学动议争取“平等待遇”.自费学生未出国前本已欣然与学校说妥,每年自己负担600银元的学膳费,“这比之自费留学英美已不知便宜若干倍”,为什么还要闹呢?苏雪林解释,600银元在当时的中国也是一笔不少的数目,贫寒之家负担起来仍觉吃力,若能不出岂不是更好?所以他们不顾出国前与学校立有契约,要求豁免这笔费用.学校不答允,风潮遂起.苏雪林家境也不算很宽裕,600银元是父亲找一位本家借的,因此同学一邀请她去闹“平等待遇”,她就答应了.

一些学生除了贴传单,“将吴先生和几个学校当局,攻击得体无完肤”,他们还几次把吴稚晖招到教室质询,以“徇私”“植党”和种种污蔑不实之辞,加以指控.“吆喝之声,连校舍的墙壁都为之震动.”一向关爱、宽待学生的吴稚晖,不得不黯然离校赴英.

苏雪林等人争取到“平等待遇”,不仅为斗争胜利沾沾自喜,还写了几篇宣言寄回国内各大报纸发表,标题是《开庭审判吴稚晖》之类,报刊则夸他们为“二十八宿闹天宫”.她分析这次风潮产生的时代背景:五四运动“动摇了数千年来封建的壁垒,冲决了最森严的礼教的藩篱,打破了蒂固根深的传统习惯”,令个人主义大倡,青年人醉心于大破大立,“以叛逆为美德……以破坏为当然手段”,不免有呵佛骂祖、抹煞一切的“狂”,和壁立万仞、唯我独尊的“妄”.“字典和人类良心上所有‘爱戴’‘尊敬’‘感激’那类字眼,到唯我主义面前,照例是不能存在的.”

回首往事,苏雪林深感当年的孟浪、无理:不遵守契约;为谋私利而无事生非,且美其名曰争公理——

闹到后来,竟完全忘其所以,觉得自己的动机非常光明纯洁,举动非常悲壮,俨然感觉自己是一个极力与黑暗及不公道搏斗的革命志士.凡不敢附和我们举动者,非视之为“懦夫”,则斥之为“叛徒”.

人到中年、阅历已多的苏雪林,深以年轻时的背信、食言为耻,也悚然心惊:

这才知青年的正义感和热忱是可以误用的.自由权利之滥用,也是非常危险的……

假自由之名以行恶固可怕,因自由之故忘其恶而反以为善尤可怕,以其可以流为“暴民政治”而不知.

这一番忏悔,有由衷的内疚、羞愧,严厉的自我鞭挞,以及明晰、深刻的反思.她说,自己今日作此坦白,对吴稚晖先生诚然是多余的,但“若不如此则不能求得良心的平安”.

年少轻狂,原本不足为奇,难得的是,有多少公众人物肯这么回头审视、自我批评?她这篇“自白”的篇幅不算长,却胜过好些鸿篇巨制.无论苏雪林为文、为人是否曾经偏颇、焦躁,有这篇深挚的自剖自省,可知当时年近五十的她,已经有静水深流般的从容、浑厚.

(作者系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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