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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湖北诗群的创作向度：地域性和现代性长江诗歌沙龙在线发言
主持人：夜鱼嘉宾：黑丰、张远伦、荣光启、夏宏
主办：《长江丛刊》编辑部
时间：2018年7月27日至30日
地点：江城武汉
主持人：夜鱼
嘉宾：黑丰、张远伦、荣光启、夏宏
夜鱼：“长江诗歌沙龙”第二期的讨论正式开始,本期邀请诗人黑丰、张远伦、荣光启、夏宏作客长江诗歌沙龙.讨论主题：“当下湖北诗群的创作向度：地域性与现代性.”
所谓地域性,也就是空间与诗的关系.诗人一般都会自然而然地受到所处地域的影响,在作品中呈现出关于族群、地域文化方面的思考,从而表达对人类生存境遇的关注和焦虑.而诗歌的现代性是个比较复杂的概念,在此我指它简单的意思：就是在把握时代精神,关照当下社会生活,抵达艺术真实等方面的诗写表现.本期以湖北当下的代表性诗人作为讨论对象,探讨湖北诗人的诗写所呈现出的地域性面貌,和现代性探索,以及在诗歌创作中面临哪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先提一个名单,湖北当下创作健旺的诗人有：梁必文、李鲁平、田禾、张执浩、哨兵、剑男、余笑忠、黄斌、沉河、黄沙子、刘洁岷、小引、艾先、李建春、亦来、李强、柳宗宣、然也、毛子、江雪、杨章池、林东林、余秀华、黍不语、大头鸭鸭、熊曼、范小雅、懒懒、袁磊、谈骁等等.当然湖北远不止这些诗人,各位嘉宾可根据自己的阅读了解进行选取和补充.
地域性是经验过的生活,
须与现代性贯通
荣光启：写作,从个人的角度,不可避免有地域性的特征.但写作又是经验、语言和形式的互动,个体的经验,是在历史与世界之中；我们所使用的语言,也有先在的文化结构,很大程度上是与一个共同体共享的；而现代诗写作,这一文类,今天的发展如何？在你的手上呈现如何？有没有“现代性”？
夏宏：地域性和现代性,真是一对纠结的概念.我有这样的问题：同一时代、同一地方的写作者们是否具有类同的时空感及文本表现？反之呢？1940年,前苏联作家布尔加科夫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修订完成了十多年的《大师和玛格丽特》,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在50年代才显端倪,而《大师和玛格丽特》直到1966年才公开出版.相对于类型化的描述,我以为诗人个体与其所处环境的关系显得更为重要；具体到某位诗人对语言的选择、对文本的建构,不一定是由他的地域和时代潮流所决定的,文学史上常见这样的现象：逆流而出的诗人和作品后来显示出更大的影响力.诗,诗人,常与类型化的框套格格不入.
夜鱼：夏宏兄提的问题很好,我个人认为地域性并非类型化的框套,与现代性也不矛盾,抛开现代性谈地域性几乎没有意义.夏宏兄说的情况确实存在,也必须存在,否则文学就太没惊喜了,但我想逆流而出不是腾空而出,总还是有段特定的“流”吧.另外《大师和玛格丽特》里浓重的宗教色彩,与拉美魔幻的民间色彩,不同的风貌特征我以为刚好印证了地域性的影响.
张远伦：今晨与重庆巫山一诗友聊天,他认为巫山是巴文化和楚文化融汇的地方,三峡连接渝楚,我们可谓一衣带水.如果说地域文化在诗人身上有烙印的话,那么我觉得湘西、渝东南、鄂西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巫.这个巫超越通常意义上的巫蛊之术,会呈现为：通灵、幽微.我想这也是楚地诗人有别于北方诗人的原因之一.那种黄钟大吕和简单粗暴,在我的狭窄视野里,湖北诗人鲜见.而地域性,在当下很多诗人和评家的眼里,是封闭和落后的另一层意思.可我认为：地域性和现代性是有通道的.众多为地域而地域,企图用诗歌做文化阐释的写作,很多时候是失败的.地域性与现代性本身是没有分割的,注重于当下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湖北诗人做的很好,不乏既有地域性,又有现代性的优秀诗人.
荣光启：写作者与所处“地域”之关系,概括来说,它可能不是某个具体的地理空间,而是精神空间,就是“我只能写我经验过的生活”.这种“经验”,又与一定的地理空间、历史时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一位诗人,他的地域性的特征,如何“现代性”？这中间,他主动或被动,做了怎样的努力？或者说,他的成长路径,和别人有哪些不同？
黑丰：欣赏光启提出的“精神空间”.我曾在山西一次发言说过：所有的写作都是趋光的.光是什么？两个字：精神.人是趋光性智慧生物.问题是“地域性”如何变成人的“精神空间”.这里有一个前提,“地域性”的东西一定是曾经被体验过、感知过的.它是人的,人是通道,人也是可变体.
其次,任何“地域性”的都必须是当下的、必须是与现代人的血管接通的,与当下人的生存困境、人的旷野呼告息息相通的.也即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地域性也不能简单地处理成“地方”风物,不是简单地对“风物”的描写与抒情（小感慨）,也不能处理成老掉牙的“咏物诗”；地域性不是加一点与众不同的特殊地理地貌,一点特殊的气象,加一点民间方言俚语、古朴的民风民俗民居,加一点特别的生活习性,或民调民谣,就成了“地域性”.
它首先必须是人的,这是前提.现代诗是有弹性的、不拘格套的、充满活力的.
夏宏：题材的大和小、地域的大和小,乃至情思的大和小,都决定不了诗歌的品质.诸多湖北诗人对“怎么写”的关注和探索并不对立于“写什么”,张执浩提出“目击成诗”,其中既有中国文化渊源的影响,也是作为当代诗人面对现实如何让诗歌语言率真不欺的一种探寻；柳宗宣的诗歌,愈发呈现出“杂糅”的特点,此时代、社会和人生不正是繁复、多元和交织着的吗？
黑丰：又及,人的地域性与人的现代性确实可以通分,前提是他们都是“人”的.“人”是可以通约的“可变白金”.诗一定有一个人体“可变白金”的转化过程.比较复杂.诗意是神秘的,没那么简单.
黑丰,诗人、后现代作家.湖北县人.主要著作有：诗集《空孕》《灰烬之上》《猫的两个夜晚》,小说集《人地芈地》《第六种昏暗》、随笔集《寻索一种新的地粮》《泪点－恩典》《一切的底部》等,作品被译成英语、法语、罗马尼亚语等多种文字,发表于海外.2016年,获得罗马尼亚第20届阿尔杰什国际诗歌节“特别荣誉奖”.现为北京某文学杂志资深编辑,北京白雀奖终审评委,《法国兰》文化艺术杂志编委.
张远伦,苗族,1976年生于重庆彭水.著有诗集《那卡》《两个字》等.获得过诗刊陈子昂青年诗歌奖、重庆文学奖、巴蜀青年文学奖、重庆市少数民族文学奖、银河之星诗歌奖、诗同仁2017年度诗人奖等奖项.入选诗刊社第32届青春诗会.重庆文学院签约作家.《红岩》文学杂志职业编辑.居重庆.
夏宏,祖籍湖北洪湖,1971年出生于湖北黄冈.文艺学博士,现为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著有随笔集《如是而生》.
夜鱼：光启说得对,地域性是“经验过的生活”.比如刘洁岷的《粘稠》以勾住我们情感经验的烟火,以动人的日常细节,勾勒出现代人无法释怀又无可奈何稀薄下去的血缘链接,而题目“粘稠”显然具有丰富的隐喻性.远伦提出的“巫”,在美学上呈现出的通灵幽微,让我想起余秀华的《经过墓园》：“风,曳曳而来,轻一点捧住火,重一点就熄灭我|他们与我隔土相望|站在时间前列的人先替我沉眠,替我把半截人世含进土里……”.
黑丰：同意前面夜鱼的观点：“抛开现代性谈地域性几乎没有意义”.另,语言里不仅有“先在的文化结构”,语言也是通“梵”通灵的,对人来说,语言具有某种前在性,语言诞生思想、诞生人.一种无处不在的外在于人的“前语言”是存在的.这种“前语言”诞生万物.
张远伦：余秀华长期居住在乡村,但是网络信息时代的便捷,使她长期浸润于网络环境中,面对的是驳杂而丰富的当下网络诗歌资源,应该说她是具有极强生命本体意识的诗人,作品很有力量.较长时间的网络交流,使她获得了一些写作的技巧.她善于在诗歌中运用陌生化的比喻修辞,在平凡的意象身上赋予具有表现力的语言意外.当然,她的诗歌最动人之处还是对自己情绪毫无保留的倾泻,以及对命运的对抗,得以超越纯抒情,而具有较强的现代性.她的组诗《在打谷场上赶鸡》是具有地方特点的诗歌,底子仍然是抒发自我情怀的.
在我有限的视野中,湖北的黄沙子和哨兵,堪称是地域性和现代性结合得较好的诗人.另外还有剑男和刘洁岷等人.来自洪湖边上的两位诗人,奉献了一批有质地的作品,黄沙子在地域经验里无碍穿行,自由从容,作品有闲逸之气,内蕴人生哲学,纵深度不浅,他的《不可避免的生活》便有以上特征；哨兵的洪湖系列作品呈现出更为具体可感的地方风物,并将情感和思考无痕焊接,比如《蓑羽鹤》,约过一般的咏物诗的局限,在漫不经心的人物与动物的穿插互喻中,进抵生命本质.我记得初次读到剑男的《半边猪》,以我们从小都目睹过的场景入诗,复活了我们的关于生存的诸多记忆,是湖北诗人中少见的出重拳的写作,读来如被黑虎掏心,想想剑男的其它诗歌,多有地方风情及隐逸情怀,能这样写让我颇感意外,这说明诗人通了任督二脉,地域性和现代性是贯通的,不必人为设置一些界限,并以此作为破彼立此的理由.
作为诗人来讲,对现代性这个概念的理解是多有偏颇的,自说自话,各自定义,划地为王,往往会将某一类语言方式的写作称为是现代性的,或者单纯城市题材的作品称为是现代性的.甚至,将自己向先锋这个词语上引.世俗性先锋写作和学院式先锋写作,都宣称自己的现代性.他们中一些人将地域性的写作和现代性割裂开来,实际上,地域性写作只要是不行虚,不搞伪美,沉身于当下经验,仍然是现代性的.
夏宏：何为现代性？
黑丰：“现代性”应该是“工业革命”以后出现的一种意识觉醒,区别于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反映论,它特别强调工业技术化、信息化、高度市场化、高度“政治正确”和某种共通体对人的影响、碾轧、扭曲和制造之后所出现的存在状况；它关注人类生存的普遍境遇和重大命题,关注人类的共同困境与绝望、焦虑与梦想,比如人的个人性总体丧失、人性分裂、人与人的陌生化、人的异化与荒诞、人对世界的不信任、人的漂泊与无家可归等.我曾在随笔《一种文学的政治写作》中说过,文学的“现代性”需要将被粉碎后的“我们”,和散布到空中或地域中的“我们”的粉末,收集成像,再度纳入,再次粉碎（这里涉及到后现代性）,以此安度亡灵.
在此大提前下,“地域性”的东西也是变动的、漂泊的、离异的、扭曲的、荒诞的.这样便趋向它的现代性.否则,只关注小情小景,只写一种小我和“纯自我”的情调,或只写一种不疼不痒的东西,是没有现代性可言的.
地域的文明底蕴有着
潜移默化的渗透性
夏宏：从具体的诗作来谈.黄斌的诗作经常突显出时、空因子,甚至在诗题中就写出来,诗中对时空也不乏判断.我以为他作为诗人有着自觉的身位意识或者说时空观,所以他写故乡、写当下的生活,既具体,又不会粘滞于其中.黄斌的《在大幕山看到苍鹰》是写其在老家咸宁的大幕山中所见,和江汉平原的物象有别.“楠竹与古木就着山势/弯曲着性感波峰/山体在初夏晴朗的触抚中/沉默盲目不知疲倦……”平原地带,经过历代人的开发,相对富裕,易于谋生,其物象大多是经人工驯化而生的,
这里文明教化的力量强大.在谋生不易的鄂南山区,可常见自然、自在之物,从教化的角度来看,这里还有“野性”.“看虚无的天空中/出现唯一盘旋的黑点/这是谁的一滴墨甚至/一块铁/我故乡的凶猛苍鹰/和它盘旋于天空中同样漆黑的饥饿”.诗中出现的喻体“一滴墨”、“一块铁”,它们皆为文明的产物,不难发现,诗中出现了可以打通的两种价值维度：自在的“野性”与同样有其“漆黑”的教化.
在我眼中,另一位咸宁籍诗人剑男具有绵长的抒情能力,这种能力让我想到楚国诗人屈原.几年前他写了一首近200行的长诗《巢》,一个中心意象一贯到底.早就有评论家指认了剑男诗歌的唯美底色,我关注到近些年来剑男在诗歌写作中呈现出的强劲的转化能力,比如《巢》,用叙事来抒情.他多年前写过小说,但他早期似乎没有跟风于90年代诗歌的叙事潮.2008年读到他的那首《在临湘监狱》,诗中的叙事并非“述而不作”,象征、隐喻的手法还有,但是细微的叙事让这首诗产生了不同于直接抒情的复义,或者说产生了不止一种情思之间的互补.这样的转化,对浪漫、唯美乃至象征都进行了冲刷,我想这不仅意味着诗人在诗艺上开阔起来,不再受限于某种本质主义的诗歌观、语言观,而且可能表明诗人对人、对生活的体认发生了变化.
更晚近的这几年,以老家幕阜山的事物、人物为中心题材,剑男的诗歌写作呈爆发之态,诗人不仅切入到历史和社会的骨头里,且建构了一个自觉反观的“我”,他越是抒写因家乡而生的缺失、痛苦和虚无,灵魂独白式的语言越是饱满.
夜鱼：《临湘监狱》里有一句：“你以为哪里不是监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首诗不遮不绕无需太多花哨修辞直接叙述,整体上却委婉克制,虽说客观呈现的背后不难看出有主观情绪推动,从他者遭遇中不动声色的自我关照与审视,但整体气氛的把握,书生般得体清雅.也许这就是剑男的现代性自反吧,一种自我抵抗.而这肯定来源于生活环境与经历的磨砺.类似的写作很多,其中柳忠宣的《棉花的香气》黄斌的《黄鹂路的流浪妇人》等都各有千秋.
黑丰：与前相比,确实剑男的诗风大变,加进了叙事,或说叙事的色彩加强了.虽没读过他的《巢》《临湘监狱》,但在他的《山雨欲来》《除了爱》中,我读到一种丰富与深厚,一种深刻的人文精神.
张远伦：要说地方性,楚地诗人作品多蛋白质.纯净、细腻、富含营养,可以说湖北诗人的作品既巫气毕现,通灵入微,又水气淋漓,恢弘大气.潜江盛产小龙虾？诗人们有福.比如黍不语的作品,就如湖边吟咏的民谣,节奏舒缓,从容,也如同湖边芦苇,不住飘荡,在黄昏的光中摇曳.
黑丰：潜江确实涌现不少诗人.比之潜江,县毫不逊色,在质与量上,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千湖之县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它不仅在明朝贡献出了三袁,当代诗人作家也层出不穷,如陈应松、雪垄、野梵、许晓青、丰川、王丛桦、蓝冰、仪桐、陈晓岚、寒冰、以及我等一大批,他们斥资创办了一份在荆州独一,在湖北乃至全国仍处前卫的先锋民刊《湍流》,从2011年始,一年一本,一直孤挺,难能可贵.
——地域性和土地的神秘性是无穷的.
一开始,他们（野梵和许晓青）的诗就是现代性的；就是高点；一开始,就问鼎苍穹,力求彻底,追逼无限.此二位,他们的诗作不拘泥地域性,即在湖北,乃至全国,仍然是出类拔萃的.许晓青虽有消沉,但“武功”依然,仍具很大核能和“杀伤力”.他们绝顶聪明,且早慧,好玄思,近巫.他们既是诗人,又是自己的诗学理论家,对诗的空白与节奏,音韵与内旋的、义的近与远的把控与处理非常到位,且细腻深刻.许晓青的《挽歌》,是首写给自己的绝辞.我当初只看了几句：“傍晚的钟声把我推上向日葵的叶尖/我在叶尖上不能动弹保持火焰的形状/散落的籽粒又回到了它最初的口袋/以同样的方式被一轮马车运往河边的小屋”,就感到他的“杀伤力”.诗的节奏与诗眼一直停在“我该重新开始抑或就此离去”,很颓废.愁肠百结而彷徨不前,却又“三十三只鸿爪复写”已足够,不如归去,最终“关上大门,走向那扇临水高悬的木窗”.这是一个颓废的诗人,他的全部才华来自一种绝望的.他的绝望不是对生命对生活的否定,而是对生命对生活的一种肯定.想想如果一个人要追求的生活不能实现,或生活质量正在下降、掺假或走向荒诞,他能不绝望吗？
另一首短诗《守灵》,很精致.“在眼皮的账房中为时间守灵/深夜瞳仁是两盏寂灭的灯……”他具有奥地利诗人特拉克尔那种才情,和死亡的,颓废,不作为.野梵的诗作也一样,也很精致.这里就不举例了.总之,县的诗人们普遍拥有一种语言情结,拥有一种追求完美、追求语言精致的冲动.一个个心高气傲,甚至“目空一切”.再牛的诗人也“踹”也敢踢踏.野梵就直称他的刊物《湍流》是“后语言主义诗学基地”.侍才傲“物”.因此,成也斯也负也斯也；因此,“漫长的后熟期”,且很难“含芳吐华”.但他们的批判,他们说“不”,难能可贵.
夏宏：近年来,对于生活在湖北的诗人而言,一种可称之为精神的也可称之为文化的资源日益显现,那就是禅宗.张远伦提到湖北诗人的通灵与楚地巫文化有关,我还以为,不少湖北诗人与禅宗有缘,其诗作语言灵慧,其情怀慈悲.“象形”同人中的川上、沉河、然也,还有柳宗宣、黄斌,他们不乏禅宗题材的诗作,像柳宗宣的《读〈虚云和尚自述年谱〉》、川上的《身体内的舍利》、黄斌的《草庵钟》.并且,各自将其体悟自然地流露于非此题材的诗作中,像然也的诗作《鸟蛋》,结尾堪称顿悟.
张远伦：津渡的诗歌《山隅集》也出现过千湖之省的众多地理特征,无论是水鸟还是水边植物,都有细腻的描写,诗歌也精微之中蕴含生气,他的视角也多朝向小物象,并赋予其大水的隐藏背景.我想小事物和大背景之间不仅仅是一种依存关系,还是一种对比关系.恰如此,津渡的诗歌才有小而不渺,轻而不飘的底子.极致之大中逸出众多极致之小,鸟类和昆虫类,在浩瀚的大湖边,有着穿刺一般的视觉力量,在诗人的精神故乡里潜行.
夏宏：一个诗人+一个诗人等于两个具体的诗人.我以为,语境、观念、题材上有趋同性,这些方面容易归纳；具体的成熟的诗人,文本却是摇曳多姿,同情地理解方为尊重.
地域的文明底蕴有着潜移默化的渗透性,它或隐或现地散发在诗歌中.
从一地的内部来看,历史上湖北的中心一直在江汉平原,荆州（古江陵）才是楚地的“国都”,而武汉三镇迟至近代被殖民的历史中才崛起.笼统地对比一下二者的文化气质,前者典雅、从容、敏慧,骨子里有傲气,后者“革命性”强,具有“去中心化”的特点,李皖先生曾称其为“中国最市民化的城市”.因缘际会,不同的文化气质又每每杂糅于个人.
诗人之啼血的内化
夏宏：英年早逝的诗人宇龙曾长期生活、工作于荆州,他的那首《机场》,读来让人感受到高贵的精神之光,高蹈的精神意象与对时代的忧思融为一体,或许可以说,屈原与但丁共有的诗神在此显身.他也写日常、写现实生活细节,但其诸多诗作显示出“诗剧”特征,内心独白式的语式很显眼.诗剧而非技艺上的戏剧性,它本出自贵族,出现在当代诗中也可被视为精神的祭祀现象.
我以为,成长于荆州的诗人,从整体上看其诗歌用语一般比较讲究,哪怕是用口语俗话,也会有一种“文质彬彬”的内在平衡力量来消减燥气,情思旺盛丰茂,但常常收敛语言的硬度,不作宣泄.在我的阅读视野里,刘洁岷、沉河、杨章池、黍不语……的诗,都有内在地沿承荆楚文脉的一面.天赋的语言直觉一以贯之,说天赋,应该与荆州地区的文化底蕴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吧.
荣光启：潜江诗人杨汉年的作品是地域性的,也是现代性的.他在《货运码头》中写道：“时光为我这样穷困的年轻人建了一座货运码头/在睡梦中堆积着黄沙,石子和水泥/得使出吃奶的力气才能搬上马车//在一个马鞭抽裂云层的风雨之夜……”透露出他生活中的艰辛与无奈,在一点点生活的间隙,在那些“马鞭抽裂云层的风雨之夜”,他能将人生诸多感受形象化于诗写笔端.他是在时光的间隙里艰辛劳作的诗歌农民.《一本儿童读物》：“……/现在,它放在我从不上锁的抽屉里/每天用来夹放货款,收据和账单/繁琐的磨损/我的头发越来越少/这本由远方出版社出版的儿童读物/也难逃厄运,同样快要掉光羽毛”.这是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他在有限的时间里,学习将“话,书写,吟咏/植入感知的某个器官”.请你注意,当他说到诗歌时,他用的词是“汉语诗人”.他是一个对诗歌写作、汉语诗歌相当自觉的人.以诗歌来处理这些日常生活之“杂”,并且在写作中获得了一种重新进入生活、获得他所在的社会阶层关于生命的、关于日常生活的诗意.在他的诗歌《喷泉》中,一个啤酒瓶盖,都能让他如此之乐,“岁月偷走/那些赞美诗一样璀璨的星光”,这些星光正在诗歌写作的天空中再次呈现.
杨汉年的“草根”之处不在于他的杂货店老板身份,而是在生活的内部踏踏实实、默默无闻地以诗来言说自己的姿态.
黑丰：在杨汉年《货运码头》我确实看到一种擦力、一种跨度、一种诗意化的简洁度,一种可贵的对现实的处理,他的一些诗节单独看,相当不错,譬如：“他的车在房子建好后开始散架/马也被牲口贩子牵走/双手只有重新拿起剃须刀的力气”,“在一个马鞭抽裂云层的风雨之夜/灯光在窗前不断晃动/一麻袋文字落在你的肩上”,但散碎,缺少一种总体性,缺少最内在的主线的东西,很杂.他的诗整体质量参差不齐.
看了夜鱼发来的《湖北当下主要代表诗人的作品》读后,总的感觉格局不大,没有从自我扩展和上升到更大的更广袤的超自我层面上来.我们强调个性、强调生命,不是强调个人中心主义和狭隘的地域性,不是强调狭隘的故乡或狭隘的民族主义.那样,我们就真的被地域性的东西拘囿了,被狭隘的故乡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埋葬了.见啥是啥见啥写啥,没有更开阔的观照,如井底之蛙,那样是非常可怕的.什么叫“更广袤的亲人和亲情”和“更广袤的超自我”,就是我前面说的,写作要真正体现对“人类生存的普遍境遇和重大命题”的关注,对“人类的共同困境与绝望、焦虑”的思考.我们在自己的土地或自己家门仍然彷徨、无家可归,我们已艰于呼吸或正在用腮呼吸仍显艰难等如此生存困境.没有对当下人类生存境遇对异化对荒诞的思索与反映,没有对现实的批判性,哪有什么现代感或现代性呢？！
现代性在哪里？
在当下,在人的一餐一饮、一呼一吸、一举手一抬足之间.
夜鱼：欢迎黑丰兄的批评,但这里可能有误差,由于我选稿仓促,难免有遗珠之憾,惭愧！
夏宏：这关涉到诗歌伦理.对现实的批判,一直是湖北诗歌传统至今的一脉.自有诗歌文本记录以来,哪一个时代、国度、地区没有不平则鸣批判现实的诗歌？而其方式往往与众不同.否则,今天它已被纪录片、新闻、自媒体申诉等等形式所取代而消亡了.我想,“草根”、“底层”于诗歌而言不应该是道德标签,要不然就太蔑视那些被标签者的艺术性了.现今,倒是要反思将诗歌工具化、媒体化的做法.意识形态的巢臼,今天已经网络化了,还有没有诗歌自在生成的空间？我相信湖北诗人都会作出自我选择.
黑丰：“诗歌工具化、媒体化”,彻底地说还是人的工具化,“人的工具化”在于血性的变异（这里不想展开了）.另一个感受是,湖北诗人的很大一部分诗作的散文化趋向.散文化不可怕,真的诗是不怕“散文化”的.问题怕就怕把不是诗的句子分行,乔装打扮成诗,非诗化,这就很要命、很伤害,既伤害诗人,又伤害诗和艺术.
另外,散文化趋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诗人走向扁平,走向平庸和堕落的表现.恋栈,贪恋出场的频率,贪图名誉的连贯,畏惧权势,不吭声或集体无声.
继而,又读了余笑忠、剑男、黄沙子、阿毛、黄斌、刘洁岷、柳宗宣、陵少、杨章池、李强、湖北青蛙、黍不语、荣光启、大头鸭鸭等人的诗作,感觉剑男的《山花烂漫的春天》《大年三十在湖南陪爱人上坟》《半边猪》《上元夜》《火车在这里拐了一个弯》等诗作,基本都是即景即情即时的描写和感慨,虽然前面提到的《山雨欲来》《除了爱》也即景也感慨,但感觉比这些诗好.我还是很感怀他的早期诗作,比如《飘飞的鸟羽》《森林公园》《教堂》《丹顶鹤》等.喜欢阿毛的《反自然》《关于雪》《个人史》,有一点小深度,但《个人史》稍感做作.总的来看也是小情小趣.黄斌的《敬惜字纸》有点意思,但啰嗦,且把一些方言纳入进去消化得不是特好.黄沙子的《无法得知》全是一堆句子推理,加上一点空洞的感慨.他的《但爱鲈鱼美》《被鞭子抽打》《一路走回》《小夜曲》有内蕴,但尚需进一步提炼.
余笑忠的《哭墙》《猫和老鼠》让我看到较深的东西.如《哭墙》“在昏花的老眼看来,黎明/即已沦为黄昏/‘所有的诗人都是犹太人,’所有的高墙/都有痛哭的一面”,如《猫和老鼠》“我梦见过一只光溜溜的幼鼠/爬上我的脊背,那种冰凉/超过了肉身经受的所有冰凉.”,这种感觉“通”得远.
夏宏：是啊,杜鹃啼血.写诗之人大多敏锐、灵性,湖北诗人对现实的感知至少不会滞后.血,有时直接落在诗行间,但诗人之啼血往往内化于看起来与此毫不相干的题材和语言表达中.诗歌对现实的批判,应该是有建设性的,不止一位湖北诗人走向这样的路径：向内拷问自己.他们藉其写作来清理自己,不外推.这,恰恰是一些所谓现实主义的文学中少见的.
夜鱼：我同意夏宏的路径说,确实,对现实的批判路径是多样的.
黑丰：刘洁岷和柳宗宣的诗,让我看到一种开阔和一种更大的情怀.如刘洁岷的《渔薪老屋》“老屋里轻轻响起我的鼾声/细雨里,香樟、苦楝树奇异香气/仍然在老屋上的夜空交织/似乎这世上只剩下老屋,这老屋里/只剩下我,而我弥留的亲人们/被这鼾声一一吸引过来/并遭到致命一击”,如《粘稠》“一个女孩曾经是一个国家,以她/瞳仁里的火焰照耀着她广大的疆土//……六十年过去了那小姑娘的替身/是一支佝偻的头发黯淡稀疏的蜡烛/烛光如豆,在乌有的风中颤摇”.柳宗宣的《在友人家中寄宿的两夜》“半夜醒来,在阳台上观望/武汉的灯火,通宵未眠//何时我能逃脱挣钱的运命//当我从北方回来,我说我反对商业/它让我与一张安静的书桌分离//酒气中,把内部的风暴释放/却付出几乎死去的代价//睁开眼,看见你听我说着酒话/百年生死梦幻多好,还可以醒来//一杯水放在茶几上,一张便条/‘水在旁边,醒来就叫醒我.”他们是有视野的,能把地域的东西带到很远,与更广阔的精神接通.
同样是写亲人亲情的,杨章池的两首诗让我振奋,如《乞瓷砖书——为母亲膝关节置换手术100天作》我看到一种更开阔更深刻的疼痛,比如“多么狠的锤子,凿子,撬掉母亲/多余的骨头.多么强劲的骨水泥,把你/粘进那死去活来的腿//……”,在另一首《故人：理发师》中,我看到了一种铁血的复杂.当然他也写了很多废诗.
每一首诗都必须是最后的诗
黑丰：最后,我要说的是,一个诗人应该有一种更大的情怀、更高的企盼与追求,而不是仅仅孜孜于语言的一种局部的小范围的精确性.一个诗人应该有一种语言的“后准确”性,就是一种不准确的准确性,或无处不在的准确.这主要体现在精神层面.否则很容易陷入一种匠气,缺少更广阔更广袤的人文空间.诗人是天空中终夜不宿的知更鸟呀,是某种气候某种气温的晴雨表和温度计呀！如果这种鸟不飞不鸣,喑哑,一旦消失,或一只只从天空殉落,说明我们的环境和社会出了大问题.
其次,“地域性”,要知微见著,滴水中见汪洋,不能回到平实平面的散文化的方向,诗歌是超音速的,也是超时代的.现代诗“是由速度和果断性决定的（希尼）.”而“诗人的质量,在于他与生命与文明的充分接触程度,在于他粉碎这个世界、放射自我生命的力度、速度和简洁度（徐敬亚）.”
每一首诗都必须是最后的诗.
每一次飞行都必须是极地或地狱的飞行.
每一次写作都必须把自己耗尽.
不能囿于一种地域.
张远伦：随着城市化的高速推进,传统乡镇和村落正在消失,乡村文明式微,诗人的故乡也正在成为记忆.全球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大背景下,这种通常意义上的地域特点也逐渐模糊.一些具有强烈现代意识的诗人,通过自己的长期实践,摆脱身体故乡的束缚,逐渐朝精神新居掘进,进而超越“地域性”和“民族性”,建立起自己的文本自信.湖北诗人在这方面具有很强的自觉性和创造性.许多具有非常经验的非常写作,在中青年诗人们的文本里出现.当然,这些非常经验往往来自日常经验,是过滤和净化的日常,是高度精神萃取的日常.
张执浩是湖北中青年诗人中,具有现代意识的代表性诗人.他融入现代生活,在日常中“目击成诗”,近年来,张的诗歌可以说是一种“中年心境”写作,与之相对应,他的语言也是“类口语”的,正好是这种语言方式,才和他的目击成诗的内容无痕结合.诗人在生活的点滴中,在城市题材和乡村题材中,自由游走,在地域性和现代性中找到切换的按钮,实现了融会贯通.
毛子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大器晚成”的诗人,近年来他的一系列具有强烈现实关怀和人本关怀的诗歌,引起中国诗坛关注.《我爱》《失败之诗》等诗作,骨子里的宗教意识和人类共同命运价值观,深刻有力.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湖北中年男诗人的创作极为丰厚,在全国范围都有一定影响.随便数几个出来,都立得起.田禾、余笑忠、车延高、宋尾、柳宗宣、毛子等人,新作迭出,成就颇丰.似乎这种阳盛阴衰的现象,延续了近二十年,特别是新世纪十几年以来,这批男诗人仍然处于活跃状态.那么女诗人
们何为？似乎湖北诗歌具有自救能力,我们欣喜地看到,从70后开始,特别是80后,湖北女诗人正在逆袭,除了鲁西西、阿毛、范小雅、夜鱼、许玲琴、余秀华、黍不语、熊曼、懒懒等大批女诗人崛起,显示出不凡语言功力,还有待观察的颜彦、十二楼、周黑、予望、心路等,呈现出新生代诗人“阴盛阳衰“的趋势.新生代诗人们更敏锐地介入当下生活,用于书写自身命运在时代中的沉浮颠沛,在诗歌美学的代际更迭中把握主动.这一批诗人,似乎从不为“地域性“而写作,即便呈现地域特征,也不是主动为地域而写.他们从消失的“故乡”走出来,把街道变成自己的“故城”,在不断迁徙中,写自我的诗.这批人很少受到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启蒙和影响,有自己的独特的审美观念.当然,他们的弱项也在于此：缺少一些诗歌创作的野心,气象显得不足.
荣光启:以武汉为中心,在湖北当下的诗人阵营中,有颇具规模与实力的诗人群体.群体核心成员的诗作、个性化网络论坛和民间刊物都颇具影响,包括张执浩、余笑忠、李以亮、哨兵、苏瓷瓷、小引、槐树、艾先、小箭、许剑、黄沙子等,另外刘洁岷在《江汉大学学报》主持的“现当代诗学研究”已是诗歌批评界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沿阵地.
此外,在武汉生活的优秀诗人还有田禾、车延高、李建春、沉河、黄斌、钱省、修远、剑男、柳宗宣等,他们各自秉承自己的艺术立场,创作出许多风格独特的诗篇.武汉之外,还活跃着湖北青蛙、宋尾、横行胭脂、张作梗等优秀湖北籍诗人；以黄沙子、向武华、江雪、余文浩等为代表的“鄂东诗人”；荆沙一带的诗人则以韩少君、杨章池为代表.而女诗人,华姿、鲁西西、阿毛、苏瓷瓷等,已是不可忽略的人物；黍不语、夜鱼、范小雅、张小美等女诗人也佳作频出.“80后”的一批写作者像林东林、王威洋、灰狗、谈骁等人也已经为人所注目.
我个人认为,湖北诗歌有以“诗群”为中心的发展特征,一方面,不同的地域涌现出多个实力强大的诗歌群体；另一方面,这些诗群里的杰出代表往往也是在全国很有影响的诗人.这种以“诗群”为中心的发展特征是一种文学生态：既以地域性的生活环境、生存经验为根本,又有更大的文学抱负,相互交流、彼此促进,在个人化的写作与公共性的经验之间寻求平衡,寻求现代诗歌的高品质的技艺与精神.
夏宏：之所以觉得此话题中的两个概念“地域性”与“现代性”有纠结之处,主要是因为我们这里的现代性不是内生的,而是后发的,包括文化在内,至今仍然是一种“有特色”的后发现代性,它牵连出诗歌文本在创造性上的“阴影”.
观察湖北诗人如何面对现代性的阴影来写作,可能是更有意义的事.我认为有湖北诗人早已经自觉地走上了反观现代性的路径,反观不一定是反对.比如黄斌多年前写的一首诗题目就叫作《日常之诗或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做一个中国诗人》,他的《咏神农架冷杉》,不仅有中国元素、地域因子、现代汉语表达,而且通达于普世情怀,是一曲回肠荡气的“生死书”.
比如余笑忠,他早期的诗,先锋、锐利、繁复、自反,后来写得越来越质朴,像《二月一日,晨起观雪》《春游》等一批诗作,几乎是用直白的语言写出了既深刻又给人共通感的体验和觉悟.我想,他回到了基本的事物、问题和语言表达上来,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空间和时间条件的规约.当然,也可见其间诗人在融合本土的和外来的文化资源.
我如此泛泛而谈当代湖北诗歌,管中窥豹,自觉难以对其下什么整体性的结论,也不能虚妄地对其流向作出预测.但,从“惟楚有才”的历史积淀,到今天改革开放的激荡,时空的机缘不会凭空而来,空手而去,它向包括诗歌写作在内的湖北文学提供了发展演变的条件.我以为,无论是在是在民间还是在含混地带,审美、写作上的专权规训对诗歌和诗人的生机而言是,其面目多变,在内陆省份更应警觉.
夜鱼：受篇幅所限,关于本期话题的阐释有些意犹未尽,湖北诗歌创作群体的讨论也不全面.好在嘉宾们的即兴发言发自肺腑,带来的冲击和思考,都极具价值.感谢你们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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