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经济学术论文怎么写 与安倍内阁对外经济政策和日本对外经济有关学年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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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内阁对外经济政策和日本对外经济

【内容摘 要】 面对复杂、多变又充满不确定性的国内外政治经济新形势,再次当选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就任之后,出台了一系列被称为“安倍经济学”的新经济政策,并基于自由开放的“环印度太平洋”新型外交战略,制定了“对内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和“对外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经济秩序”相结合内外一体化的多层次对外经济政策.通过一系列对外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得日本总体对外经济发展状况有所好转.日本采取以FTA·EPA 为特征、以产官研共同研究为主导、以开发合作为辅助的区域经济主义合作模式,取得了一定积极成果.同时,日本通过对外积极推进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以及对内持续鼓励对日投资的贸易投资政策,促进对外投资与收益增长,而对内投资则未摆脱世界低水平现状.

【关键词】 积极和平主义 EPA TPP 印太战略

【中图分类号】 F13/17 【文章编号】 1003-4048(2018)01-0019-27

【文献标识码】 A 【 DOI】 10.16496/j.cnki.rbyj.2018.01.003

【作者简介】 王婉郦,沈阳建筑大学商学院讲师(沈阳 110168).

在2012 年12 月日本众议院大选中,自民党获胜重新夺回政权,安倍晋三再次当选首相,并与公明党联合组阁.执政后的安倍晋三首相,为了摆脱长期以来因通货紧缩、日元升值、就业及收入减少、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带来的日本民众普遍的不安和闭塞感,力图转向不断创新、扩大就业、充满希望的强势日本经济,[1] 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新经济政策,被称为“安倍经济学”.安倍经济学不仅具有纯粹的经济学视角,还具有政治思想性.[2] 因此安倍执政时期日本对外经济政策制定,不仅源于安倍经济学的经济政治思想,而且源于自由开放的“环印度太平洋”①新型外交战略.[3]安倍再次执政时期其对外经济政策包括三大目标:强化自由开放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推进官民合作日本企业海外发展援助以及促进对日直接投资扩大,[4] 以此为目标采取诸多相关政策措施.五年来,通过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与多边贸易自由化谈判等对外经济政策实施,为“国内结构性改革与经济发展”提供完备的外部经济环境,促进跨国间“人员、资金、货物和信息”要素流动,逐渐形成内外一体化的多层次对外经济政策,[5] 日本对外经济发展状况有所好转.

本文试图对安倍再次执政时期日本对外经济政策进行总结,分析这一时期对外经济的基本发展情况及其主要特征.

一、对外经济政策与对外经济概观

伴随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不断深入,“人员、资金、货物和信息”经济要素的跨国流动性增强,企业间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为了确保本国企业与消费者的利益最大化,实现国家根本的经济利益,一国制定对外经济政策必须与本国的对内经济政策有机结合,相互协调统一.日本对外经济政策制定秉持对内与对外相互协调统一的基本理念,制定了“对内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和“对外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经济秩序”相结合内外一体化的多层次对外经济政策[6]——面向21 世纪的对外经济贸易政策.

(一)对外经济政策概要

尽管世界经济总体趋势起稳向好,不过源于主要国家的经济潜在增长率低下、世界贸易投资停滞以及收入差距扩大等结构性问题的存在,加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东与亚洲等局部地区政治局势紧张、世界贸易总额持续两年下降等现实性问题的出现,世界经济中期依然面临着下行风险.在此背景下,安倍再次执政时期,日本政府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和投资方面制定了较为详尽的对外经济政策.

首先,为构建自由与公正的世界经济贸易规则的政策目标,日本推行以下政策措施:第一,推进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谈判,构建世界性“经济合作网”.[8] 日本积极参与中日韩FTA、东盟“10+6”的RCEP、日EU·EPA 以及TPP 等“全方位·水平高”的经济合作协定谈判,逐步构建亚太自由贸易协定(FTAAP)合作框架,推动亚洲经济加速一体化.[9] 第二,扩大WTO 框架下的贸易自由化,推进信息技术协议(ITA)①适用范围,构筑多边自由贸易体系.日本为了适应今后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变化与信息技术革命的进步,防止受到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减速影响而抬头的保护主义,积极参与并扩大WTO 贸易自由化谈判,推进ITA 协议适用范围,在2015 年第10 次WTO 议长会议中达成了农业开放领域协议,将IT 相关产品关税废除范围扩大至201 项,削减关税达1700 亿日元.

其次, 针对推动“人员、资金、货物与信息”自由流动的关联性创新,构建创新性·关联性产业社会的政策目标,日本采取的措施有:第一,促进对日直接投资政策.日本对内直接投资一直位于世界较低水平,2013 年其对内直接投资占GDP 比重为3.7%,位列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最末一位.由于对内直接投资的促进有利于提升本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扩大就业水平,因此,2013 年《日本再兴战略》提出了到2020 年外国企业对日直接投资额增加至35 万亿日元的目标.日本政府自2014 年开始召开“对日直接投资推进会议”,听取外国企业家的意见,改善日本投资环境,推动外国企业对日直接投资相关措施实施.[10] 第二,加大国外人才引进力度.伴随日本少子老龄化引发人口减少和内需增长放缓的加剧,以及物联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引发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发展,为了促进本国经济持续增长与人才国际化发展,自2013 年日本在加大对本国创新性高级人才培养投资的同时,实施了引进、培养与有效利用国外人才的全球人才政策.

再次,针对支持官民合作日本企业海外发展,推进中小企业“新出口大国联盟”[11] 发展的政策目标,日本的具体政策有:第一,扩大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出口.对外构建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计划作为安倍“日本再兴战略”的重要一环以及支持官民合作日本企业海外发展战略的对外贸易投资政策的重要内容,最初以2013 年设立的“经济合作基础设施战略会议”为契机,通过日本与特定国家和地区在铁路、电力与通信信息等领域开展贸易投资合作,制定了“基础设施出口战略”,旨在扩大风险资金投资供给、拓宽海外投融资渠道、加速日元贷款便捷化以及推广企业海外发展战略,从而实现日本经济持续发展.随后,安倍首相在2015 年5 月提出了“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计划,日本将与亚洲开发银行合作,计划在5 年内向亚洲提供总额约为1100 亿美元(13 万亿日元)规模的基础设施合作资金.第二,扩大服务贸易出口.日本拥有优质的服务产业,为了扩大服务贸易出口,安倍内阁成立伊始就设立了“酷日本战略大臣”职位,推动以“酷日本战略”为依托、以“访日旅游”为主导的服务产业贸易出口,提升海外对日本产品与服务的认知度,2015 年11 月9 日首次召开的“支持明本旅游梦想会议”,安倍首相将旅游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提出了“旅游立国”构想.

这一时期,日本对外经济政策还包括与中东等国家经济合作的新兴国家战略、与OECD 达成的火力发电出口技术支援协议以及为了应对贸易保护主义与过剩产能问题而实施的政策等.

(二)对外经济的总体发展状况

自2012 年12 月安倍首相再次执政以来,根据日本财务省的国际收支统计数据显示,近五年日本对外经济发展状况总体好转.从2012 年第四季度至2017 年第三季度的经常收支、服务收支、贸易收支与进出口总额季度变动情况来看,如图1(a)和(b)所示,经常收支由2012 年第四季度的负0.45 千亿日元波动上升至2017 年第三季度的69.72 千亿日元,季均升幅为40.32 倍.服务收支由2012 年第四季度的负11.41 千亿日元波动上升至2017 年第三季度的负2.93 千亿日元,月均升幅为18.58%.贸易收支由2012 年第四季度的负14.42 千亿日元波动上升至2017 年第三季度的17.38 千亿日元,季均升幅为55.13%,其中,出口总额由2012 年第四季度的14.98 万亿日元波动上升至2017 年第三季度的19.29 万亿日元,季均升幅为7.19%,进口总额由2012 年第四季度的16.42万亿日元波动上升至2017 年第三季度的17.55 万亿日元,季均升幅为1.72%,进出口增长率分别由2103 年第一季度的9.09% 和6.76% 波动下降至2016 年第一季度的负11.01% 和负6.51%,随后回升至2017 年第三季度的1.35% 和5.60%.由此可知,以季度数据衡量日本2012 年第四季度至2017年第三季度的对外经济发展状况持续好转,特别是2016 年第一季度至2017 年第三季度日本经常收支与贸易收支持续上升,进出口增长率回升,日本对外经济发展状况进一步好转.

综上所述,以经常收支、服务收支、贸易收支、进出口总额以及进出口增长率季度指标衡量2012 年至2017 年日本对外经济发展状况,这一时期日本对外经济发展状况起稳向好,特别是2016年以来日本对外经济发展状况持续好转,这一状况的出现不仅源自近期世界经济总体向好国际因素的间接作用,而且源自安倍再次执政以来实施的一系列对外经济发展政策国内因素的直接作用.

二、区域经济合作政策与合作进展

(一)区域经济合作政策

在对外经济政策中,贸易政策居于主导地位.战后日本贸易政策的演变经历了多边贸易自由化、双边贸易自由化与区域贸易自由化三个阶段.安倍再次执政以来,日本贸易政策呈现出“以双边贸易自由化为基础,以区域贸易自由化为核心”,[13] 构筑多边自由贸易体系的多层次贸易政策特征,其对外经济贸易战略重点向东亚地区倾斜,[14] 寻求构建亚太自由贸易合作框架,实现自由开放“环印度太平洋圈”的新型经济外交战略.基于以上的贸易政策特征与战略,日本积极参与谈判FTA·EPA 协议的谈判,扩大WTO框架下的贸易自由化,构建自由与公正的世界经济贸易规则,其目的由最初促进两国间贸易自由化向着旨在实现区域内投资自由化,并进一步实现区域内各国间在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人才交流、环境问题与政府间协调等方面更为广泛性与包容性的高质量合作,[15] 其在经济方面的战略意义表现为扩大净出口市场、改善竞争环境、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速世界贸易自由化、提升国际竞争力以及服务本国经济结构性改革,在政治外交方面表现为提升WTO 谈判能力、增进政治互信、保障安全、增强外交影响力以及改善国家间外交关系.

另一方面,面对政府开发援助(ODA)问题日趋多样化、复杂化与广泛化带来合作领域的扩大,涉及发展中国家开发的ODA 以外资金与活动发挥作用日益增强以及在全球化进程筑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国际社会必要性日渐强化,在此背景下,日本内阁决定修改政府开发援助大纲,并于2015 年2 月公布,日本将“政府开发援助(ODA)”更改为“开发合作”.所谓“开发合作”是指为促进发展中地区的开发,政府以及政府相关机构开展的国际合作活动,其中“开发”包含构筑和平、推进基本人权以及人道主义援助等更为广阔的内涵.日本政府“开发合作”重点方面包括:第一,发挥日本在经验、知识与技术方面优势,通过培育人才、建设基础设施以及构建法律与制度,带动发展中地区和国家实现高质量(包容性、可持续性与坚韧型)经济增长,从而削减贫困;第二,通过法治社会的确立、善政的实现、化的促进以及包含女性权利在内基本人权的尊重,构筑普世价值,并通过纷争解决、灾害应急处理以及治安保障强化等措施的援助,构建和平·安全社会;第三,通过国际合作解决环境气候变动、大规模灾害、资源与能源等全球性问题,共筑一个可持续和强大的国际社会.

因此,安倍再次执政时期,日本为了实现基于WTO 体制的多边自由贸易体系,解决全球性问题共筑可持续和强大的国际社会,采取以FTA·EPA 为特征、以“产官研共同研究”为主导、以开发合作(旧政府开发援助,ODA)为辅助的区域经济主义合作模式.[

(二)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进展

2012 年3 月, 日本开启了与蒙古的EPA 谈判,旨在改善投资环境(包含能源与矿产资源在内),扩大两国间贸易与投资,历经7 回合的谈判,于2014 年7 月达成主要经济贸易合作意见,并于2015 年2 月蒙古国总统访日时签署了两国间的EPA 协议,2016 年6 月7 日完善了该协议中的蒙古国国内法所需的手续,日蒙EPA 协议由此正式生效.

2012 年9 月,日本与哥伦比亚首脑会议召开,开启了两国间EPA 谈判,截至2016 年12 月两国间共进行了13 回合的谈判,目前两国谈判进入了最终阶段.2014 年1 月,以土耳其总理访日为契机,日本与土耳其提出EPA 谈判意图,同年12 月两国正式开启谈判,截至2016 年12 月共进行了3 回合的谈判.2012 年3 月,日本与加拿大开启EPA 谈判,旨在为日本提供稳定的能源、矿产和食品,截至2014 年11 月共举行了7 回合的谈判,其后两国间EPA 谈判被纳入TPP 谈判框架内.

安倍再次执政时期,日本签署生效了日蒙EPA 协议,开启了日哥和日土EPA 谈判,并将日加EPA 谈判纳入TPP 谈判,除日加EPA 谈判采用政府间共同研究之外,其余均为产官研共同研究的谈判项目,这一时期日本两国间经济贸易合作取得了一定成果.

中日韩FTA 谈判以2012 年11 月中日韩经济贸易高层会议为标志,开启了谈判议题,2013 年3 月开始正式谈判,截至2017 年1 月共进行了11回合的谈判,2015 年11 月1 日在首尔举行了第六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会后三国共同发表了《关于东北亚和平与合作的联合宣言》,达成了重要共识,作为中日韩FTA 谈判的里程碑事件.

东盟“10+6”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①(RCEP)谈判开启于2013 年5 月,以实现各国间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与电子商务等领域的自由流通,截至2017 年11 月,领导人会议与谈判会议分别召开了8 次和20 次,2016年9 月在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再次确认了推进RCEP谈判的重要性,并发表了相关声明,2017 年11 月12 日召开的第二十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会议通过成果文件《10+3 领导人关于粮食安全合作的声明》和《关于10+3 合作20 周年的马尼拉宣言》,这两次会议召开以及相关成果性文件发表,开创了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的新时代.

日EU·EPA 谈判开启于2013 年3 月, 截至2017 年4 月共进行了18 回合的谈判,第18 次日EU 经济合作谈判,双方关于服务贸易、知识产权、非关税措施、政府间合作与投资等领域进行了深入探讨,2017 年11 月2 本对外公布了日EU 经济合作协议有关工业制品关税达成的主要成果,[18] 进一步推动日EU 经济合作,为更好发挥该协议的战略与经济意义奠定了重要基础.

日本政府通过上述与各国间的经济合作谈判为其构建亚太自由贸易协定(FTAAP)合作框架,推动亚洲经济加速一体化的实现奠定了基础.截至2017 年9 月,日本已经与二十国家签署并生效了16 项的经济合作协定,签署与生效的FTA 覆盖率合计40.0%.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开启于2013 年4 月的TPP 领导人会议,2015 年10 月达成了重要共识,2016 年2 月日本签署该协议,并于2016 年12 月获得了国会表决批准.然而,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宣布退出TPP 和实行“美国第一”的保守主义政策,在特朗普政权下美国回归TPP 现实可能性较低,让日本的“一箭双雕”②设计受到损害.[20] 为了避免相关损失,在2017 年5 月,日本和澳大利亚主导实现“TPP11”(除美国之外11 个国家在内)协议,将有意加入TPP 的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与台湾纳入其中形成“TPP16”,以期能继续发挥TPP 协议的作用.[21] 日本为何在“美国领导”退却后,继续推进TPP11 谈判呢?

通过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不同模式下的经济效果对比分析中可知,根据日本学者浦田秀次郎(2017)应用一般均衡模拟分析了日本各类型区域经济合作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以2030 年国民收入指标衡量区域经济合作形成与不形成的经济效果,如表1 所示,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各种模式提升日本国民收入经济效果来看,在TPP 模式下,提升日本国民收入经济绩效变动总量为1250 亿美元,提升程度为2.5%,在TPP11 模式下,提升日本国民收入经济绩效变动总量为460 亿美元,提升程度为0.9%,在TPP16 模式下,提升日本国民收入经济绩效变动总量为980 亿美元,提升程度为2.0%,在日美FTA 模式下,提升日本国民收入经济绩效变动总量为600 亿美元,提升程度为1.2%,在RCEP 模式下,提升日本国民收入经济绩效变动总量为560 亿美元,提升程度为1.2%,在TPP11+RCEP 模式下,提升日本国民收入经济绩效变动总量为930 亿美元,提升程度为1.9%,这表明无论何种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均没有TPP 合作模式提升日本国民收入经济效果的程度高.

2018 年3 月9 日, 不含美国的11 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正式签署,临时秘书处将设在日本,TPP11 将在6 国以上成员走完国内程序的60 天后生效,预计这个新的TPP(简称CPTPP)将在2019 年结束前正式生效,日本等CPTPP 国家仍然希望美国重返TPP.

正如张蕴岭(2017)所认为:“如今,日本面临着复杂的地区环境:特朗普的‘ 美国第一’政策,东盟的“以我为中心的”共同体建设,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等等.在此情况下,日本如何定位自己的新区域经济战略?有没有‘积极的区域经济战略’?这是需要进一步观察的问题”.[23]因此,日本是否能通过积极参与中日韩FTA、东盟“10+6” 的RCEP、日EU·EPA 以及TPP 等“全方位·水平高”的经济合作协定谈判,逐步构建亚太自由贸易协定合作框架,推动亚洲经济加速一体化实现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三、贸易与投资

国家促进其对外经济发展,不仅可以通过推进与其他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贸易合作来实现,而且可以通过扩大对外和对内的贸易投资来实现.伴随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以及对日投资极少与少子老龄化的国内现状,安倍再次执政以来,为了更好地适应世界范围内基础设施投资竞争日益激烈的现实,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亚洲地区各国日益增长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同时,为了提升本国全要素生产率、扩大就业水平与解决人才短缺的现实问题,日本实施了“对外积极推进‘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对内持续‘促进对日投资、加大人才引进’”的贸易投资政策,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

(一)贸易投资政策

近年日本企业海外投资设厂总数持续增加,根据日本外务省《海外居留本国人数调查统计》显示,截至2016 年10 月1 本海外企业总数达7.182 万家,创该统计实行多年以来之最多.面对近年日本企业海外投资不断增加的现状,为了保障日本企业海外权益,增强跨国内外投资环境完善,实现本国稳定可持续经济增长,同时为了促进日本企业海外发展以及对内直接投资,日本政府加速缔结贸易投资相关协定,并于2016 年5月出台了《促进投资相关协定缔结等完善投资环境的行动计划》,该计划规定:第一,截至2020年日本将与100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或生效投资相关协定;第二,在选择谈判伙伴国时,综合考虑投资绩效与前景、国内产业需求、外交政策以及相关国家和地区需求情况;第三,在缔结投资相关协定时,确保非歧视性待遇内容与协定质量的高水平,重视谈判的时效性与灵活性;第四,在积极推动双边与多边投资协定谈判的同时,促进多国间国际性投资环境完善的探讨;第五,在达成协定时,不仅考虑传统投资协定内容,而且要考虑近年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包含有关服务与电子商务领域的探讨,构建一个适应新型企业需求的投资环境,从而实现本国经济增长目标.其中,扩大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出口作为具体政策被日本政府重点实施.

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的构筑基本理念是立足亚洲,放眼世界,通过实施基础设施伙伴关系计划,推动日本对外投资,以扩大对外基础设施投资为媒介,逐步建立起与被投资国家和地区间的长期伙伴关系.其构筑的四大基石包括:第一,利用各种经济合作方式,加大对合作项目的支持力度.将日元贷款、技术合作与无偿资金合作等经济合作方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扩大亚洲基础设施领域的海外投融资支持力度,充分利用新设立的日元贷款为发展中国家的PPP 项目提供出资保证,吸引更多地民间资本参与投资.第二,发挥亚洲开发银行投融资的积极作用.提高亚洲开发银行放贷能力,扩大民间资金融资比例,缩短项目审批时间,探讨其他国家和地区向亚洲开发银行增资问题以及JICA 机构的设立问题.第三,强化JBIC 机构机能,扩大风险资金投资的供给量.发展中国家难以提供偿还能力保证,对其投资风险较大,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风险投资供给缺失,为解决此类问题,充分发挥新设立的海外城市交通开发支持机构.第四,建立“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的国际标准.召开“高质量基础设施”相关研讨会,推进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以及更多的伙伴关系国家合作.

通过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的构筑,促进被投资国家和地区的当地居民就业,改善居民生活水平,进一步吸引世界各国的民间资金参与投资,促进高新技术发展与应用,为实现“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提供强大的资金与技术支持,更好地带动日本国内投资增长,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面对日本对内直接投资一直位于世界较低水平的现实情况,2013 年《日本再兴战略》提出了到2020 年外国企业对日直接投资额增加至35 万亿日元的目标,日本政府为了促进对内直接投资扩大,推行国家战略特区制度的根本性改革、强化政府招揽支持外国企业的招商制度建立以及引进国外高端人才等政策.同时,日本政府为了消除在对内直接投资中存在的语言、网络、商务签证、教育环境以及国外企业准入五方面主要制约因素负面影响,出台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包括:完善超市、医疗机构和公共交通机构等日常生活部门的多语言环境;简化公共场所利用免费无限网络的手续,扩大免费无限网络覆盖范围;完善地方机场办理商务签证的制度环境,缩短办理商务签证事前联系时间;扩充海外留学人员接受本国教育数量,扩大海外留学毕业人员在日就业范围;设立日本副大臣向国外企业征求意见机制等.

(二)对外对内直接投资状况

日本通过促进贸易投资相关谈判以及实施相关贸易投资政策,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自2012 年12 月安倍首相再次执政以来,根据日本财务省的对外与对内直接投资统计数显示,从对外与对内直接投资季度数据来看,如图2 所示,对外直接投资净值由2012 年第四季度的2.68 万亿日元波动上升至2017 年第三季度的4.16 万亿日元,季均升幅为2.77%,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由2012 年第四季度的0.38 万亿日元持续上升至2017 年第三季度的1.55 万亿日元,季均升幅为15.36%,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率由2012 年第四季度的14.17% 波动上升至2017 年第三季度的37.13%,季均升幅为8.10%;对内直接投资净值由2012 年第四季度的0.14 万亿日元波动上升至2017 年第三季度的0.24万亿日元,季均升幅为3.26%,对内直接投资收益与收益率分别由2012 年第四季度的1 亿日元与负0.07% 上升至2017 年第三季度的0.45 万亿日元与188.62%,这表明以对外与对内直接投资相关季度数值衡量日本对外与对内贸易投资,日本对外贸易投资规模与收益均明显高于对内贸易投资,而对内贸易投资收益率及对内贸易投资收益率波动程度却明显高于对外贸易投资.

四、结语

面对复杂、多变又充满不确定性的国内外政治经济新形态,再次当选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就任之后,出台了一系列被称为“安倍经济学”的新经济政策,并基于其“俯瞰地球仪”的经济外交思想与自由开放的“环印度太平洋”的新型外交战略,制定了“对内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和“对外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经济秩序”相结合的内外一体化的多层次的对外经济政策,通过一系列对外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得安倍再次执政时期的总体对外经济发展状况有所好转.

这一时期,日本对外经济发展更多地关注于经济贸易合作与经济贸易投资两方面.一方面,日本贸易政策呈现出“以双边贸易自由化为基础,以区域贸易自由化为核心”,构筑多边自由贸易体系的多层次贸易政策特征,日本为了实现基于WTO 体制的多边自由贸易体系,采取以FTA·EPA 为特征、以“产官研共同研究”为主导、以开发合作为辅助的区域经济主义合作模式,通过一系列谈判,双方或达成了共识,或签署了协议,日本在两国以及区域间的经济贸易合作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不过,尽管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宣布退出TPP 和实行“美国第一”的保守主义政策,日本依然在美国退出之后的2018年3 月9 日促成与其他11 国签署全面发达环太平洋伙伴合作协定(CPTPP), 这为今后日本经济合作发展方向增添了不确定性与积极性的双重因素.

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亚洲地区各国日益增长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同时,为了提升本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就业水平与解决人才短缺的现实问题,日本实施了“对外积极推进‘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对内持续‘促进对日投资、加大人才引进’”的贸易投资政策,在促进日本对外投资规模与收益不断增长的同时,对内投资总额尽管历年有所增长,不过由于日本国内市场依然存在招商环境的多方面制约性因素,其对内投资规模依然较小,投资收益率波动明显,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对日投资居于世界各国低位的现实,今后有待进一步破除日本国内市场的规制障碍,改善国内市场的招商环境,以促进对日投资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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