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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档案中的形象
在日本最著名的三大档案馆内,保存着大量日本战败投降前由其政府搜集整理成的有关情况的档案,涵盖了从1893年出生到1945年日本战败的52年.这些档案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当时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日本三大档案馆有关的档案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即“九一八事变”之前,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从“七七事变”到日本战败投降.每一个时期的形象都不同.
“九一八事变”之前
据考证,日本档案中最早出现的有关情况是在1928年7月13日.日本驻长沙领事糟谷廉二在向外务大臣田中义一提交的报告中说：“朱毛红军据说拥有数万人,五千余支,此外还有迫击炮、机关等武器,兵强马壮,不可轻辱.”事实上,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档案中的形象主要是作为红军中最为知名的部队红四军的主要缔造者和指挥者而出现的.
对于红四军建军的准备,日本档案是这样记录的：“为了执行此次紧急会议（指八七会议）中通过的政策,回到故乡湖南在省内各地组织农民参加,于是各地频发.同时,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其成绩在四省（即湖南、湖北、江西、广东）中最为出色……”
日本留存档案认为,由发动的秋收起义在“四省中最为出色”,这也为红四军今后的活动打下了一定的群众基础.这些都充分显示出是红四军主要缔造者.
值得一提的是,“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的权威评价来自一份报告书,即《关于华中华南地区共产主义行动状况的调查报告书》.该报告书是外务省集驻长江中下游所有使领馆之力,于1930年12月由日本驻华公使馆提交给外务大臣,是“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有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调查的集大成者.其中有《中国主要党员简历》一节,列举当时数十名员骨干,包括林祖涵、谭平山、刘少奇、恽代英等,而简历字数最多的则是.在介绍了的基本情况之后,报告书作出了如下论断：“沉默寡言,敏而好学；醉心于军事理论知识,谨慎沉稳.武汉政府和合作破裂后,和瞿秋白、苏兆征在江西九江召开八七紧急会议,批评了机会主义思想,决定付出实际行动来推动政策.之后回到湖南指挥秋收起义,在各县都树立苏维埃政府的四个省（湖南、湖北、江西、广东）中,湖南被评为成绩最好的省份.当时等人感到最困难的就是缺乏武器.于是他们为了壮大实力,开始实施招安土匪的策略,取得成功后选择了井冈山作为根据地,与朱德合作组建了红军第四军.”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这六年间,日本关于的档案主要与西安事变有关,其形象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推动者.
首先,日本认为西安事变爆发的原因之一是东北军和西北军潜入了很多地下党员.一份报告指出：“根据密报,于学忠部与杨虎城部已经相当程度共产主义化.于学忠作为中心人物而被员推举.”
在此期间与张学良和杨虎城保持紧密的联系和良好的配合,力图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方对此是有觉察的.一份报告指出：“事变初期杨虎城等人与是全面合作的……在西安,的活动并未公开.周恩来在此地也极力隐藏了各类活动.他主持的红中社一直在秘密发报.”这里的“秘密发报”当然主要是周恩来与等党领导同志保持的联系.
日本方面也关注到：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和周恩来等人、张学良、杨虎城等人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吁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形成,局势逐渐朝着对日本不利的方向发展.一份报告指出：“以为首的执行委员会为解除西安危机给西安各紧要人物发送电报,聚集南京各派代表,提倡召开和平会议……各派就救国抗日提出自己的意见.”
甚至连远在纽约的总领事井上益太郎向外务大臣报告当地的情况时,都提到了对西安事变的推动.报告说：“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中国执行委员会发电报给南京政府领导人及在西安府的兵谏运动领导人,倡议召开一次所有党派的和平会议,包括人.人提出了两个问题作讨论：即如各党派、派系和军队所倡导的,中国应以抗日自保为先,而蒋委员长应遵循国家统一为原则,以统一战线抗日,停止内战.”
从“七七事变”到日本战败投降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到日本投降,日本档案中的形象主要是抗日战争的理论家和战略家.这一时期,日本最为关注的就是所写的有关抗战的各类文章.
1942年,陆军省向在华各作战部队下发资料,指出：“所著的《抗日游击战的战略与战术问题》对共军的影响甚大,特此节译,供各部队参考.”这里的“供各部队参考”当然是希望各作战部队能充分理解和掌握“抗日游击战的战略与战术问题”,以便为“扫荡”八路军和新四军作战时提供理论支撑.
抗战时期,日本政府编译著作的集大成者是于1944年7月由日军参谋本部制作的题为《抗日言论选集》的内部参考资料.众所周知,1944年5月由晋察冀日报社编印、晋察冀新华书店发行的《选集》（1卷至5卷）,是现存国内最早版本的《选集》.而日本政府这部《选集》仅仅迟了两个月,表明当时日本政府对抗日思想和战略的高度重视.
该书开门见山地对著作进行了说明：“本书选编了中国领袖自七七事变之后公开发表的抗日言论中最为核心的五篇文章,即《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主义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反对党八股》,翻译、印刷之后作为业务参考用.这五篇文章是中国称之为‘天才性的著作’,其后经常被中国反复引用,其价值不可低估.此外,在研究国共抗战统一战线中中国的动向方面也具有很高的价值.”“其价值不可低估”“具有很高的价值”等评语刻画出作为抗日战争理论家和战略家的形象.
日本对有关抗战理论和战略的看法不仅仅局限于其所写的文章,也通过其他方式来进行.1940年,日本外务省情报部第三课编印了题为《欧洲战争与抗日中国》的资料.其中写道：“于（1939年）9月1日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发表谈话,正式表明了中国最初的态度.我们首先从在延安答记者问入手,来分析他对苏德协定的看法.”该资料在一一列举了答记者问的内容之后,指出：“的谈话所代表的中国为苏德协定辩护的态度,是以德国停止援助日本为前提的,在呼吁调整德华关系的同时,对英国采取戒备的态度,事先打预防针是非常聪明的做法,即害怕英国牺牲中国而对日妥协,又出现了慕尼黑会议上的那一幕,并有必要通过游击战争来大规模开展对日作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确实是通过谈话来分析中国抗战的战略.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之前,还不是执政党,对一个非执政党人物,特别是有一段时间并非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情况下,持续关注长达17年,这从侧面充分反映出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对抗日战争,对近代中国影响之巨.
（摘自《党史研究》彭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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