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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近代历史元叙事与其对世界历史编撰的影响述论

张芬1,2,王晓荣1

（1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西安 710062；2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杨凌 712100）

摘要：西方近代历史“元叙事”是关于世界历史最早的合法性、垄断性叙事类型,以其对人类整体上的进步观念的笃信和空间二元性特征而深刻影响着西方甚至人类的自我认知以及对未来的期望.这种隐含着“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遭到史学界的一致批判,但其关于历史进步的观念却被继承下来.中国的世界史编撰从一开始就突破了西方历史“元叙事”的模式并面临着重新改写的时代任务.

关键词：历史“元叙事”；时空观；“西方中心主义”；全球史观；历史编撰；多元化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8-0117-04

作者简介：张芬（1974-）,女,陕西洋县人,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历史与中国现代化；王晓荣（1964-）,女,陕西户县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化.

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叙述主义认为历史著述在本质上具有叙事性.历史叙述作为一种基本而重要的语言活动,承担着自我身份建构功能以及意识形态功能.历史元叙事是指承担着意义构建功能,从宏观、整体上对历史进行研究,说明其进程、规律以及前行方向,并在一定时间内具有解释合法性地位的叙事.西方历史“元叙事”作为从西方启蒙时期开始到20世纪50年代之前历史编撰和解释的主导叙事类型,因其对人类整体上的进步观念的笃信和空间二元性特征而深刻影响着西方甚至人类的自我认知以及对未来的期望.在这种以西方标准为制高点构建起来的“元叙事”话语体系中,历史学家在一定的写作动机规指下,经过对史实的挑选和裁剪,设置一定的历史情境,从而构建起世界历史以及不同区域、民族国家的历史图景,而这些图景的构建无不是在一定的时空观下进行的.

一、历史整体进步观念的确立

从历史之所以成为可能的形而上学前提而论,海德格尔认为“历史性根植在时间性中”.［1］442任何的历史叙事都隐含着深刻的时间观念,并在这个时间观念的指导下对叙事情节进行安排.历史元叙事的特征在于把人类当做一个整体而探索它在时间中的推移模式和规律,从而辨识出人类历史的发展阶段,以现在为基点,对过去进行描述和解释,对将来进行预测.

1文艺复兴以前的时间观.时间意识最早起源于人们对自身从无到有,从生到死以及对自然界春华夏盛、秋实冬敛的感性认知. 从西方文化而言,亚里士多德最早对时间进行了理性表述,他认为“一切变化本质上都是脱离原来的状况.万物皆在时间里产生和灭亡”.［2］134这也是从整体上对时间进行的最早的哲学表达.西方古典时期对作为万物变化流逝的外在衡量尺度的时间性质的判断有两种观点,分别是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历史循环论和以赫西阿德和辛内加为代表的历史倒退论.中世纪里,奥古斯丁的神学史观控制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神学史观认为,上帝是高于万物之外而存在着,万物都是上帝的创造物,包括时间在内.时间只存在于上帝创世纪之后和末日审判之间,其前其后都是永恒,没有时间,没有历史.从创世纪即时间的开始到末日审判之间是人类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被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人类历史在总体上是合乎上帝实现天国的目的的,上帝赋予人类历史以意义.以当下关照将来,人类历史是进步的,是正义战胜邪恶的过程.虽然从西方近始,奥古斯丁神学历史观的内容遭到了人文主义者的一致批判,但其所创立的时间的整体和连续性形式却一直扎根于西方的历史文化土壤之中.

2整体理性进步观的确立.从文艺复兴开始,人类对自身的认识褪去了神学的外衣,注入了世俗之内涵.他们认为自然依然是上帝创造的,但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创造的,因此可以依靠人类自己得到认识.人性、理性取代了上帝成为历史解释的核心概念.宗教的天国变成了理性指导一切的哲学王国.中世纪关于人类在上帝的指引下不断向天国降临的进步历程,被理性指导下的向哲学王国的迈进的历程所代替.而且随着科学和技术在生产和生活领域的运用,人们的眼界开阔了,活动范围扩展了,社会财富增加了,西方人第一次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物质上对现代具有了信心,认为“我们胜过古人”.英国哲学大师、历史学家佛朗西斯·培根最早提出了“进步观念”,并且从知识的角度辨识出过去的整体上的进步.17世纪末和18世纪上半叶,理性主义和知识进步观结合后逐渐拓展为人类的普遍进步观.启蒙运动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们如维柯、伏尔泰、杜尔哥、孔多塞、康德等人都论证了历史是在不断进步中,而且后来居上.

“每个民族都是从对其过去的思考中获得启示和指导.或许可以说,每部宏篇巨制的历史著作都至少部分地是由对现在和将来的观念决定的.如果对过去的解释不能令人满意,也许就会以一种不同的方式重新解释,以帮助塑造未来的岁月.”［3］13-14正是随着进步观念日渐确立,历史学家对历史的描述出现了崭新的面孔,其中伏尔泰对历史的描述最具有代表性.伏尔泰不仅第一个明确提出了“整体史”的概念,还认为人类理性的本质会确保文明的进步.他要求历史学应当探索历史上人类理性的进步,展示出人类精神文化的光辉成就.他认为自奥古斯丁以来的西方通史的主题是上帝安排的使人类受难的四大帝国的兴亡史,伏尔泰要一改旧观,代之以历史上的“四个幸福的时代”,即四个理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

如果说18世纪的历史进步还只是基于人类对将来的一种美好企望和假设的话,那么作为继承者的法国历史哲学家孔德把实证主义哲学运用于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认为人类精神进化普遍经历次第上升的三个时期.达尔文主义流行以后,西方历史学家参照达尔文的进化论来理解历史进步观念,社会学家斯宾塞把孔德的社会动力学和进化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社会进化论.这样从文艺复兴时代后期开始,通过启蒙时代的历史哲学和实证主义史学,最后汇集于进化史学,最终形成了西方的历史整体进步观模式.

3进步观在当代话语体系中的延续.19世纪后期以来的历史学家,在探讨人类文明的进化时,不再期求从过去的记录中发现上帝的意志或是人类的最后命运,也不是像过去那样把历史学看成是通过经验进行教育的教科书,而是相信历史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帮助人们认识自己文明的昨天和今天,并展望明天.德国的历史方法论奠基人之一的伯伦汉在1890年时说“历史是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科学”.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剑桥近代史》的规划者阿克顿在1896年时说“历史是进步的科学”；1907年《剑桥近代史》第一卷出版时,编者们在序言中说：“我们必须把人类活动中的某种进步设想为据以编写历史的科学假设.”两次世界大战前后,以施本格勒和汤因比为代表的历史循环论虽然有了一时的复苏,但历史进步观念的影响则长盛不衰.被誉为20世纪上半叶美国最著名和最重要的宪法学家、历史学家的查尔斯A比尔德在1931年的时候就深刻指出进步的观念是二百年以来对人类事务意义最大而且对将来影响最大的观念.［3］2

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生进步的观念再次焕发了生机,其影响延续至今并呈现出在全球蔓延之势.就如查尔斯A比尔德所言,尽管在历史过程中出现很多丑恶和残忍的东西,也引来持续不断地攻击和批评,但是大众命运稳步改进的观念从未消失.［3］20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1971年完成的《全球通史》中依然对历史进步抱有热烈期望,认为虽然文明对于人类平等造成了损害,但其决定性的意义在于促进了人类的生产力和福利.时至今日,在欧美国家,虽然以“进步”为核心概念的现代价值体系遭到后现代主义的强烈质疑和猛烈批判,但在发展中国家依然是宏大叙事的主导性观念.

二、历史空间的二元式构建

1启蒙运动之前东、西方划分.通过和他人的对比来确定自己的位置是人类的一种本能.从知识考古角度而言,今天人们已经习惯接受的东、西方划分其实经历了一个变动不居的过程.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从位置到形象以西方人对自我的界定为标尺一直在变化之中.腓尼基人最早以地中海为参照点,把他们所认识的世界分为日出的东方和日落的西方.而希腊人以自身所居之地为坐标,划分了东西方,而且开始以西方人自居.后来罗马又以意大利为界限划分了东西方.这些划分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划分,并不带有历史文化的优劣之别,而且这种划分也局限在欧洲范围之内.从中世纪开始,世界被分为能得到救赎的基督教的西方世界和非基督教的东方世界,从此之后世界的划分在地理位置的基础的差异上增加了文化的差别.到13世纪之前,东方是一个西方作为自我确证的“他者”而被想象出来的世界,因身处异教世界而被认为是野蛮和恐怖的.13世纪以来,西方人对东方开始了零星的真实的探索,以《马可·波罗游记》为代表的作品中则展示了一个稳定、富裕、宽容的东方大中华帝国,西方则相形见绌,此时东西方文化的优劣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在带有崇古主义倾向的文艺复兴时代,中国和印度的悠久历史被视为一种荣耀,西方相比显得自惭形秽.

2启蒙运动时期以来的世界划分.随着启蒙运动中“今日胜昔”的主流观念的确立,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东方悠久历史变得“可疑”起来.在伏尔泰和孟德斯鸠时期,西方历史和非西方历史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但是并没有性质的优劣之分.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更多的非西方的区域和历史被“发现”,西方的自我意识被充分的激发了.

18世纪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对外殖民扩张的加快,西方称霸世界的政治、经济、军事格局逐渐形成,非西方区域日益被纳入西方资本主义轨道中一起运行.世界在事实上呈现出具有鲜明对比色彩的图景,经历了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航路开辟到启蒙运动的激烈变化而富有进取精神和勃勃生机的西方与几个世纪以来少有变化或没有变化的非西方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黑格尔在讲述自己的“普遍历史”时,毫不隐晦地表明了自己关于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时间范畴和空间范畴的对应关系.他认为从地理而言确有东方和西方,但这只是太阳升起和沉没的一种自然划分.西方才是自由的精神的太阳升起的地方,欧洲才是绝对的历史的终点.这种地球上相对的方位概念被绝对化了.在自然地理划分的外壳入了深厚的历史文化的内涵的差异.西方等于历史,非西方等于没有历史.黑格尔认为人的精神本质是自由,把有无“自由”意识作为衡量一个民族有没有历史的标准.他认为地中海才是世界历史的起点,广大的东亚因为只有一个人的自由,所以没有参加到世界历史中来.他荒诞地认为亚洲“终归是要无结果地消失在那中心的势力里面的”,“成为非历史的历史”.至于非洲,他更认为“完全只由于其他民族把他们找寻和研究出来”.［4］150很显然,世界在历史文化空间上被划分为有历史的西方和无历史的非西方的二元划分是黑格尔在其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一手完成的.

黑格尔关于世界各个地区和民族历史的优劣划分对西方历史学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启蒙运动在西方历史上至19世纪初期就已经完全结束了,但是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解释的框架和传统却长久地流传了下来,深刻影响着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历史研究与撰述.

正是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对进步观念的笃信以及启蒙运动后期以来从历史文化上对西方和非西方的二元划分的结合,奠定了西方关于世界历史撰述的基本框架.在这个框架中,西方历史学家大都延续了黑格尔的思路,把仅仅局限于西方历史文化经验而得出的进步视作人类变迁的主题.西方代表着真正的世界历史,非西方国家要么是没有历史,要么是作为西方进步历史的旁证而卑微地存在着.而这种隐藏着“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撰述,伴随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在全球范围内的殖民扩张所建立起来的话语霸权,成为世界通史的垄断性研究和解释框架,成为一种“元叙事”,成为历史编纂和解释的纲领,似乎只有这种框架才能保证历史叙述的合法性.

三、西方历史“元叙事”下的世界历史编撰

1西方历史“元叙事”编撰的初期.人们对世界历史的编撰的兴趣肇始于15世纪.15世纪以来,随着环球航行的实现、世界贸易的发展,殖义的扩张,现实的世界隔绝状态被打破了,从全球视野来阐释历史的冲动被激发出来.但是从15世纪到19世纪由于西欧民族国家在全球强占殖民地和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如火如荼,所以,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历史编纂获得强有力的推动,而先前对世界历史的兴趣则消退四百年之久.19世纪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历史从纯粹的哲学言说对象转变为被人事变化所充实的世俗记录.被称为“近代史学之父”的兰克就认为民族国家,尤其是强大的国家才是历史的重点,也才值得他去研究.但是,晚年的兰克将其终极目标指向世界史,以84岁的高龄宣布要写作人类通史.虽然没有最终完成,但已出版的著作清楚显示他的世界史是欧洲强权主导的世界史.他认为中国的编年史,即使是最聪明的人也看不懂,那不过是神话,应属自然史的范畴.兰克明确指出,世界历史就是西方的历史.［5］669很显然兰克对世界历史认识和编撰,完全继承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基本理论和观点.从此之后,基于兰克在西方近代史学界无可替代的崇高地位,“西方的历史就是人类的历史”被作为一种“元叙事”在西方的历史编撰中固定了下来.

2西方历史“元叙事”编撰的盛期.以西方历史替代人类历史的“元叙事”在20世纪达到了高峰.最早的世界通史当属由英国著名史学家阿克顿勋爵主持编写于1902—1912年的剑桥世界史系列.但紧随其后由赫伯特·乔治·韦尔斯编写并与1920年出版的《世界史纲》,因为体量适中、图文并茂赢得了广泛的读者,因而也成为西方历史“元叙事”的代表性著作.全书共分40章,除最末一章是发挥总结著者的历史观和宗教信仰的与前13章是讲宇宙禽兽和野蛮民族的之外,其余26章都是讲近五六千年来各开化民族的历史.而在这26章中,欧洲就占了16章,占全书比例的615%；其余十章的一小块余地留给了欧洲以外的民族和地区.继之《世界史纲》之后的是1932年出版的由美国史学家海斯(Hays)等人编写的《世界史》.这部著作从古代文明的开端叙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书共分为12编,其中10编都是在讲欧洲的历史.其中只有第4编和第11编是讲欧洲以外的历史.虽然第四编的题目是“远亚的古典时代”,但在整本书1274页中只占31页；第11编的题目是“白种人的负担”,讲述自15世纪以来,欧洲各国人(、棕色和黑色皮肤的民族)走上欧洲的文明和进步之路是一个负担,而且是一个沉重的负担.［6］1059虽然“西方中心论”从一战到二战期间遭到了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为代表的文明形态史学家的批评,但是其影响却长远存在.20世纪50年代主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时公开宣布：阿克顿在19世纪末提出的“主流思想”依然是这部著作的准绳.而所谓的“主流与非主流”的划分依据就是对世界历史贡献的有无和大小.按照这种划分,15世纪以前没有世界历史,而15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就是偏于世界一隅的西欧的历史.在他的世界图景中依然看不到近代亚非拉三洲以及澳洲地区各国人民较为完整的历史活动场景.由此可见,西方历史“元叙事”流风之厚重深远.

3西方历史“元叙事”的式微.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本身的变化,“西方中心主义”遭到众口一词的批判,西方历史的“元叙事”也日渐式微.世界史编撰指导思想发生了向“全球史观”的转变.这一时期诞生了有三部具有世界影响的通史著作,分别是美国历史学家WH麦克尼尔于1963年和1967年写就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和《世界历史》,以及1970年出版的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上下两册.《全球通史》被认为是全球史观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全球性和整体性.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世界历史的视角应该是“就仿佛你正栖身月球俯瞰着我们所在的这整颗巨大的行星”,［7］4而不是仅仅站在西方的立场上或者站在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立场上.在这种视角下,世界历史被以1500年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人类是在相对孤立的环境下各自延续着自己的历史；后一阶段,人类的交往日益扩大和密切,科学意义上的世界观念才真正建立起来,世界史才真正开始.“西方中心论”持有者笔下变化的、进步的、积极的西方和停滞的、落后的、消极的非西方的两极对立图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从整个人类的角度对现代文明进行礼赞.迄今为止,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拓展和深化,尽可能避免偏见尤其是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史观”已经被奉为世界历史编撰的圭臬.不过很显然的特征就是“全球史观”下的世界历史依然继承了西方历史“元叙事”中的历史进步观.

四、中国史学界对西方历史“元叙事”的反应

中国史学家对中国以外区域历史的关注,尤其是对西方国家历史的关注从战争前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对西方的世界历史编纂的批判从20世纪20年代末才开始,到20世纪40年代,才有第一本中国人编写的世界历史著作的问世.

1批判意识下的世界历史编撰的开启.中国学者对“西方中心主义”主导下的世界历史的撰述和解释的批判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1928年,我国史学战国策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雷海宗先生在《时事新报》上撰文,指出《世界史纲》的著者韦尔斯的历史观也就是他以西洋史为根据所推演出来的一个历史观,虽然打着世界历史的旗号,其实是头绪错乱参杂异质的西洋史.雷海宗还选择具体的章节,参考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历史文化对韦尔斯的《世界史纲》进行有理有据的批判,得出的结论是“韦尔斯不过是从漫无涯际不相连贯的人类历史中——尤其是西洋史中——找出几点紧要与不紧要的事实来用小说家的理想线索把它们串在一起,御赐它们名叫《世界史纲》”,［8］318认为《世界史纲》简直不能算是历史,建议最好不读. 中国人写的第一本世界史著作是194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这是一本对“西方中心论”具有清醒批判意识的著作.周谷城强调中国的学术研究应该有自己的立场.中国和印度与希腊、罗马一样在世界历史具有独特的意义.他提出了六大文化中心,并且以其相互关联、日趋融合为主旨,描绘了世界文化彼此交流和互为因果的内在联系.1962年,周一良和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世界通史著作,但是这部著作没有超越苏联世界史的编写框架.整体而言,20世纪40-60年代是中国世界历史编撰的开启阶段,而在这个开启阶段里,中国史学家已经对西方历史“元叙事”具有了清醒的批判意识,大大促进了中国立场上世界史的研究和编撰.

2中国特色的世界历史研究的繁荣.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平稳前行.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进入著述繁荣时期,出现多个具有明显民族特色的版本.影响最大的是1994年出版的,由吴于廑和齐世荣主持编写的六卷本的《世界史》,以及吴于廑主编的于2006年出版的《世界史》四册,成为以中国史学家的视野考察世界如何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历史的代表作.除此之外.通史类的著作有傅孙明主编的《世界通史》（1990）、乔明顺主编的《简明世界史》（1991）、马世力主编的《世界史纲》（1999）、齐涛主编的《世界通史教程》（1999）、王世德主编的《世界通史》（2001）.

从中国的世界历史编撰历程而言,史学家们从一开始就在努力突破西方世界历史“元叙事”下的对世界的西方与非西方的二元划分,以平等的视角来审视各个地区和民族的历史变迁及其相互之间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建立起了中国立场上世界史研究的基本规范.因为中国曾经在西方的历史“元叙事”中被当做没有历史或者具有停滞的历史的地区,所以更能设身处地地去看待和研究“西方中心主义”主导下的被忽视的地区的历史文化,从而构建起更为真实和合理的世界历史叙事.

从历史是对现实问题的不断回应而言,现实世界永远在变化中,所以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和编纂也一直在行进中.但是一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人们的心头,即什么样的世界史才是让大家都满意的世界史？对于这个问题,于沛先生给出的答案最为精当.他指出,“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世界历史研究,都是首先属于这个国家和民族的.”［9］119所以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一定具有中国立场、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一定是扎根于中国学术的沃土中,阐释中国人民对历史的理解和认识,满足中国对现实问题的历史追溯的需要.从历史叙事是每一个民族和国家构建身份认同的方式而言,肯定不存在一本让所有人都满意的世界历史.因为任何一个写历史的人都不可能把自己从所处的文化系统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悬置价值”的中立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价值评判标准,所以也就决定了必须有不同风格、不同标准的世界历史.

许纪霖指出,“21世纪世界历史的最重要的事件,可能就是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大国的重新崛起,从而改变世界历史本身.”［10］40从20世纪末开始的世界多元化格局日渐清晰,新的文明世纪已经开启,西方统治世界的历史即将改变和结束.钱穆先生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历史需要随时翻新改写.在新的世纪行进之际,中国世界历史的改写也必将蓄势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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