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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思想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历史观照和哲学

口郝雨沈亚文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哲学史以及人类思想文化史上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其文化内涵及意义极为高远丰富.这一思想主张在今天的提出,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思想流脉,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创举.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探索和历史建构中,经典文化一向担当着重要的使命.它在积极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及内涵阐释

近年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创造性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主张,引起了思想理论界的强烈关注.2013年3月,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第一次提到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从十八大报告到2015年9月,主席在国际国内不同场合62次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2015年9月28日,主席出席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时发表了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在重大国际组织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并详细阐释核心思想.主席说:“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1在此后的两年多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国际上得到广泛认可和传播,进入了纵深发展阶段.

随着总书记对这一概念的提出和不断阐发,学界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越来越形成热点.张曙光在《“类哲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 2015)中提出“个体、共同体、人类与大自然”的四位一体思想框架或“四重奏”,集中表达“我们更应当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入研究个人、共同体、人类和自然生态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出个人之道、共同体之道、人类共同发展之道及其相互关系”心1.张曙光还在《人的存在的历史性及其现代境遇》(2005)中对马克思关于人的存在的历史性思想及其理论可能性进行了解读,阐明了其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对于明确我们自己的发展道路和人类前景的重要意义.此外,在《哲学·哲学人学·人生哲学》(1997)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有的现实性与超越性——一种基于人的存在及其历史境遇的思考与批评》(2006)这两篇文章中,张曙光也探讨了哲学与人学的关系.

邵培仁在《作为全球战略和现实考量的新世界主义》(2017)中将“新世界主义”表述为是指国家主席及其领导集体对世界和人类文明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所持有的创新性的系统性认识、论述、主张及其行动方案.新世界主义理论体系可以概括为“一个核心”,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五个坚持”,即坚持对话协商、坚持共建共享、坚持合作共赢、坚持交流互鉴和坚持绿色低碳.[3]在另外一篇题为《新世界主义语境下国际传播薪视维》( 2017)中,邵培仁、沈琚也对新世界主义的包容性等特点做了更多阐释.新世界主义是对当今世界局势及其走向进行深入洞察和准确把握的综合尺度,有效化解了本土性与全球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特殊性与普适性的二元对立矛盾.H1李永晶更是探求了中国民族精神传统与新世界主义的内在关系,中国民族精神传统对“种族” “民族”与“宗教”高度宽容,与当下的全球化进程有着内在的契合关系,具有构成新世界秩序的潜在能力.新世界主义不仅仅是一种视角、一种框架、一种价值追求与一套理论论述;基于对世界史进程的重新理解与重新叙述,它更致力于揭示世界秩序与主体意志及其行动所组成的复合结构,从而为人们的实践提供思想、动力与技术支持.‘51

在《国际传播视域中的新世界主义:“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流变过程及动力机制研究》一文中,邵培仁等( 2017)统计分析了2012-2016年国家领导人在国际和国内场合关于“命运共同体”的发言,结合中国文化内核与伦理价值、领导人传播风格、国家经济发展格局以及地缘政治状况,考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演进及其“一体同心多元”尺度结构空间的影响,理清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决策基于民族主义的理解错置,以新世界主义的视角验证国际传播过程中中国战略理论与现实的内在一致性.‘61在王泽应看来,命运共同体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共同体类型及其价值要求,同时又是诸种共同体精神和特质的综合化集结和辩证统一,其伦理精义集中体现为利益共生、情感共鸣、价值共识、发展共赢与责任共担,建构起来的是一种将利己与利他、利国与利群有机结合起来的共生共赢共发展的伦理模式或类型."1

2017年12月1日,在中国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主席又一次向世界发出号召:“世界各国人民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拥有同一个家园,应该是一家人”“世界各国人民应该秉持‘天下一家’理念,张开怀抱,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81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

历史开创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马克思论述的人类“类意识”的重新强调与发挥.“人是类存在物”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探讨人的本质时所做的表述,马克思多处使用了“类”“类生活”“类本质”等概念.此前费尔巴哈关于人的论述曾经引入了“类”这一概念,这是其《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中心范畴.费尔巴哈认为,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足自然界的一部分,与自然界的其他动植物一样,人的个体无疑可以构成一个类,即“人类”.马克思将“类”的观点进一步深化,强调生产活动是人的最根本的“类”特征.先哲们对人的类属性的论述,意味着人作为同类就一定有同类的需求、同类的利益、同类的命运,而正式从理论上把“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重要思想成体系地加以创建和阐述,的确是人类思想史和哲学史上的一颗明珠.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人类和谐共处、构建理想社会的重大思想发展.自有人类以来,人类的思想家们就在不断探求真正能够让人类共同幸福的理想目标和社会结构、社会秩序.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借苏格拉底之口,设计了一个真、善、美相统一的理想国家.莫尔的《乌托邦》构建了一个秩序井然、自由平等的和谐社会.西方进入近代社会后,对于科学技术日益推崇,但也有一些理论家注意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并对此进行了富于意义的思考.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下卷论述自然目的系统的最后目的时指出,世界公民整体是处于相互侵害的危险之中国家的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尚未建立之前,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只有经过了战争之后才能建立世界公民整体:“尽管战争是人类的一种(由于不受约束的的激发)无意的尝试,但却是深深隐藏着的、也许是无上智慧的有意的尝试,即借助于各个国家的自由,即使不是造成了、但毕竟是准备了各国的一个建立在道德之上的系统的合法性、因而准备了它的统一性……要把服务于文化的一切才能发展到最高的程度.”p1西方社会对于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几个主要的流派:塞缪尔·亨廷顿、约翰·米尔斯海默、格雷厄姆·阿利森等认为文明的冲突与对立不可避免,他们强调修昔底德陷阱,即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安乐哲、白鲁恂、贝淡宁、马丁·雅克等强调中华文明对世界体系构建的意义,他们强调儒学和天下体系观对其他文明的开放和吸纳并由此走向强大,具备了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引领新型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潜能;而杜维明、斯塔夫里阿诺斯、威廉·麦克尼尔等理论家,则强调平等、均衡、开放、倾听、包容的交往和对话具有广义的文化交流意义,他们主张站在全球史角度、历史互动角度关注现实,重塑未来,对非西方地区历史与文明应给予应有的尊萤和包容.

对于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而言,和谐社会是他们共同的价值追求.傅立叶的“和谐社会”方案,代表了一种人类理想诉求,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欧文建立的“新和谐公社”,作为一个理想社会模型,依然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而在杜威的理论蓝图里,共同体的特征、运作模式等,接近于马克思对于人类理想社会的阐释,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自然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974年,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出版《现代世界体系》标志着世界体系理论创立,以“世界体系”为逻辑起点和分析单位来研究世界经济、政治和文明三大基本层次的形成、运作和趋向成为学术界的共同追求.

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理想的“大同世界”,包括文学作品中表现的人人平等的桃花源等.中国古代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和理论主张,形成了绵延不断的关于人类命运问题(共同体)的一系列论述. 《尚书·尧典》主张“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意为各个国家之间应该和谐相处.《周易》认为:“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明确提出了万国安定团结、百姓安居乐业的理想.《礼记》认为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并形成了“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的观念.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吕氏春秋》认为“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到宋明理学时,朱熹扩大为“天地万物,本吾一体”,王阳明则主张“大人者,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这些观念虽然表述各有差异,但实质都是在讨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中华文明始终将“天下”情怀放在首位,从“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和平思想,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处世之道,再到“计利当计天下利”“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价值判断,不断实践着对于家国责任的担当.这种潜在于传统经典文化中的对于类似于命运共同体目标的追求,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当代中国人民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仅是中国人民福祉的追求,也是对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命运的奋斗.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追求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以对“天下大同”的追求力图莲构起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希望能够建立一个人人享有、各得其所、共享发展的美好社会.先秦诸子传达的“天下观”是古典中国的重要世界观.而这些关于人类理想社会的构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都表达出了一代代思想家渴望建立更加和美的人类社会的愿望和追求,但是,显然又是一些相对零散的概念,完全不能形成完整的体系和提升到思想哲学的境界. 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推进,世界性对抗日益加剧,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了著名的文明冲突论.在他看来,新世界冲突的基本源泉将主要不是意识形态的,也不是经济的,而是文明的冲突.他试图从根本解决文明冲突人手来缓解国际争端和复杂的世界矛盾.但是,这种关于文明的想象明显又是大而无当又难于具体操作的.而在文明冲突论越来越流行的当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更显示出其独特价值和深刻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和谐共处思想的重大发展,它旨在从根本上解决不同文明、不同国家及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争端,力图通过人类命运这一角度厘定当下国际社会问题丛生的现实处境,并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治理之策加以推广.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文化建构

澳大利亚前总理、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主席陆克文在参加“第七届世界中国学论坛”时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大势所趋,需要共同的价值观、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大量的资金投入.对于如何用中国传统观念(平衡、和谐、大同)来理解、来促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他建议建立一个新的汉学流派,创造一种更具有影响力的新汉学.“新汉学”的特点主要有:第一是需要着重向世界分析和诠释中国的核心概念;第二是要进行信息的合成和分析,形成一个对中国有集大成分析的全局观,让人们知道点怎么连成线,线怎么连成面,过去怎么联系未来,政治、经济和社会又怎么广泛联系在一起;第三是打破过去很多年来形成的人为的壁垒和藩篱.[10]

事实上,在文学领域,一直都在关注人,也关注人类命运.1957年钱谷融就撰写了《论“文学是人学”》一文,指出在文学领域“一切都是为了人,一切都是从人出发的”,“一切都决定于作家怎样描写人、对待人”[11].朱立元的《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文学是人学”命题的再阐释——兼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学基础》一文认为,“文学是人学”的核心和基础是文学,应当“以人为本”,以人道主义为灵魂,继续给予马壳思主义人学的理论阐释,以讨论“共同人性”.[12]对于文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进行关联,近年来学界也多有涉及.李怡《命运共同体的文学表述》(2013)主张在文学的研究中应该发掘其更为深远的精神价值.刘成才的《主体建构、文化认同与共同体命运》(2016)提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三个重要维度:一是置身于中国及东亚思想史发展中考察文学参与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性叙事过程,探寻中国现代文学如何以独特现代特质成为东亚共有文化遗产;二是将中国当代文学理解为借鉴超越传统文学并深入影响日本读者的日常生活,参与日本思想界的精神建构,体现了亚洲叙说的广度和深度及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重要性不断上升;三是以主体与身份认同为契机建构“华语文学圈”,寻求东亚在现代世界中的文化身份与存在方式.藤井省三试图以文学力量推动整个东亚面临共同命运的努力,体现了学者的学术责任与学术担当,也涉及对人类共同体命运的思考与人文观照.张荣兴、方汉文在《马克思“世界文学”观念的新阐释》(2017)中指出,马克思的“世界文学”并非削弱各民族主体性,而是强调各民族文学精神财产的共享,世界市场所形成的民族文学之间的“互相往来与互相依赖”,所依赖的正是民族文学的独立主体性.[13]李菊花在《佩·菲茨杰拉德早期文学思想中的共同体意识》(2017)通过对英国女作家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的早期文学思想中的共同体意识的考察,对很多边缘人物的刻画,展现“陌生人”的“洞见人类灵魂的深处,思考人与人之间的精神联结”,表露出一种共同体情怀,强调从哲学高度把握“陌生人”之于构建深度共同体的重要性.[141

从文学角度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充分认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于整个文学创作和学科发展具有方向意义.文学作品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和意义阐释比较广泛,其在国际文化及社会关系发展等方面的指导作用、现实意义较之一般的政治、经济意义更为深远,能够从精神层面、价值观念上深入地探讨人类所处的共同环境、遭遇的共同问题.文学探讨的话题常常是超越阶级、国家、政党、性别等具体限制的宏观性命题,它关于人类全体成员的共同感受与期待.在文学写作中具有悠久历史的灾难题材,在中西方作家的笔下一直绵延不断.陈思和认为,“文艺创作中的灾难题材是一个广阔而多元的领域,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内涵”,“站在现代文明的立扬上对历史上曾经给人类带来可怕经验的政治战争造成的灾难,也有了重新认识、思考、评估的可能性”.[15]生态文学成为探讨人类命运的重要题材之一,在中西方均得到了作家们的热烈响应和持续跟进.“随着现代工业发展引发的对于自然资源需求的加剧,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愈演愈烈,包括空气、水源、食物等构成人类生存基本需要的生态环境陷入更大的困境.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对生态灾难问题进行了敏锐的观察与表现,创作了一系列反映当前自然生态问题的作品,物种灭绝、辐射泄漏、雾霾天气、水质污染、农作物重金属超标、癌症村陆续出现等触目惊心的现象均已成为作家书写的对象.”[16]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由一种潜在写作发展为蔚为大观的文学思潮,正是人类对于共同命运不约而同进行观照的必然结果和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生动写照.文学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有着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在当今文学方向上已经出现严重迷失的状况下,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新时代文学创作和发展的旗帜更是具有矫正人心、重塑价值信念的迫切现实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内涵高远、丰厚,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需要向各个文化领域充分扩展.从横向上看,当前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还有很大欠缺,尤其是在文学领域内还存在着一些重大而迫切的问题亟待学术界探讨.首先,关于文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关系界定.文学作为文化的主体和核心性构成,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关系有哪些?在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系中处于何种地位?结构性关系如何?漫长浩瀚的文学史上,又蕴含着怎样的“人”的要素以及“命运共同体”意蕴?这些内容仍然缺乏理性而深入的研究.其次,关于文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渊源、历史性建构尚待理清.从纵向上看,文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意识及社会建构也有很深厚的历史渊源.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无论是在观念演进还是在现实推动上,文学又是起到过怎样的重要作用?这些方面至今缺乏全面而精深的学术讨论.第三,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于文学创作的指引作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世界通向美好未来的指路明灯,这一具有使命感的文学理应作为指导思想和引领方向的旗帜.如何抓住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推进这一重要时机,高举旗帜,引领潮流,振兴文学,是我们必须及时研究谋划的重要议题.第四,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文学精神的重建问题.当今文化整体扶况堪忧,新媒体带来的碎片化、泡沫化、垃圾化症候日益严重,文学创作的去主流、去精英思潮更是造成文化的粗鄙化趋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主张如何成为当代文学创作的内在灵魂,主流文学如何担当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第五,关于文学的世界情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视野.当今世界充满矛盾与冲突,恐怖频发,仇恨加剧,对抗不断,冲突激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和思想的形成,无疑是化解人与人的仇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国际和国内之间的矛盾的伟大理念.如何以文学的形式传播这样的理念?如何通过优秀作品让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深入人心?这也是学术界急需回答的问题.

古往今来,可以说,文学艺术一直是追求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文化力量.甚至也可以说,一部人类文学发展史就充满着对于人类命运的关注和追寻,蕴含着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和途径的探索及寻觅.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是全世界走向美好未来的科学指南.因此,学术界亟待解决两个迫切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一方面,从中外文学史上考察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深厚历史文化渊源,进一步阐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历史合理性和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另一方面,在当今的文学创作实践中,如何更为自觉地把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到创作活动和过程中,并作为我们民族创新文化的根本主题与方向.从根本上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与实践并不仅仅是政治领域以及哲学思想方面的研究内容和任务,而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理论建设和全学科的系统工程.

注释

[1].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J].中国投资,2015 (11).

[2]张曙光.“类哲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 (1).

[3]邵培仁.作为全球战略和现实考量的新世界主义[J].当代传播,2017 (3).

[4]邵培仁,沈珺.构建基于新世界主义的媒介尺度与传播张力[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10).

[5]李永晶.新世界主义:民族精神的时代困境[J].探索与争鸣,2016 (2).

[6]邵培仁,周颖.国际传播视域中的新世界主义:“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流变过程及动力机制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17 (5).

[7]王泽应.命运共同体的伦理精义和价值特质论[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5).

[8]李伟红,赵成,杨迅,杜一菲.出席中国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J].人民日报,2017 -12 - 02 (1).

[9]康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88-289.

[10]陆克文,石之瑜.让世界读懂“学术中的中国” [N].社会科学报,2017 -12 -14 (5).

[11]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J].文艺月报,1957 (5).

[12]朱立元.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文学是人学”命题的再阐释——兼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学基础[J].探索与争鸣,2008 (9).

[13]张荣兴,方汉文.马克思“世界文学”观念的新阐释[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4).

[14]李菊花.佩·菲茨杰拉德早期文学思想中的共同体意识[J].外国文学,2017 (3).

[15]陈思和.“灾难与新”专题研究[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2).

[16]龙其林.生态灾难与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的类型书写[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2).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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