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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的三次著名争论
改革开放,是党带领全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进行的一次伟大革命,但与之伴随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的争论也一直没有停止过.自1978年以来,围绕改革主题有过几次大的争论.第一次争论是1970年代末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第二次争论是围绕市场化改革主题展开的争论；第三次争论是始于2004年的国有企业改革所引起的争论.
第一次大争论：“两个凡是”还是改革开放?
1977年2月7日,经批准,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两报一刊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这三家报刊的联合社论是当时最高宣传权威.社论一出来,大家就知道这是最新工作方针.这个社论提出这样一个号召：“凡是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两个凡是”.
大家知道,针对“两个凡是”,有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先是于1978年5月10日在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第三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
当时,党校学员中出现了争论,争论的内容就是两个标准：一个是以指示为准；再一个就是以实践为准.两个标准显然打架.针对这种情况,党校研究室决定写一篇文章,由孙长江执笔.他在文章中说判断是非只能有一个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这就是实践.就在这篇文章接近完成的时候,《光明日报》送来一篇南京大学胡福明写的文章,题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请党校帮助修改.
最后由孙长江把两篇文章捏在一起,就整合成了见报的这篇文章.文章发表之后,遭到上层人士猛烈指责.关键时刻,给予了支持.5月30日,说：“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
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召开工作会议,开了36天.在会议上,围绕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又展开了长时间激烈交锋.辩论的结果是,“两个凡是”失败了,“实践标准”战胜.
最终,做了检讨.他说,“两个凡是”束缚了思想,他要负主要责任.也上做了重要讲话,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他说,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在这个会议的基础上,12月18日到22日,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贡献,是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另外,全会公报还提出,对经济管理体制要着手认真改革,这是在全会上第一次提出“改革”这个词；公报还说要努力采用各国先进技术经验,这就是开放.十一届三中全会还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讨论,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经过第一次大争论,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进行了平反冤假错案,为大批在“”中受到迫害的老同志老干部恢复了名誉；二是在的直接支持下,小岗村第一个在全国实行了包产到户；三是1979年4月,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提议要求创立特区,得到支持,第一个特区在深圳“落户”；四是1980年8月18日,在政治局发表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破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五是放开了个体、私营经济等.
第二次大争论：市场化改革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
1982年至1984年,围绕商品经济而展开了大规模的争论.当时,以薛暮桥、林涧青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主张“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作为改革的取向,以与“产品经济”“计划经济”相区别.有人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特征,如果提高“商品经济”会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有人就把“商品经济论”当作“精神污染”加以批判.
1984年10月,我们党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把“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写进了决定,从而统一了全党认识,推进改革.高度评价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写出了一部政治经济学的初稿”.
时间又过去了5年,从1989年至1992年,争论再起,此次争论是有关市场经济的.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提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时,以吴敬琏、廖季立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两个范畴之间没有区别,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后,有人批判“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提法,把“市场化”与“私有化”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两大罪名.
不久,北京《当代思潮》杂志在1990年第1期发表《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和规范改革开放》一文.文章说：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文章还进一步指出：有些人正是想通过发展私营经济,妄图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改革开放,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制度.
随后,《真理的追求》杂志连续发表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和平演变”战略与经济》《重提“姓社”与“姓资”》等文章,将反对和平演变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矛头指向经济领域,把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看作阶级斗争的假想敌.
各类报刊上关于姓“社”姓“资”争论的文章,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针对这场争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一直关注着.1991年2月15日至3月22日,上海《解放日报》根据1991年初视察上海的讲话,先后发表《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等四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提出要继续坚持解放思想,敢冒风险,大胆改革,不要再囿于姓“社”姓“资”的问题.结果,皇甫平的文章遭到了指责和围攻.
《当代思潮》1991年第2期发表《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一文,强调说：不问姓“社”姓“资”,必然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葬送社会主义事业.随后,《真理的追求》1991年第7期发表《重提姓“社”与姓“资”》一文,指出：一切不愿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在改革大道上前进时,有责任也有权力问一问姓“社”姓“资”,时刻提防不要偏离改革的方向.
同时,《高校理论战线》也在1991年第3期发表《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一文,指出：实行改革开放必须区分姓“社”还是姓“资”.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姓“社”和姓“资”的两种不同的改革观.
思想理论界关于姓“社”与姓“资”的争论,对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不少私营企业主因担心党和国家的政策会发生变化,因而导致私营经济发展出现大幅度滑坡.
1990年7月,在一次高层会议上,两派经济学家又发生激烈交锋.经济学家薛暮桥慷慨陈言,批驳“计划取向”的言论,并在会后上书倡言市场经济改革.针对这种情况,表态说,他看不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强调“十三大政治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他还在1990年底和1991年初两次谈话强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在人们心头充满疑云的关键时刻,1992年1月至2月,以88岁高龄视察南方,期间发表重要讲话,明确回答解决了长期困扰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针对一段时间以来姓“社”姓“资”的争论,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针对一些人对党的私营经济政策产生质疑的问题,一语道破天机：“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
的南方讲话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从而为私营经济发展扫清了思想障碍,打破了姓“社”姓“资”的禁锢.
第三次大争论：围绕国有企业改革所引起的争论
2004年至2006年又是中国改革史上不平常的3年.自2004年起,社会上再次出现了关于中国改革的大争论.这场争论被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是继1982年-1984年的“第一次大争论”、1989年-1992年“第二次大争论”之后的“第三次改革争论”.这场关于改革问题和方向的大争论愈演愈烈,历时两年多才落下帷幕.
2004年8月9日,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在上海复旦大学发表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指责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利用“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借鸡生蛋”七板斧伎俩,侵吞国有资产,席卷国家财富.顾雏军指责郎咸平是在“诽谤”,并对郎咸平提起诉讼.此事一经媒体披露,立刻引起社会强烈关注,进而引发了关于国企产权改革的争论.郎咸平认为现在社会最大的威胁是国有资产流失,并且呼吁停止国企改革,他宣称,“国企不进行产权改革也可以搞好”,他建议政府用行政命令手段停止管理层收购.郎咸平指出的问题,内地学者早就披露过,并不新鲜,但是内地学者使用的是学术语言,很难引起大众关注的目光.而郎咸平以情绪化的语言诉诸大众,再加上其香港学者的特殊身份,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从而刮起了“郎旋风”.
郎咸平要求停止国企改革的看法在经济学界引起争论.吴敬琏承认,在国有企业改制中确实出现了郎咸平所批评的蚕食和侵吞国有资产的情况,但是他明确表示不同意停止国有企业改制的观点.北大教授周其仁认为,叫停国企改制的战略,只能是延长国资被攫取的时间、增加国资被攫取的机会和数量；正确的选择是坚持改制方针,增加改制的透明度,提升改制的程序合理性,尽最大可能减少改制中的攫取损失.中国社会科学院微观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韩朝华呼吁人们“反思国企产权改革须注意鉴别方向”,他认为,国有企业改革中资产流失现象的本质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所导致的腐败；而根治腐败,归根结底要靠和法治.这些经济学家被舆论称为“主流经济学家”.
自称“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内地学者写文章与郎咸平呼应.他们呼吁,宁愿全面停止改革,也不要扭曲的、不公正的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左大培、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研究员韩德强三人,发表了致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呼吁立即停止对国有企业进行各种形式的管理层收购,反思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以上海财经大学研究中心主任程恩富为首的十位学者也在媒体上发表了《关于郎咸平质疑流行产权理论和侵吞国有资产问题的学术声明》,对郎咸平予以支持.声明说,要分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分清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观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开放观的界限.他们认为,中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顾大量的客观事实,完全是替“国退民进”的错误方针和由此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进行辩护.
“郎顾之争”挑起的关于国企产权改革路径与方向的争论,也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关注.
2005年2月2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因文件内容共36条,简称为“非公36条”.这是建国以来首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政府文件.“非公36条”颁布后,2005年4月20日,由105位人士署名完成了“致、全国人大、国务院的建议书”,标题是《对于〈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意见》,被称为是“新万言书”,提出不同观点.
2005年7月28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完成的一份“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课题报告得出了“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基本上不成功”的结论.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场关于中国医改的大讨论随即拉开帷幕.这场讨论的核心实际是对医疗改革市场化取向的质疑.这个报告公布的第二天,即2005年7月29日,顾雏军因涉嫌挪用上市公司资金罪在内地被捕.就此,沸沸扬扬的“郎顾之争”似乎结束,但是要不要继续国企改革、国企改革要不要触动产权的争论仍然在继续.
2006年3月4日,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在北京郊区举行,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主持,共召集约40位学者、专家和政府官员,就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下一步应采取的行动进行了讨论.会议希望在不公开的情况下,听取这些人士的真实想法,以便为领导建言献策.这些意见将在汇总之后,直接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汇报.
就在这次座谈会后的两天,2006年3月6日,一篇新华社消息贴到了各大网站的头条.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讨论时明确表示：“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定和信心”.
字字铿锵有力,各媒体纷纷转载.2006年3月14日上午,“”新闻发布会现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开场白中说,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尽管有困难,但不能停顿,倒退没有出路.”他谈到二十个字：“知难不难,迎难而上,知难而进,永不退缩,不言失败.”最高层两次高调谈论改革开放,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对前一段时间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思潮的回答,表明了继续改革开放的鲜明态度.
2006年6月5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钟轩理的署名文章《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为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文章指出：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重大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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