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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载文心归雕龙《〈文心雕龙〉三十说》读后
姚爱斌
在10卷本《童庆炳文集》中,《〈文心雕龙〉三十说》也许是童老师最费心血的一卷.作为一部“龙学”专著,其撰写的时间跨度在童老师所有著作中应该是最长的.从1994年秋童老师给他当年的博士新生开讲《文心雕龙》,到2007年童老师最后一次给博士研究生讲这门课,历时14年之久,一共讲了12遍[1].这卷文集中的大部分论文就是伴随着这门课程的持续开展而不断撰写的,是童老师讲授和研究《文心雕龙》的结晶.在2007年因健康原因暂停讲授《文心雕龙》后,童老师对《文心雕龙》的热情和关注并未减退,而是对《文心雕龙》的历史地位和理论价值提出了更高的评价,对《文心雕龙》的现实意义有了更大的期许.因此,2007年后直到他去世的这几年时间里,童老师对《文心雕龙》的研究较以前更加勤奋,写作论文的力度也丝毫未减从前,我统计了一下,至少有12篇“龙学”文章发表于2007年9月至2015年9月期间.其中《〈文心雕龙〉“文体”四层面说》（《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是童老师生前完成的最后一篇“龙学”论文,而其发表已是在童老师去世之后.
这也就是说,《〈文心雕龙〉三十说》是童老师10卷文集中最后完成的一卷.关于童老师在编撰整个文集过程中的巨大付出以及对其身心所造成的巨大伤害,赵勇兄已经在《童庆炳文集》后记中有详细叙述,其中尤以《〈文心雕龙〉三十说》的编撰过程最令我们一众弟子不堪回首.与其他各卷编排现成著作和论文不同,当童老师于2014年着手编本卷文集时,他已发表的“龙学”文章距“三十”之整尚缺两三篇.为了使“三十说”成为完璧,童老师迫切希望在文稿交出版社之前,能够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将已拟好题目的这两三篇文章写出来.可是,他已经做过多次大手术的身体已无法承受这种高度紧张的工作,此间他的身体状况频出,身心俱疲,多次告急.在其老友程正民老师和诸弟子的反复劝说下,童老师只好把这几篇半成品的文章和其他工作都暂时放下.时间到了2015年春夏,随着天气日渐暖和,童老师的身体状况看起来也一天天地好转,似乎又慢慢恢复到了这次危机之前的状态.大家都很高兴,童老师本人也开始一件件地拾起此前尚未完工的文集编撰工作.但是,这一切又在6月14日那个晴朗得令人心痛的下午戛然而止……
童老师走后,一些未竟的文集编辑工作（主要是文字校对）便由我们接手.因为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文心雕龙》和中国古代文体论,所以按分工我就负责校对《〈文心雕龙〉三十说》和《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两卷文集.在此过程中,我重新细阅了童老师的这些文章,也重温了我在15年前由童老师领进“龙学”之门进而与《文心雕龙》结下不解之缘的问学历程.
我最早看到的童老师的“龙学”文章是他发表在1998年第6期《文艺研究》上的《〈文心雕龙〉“风清骨峻”说》一文.当时我还在安徽大学读研究生,因为硕士学位论文涉及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风骨”之论,有同学便推荐我读一读童老师的这篇论文.尽管后来我几乎读了童老师发表过的所有“龙学”文章,但印象最深的还是最早读到的这篇《〈文心雕龙〉“风清骨峻”说》.这篇文章所运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阐释路径,也一以贯之地体现在童老师后来写作的一系列“龙学”论文中.2001年秋我负笈京师随童老师学习,终于有缘在其引领之下一窥《文心雕龙》之堂奥,同时也能够更方便地读到童老师不断面世的“龙学”新作.在博士研究生第二学期的《文心雕龙》课结束之后,我自己也尝试迈开了《文心雕龙》研究的第一步.我在读博期间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关于《文心雕龙·隐秀》篇的,非常幸运、巧合的是,我的这篇“龙学”习作居然是和童老师的一篇论文作为同一组文章刊发在同一期的《社会科学辑刊》上.个中缘由,猜想主编和编辑可能以为我和童老师有过商量,但是说实话这的确是“纯属巧合”.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我的这篇习作得以顺利发表,肯定是沾了童老师的光.
读童老师的“龙学”文章,固然会对其关于《文心雕龙》诸多范畴和命题的独到会心和见解印象深刻,也会因其出入自如的阐释视角和研究方法而获得很多启发,对我来说感受最深的还是渗透在这些具体观点和阐释方法之中的一种认真而又平和、理性而又热情的对话精神.这种对话精神可以说是童老师做人和治学的灵魂.正是凭着这种对话精神,童老师将他所领导的北师大文艺学中心凝聚成了一个和而不同的学术团体,并能在学术观点差异纷呈的全国文艺理论界获得广泛尊重和认可.在学术研究中,这种对话精神又使得童老师能够跳出党同伐异的偏见,克服非此即彼的片面,远离立场先行的意气之争,在古今与今人、中国与西方、今人与今人之间进行平等对话,并通过对话消除偏见,纠正错误,克服片面,融合多方面智慧服务于中国文论的建构与创新.
在童老师的“龙学”成果中,其对话关系首先体现在研究者本人与《文心雕龙》这一研究对象之间.对话的前提是对研究对象的充分尊重和理解,对于《文心雕龙》,童老师采取的不是一种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态度,而是作一种从语境到文本、从宏观到具体的多层次和全方位的把握.如他将《文心雕龙》的成书原因从多层次总结为五点,即“思想活跃的社会环境”“谈玄之风的影响”“文学自觉给文论发展带来的生机”“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引起的思考”“此前文论著作的局限促使刘勰产生超越前人的冲动”,这一总结涵盖了一般思想、哲学风气、文学观念、文学实践、文论传统等诸多层面.他又将《文心雕龙》全书的文学观念总结为“两种类型”和“三个序列”.所谓“两种类型”是指《文心雕龙》中并存的兼涵文笔的“大文学观”与偏重情采韵之美的“小文学观”；所谓“三个序列”,分别是“文道序列”“情志序列”和“辞采序列”,而文道、情志与辞采的统一构成刘勰文学观的全幅图景,“文道是深扎自然的根须,情志是文学大树的枝干,辞采是文学花朵的必要装饰”（第27页）.童老师对《文心雕龙》文学观的整体把握与其对《文心雕龙》诸多范畴命题的具体阐释相互呼应,以前者为统摄,以后者为展开,洪纤俱见,体用相函.也因此,本卷文集虽形为单篇,但实同专著.
特约书评人专栏
如前所说,童老师《文心雕龙》研究的具体对象是书中的重点文论范畴和文论命题,如“道心神理”“奇正华实”“神与物游”“感物吟志”“因内符外”“杂而不越”“物以情观”“文体”“风骨”“通变”“情采”“比兴”“隐秀”等,但由于他有自觉的整体观照的历史视野和理论眼光,总是能于整篇求其义,于全书求其义,于刘勰的整个文论体系求其义,直至于整个中国文论史求其义.如在阐释“风骨”范畴内涵时,童老师就能透过“龙学”史上各种各类“风骨”释义的差异,揭出其背后的阐释路径层面的分歧,提出了一系列如何正确选择阐释方法和路径的问题,如：解说刘勰《文心雕龙·风骨》论“是主要以本篇为立论的根据,还是主要从《风骨》篇以外的篇章寻找旁证？”“是仅抓住本篇的某一句或某几句作为解说的根据,还是要统观全篇的逻辑结构,贯通起来把握？”“是把《风骨》篇看成是提出新的概念和范畴的独立的篇章,还是把《风骨》篇看成是《体性》篇的补充或进一步发挥？”“是从魏晋以来流行的人物品评来研究《风骨》,把刘勰的‘风骨’论看成是从人物品评中‘移植’过来的概念,还是着重寻找刘勰‘风骨’论的‘渊源’？”“是从刘勰的文学理论体系来探讨‘风骨’论,还是把《风骨》篇孤立起来研究？”正由于童老师自觉立足于《风骨》篇的内部概念关系和逻辑结构,同时又做到贯通整体与局部,区别主证与旁证,从而得出“风”是对文章中“情”之内质美的规定,“骨”是对文章中“辞”之内质美的规定这一很有说服力的结论.童老师的“风骨”解读延续了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曾经提示的解说“风骨”内涵的合理路径,并在深度和广度上将这一阐释范式推进至一个新的境界.这种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经得起学理推敲的,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
童老师在《文心雕龙》研究中的对话精神,还鲜明地体现为具体阐释中经常展开的古今中西文论观点之间的参照、比较和汇通.童老师在阐发《文心》范畴和命题的要义时,既以具体篇目和《文心雕龙》全书的内在联系为根据,同时又不囿于这些范畴和命题在具体语境中的特殊规定性.因此他的研究和阐释往往能从《文心雕龙》自身出发,将具体问题提升、扩展至一个古今中西交汇融合的理论视野之中,并从多方对话中引申出一些带有普遍规律性的文学观点.入乎其内者善识其异,而出乎其外者能见其通.如书中以“异质同构”解释《原道》篇所描述的天地之文与文章之文的类比关系,就有助于读者摆脱单纯的逻辑思维的局限,对“文”与“道”关系获得一种返本式的朴素体悟.又如从《辨骚》篇中的“奇正”关系逐步引申出艺术表达中节制与平衡的规律,借用格式塔心理学中的“心理场”与“物理场”概念解释《物色》篇“既随物以婉转,亦与心而徘徊”中所蕴涵的艺术创作中的心物互动互渗的关系等,都能够使人拓展视野,开出新意.在童老师展开的这些多方对话中,有比较但并不牵强,有引申但并不生硬,有中西融通但并不显得扞格.这是因为研究者总是将这些理论之间的比较、引申和汇通置于深厚广大且具体可感的艺术创作经验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先是有了古今中西艺术创作经验的沟通和共鸣,然后才是这些文学观念内涵的交汇与融合.
在童老师看来,《文心雕龙》这部文论著作本身也是在历代名家的研究和对话中成为“经典”的.从沈约“深得文理”的赞许到章学诚“体大而虑周”的推崇,从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到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从黄叔琳的《文心雕龙辑注》到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从国内学者的研究到海外学者的译介,这些注释、研究和翻译“都是对《文心雕龙》的不同的诠释,他们把《文心雕龙》的意义延伸出来,也同时把自己的思想观点投射到《文心雕龙》上面.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各种各样的《文心雕龙》研究形成了‘互文’性质和对话局面.《文心雕龙》也就在这一互文和对话中经典化”（第18页）.显然,持此观点的童老师本人也是将自己的《文心雕龙》研究视为与刘勰及历代研究者对话的一个过程和环节的.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童老师在一篇篇论文中所展开其本人的《文心雕龙》研究与“龙学”传统之间的对话关系.“龙学”研究成果之多,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领域可能是首屈一指.每位涉足“龙学”者,不仅要穿透《文心雕龙》自身的文体之障和义理之网,而且要越过由历代《文心雕龙》研究者的成果累积而成的一座座学术史之山.这些“龙学”成果玉石杂陈,良莠难辨,卓识之间不乏误解,琐屑之中常见真知.在这些“龙学”成果面前,童老师是严谨的,他尽量不埋没任何一项有价值的前人发现；童老师是谦虚的,他总是对前人的“龙学”成就给予充分肯定；童老师又是勇于精进的,他总是能够在万水千山之外再辟出一片新天地.在阐释《文心雕龙》中的每一个范畴或命题之前,童老师都会细心梳理相关问题的“龙学”历史,斟酌其得失,又在梳理和斟酌中透出自己的眼光和境界,伏下推陈出新的理念和思路.
在我看来,童老师治《文心雕龙》中的对话精神最为可贵的一面还应该是发生在他与他本人之间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的对话.在《文心雕龙》研究中,超越前人是困难的,但最难的可能还是对自身研究成果的不断反省和超越.童老师的大部分“龙学”成果都是在他年届花甲以后做出来的,其时无论是依据生理年龄还是依据学术年龄,他都已步入老年.可是,他的“龙学”生命却恰恰从此时开始绽放.难能可贵的是,在此过程中他仍然表现出超越自身的勇气和力量.在这卷文集中,有两个地方集中体现了童老师的自我对话和自我超越精神,一是他分别于1999年与2014年发表的两篇关于《文心雕龙·原道》篇的论文（《〈文心雕龙〉“道心神理”说》[2]和《〈文心雕龙〉“道心神理”说新探》[3]）对“文道”关系的不同阐释；一是发表于2015年的《〈文心雕龙〉“文体”四层次说》[4]一文对其长期关注的中国文体论问题的再度思考.这里且以童老师的《文心雕龙》“文体”观研究为例.20世纪90年代中期,童老师已撰有《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一书,提出了“体裁—语体—风格”这一著名的文体三层次说.但后来读到徐复观的《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以及龚鹏程、颜昆阳和几位大陆学者的争论文章后,结合自己长期研究《文心雕龙》的心得,童老师对文体概念的内涵又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在这篇新撰的文章中,童老师认为刘勰的文体论是针对南朝文坛普遍存在的“文体解散”问题而发,旨在恢复文体内在结构的完整性.根据《文心雕龙》全书所论,童老师认为刘勰实际上是从体制、体要、体性和体貌四个层面来分析和评价文体的,其中“体制”是文体创造的基础,“体要”是对文体内容的要求,“体性”是文体中作者个人风格的体现,“体貌”则是前三个层次结合起来的整体给读者留下的审美印象.童老师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提出的“文体四层次”说,是对徐复观的“体制—体要—体貌”三层次说和他本人前期的“体裁—语体—风格”三层次说的丰富和完善,也是他的“龙学”生命的绝响,是他留在“龙学”后辈心中的一个精进不已、奋斗不息的真正的学人身姿.
注释
[1]童老师去世前不久还在某个场合说过,他准备当年（2015年）下半年给博士新生重开《文心雕龙》课.
[2]童庆炳：《〈文心雕龙〉“道心神理”说》,《遵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1999年第1期.
[3]童庆炳：《〈文心雕龙〉“道心神理”说新探》,《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
[4]童庆炳：《〈文心雕龙〉“文体”四层次说》,《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文学院
（责任编辑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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