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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幸福论：思想渊源、范式和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视阈下的若干

何关银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工商学院,重庆合川 401524 ）

摘要：现代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各有优势,但均需要创新发展,政治经济学创新需要实现从体系创新到范式创新的转变.“国民幸福论”的提出有着丰厚的经济学思想渊源,也必将助推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中国学者对政治经济学创新的话语权较大,应该首先考虑用“国民幸福论”助推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创新.“国民幸福”是有较大理论创新空间和对新问题解释力的概念,符合市场与政府力量相结合的学术架构要求,可以开拓出历史阶段分析、数学分析、社会调查样本分析等多学科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法论创新空间；中国特色的“国民幸福论”遵循政治家与理论界共同创新的路径,必将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创新.

关键词：国民幸福论；范式创新；体系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6）05-0001-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1BJL072）继续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何关银（1953—）,男,四川三台人；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在重庆人文科技学院工商学院任教,主要从事发展经济学、经济哲学研究.

2015年11月23日,政治局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同志指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近年来,不断有中国学者提出和阐释“国民幸福论”的理论观点,就是一个努力的尝试.笔者以为,应从库恩“范式创新”的视角对“国民幸福论”进行透析,才能认识其经济学理论创新价值并进一步推动对其展开深入的研究,现将笔者就这一理论观点的一些思考阐述如下,就教于同仁.

一、“国民幸福论”的经济学思想渊源

有人认为谈“幸福”与经济学理论无关,因为研究幸福问题与理论影响较大的是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并非经济学.古希腊把幸福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来研究,形成了关于幸福的内涵的不同观点,比如,梭伦认为幸福是人拥有更多财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合符德行的生活是幸福,等等；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过“乌托邦”式的幸福社会主张,最近影响较大的“幸福指数”则是20世纪70—80年代由穷国不丹提出并付之于实践.

“幸福”真的与经济学理论无关吗？笔者认为这是一个误解.社会科学是“人学”,所以,应该把“幸福”范畴看成是社会科学共同的研究对象.总体上看,尽管经济学门派众多,但大致可划分为源于斯密的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两大类.事实上,在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丰厚的“国民幸福论”思想渊源.

何关银:国民幸福论：思想渊源、范式创新与中国特色

1.西方经济学发展中的“国民幸福论”思想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公认的经济学产生的标志性著作,其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通过书名,就知道斯密的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国民财富”,目的是对其原因与性质进行分析.斯密以哲学（即人学）的人性（即“经济人假设”）为基础,围绕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反对政府对市场发展的种种限制展开,进而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2015年9月11日,天则经济研究所邀请英国曼彻斯特大学Terry Peach教授作学术报告,其题目就是《斯密理论的国民幸福》.斯密的《国富论》还指出了实现国民幸福的经济学标准与手段：交换能力不足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贫穷（即不幸福）的根本原因,实现国民幸福的手段是尽量广泛地促进个人间、地区间、国家间的交换,而生活用品上个人间、阶层间差距的缩小则是判断国民幸福实际进展的重要指标（斯密,2001）.

马歇尔的经济学是古典经济学向现代经济学转变的关键.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第5篇、第6篇中都研究了国民幸福问题,并在第6篇13章中用“生活标准”来反映幸福的内涵.马歇尔将“生活标准”界定为知识、能力、自尊心的增强,同时还包括审慎开销、拒绝不健康生活方式等.马歇尔重点探讨了人们生活标准维持与提高的经济条件系统,主要是增加工资、减少劳动时间、提高技能的现实制约性与未来可能性等（马歇尔,2005）.

然而,在古典经济学向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转变中,数学方法逐步被绝对化地确立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导方法,背离了古典经济学从历史、社会、人文等科学的角度研究经济的方法.由于方法论的片面“边际革命”后,西方经济学过度依赖数学方法,企图用基于“假设条件”的模型建构“理论预期世界”,并以此来剪裁丰富多变的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现实.貌似尽善尽美的西方经济学模型所具有的真理性、对实际经济问题“管用”的东西,比古典经济学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所以,现代西方经济学领军人物也承认,他们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没有发挥预警作用；同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学者们,也未对本国经济复苏贡献多少有用之策.当然,我们不是反对经济学与数学方法的结合,只是反对把这种结合绝对化,并以此排斥对其他方法的运用.不可否认,国民幸福问题的解决与促进,数学方法仍是不能缺少的工具. ,加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 理论中,国民幸福论的内容日益被弱化,甚至被屏蔽了.比如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编写的《经济学》中,从经济学维度讨论国民幸福问题就显得“有中似无”且支离分散.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直接源头毕竟是古典经济学,所以,不少经济学家仍然延续和发展了国民幸褔论.比如,庇古提出了“福利经济学”,伊斯特林教授提出了“幸福悖论”,安尼尔斯基教授出版了专著《幸福经济学》.中国学者也开始关注和研究经济学意蕴的“幸福”,比如,肖仲华著的《西方幸福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以及付洪春和蒲德祥著的《幸福经济学选读》（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4月出版）.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经济学》中,也讨论了与国民幸福相关的问题,如福利国家、市场决定收入、转移支付、不平等根源、反贫困政策、医疗保健是“永不消失的问题”,等等（萨缪尔森等,1998）,进而为国民幸福问题的解决与促进提供了经济学选项：要把市场的作用与政府主导的福利制度（特别是医疗保健、转移支付、反贫困等政策）结合起来.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民幸福论”指向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古典经济学基础上创立的.马克思科学地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经济问题导向、对经济进行哲学与社会系统分析的方法,同时,创新性地注入了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等新的科学研究方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以资本积累与工人贫困积累的“社会两极分化”问题为研究对象,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宏大视阈中探讨剩余价值的生产及问题解决路径,基本结论是：工人阶级贫困的直接原因在于经济领域的剩余价值生产,解决这个经济问题的路径却是在政治领域以无产阶级为核心的政治革命.所以,严格来讲,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不叫“经济学”,而叫做“政治经济学”,即优先通过政治解决经济问题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力量何在？笔者认为在于其理论的“国民幸福论”实践指向.当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中是找不到“国民幸福”概念的.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为“国民幸福论”奠定了学术资源基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提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生产,是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反对国民极端贫困,认为普遍贫穷会使一切陈腐东西死灰复燃,要实现生产力发展、分工发展、人们共同活动即交往发展、共产主义即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马克思等,1972）;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在分析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时指出,国民幸福的促进与实现,无论从民族或个体看,无疑是一个“相互创造”的过程（马克思,1972）.

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正面描绘完善的国民幸福图景,而紧紧抓住现实中影响国民幸福的各种经济问题,分析与解决问题,即不是就经济论经济,而是把经济问题的解决同社会发展、人的发展乃至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处理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国民幸福论”奠定了坚实的学术资源基础,可以为从经济学视阈促进与实现国民幸福提供正确选项.

二、现代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均需要创新发展

抛开意识形态的区别,仅从学术上看,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各具优势.现代西方经济学由于突出了数学方法,在行业与企业法人的经济中观与微观定量分析方面的优势不可否认.但是,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比较,现代西方经济学在宏观理论上的缺陷也是明显且不能否认的.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宏观理论主要有两个：一是总供给与总需求在假设条件基础上的“理论上的均衡”.值得注意的是,马歇尔绘制了各种均衡曲线,同时也指出了均衡的局限性.可见,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宏观理论是建立在理想状态的假设基础上的,必然不一定符合经济的实际.二是凯恩斯的与经济趋向“反向操作”的政府依法调控.由于“政府必然不比市场高明”,其调控政策选项、力度、节奏、时机等都可能出现问题,其经济效果也难以确定.同时,相比中观、微观经济,在宏观经济领域中运用数学方法的准确性、预测力等都大大减弱,不过是用一些指数、系数来辅助分析而已.所以,现代西方经济学在解决微观经济和部分行业中观经济问题方面具有优势,而在宏观分析方面不足（特别是预见性与引领力不足）.遗憾的是,西方经济学迄今不愿公开承认这个事实.

总体上看,在执政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的状况还是不那么令人满意的.所以,同志在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才强调要“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立足点仍然停滞在以“剩余价值”为核心,不那么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等现实要求的状况仍未得到根本改变.当然,“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也有发展,但基本只是补充内容,且拘泥于对现行政策的照搬或图解,其理论抽象性与逻辑力量还不足.与此同时,有一个令人欣喜的事实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中,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进展,似乎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状况好得多.这是为什么？笔者认为原因有三：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以实践为基础、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优势；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主体不只是学者,而是由政治家和学者共同构成；三是政治领袖集团在解决现实经济问题中的创造性科学决策,使“事实上的理论创新”先行于“书本上的理论创新”.比如,同志领导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其很多举措、政策与以剩余价值理论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很大甚至是对立性的区别（所以才有“姓社姓资”的疑虑）.而这些政策与措施,事实上是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说,正是由于方法论优势、理论创新主体和路径及模式优势,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尽管走了不少弯路,仍然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起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持续近40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史的奇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枝独秀,更是举世瞩目.这应该归功于中国及其政府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的发展方略,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宏观引导上的科学力量.

目前,现代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需要在创新中自我改造、自我完善.现代西方经济通过“范式创新”成为“经济帝国主义”,但学科的繁荣与壮大并不能成为拒绝在创新中自我改造、自我完善的理由.现代西方经济学必须首先克服“老大是天然标准与顶峰”的故步自封心理,才能实现新的发展,为世界经济发展再作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以把经济学变成“硬科学”（社会学中的“物理学”）什么是“硬科学”？即像物理学一样追求客观,而不是像人文科学追求“对经历事情（即历史）的解释”（多迪默等,2002）9-18. 作为西方经济学发展方向的经济学者并不少.法兰西经济学院教授埃德蒙·马兰沃在《经济学正在成为硬科学吗？》一书中认为,经济学因为模型与观察实验与硬科学更接近了,经济科学向硬科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美国华尔街“金融精英”在金融危机中的行为,对西方经济学以“硬科学”为发展目标作出了否定性的回答.华尔街“金融精英”们在做模型与观察实验方面缺乏训练与不专业吗？答案是否定的.但是,他们却成为金融危机的推手与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是人性恶的方面（即利益诱惑）驱使他们违背了金融学的“杠杆边界”基本原则,为了非理性的高报酬而肆意通过“反复包装”接力式地种出金融危机的苦果.这个事实说明,经济理论与实践永远不可能脱离社会和人,经济学发展的方向应以社会和人为归依！

最近,探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问题成了热点.中国人民大学李义平教授2015年4月1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应怎样创新政治经济学》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保持和增强生命力,必须研究变化了的情况、必须科学回答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必须增强自己的有用性和解释力.如何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贡献“中国智慧”？程恩富教授认为,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应进一步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规范分析,注重概念、规律和定理的提炼；而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应继续加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理论研究和创新.卫兴华教授则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是“劳动经济学”,进而才能确立“人体”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笔者认为,程恩富教授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架构值得关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符合列宁“二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建设思路,亦能实现同志“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实际要求.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怎么有机结合？“国民幸福论”的提出,是这种结合的一个创造性选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国民幸福提供了可能性和根本保障,而市场经济有利于这种可能变成现实.2016年7月20日,同志在“东西部扶贫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强调了“对口帮扶”与“产业合作”两个方面,这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典型范例,在促进贫困地区人民的幸福从“可能”变为“生活事实”过程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三、“国民幸福论”将助推经济学理论创新发展

关于经济演化的历史框架,通常是以欧洲为中心建构的,且以产业成长或主导产业转换为标准,名曰“经济史”,实际上与经济学理论是两张皮,从标准到内容都无相互印证性.比如,影响较大的马克斯·韦伯著的《经济史纲》,以主导产业变迁为标准,把经济史纵向分为古代农业、前资本主义的工矿业、前资本主义的商业与交换、现代资本主义四个阶段（即四卷）.能否建立一个与经济学理论标准一致、内容相互印证性的经济演化历史框架？应该说是可能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经济学篇中,给我们描绘了一个从传统的“剩余经济”（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市场价值经济”的轮廓.只是由于各种原因,恩格斯没有把这个框架的内容充实起来.笔者认为,在此基础上加上“国民幸福论”,就可以形成从“传统社会剩余经济”到“现代市场价值经济”（无论是劳动价值或需求价值）再到“社会主义国民幸福经济”的完整的经济演化历史.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人类社会脱离动物野蛮阶段以后的一切发展,都是从家庭劳动创造出的产品除了维持自身生活的需要尚有剩余的时候开始的,都是从一部分劳动可以不再用于单纯消费资料的生产,而是用于生产资料的生产开始的.劳动剩余是传统社会发展的必需,所以,恩格斯认为,只要能促进传统社会劳动剩余的形成,即使采取了道德上值得谴责的行动与制度,也是要肯定；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欧洲！（恩格斯,1972）市场经济时代的经济理论与实际生活,核心在于创造价值和通过交换实现价值.斯密在《国富论》中肯定了“交易的意义”,并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从一定意义讲每个人都是商人,因为,自觉成为商人、有交易才能创造与实现价值.韦伯认为经济史就是一部核算史,没有核算,价值就不能存在.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今天世界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通过科学组织与创新创造价值并通过交换实现价值的经济,更应该是自觉皈依国民幸福的经济.我们发展经济,归根到底是为人民生活得更美好、幸福,虽然我们的经济也要讲效率、搞核算,但这些只是保证、促进国民幸福的手段.

笔者认为,“国民幸福论”无论是对现代西方经济学还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都有明显的助推作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创新,前提之一是定向问题,即在保持数量分析优势的基础上,克服方法论上的“唯模型”论、克服目标上的“物理化”,回归经济学社会与人的本质.现代西方经济学成为“经济帝国主义”后,虽然内容复杂、学派林立、名家斗奇,但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在《经济学》中指出,稀缺与效率始终是经济学的双重主题.能否说经济学有三重主题：稀缺、效率、国民幸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是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存在舞台,也是“发达经济体”.但是,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014年出版的《21世纪的资本论》中,通过对过去300年来的工资水平的详尽探究,基于有关多国的大量收入分配数据证明了经济收入不平等现象的扩大：虽然经济发展使“财富蛋糕”变大,但是贫富差距也在变大,在一百年的时间里,整体经济规模扩大了8倍,而有资本的人的财富则翻了7番（128倍）.这说明,虽然发达国家的经济相对有效率,但是总体上是缺乏国民幸福的,这是在西方社会长期、普遍存在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在经济学的主题上增加“国民幸福”？！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国民幸福论”的添加,从认知上应无障碍,关键在于如何实现有逻辑力量和说服力的添加.笔者以为,可以考虑把政府与市场力量结合、追求与实现国民幸福明确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主题.列宁讲社会主义要把经济建设作为苏维埃政权时代人民的根本利益,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政府与市场力量结合是实现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学学术架构,追求与实现国民幸福则具有鲜明的经济目的性与社会价值指向性.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成果.如果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国民幸福论”进行了添加,五大发展理念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有“中国智慧”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看,五大发展理念既是发展理念、发展标准,更是继“实事求是”“科学发展观”后的先进的经济学方法论.

四、“国民幸福论”的范式创新：开拓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空间

1.政治经济学的创新路径：从体系创新到范式创新

笔者认为,“国民幸福论”的范式创新在西方经济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中都可以实现,且都具有应用必要性与价值.尽管我国引进现代西方经济学已经30多年了,现代西方经济学在我国经济理论界也已经是“老大”了,但是对现代西方经济学创新的“话语权”仍然在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学者手中,“国民幸福论”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应用,中国学者至少在眼下“说了不一定算数”！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随着苏联的解体,事实上已经落到了中国经济学者的肩上.所以,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中国学者的话语权较大,应该首先考虑用“国民幸福论”助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

“国民幸福论”将助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怎样的创新？笔者以为,“国民幸福论”将推动政治经济学从体系创新时代转向范式创新时代.苏联学者在斯大林时代编写了各种哲学、政治经济学等教科书,中国则是引进苏联的教科书,这是历史事实.改革开放后,苏联编写的各种哲学、政治经济学等教科书不能适应中国国情、与改革开放现实的矛盾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我们在学术框架、体系、方法论等形而上学方面还远远未能摆脱引进的各种苏联教科书的影响.

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学以苏联学者在斯大林时代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根据.改革开放后,逐步引进了西方经济学的教材和各学派.为什么在短时间内西方经济学的影响就超过了长期占据优势地位的政治经济学？笔者以为,根本原因在于政治经济学还囿于过时的“讲体系”学术套路,而现代西方经济学则是通过“范式创新”推动学派纷呈.什么是“范式创新”？库恩认为,范式是有较大理论创新空间和对新问题解释力的概念.蒙代尔凭一个“欧元”概念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舒尔茨凭“人力资本”概念、阿马蒂亚·森凭“可行能力”概念也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笔者认为,如果不推动政治经济学从体系创新时代转向范式创新时代,或许西方经济学在经济学中的“老大”地位难以改变.“国民幸福”就是库恩所指的“有较大理论创新空间和对新问题解释力”的概念.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政治经济学的“国民幸福论”范式创新,不是要否定、对立于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成果.巴黎第一大学经济研究部主任罗歇·盖内里对范式创新后与原理论的关系有准确而形象的解释：新范式像发现、爬上了一座新山峰,新山峰有自己的“山的新空间”,站在新山峰可以回望原经过的比这里低的山峰,又可以从这里出发,发现并通向更高的山峰（多迪默等,2002）104.

2.政治经济学的“国民幸福论”范式创新：概念与方法

“国民幸福论”对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首先表现在经济学意蕴的“国民幸福论”范式的确立.根据库恩的观点,范式创新成败取于能否发现、提出有较大理论创新空间与对新问题解释力的概念.这个概念从哪里来？原创当然好,不过既难且少,多数是改造已有概念.最近的热门经济词汇“供给侧”和“需求侧”就是改造原有成熟概念的范例.蒙代尔的“欧元”、舒尔茨的“人力资本”和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都有明显的改造原有概念进而形成新范式的特点.

“国民幸福”概念,符合“市场与政府力量相结合”的学术架构要求,同时可以深化这个学术架构.从市场与政府力量相结合的学术架构要求看,“国民”在经济发展由投资和外贸驱动向消费与创新驱动转型的阶段和时代,不仅是“市场消费”环节的主体,更日益成为“市场交易体系”的主体；而“幸福”的基础,从全世界看都是由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制度“兜底”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但是,真正要实现群体与个人的幸福,仅依靠由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制度“兜底”远远不够,国民幸福的真正实现要依靠市场力量.过去我国曾经有这样的事情,政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对农民种粮搞“直补”政策,每亩才补贴20多元人民币.当时,正逢农产品普遍上涨.有地方作过调查,结论是因农产品普遍上涨,每个农民增收160多元,有人说“一个市场顶几个政府啊！”总之,“国民幸福”为市场与政府结合既提供了价值导向,又注入了价值标识.同时,把“幸福”置于“国民”基础上,也赋予了“幸福”可进行经济学量化分析的新内涵、新内容.值得注意的是,不能将“国民幸福”等同于“居民幸福指数”.居民幸福指数涵盖了幸福的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现在关于城市或地区“幸福指数”的调查与分析,通常是设计一份具有良好信度和效度的调查问卷,运用因子分析提取出幸福指数若干层面并建立含有潜在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以结构方程模型中的路径系数为依据建立客观幸福指数的指标体系,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结果合成出主观幸福指数,再用主观幸福指数与客观幸福指数合成出幸福总指数. ,能够相对准确地反映出居民真实的幸福状态,有利于政府制定提高居民幸福水平的政策,但还不能涵盖“国民幸福”的所有内容.

前苏联教科书模式中的“体系”,既是教科书内在的特征与结构,也是方法论.中国至今仍有人热衷于炮制足以吓唬外行、迷惑同行的体系,对方法论轻视乃至缺失.其实,体系内容再正确也是特殊时间、地点、条件的产物,而时间、地点、条件又是必然和极易变化的,理论内容的过时是必然的；但方法论在纵向上具有通约性,在横向上具有兼容性.所以,库恩认为范式创新的方法论比理论内容还重要.总体上看,“国民幸福论”可以开拓出历史阶段分析、数学分析、社会调查样本分析等多学科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法论创新空间.研究国民幸福,首先必须确立历史阶段的纵横坐标,比如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中的人的幸福不可能一一比对,中国人民的幸福与欧美发达国家人民的幸福也是不一样的.在历史阶段上纵横坐标相互结合的基础上,才能对“国民幸福”进行多视阈、多层面的深入研究.比如,对国民幸福状况的分析可以借鉴《21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迪提出的长周期加横向若干经济数据的分析方法.值得关注的是,2016年7月,在“西南地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8届)研讨会”上,黄志亮教授提出了“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生态、文化、持久和谐、区际关系”六维一体的“国民幸运论”,这样的观点就是建立在历史阶段上纵横坐标相互结合的基础上的.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民幸福论”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两个继承的产物：一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问题导向、哲学和经济与社会系统结合的方法论,同时嵌入了实事求是方法论；二是继承了同志开创的革命和建设的“人民利益为中心”的情怀,这种情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然发展为关心民生、提高人民福祉的政策选项,也为理论上形成“国民幸福论”经济学范式创造了条件.

同志是中国特色的“国民幸福论”的理论奠基人,这是可以肯定的.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一文中分析“三座大山”的社会危害时就概括说,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1991）.可见,同志是从中国人民的“不幸福”视阈来论证中国革命的必然性的.1949年9月21日,同志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文中就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1977）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思想是具有明确的以中国人民为主体的“国民幸福论”理论意蕴的.后来,同志又提出通过正确处理“十大关系”和“两类矛盾”,通过艰苦奋斗与统筹兼顾促进经济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的观点.即使同志在晚年犯错误时,也依然为人民幸福着想（防止“吃二遍苦”）.

同志继承了同志的“国民幸福论”的理论思想,把这种“国民幸福论”的理论意蕴更明确表述为反对“贫穷的社会主义”,通过现代化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学者认为,“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答应不答应”,是有特点的“国民幸福论”表述.后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中的“代表人民根本利益”内容,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解决民生问题的各项政策举措,为“国民幸福论”理论概念的形成创造了直接条件.

同志是中国特色“国民幸福论”理论的创立者.笔者认为,同志关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论述,就是同志对“国民幸福论”理论的明确地阐述.2016年2月2日,同志在江西视察时更加明确地指出,中国梦就是以家庭为基础的人民的幸福梦.此外,同志还有许多促进国民幸福的理论观点与政策主张.

当然,同志是中国特色“国民幸福论”理论的创立者,并不是说同志穷尽了关于国民幸福的理论内容,形成了关于“国民幸福论”的逻辑构架和理论体系.从同志到同志,作为领袖,能够率先发现若干影响人民或国民幸福的问题,提出有理论创新空间的概念或观点,其目的和作用是为制定和实施解决问题的政策举措奠定“理论合法性”.但是,领袖个人和集团由于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乃至世界重大事务的重任而日理万机,没有时间和精力对理论概念或观点进行深入研究,而是需要相关理论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符合学术规范与逻辑的再创新.执政后,重大理论创新往往需要政治家与理论界各自发挥优势,形成“合力”,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特点、路径和创新模式,看不到这一点,贬低这个特点、路径、规律是错误的.笔者认为,关于“国民幸福论”的理论研究,也必须自觉适应、运用这个特点、路径、规律.

总之,“国民幸福论”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经济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的创新范式,能够也必将成为富有“中国智慧”的政治经济学创新成果,在世界经济学界获得广阔生存和发展空间,并发挥重要影响,进而促进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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