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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蓝（散文）
我是除夕那天才放的假.本想多睡会儿,可一大早被母亲的电话叫醒.我嘟嚷着说,这么早打来电话啊.母亲说,还早啊,太阳都晒屁股了.不管太阳站在哪里,是站地平线上,还是立在电线杆上,母亲都用这个词来表达时间.母亲叮嘱我早点回去,赶在做祭祀前到家.这是母亲打来电话的目的.末了,母亲又补充了一句,车子开得好.这也是母亲的惯用语.意思是小心开车.
我迷迷糊糊接完电话,继续躺在床上,但已经没有了睡意.
往常,我总被对面的两只或数只鸟声所吵醒.它们每天准时在清晨4点半的时候开始叫.这叫声非常特别,第一个音短,第二个音变得稍长,然后开始拖腔,很快拐弯,向上提,突然又中止.叽噶,叽叽咕,啊——哈……听起来像笑声,有点阴险,又有点得意的那种.初听到时,我着实吓了一跳,居然还有这样丰富的鸟声,似乎鸟在模仿人的腔调,同时又加进了自己作为鸟的元素.后来,慢慢觉得对面那两只或数只鸟的叫声,弥补了我曾经的虚构——从鸟声中醒来.通常,我又能在鸟声中睡去.等太阳把窗帘照得通红的时候,它们的叫声戛然而止.这时四周开始喧闹起来,各种声音从四面八方涌过来,如针如炙.我曾经有过冲动,想去对面看个究竟,不知谁家养了这几只叫声怪异的鸟.后来看到屋脊上蹦跳的麻雀,不知怎的,我突然没了冲动.
今天很奇怪,我没有听到它们的叫声.
窗外传来零星的鞭炮声,似乎东一声响,西一下应,而对我来说就是落在枕上.过节前我们总能收到有关温馨提示,禁止燃放鞭炮,文明过节.而鞭炮声仍不绝于耳,尤其每年的除夕零点和初五的早上.前者是庆祝新年的到来,后者是请财神.鞭炮声足足可以持续几个小时,而且又非常密集,我怀疑那时全城人都醒了过来.不管是城里还是乡下,放炮仗是有规矩的,只有家里有重要事情,比如红白喜事、生日、造房、祭祀等,才能用炮仗.一想到祭祀,我一骨碌爬了起来.
车子出城很快.好几盏红绿灯下只有我这一辆车.街上空荡荡的,沿街的商铺几乎全部关门,连早点摊都没有一家.看过去,似乎是凌晨时的街道,只是阳光代替了灯光.关门的店铺上贴着一张白纸条,毫无疑问,那是店主写的一张告顾客书.但也有开着门的,是香烛店,里面挂着或叠着一些纸元宝、冥币、香烛等等,把店铺挤得很臃肿.我发现这样的香烛店每条街上都有,出城前看到有四五家,都照常营业.说这话似乎有些大不敬,不过,从他们流通的模式而言,说营业也有些通.那些经、忏等都不是自己念的,包括香烛,是从别人那儿拿来的,这中间有个批发与销售的环节.自然,流通的过程就是商业行为.
车里很快热烘烘起来.我没有开热空调,只是把车窗全关了上,太阳一照,车内热了起来.我惬意地享受着这份热量.今天的阳光非常好,没有杂质.天空上飘着几朵白云,很薄,颇有丝质感,背后是湛蓝的天空,无论是视觉上的美感,还是呼吸上的轻松,这样的天气足以令人愉悦.路上行人不多,偶尔有几辆车,从我车边超速过去,但大家非常克制,既没有乱按喇叭,也没有飙车.
去老家的路不是省道,就是市道,就是村道也有两车道之宽.事实上,不仅仅是我老家如此,现在绝大多数的村庄跟外面建立了宽阔的联系,泥路与机耕路成了特殊的名词,偶尔在庄稼地与庄稼地间还能看到这样的路,像蜿蜒的飘带纵横在田间,我喜欢称它们田埂,父母则叫它们是田塍.我们浙东发音“塍”与“绳”不分,所以,我一直以为是田绳,想想倒也是,小泥路跟绳子似的,仿佛没有它们,这一块块田就散了.现在,匍匐于大地讨生活的很少有年轻人,基本都是一些年老者.只有他们还坚守着田地,他们像是田绳上的一个个结.
我跟往常一样,喜欢挑村道走.一边是村庄,一边是庄稼地,尽管我虚构了一个场景,但我觉得自己也成了一个田绳上的结.这样的虚拟,让我很放松,全没有在城里开车时的挂碍之感.
城里有路牌,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蓝底白字的路牌站在旁边.尽管如此,我有时还会迷路,有时走着走着,没路了,不是断头路,就是死路,在车水马龙的街上,在人声嘈杂的路上,我的异乡人之感特别强烈.而村里不同,只要有路,沿着庄稼地,永远有出路.我转过好几个陌生的村庄,似乎没有费多大劲,很快开出村子.那些村道,看似陌生,然而,有一种稔熟的感觉牵引着我.不需要导航,也不需要红绿灯,只要沿路而行,常常有豁然开朗之境.
还没到村,我看到了淡淡的炊烟.这是我所期待的.可能,现在也只有这天才会兑现我一年积攒下来的希望.
这天的炊烟注定与人一样劳碌,从早上一直飘到傍晚,它的不间断,提醒着我们今天的不寻常.我把炊烟比作人间烟火的象征.太阳升起来,炊烟飘一次,大家开始准备把养了一夜的力气洒到田间地头.太阳站到屋顶,炊烟从瓦缝里钻出来,一缕缕淡蓝色的炊烟,对干了半天活的人们而言是绝好的念想.太阳下山,炊烟跟着暮色笼罩村子,人们荷锄进门、吆鸡唤鸭,一天的光景只留下了尾巴.
我爱站在屋檐下看邻居家的炊烟,从烟囱里一缕缕冒出来,像一根根辫子,迎着风婀娜一下,再慢慢飘向空中,或散去,或消失.炊烟是村庄里最不记仇的,隔壁邻居间有纠纷,但两家的炊烟却跑到空中纠缠在一起,还久久不肯散去.两家人可以让各自家的小孩不打招呼,让自家的禽畜互不往来,但炊烟不管不顾,早在空中好上了.
村里的新房子一幢接着一幢立起来,你家是欧式的,我家来个中式,大家别出心裁地修改着各自的建房图纸,这里多一个阳台,那里挑个露台,实在想不出跟别人的房子有什么不一样,干脆多一条走廊.唯一一样的是大家的新楼里没有了烟囱,偶尔几户有烟囱,但烟囱里是不飘烟的,仅仅是建筑的式样需要.只有年纪大的人,他们还会坚持用灶,在新房子的旁边搭一间小屋,里面砌一台单眼灶,自己煮饭炒菜,烧开水.这样的灶是没有高高的烟囱与之匹配,炊烟只能怯生生地从窗棱或瓦缝里挤出来.
好在,我们还有一个节日让炊烟回到村庄.
母亲正在忙碌,身影一会儿出现在灶头,一会儿又闪到堂屋,手里端着,或握着,或捏着,随她所需的程序而切换不同的动作.母亲是个勤快的人,性子也很急躁.勤快又急躁,伴随她的是各种各样的声响,咔哒,吱嘎,丁零……听起来像是不着调的曲子.打从我有记忆开始,我们家就生活在母亲这种丁零当啷的背景里.
与往常不同的是,母亲此刻的忙碌显得轻手轻脚,更多的是窸窸窣窣,扑扑索索,似乎带着某种克制与谨慎.好几次我看到母亲一把抓起锅盖,在锅盖快落到砧板时,母亲的手突然像完成了一个紧急刹车,锅盖慢慢地放下来,然后是锅盖轻轻叩在砧板上的声音——叮.拿碗,递杯,洗锅,母亲的手都是前重后轻,利索的背后始终有力气被掐的痕迹.
跟母亲一样忙碌的还有父亲.只不过,此时的父亲仅仅是配角而已.母亲支使啥,他便忙啥.不忙的时候,他默默坐在灶膛前烧火,歪着头,把一根根柴禾塞进去,嘴上叼着一支烟,一缕青烟在红红的火焰幻着身姿,一会儿飘到父亲的头上,一会儿钻到父亲的下巴,使父亲的气色看起来特别好.
见母亲脚边的菜篮子里还有一些菜没洗,于是,我拎了起来.母亲叮嘱我,到河埠头去洗.虽说自来水已经开通二十年了,母亲还是习惯到河埠头洗洗涮涮.我们家与屋前的童伯合用一口小池塘,约两间屋的大小而已,曾是村里最小的池塘.母亲跟童婶蹲在自家河埠头上,你一句,水哗啦一下,我一句,水也哗啦一下,家长里短,鸡毛蒜皮,从她们嘴里出来,又淌着水飘到对岸.
村里的女人个个闲不住,河埠头正好替代了她们的串门.
我蹲在河埠头,把篮子里的菜倒在石阶上,然后把菜拿到水里,掰开菜叶,用手指抹去菜叶上的那些泥土.池塘的水并不很清澈,甚至觉得有些混浊.我洗菜的时候,浸在水里的石阶上腾起一股浊水,那是沉淀下来的尘垢.我小心地用手在水里划了几下,试图把浊水引开.水很凉,因太阳照着,并没有觉得刺骨的冷.我在水里又多划了几次.
我是用惯了自来水的人,又是学过医,对水质的要求自然要高一些.然而,我回到老家,还会顺从母亲的生活习惯.就像今天蹲在河埠头,用不太干净的水洗菜一样,我并没有感到腻心,或者用卫生角度来审视池水的干净与否.
屋后的西北角曾有一口大的池塘,约有一个半篮球场的大小,是近十户人家的公用池塘.母亲不嫌路远,每天夹着脸盆,或拎着菜篮子去那口池塘洗洗涮涮,跟婶婶们边洗边聊,河埠头不时响起清脆的棒槌声,在池塘上啪啪地回荡着.母亲与婶婶们的手不停,嘴也不停,似乎说话是解乏的良药.那口大池塘,也是我们屁孩的乐园,一旦母亲她们洗完衣服,我们早迫不及待,个个溜了出来.我们在那儿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游泳,凫水,还捉过鱼,摸过螺蛳.我最喜欢滴着水渍回家.我走一步,水渍滴几点,我走二步,水渍欢快地滴上数点,在地上绽出漂亮的水渍痕.我常常回过头,看那条印着歪歪扭扭水渍的路,我觉得我把池塘引向了我家.
大池塘自自来水普及后,它开始慢慢变老.她的衰老来自于村人的遗弃,往日的种种禁忌（如不准洗女人的内裤、不能扔垃圾）,在水龙头一拧中被一天天地稀释,大家对池塘的呵护全然没有往日的用心.池塘里的水浑浊了,大家站在河埠头上东一句西一句,对水的浑浊表示忧虑,但仅限于对大池塘里的水感到忧虑.池塘像一个小孩,她得不到了大人的呵护,她变得任性,任性的结果是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池塘的泥岸突然豁了一个口,过几天缺了一处,一段时间后又倒了一棵柳树,根一半扎在泥里,一半裸露着根须,而树身浸在池塘里,似乎柳树活了一辈子,现在总算倒进了池塘的怀抱.几只鸭子在倒入水中的柳树枝上踱来踱去,偶尔拍打着一对肉翅膀,抖动着身上的羽毛,一边还很愉快地拉出一坨花绿的鸭屎,上面冒着热气.偶尔突然伸长脖子,嘴里吐出响亮的“嘎嘎”声,也不知道它是快乐着,还是愤怒着.池塘已经成了它们的乐园,再也没有人会拿着竹竿驱赶它们.
当村里实施道路硬化时,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盯向池塘.几个户主与村干部你一句我一句,就替池塘的命运作出了决定.衰老的池塘也只有衰老的人才会记得她.几个老人,如仙婶婶和翠婶婶,包括我母亲,她们是反对的.然而,母亲她们的反对显得力不从心,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面前,母亲她们属于少数.
超大型机械开进来的时候,母亲她们还会拿着拖把到池塘里去洗洗,一边洗,一边像往常一样打着招呼,聊些鸡毛蒜皮的事.旁边是施工人员,正把一块块石头砌在池塘边,池塘像一个躺在床上的病人一样任人摆布,这个说把这块石头放在这儿,那个说把碎石倒在这地方.在人们的七手八脚以及隆隆作响的挖掘声中,母亲她们聊天越来越费劲,背着耳朵似的,于是只好拎起拖把就走.到最后,池塘只剩下三间宅基地的面积,而且一点不规则,像一张掉了牙的嘴巴,在那儿喘着气.边上有几户人家,自池塘的西边被砌成一条路后,他们像是默契似的,个个在建房子的时候往池塘里占用了一部分,于是,池塘更小了.
我童年的物证,永远留在了记忆里.
好在,我们家门口的小池塘还在,母亲尚能恢复自己的生活习惯.
我把洗好的菜拎回家里.母亲吩咐我用自来水冲洗一下.这算是母亲对生活方式的改良.父亲把久不用的八仙桌搬了出来,放在了堂屋.母亲小心翼翼地摆放好烛台与香炉.我帮母亲把烧好的菜端到八仙桌上.母亲一见,忙示意我放下.我不解.母亲说,要双手捧.我笑了.母亲怕我一不小心摔了碗,或磕了碗,这是母亲做祭祀时的大忌.我已经长大,但母亲对祭祀的礼数一切如常,包括对我的提醒仍初心不改.
母亲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祭祀前的准备工作.蔬菜几碗,酒几盅,边上放几双筷子,先倒酒,还是先上饭,母亲心里清清楚楚,一点不含糊.我参与母亲的祭祀已经有二十几个年头,但个中的程序,还是懵里懵懂.对此,母亲很担忧,万一自己老了,无法主持祭祀,这怎么向祖宗交代？我说,我找笔记下来不就得了.我还真认认真真记过一回.只是向母亲隐瞒了一个细节——我又记不起那张纸搁哪儿了.
这时村庄里零零星星地响起炮仗声,还有哩哩啦啦的声音,那是孩子们玩的百子鞭炮,一串有数十个小鞭炮.许是鞭炮声惊扰了狗,我家门前的村道上出现了好多只狗.它们从各自的院子里跑出来,看上去有些惊惶,跑东又跑西,一时找不到北的样子.因身上长着浓密的毛,再加上个子特别小,似乎是一只只绒球.村庄里也养哈巴狗了.
因我从没养过宠物狗,所以对狗并不熟悉.一些资深养狗的人说,看到遛狗的人,最好的社交方法莫过于问一下这是什么狗,然后摸狗的头,夸它,赞美它.类似于农村遇到熟人的孩子,大都会问一下多大了,亲亲他,抱抱他,送一二句祝福话.对城里人养狗宠狗的特殊感情,对我这个农村长大的人而言有些不可理喻,或者说根本无法理解.
狗,在村里无非是看家护院,主人睡觉的时候,它目光炯炯,以自己独特的嗅觉功能,密切关注主人家周围的动静.城里的狗,因为宠物的角色,它的职能替换成了功能,从此,狗的起居,狗的饮食,包括男女这事,主人都会操心主持.农村一句“连狗都不如”的骂人话,在城里却匪夷所思地得到良好的印证.
或许年轻人无暇顾及它们,或者有更好的品种,它们自然而然回到了老家.然而这儿不是它们的老家,它们对于老人来说仅仅是一只狗罢了,无论是什么品种,无论有过什么昵称,在村里只有一个称谓,那就是狗.
母亲把一只只汤圆放入锅里,待煮熟后还要加满满三调羹红糖.这也是祭祀必备的.母亲看一下糖罐,可能觉得量不够,支使我去村口的小超市买一袋.我愉快地领了任务.
我在村子里碰到了许多陌生人,安安静静的,像是来做客的.他们应该是我曾经喊哥与姐的儿女们,他们漠然地看着我,我也茫然地瞧着他们.彼此的眼神跟站在城市里街头一样,似乎居住在别人的故乡里.一些当年称为叔叔与婶婶的,已经成为了爷爷奶奶,曾经的爷爷奶奶已经作古,我们自动升级为姨与叔,由第三代荣升为第二代,下面已经有一茬小孩出现在村里,跟我们不同的是,他们在宽畅的村道上反而奔跑不起来,后面跟着我们的叔与婶,他们亦步亦趋,像一只老鹰似的罩着他们的孙女或孙子.
他们身上再也看不到当年挺直的腰板与宽阔的肩背,孙女或孙子忽奔忽跑时,他们佝偻的身子努力庇护着左右.他们还学会了普通话,讲了一辈子的方言,居然到老了开始学普通话.我父母也是如此,跟孙子孙女交流时,说着一口夹着严重地方口音的普通话,听起来既别扭,又倍感辛酸,似乎父母到了晚年,连话都说不周全了.
我有时觉得父母跟孙辈说话时,他们是低下头来,跟孙辈站在同一个层面,而且必须努力去学孙辈的说话方式,包括语言.在小不点面前,父母的舌头在嘴巴里拐来拐去,努力寻找着适当的语言,有时为了读准某个音,他们像是铆足劲,费力地吐出,但还是让孙子一脸的迷惑.
走在村庄里,我感到村庄好年轻,年轻的房子和年轻的道路,只是,留在村庄的人却不是年轻人,而是老年人.他们坐在年轻的房子里,一天一天衰老.那些年轻人离了村庄后,有混得好,有过得不好,也有不好不坏.混得好的与过得不好的都没有回来,前者不能来,忙着各种事务的处理,后者不想来,只有不好不坏的人回来了.
村里的设施也越来越年轻,连健身路径都安装了.记得当初镇里给村民安装健身器材时,村民问这是干啥的,既不像农具,又不是家具.镇里的文化员说,这是健身器材,锻炼身体用的.村里的老人豁着嘴,哈哈大笑,说,农民还健什么身？每天下地劳动,天天在锻炼,只有整天让力气闲得慌的人,才会让那条条杠杠的给整出些汗来.文化员说,反正是免费的,大家喜欢玩就玩玩.老人也就不吱声了.偶尔有几个人去转个盘,或踩在上扭个腰,但大多数时间它们都闲置着.很快,它们长锈了.
在村西口拐弯的时候碰到玲的母亲.她的耳朵特别聋,打从我有记忆起她似乎就有耳背.六十开外的她看起来像暮年沉沉,干瘪的嘴巴,打着褶皱的脸,还有满头白发,似乎背负着七八付担子.我本来想躲开,可已经来不及了.她踩着三轮车过来了.我硬着头皮说,玲回来了吗？她说,啊啊哎哎,没来.啊啊哎哎,是她的开场白,她知道自己耳朵聋,所以,先用啊啊哎哎来招呼人.一听玲没回来,我如释重负.她一边冲我嗯嗯啊啊,不住地点着头,一边踩上三轮车,背弓成了一只虾.
玲是我小学到初中的同学,同级不同班.后来,我考上了卫校,她没考上.她复读了一年,上了普通高中.她高中毕业后做过一段时间的代课老师,交了男朋友后到县城做生意.刚开始做得还好,每年颇有盈利.后来因听信别人,借进料,而产品一时滞销,最后不得不把厂房与住房都卖掉.有一天,我突然接到她的电话,她还是那种柔柔的声音.东拉西扯后她开口向我借钱.那时我自己因为买房还背着债.玲在电话里说,时间不长的,只有三个月,麻烦你帮我向别人暂借.我向朋友借了两万块钱给玲.三个月后,玲打来电话,说是再缓两个月.我不好失信于朋友,从另外一位朋友借了钱还上这笔钱.又过了数个月,玲给我送来了钱,但两万不到.她表示再给她几个月.从此,玲没给我打过电话.一晃,差不多十年过去了.
从超市出来后,我故意绕远道而行.我慢慢地踱着,享受着除夕的阳光.家乡有一句谚语,晴冬至,邋遢年.邋遢冬至,晴过年.记得冬至那天上午天气还好,母亲开始念叨这句谚语,替除夕掐算天气,以为这天肯定要下雨.不想,下午天空开始阴郁,一会儿飘起了雨,淅淅沥沥下得很欢.我问母亲,今天又是晴天又是雨天,那除夕的天气应该怎么断定？母亲说,那应该看雨天的,过年那天一定是晴天.当时我还半信半疑.母亲说,谚语是很准的,老日子就是这么过来的.母亲的口气很果断.
今天的阳光证明了谚语,也诠释了母亲她们对老日子的说法.有老日子在,我们的村庄会老得有序.就像祭祀,让人联系到的是传承与团圆,以及生命与寓意.无论信还是不信,其实跟宗教没有多大的紧密,只是成为了很多人生活的一个信念.
我的手机响了,一看,是母亲.母亲年轻时站在院子,一喊,我就听到了.母亲自从有了手机后,不再喊我了.不知道她的嗓子还能不能把我从村庄某个角落里喊出来.我一边想,一边朝家跑去.（原载于《姚江》2017年春季号,此文刊于《上海文学》2017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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