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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那些牛气冲天的监察官
文/ 本刊记者曾勋
礼贤下士是儒家选拔人才的基本思路,这个“贤”字,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监察制度建设的重要性.西人阿克顿的至理名言“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描述的是整个人类的政治脉象,古代中国自然不能避免沦入这个陷阱.
人心隔肚皮,即使是贤人,在权力的诱惑下也保不齐发生变异.所以,古代王朝吏治腐败和监察官的“灯下黑”,几近常态.虽如此,总有一些牛气冲天的监察官,称得上“风霜之吏”,他们身处浊世而不摧志屈道,不时会有奋身搏击、激浊扬清之举,常能留取丹心照汗青.
鲍宣：不畏丞相,不甩皇帝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这句话或许有几分道理,至少,放在西汉谏官鲍宣这里,是成立的.
鲍宣绝对是一个底层逆袭的典型,一个穷小子娶了师傅的女儿少君,而且这个女子学富五车、知书达理.
据《后汉书·鲍宣妻传》,少君出嫁那天,嫁妆非常丰厚.鲍宣有些不高兴,就对妻子说：“你生在富贵人家,习惯穿戴漂亮的衣服和装饰,可是我实在贫穷低贱,不敢担当大礼.”少君说：“我父亲因为先生注重品德修养,保持俭朴的生活,因此让我出嫁而服侍你.既然我乐意嫁给你,你的意见我都接受.”于是全数退回了那些侍从婢女服装首饰,改穿平民的短衣裳（汉代贵族的衣服是深衣长衫）,与鲍宣拉着一辆小车就回到家乡了.
有妻如此,乃鲍宣之幸.他后来因品德高尚被推举做官,汉哀帝初,被推荐做谏大夫,调任豫州牧.
一年多后,就有人向皇帝鲍宣,的理由今天看来有点无厘头,说鲍宣考察地方官员的步骤太繁琐,要求太苛刻,而且此人下基层不乘标配的六马马车,自己驾着一匹马就去了.鲍宣因此被解聘,回老家待了几个月后,又被征召做谏大夫.
之后,鲍宣依旧不改耿直的秉性,“常上书谏争,其言少文多实”.彼时,有地方发生饥荒,鲍宣便谏言皇帝,现在贫民连野菜也吃不饱,也没有衣服穿,你倒好,私养外亲与宠幸臣子董贤,赏赐那么多财物给他们,你这样怎么使百姓归顺？皇帝十分感动,放粮救灾.
一次,丞相孔光出视辕陵,随从官史不遵守交通规则,在驰道飙车,你追我赶.这在当时属于犯法,而且在首都中轴线上飙车,影响有多坏？鲍宣即命左右将孔光从史拘捕,车马充公.
宠信孔光的汉哀帝不问是非,派人到司隶府抓人,鲍宣闭门拒命.这下触怒了皇帝,便以“无人臣礼,大不敬之道”的罪名逮捕鲍宣下狱,定为死罪.
不少清明之士极力营救鲍宣.博士弟子济南人王咸是一热血青年,他在太学下举起旗帜,高喊：“想救鲍司隶的同志在这里集合啦！”一时,一千多个太学生围在旗下.他们趁孔光入朝时,一哄而上围住他说理,说理不成,就在宫殿旁.
皇上为缓和舆论,判定鲍宣减死一等,剃发锁项,流放到上党.王莽篡汉后,极力排除打击不附已之“汉忠直臣”,鲍宣未能幸免,于公元3年下狱后自杀.待汉光武帝刘秀登基,大赦天下,下诏褒扬鲍宣并准荫其子孙“至大官”.
刘安世：得天保佑的“殿上虎”
包拯当谏官时,常对仁宗大加指责.有大臣进谗言,让皇帝发配包拯到边疆,眼不见心不烦.宋仁宗却大赞包拯“伏谏于陛,屡形药石之忠；秉宪于朝,一屏奸邪之气”.而北宋另一名敢于直言的谏官刘安世,遭遇却迥然不同.
刘安世曾拜编撰《资治通鉴》的司马光为师,潜心修学.他约请老师赐赠座右铭,司马光只给他一个字——诚,并嘱咐道：“人生至诚不妄始.”这个“诚”字,镌刻在了刘安世心中.
司马光任相后,刘安世也出仕了,有人推举他为右正言.受命之前,刘安世回到老家,征询老母亲的意见,说这活有风险,你不愿意我可以以母亲年老为托不干.母亲鼓励他说：“谏官是皇上面前敢于直言诤谏的重臣,纵使遭罪被流放,不论远近,我一定会随你去的.”带着母亲的希冀,刘安世走马上任.
当时,因王安石变法激起了如火如荼的“党争”,权臣走卒,大都噤若寒蝉,明哲保身.尽管如此,刘安世不顾险恶的政治环境,弹劾不法,从不徇私.
知枢密院事章惇的父亲以自己儿子的名义强买百姓田产,刘安世于是多次上书朝廷,章惇为军政长官,知法犯法,应严办.这件事虽不了了之,刘安世的忠直却得到了高太后的赏识,不久后,便被委以左谏议大夫的重任.
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民间谣言四起,说皇帝以征奶妈之名,行搜美女之实.朝会时,刘安世对高太后和宋哲宗奏上一章：“陛下正当年少,没有娶后却亲近女色,这是天下不幸.希望陛下为社稷着想,清闲之余,要多研读经史,不要沉迷轻浮之好.”
此话一出,宋哲宗一脸惭愧.高太后赶紧尴尬地打圆场：“谣言而已,爱卿勿信！”不过,征聘奶妈之谣言,从此再也没有传出过.
在谏官任上,刘安世正色立朝、秉持公道,弹劾了十多名权臣.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时任宰相,便被他弹劾罢职.有时他跟皇帝争执得面红耳赤,皇帝大怒,下面的大臣一个二个吓得面如死灰,刘安世却毫不畏缩,等皇帝气消了,继续谏言,人称“殿上虎”.
因刘安世多次弹劾章惇,章惇任相后,将刘安世贬到了岭南,后来又贬到梅州.章惇还不放心,计划派人到梅州找个借口把刘安世杀了.好在梅州太守颇有恻隐之心,安排人到刘安世住所,劝他躲避一下.
刘安世不但不躲,反而与前来劝说的客人饮酒谈笑,还从容写下遗书交给仆人,说：“如果我死了,你按遗书上的安排去做.”不知是心切难耐还是劳累成疾,章惇派来的人竟然在离梅州二十里的地方吐血而死.
刘安世后来虽有起复,但都因忠良耿直,一直被奸妄之人陷害,大部分时间都在贬谪的路途上度过.古时有“八州恶地”的说法——“春、循、梅、新,与死为邻；高、窦、雷、化,说着也怕”——据说贬官到这八个州的人,必九死一生.刘安世去过其中七州,最后安然无恙,连大病都没有得过,活到了78岁.士大夫们惊叹其为“铁汉”,得“天保佑之”.
刘安世于宣和七年（1125年）去世,当时,北宋气数已然耗尽,上演的依旧是历史铁律——耿介之士被压制之时,也是王朝将陨之日.到了南宋,宋孝宗谥“忠定”.因此有人评价刘安世为“北宋最后一名直言谏官”.
明代谏官群像：文臣谏死朝堂的典范
嘉靖十一年（1532年）冬天,天空出现彗星.在古代,人们认为这是凶兆.南京御史冯恩趁机上疏,重点弹劾大学士张孚敬、吏部尚书方献夫、右都御史汪鋐三人,指责他们卖官鬻爵、结党营私、败坏纲纪,认为天上的彗星不足为患,这三人才真的是彗星,“三彗”不除,政无清明.
冯恩弹劾的,正好是明世宗最宠信的三人.指斥自己所宠溺的是邪佞小人,皇帝自然气不过,下令把冯恩打入锦衣卫大狱.
审问冯恩的,正是他弹劾的对象之一汪鋐.当时冯恩不服罪,刚毅地向皇宫方向下跪,汪鋐逼他朝自己下跪,遭到冯恩的怒叱.冯恩受尽严刑拷打,终不易志,最后被判死刑.当时,人们感慨道：“冯御史非但口如铁,其膝、其胆、其骨皆铁也.”因此被称为“四铁御史”.
后来不断有大臣为冯恩辩解,家人乡邻和群众为冯恩鸣冤,冯恩才免死罪,被流放到雷州戍边.明穆宗继位后,任命冯恩为大理寺丞,此时冯恩已70多岁,几年后冯恩以81岁的高寿去世.
明代除了沿袭前朝的监察制度,还有厂卫的监察暗网,政治生态更为险恶,监察官谏言的风险也更大.不过,明代监察官的牛气就体现在,为了匡扶朝纲和正义,他们悍不畏死,甚至敢骂皇上.
万历十七年（1590年）十二月,大理寺评事雒于仁写《酒色财气四箴疏》：“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夫纵酒则溃胃,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相当于骂神宗是酒鬼、色鬼,皇帝气得吹胡子,又怕酒鬼、色鬼的骂名坐实,在大臣的劝谏下,将奏折留中不发,把雒于仁罢免了事.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说,这雒于仁胆子也够大的,竟然上书说皇帝是酒鬼、色鬼,酒色财气样样俱全,估计上书的时候顺便把遗书也写好了.
明代的政治环境虽然相对残酷,死谏、直谏的忠义之臣,却从来没有在明史中缺席.
御史邹应龙扳倒明朝权奸严嵩时,前面已经有十名御史或给事中弹劾过严嵩,但都没有好下场,不是被贬、除名、下狱,就是被廷杖打死.
嘉靖后期,在“帝对嵩稍稍厌之”的局势下,除掉严党时机成熟.在次辅徐阶的授意下,邹应龙上奏皇帝,弹劾严嵩之子严世蕃各种祸害国家和百姓的劣行,拉开了将严党连根拔除的序幕.
邹应龙置生死于度外,其奏疏以“如臣有一语不实,请即斩臣首以谢(严)嵩父子”等语,为世人敬仰.他为官清廉,卒后“遗田不及数亩,遗址不过数楹”.
到明朝中后期,宦官专权,把持朝政,残害忠良,以杨涟、左光斗为首的御史群体与魏忠贤的权力集团展开了坚决的斗争,结果遭到残酷迫害.
天启四年（1624年）,时任左副都御史的杨涟,在奏疏中列举魏忠贤的二十四条罪状,揭露他迫害先帝旧臣、干预朝政,逼死后宫贤妃,操纵东厂滥施淫威等罪行.
明熹宗在魏忠贤的不断忽悠下忠奸不辨,下旨严厉申斥杨涟,矫旨责杨涟“大不敬”“无人臣礼”,并将杨涟革职为民.
在魏忠贤的授意下,杨涟被抓入大狱,锦衣卫施以“土囊压身,铁钉贯耳”等残忍手段折磨他,最后以一枚大铁钉钉入杨涟头部,将这位宁死不屈、一身正气的忠良害死.
另一位御史左光斗含冤被捕时,家乡父老头顶明镜,手端清水,拥马首大哭.不久后,左光斗也在狱中被折磨而死.
古代这些谏官的言行和气节固然令人敬佩,值得宣扬,但同样也应看到其时代局限.皇权集权制下,言官虽可起到制衡皇权的作用,却只能治标无法治本；他们也绝不可能俯身倾听芸芸众生的诉求,他们的敢言、直言的意义,在皇帝制衡朝纲、捍卫皇权的操作中被消解了.恐怕,今人讴歌他们品行的同时,也需要以同样的热情去呼唤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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