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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日如何面对历史罪行
二战尘埃落定已然七十余年,参战国中命运转变最巨,总结反思最深的理应是作为战败国的德日两国.即便在7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依旧可以直指德日两国在战后道路上的明显分歧.作为负有血债的军国主义国家,如何对待战争罪行,重新融入世界？作为主权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如何接受改造,实现社会革新？作为盛极一时的强权大国,如何清算历史,反思过去,面向未来？德日两国交出了全然不同的答卷,也产生了截然相反的反响.
昔日犯错的德日“两兄弟”,他们的志向和道路已大相径庭
2017年8月5日,两名中国男游客在柏林的德国国会大厦前做出纳粹手势并用手机为彼此拍照,德国马上出动,并以涉嫌“使用违宪组织标志罪”将二人逮捕.
新闻发回国内后,许多网友为同胞感到丢脸的同时,也第一次知道,原来德国法律对于反纳粹的相关规定实施如此严苛——根据德国《刑法典》相关规定,传播或在公开场合使用违宪组织标志最高可判处3年或罚款.
《德国基本法》使用“防御性”原则,第一条即规定“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在基本法的基础上,1994年,德国通过《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严禁宣传纳粹思想,或使用其标志、口号、礼仪等.《刑法典》中明文规定,制作、散发“可断定为企图继续追求战前纳粹组织目标的宣传品”者,将被处3年以下徒刑或罚金；对纳粹大屠杀等行为“公开地或在集会上予以赞同、否认或粉饰的”,会被处5年以下徒刑或罚金.“德国的反纳粹法还一度一刀切地禁用纳粹标志,连反纳粹的游行运动中都不允许出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学者葛军介绍.
德国对于纳粹的反思是自上而下,遍及整个社会的.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相较于日本对于罪行的各种否认和逃避,德国不仅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尽其所能为受害者进行赔偿,德国领导人也出席了相关的纪念活动.默克尔总理说,“德国必须正视历史,确保未来能成为值得信赖的伙伴”.
70多年来,德国对纳粹战犯的追查与审判也没有停止.2015年,93岁的前奥斯维辛集中营军官奥斯卡·格伦宁因为1942年9月至1944年10月期间,作为纳粹党卫军的一员在奥斯维辛执勤受到审判.
同样曾犯下战争罪行的日本,却没有如此自觉.
自2012年安倍晋三再度执政以来,日本政坛的右翼倾向明显,其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在春季大祭、秋季大祭及日本二战投降日三个关键时间节点大规模集体参拜,创下“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国会议员参拜人数的新纪录.安倍本人更是在2017年8月15日,以自民党总裁的名义,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献上被称为“玉串料”的祭祀费.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党组书记吴海龙在担任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时曾指出,问题的实质是日本能否正确认识和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日本国内有一些势力至今不愿接受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企图为过去发动的侵略战争翻案,这是日本与有关亚洲邻国关系长期不睦的根源所在.
安倍步入政坛不久,就提出了想要修宪的想法.1996年8月,时任众议员的安倍在接受《朝日新闻》采访时就开门见山：“欲使公众都了解日本是拥有自卫权的,那就必须修改第9条（《日本国宪法》第9条分为二款：“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首次主政日本之后,安倍的政治口号也直截了当：告别战后体制！在他出任首相的第一年,日本修改了《教育基本法》,增加了以前没有的“爱国心”,即将爱国教育作为教育的第一目标.尽管增加内容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但此举反映出安倍的右翼思想,这也被视为“修宪的前哨战”.安倍再次出任首相后,更是动作不断,如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等,除了修改和平宪法以外,可以说安倍已经达成了他的目标.
德日两国虽在70多年前同为二战轴心国,是犯了错的“两兄弟”,但70多年后,他们的志向和道路已大相径庭.敢于正视历史,勇于承担责任的德国获得了国际社会特别是邻国的理解和尊重,这才有了后来的法德和解,有了欧洲战后的和平与一体化进程.而日本的错误态度,不仅使国际社会担忧日本军国主义复苏,也困扰着日本的对外关系.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他2004年出版的《未来列强》一书中的观察是多么一针见血,他写道：“日本在世界上朋友甚寡,关键是日本对其过去的征服行径和犯下的罪行不愿意承认和道歉”,“日本政治阶层的多数还在性地崇拜昔日的战争英雄及一些军事领导人,而对战争受害者几乎只字不提,更不提及遭受到日本侵略的那些国家的死难者”.
战后德国是如何走上悔过之路,如何清算二战历史和战胜过去的,或许可以为日本提供一面镜子.
二战结束之初,大多数德国人觉得还颇能与纳粹政权共处,并且要求赦免部分纳粹罪犯
“德国对于二战的反思也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学者葛军表示.在二战刚结束时,德日两国对战争的反省其实差不多.
战争结束时,德国许多城市变成了废墟.科隆、德累斯顿、维尔茨堡、多特蒙德和法兰克福等城市几乎被夷为平地.当时,德国各地出现了大批流民,数百万原来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德裔居民被驱逐出境……因此,战后初年,许多德国人认为自己只是战争受害者,而较少考虑本民族给其他国家造成了多大伤害.
尽管纽伦堡审判中揭露的纳粹罪行让德国民众感到震惊,但他们普遍认为这是“胜利者的审判”,同时反对各国舆论对德国人“集体过错”的指责,大部分德国民众对纳粹历史冷漠、沉默,乃至回避,更遑论反思了.
当时许多德国人讨厌“非纳粹化”,并试图通过互相写支持信和否认信,来暗中破坏这些方案.事实上,大多数德国人觉得还颇能与纳粹政权共处.毕竟,希特勒带领德国走出了经济大萧条,在战争期间,德国人比大部分的欧洲人生活得好.此外,战后重建仍然不得不依靠德国人自己,因此这便不得不寻求尽可能多地融合前纳粹分子的办法.于是,德国民众要求赦免部分纳粹罪犯.
1949年9月联邦德国（即西德）成立后,西德政府希望在法律层面尽早结束处理纳粹罪犯,同时特赦大批被盟国判刑的纳粹罪犯.1949年12月西德众议院通过了赦免纳粹分子一般犯罪行为的法案,1951年又公布了“131法案”,批准了除盖世太保和在此前审判中被定为“主要罪犯”的人员外,其他纳粹文职人员均可被重新雇用,1954年众议院再一次赦免了一批纳粹罪犯.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更是在1951年9月就发表声明说：“大多数德国人民反对纳粹针对犹太人的暴行,大多数德国人民与这种暴行无关.”
于是,除了一些有着明确立场的纳粹分子从他们的职位上被免职或勒令退休,大多数人在战后或迟或早地都恢复了职位.尤其在阿登纳时期（1949—1963）,大批的原纳粹高级文武官员因此得以重返政府机关.阿登纳总理府国务秘书戈罗布克就是当年纳粹迫害犹太人的《纽伦堡法》的起草者.人们称这种现象为“戈罗布克现象”.东德因此攻击纳粹主义在西德复辟了.
德国独眼将军斯陶芬贝是电影《刺杀希特勒》的主人公原型,在其他国家都把他视为英雄的情况下,联邦德国却有很多人不认为他是英雄.在上世纪50年代还有不少西德公民称斯陶芬贝是“叛国者”,认为他破坏了德国人“忠于职守”的传统.连二战中德国著名的反战少女索菲·朔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被西德定义为“卖国贼”.
在一段时间里,西德政府甚至不接受二战中因开小差而被纳粹判处死刑士兵家属的上诉,更不为这些士兵平反.理由竟然是依照纳粹时代的法律,反战人士的确犯有“颠覆国家罪”,所以他们是“卖国贼”,而对国家的不忠诚放在任何时代都是应该否定的,歌颂叛国者不利于爱国教育,而且赦免反战人士的罪名对所有参加战争的士兵不公平,也不利于提振德国军队的士气.
奥斯维辛审判使德国上下陷入自省和内心的拷问
上世纪60年始,德国开始认真反省战争罪行.1963年奥斯维辛审判对德国战后政治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德国人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纳粹罪行再教育,并由此激发起一种在道德及良知上进行自我审判的强烈意识.
1963年12月20日至1965年8月20日,在莱茵河畔法兰克福举行的奥斯维辛审判对纳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犯下的谋杀罪行一一清算,留下了总计430个小时的庭审录音.除了2名被告因健康原因无法接受庭审,20名前奥斯维辛集中营纳粹军官被送上了被告席.幸存者对悲惨遭遇的陈述、对奥斯维辛恐怖的控诉,使法官也禁不住流下了眼泪.最后,有6名战犯因谋杀罪被判处终身,这是当时的最高刑罚,另有10人因参与谋杀罪被判处3年半至14年.
奥斯维辛审判使德国全国上下陷入政治、司法、道德和历史认同的自省和内心拷问.在奥斯维辛审判前后长达20个月的时间内,德国媒体对审判过程,包括证人的证言进行了详尽深入的报道和评论,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创联邦德国成立后对纳粹罪犯审判报道之最.
德国知识精英也抓住机会在媒体上发声,引发了对纳粹历史认识的大辩论,追诉时效问题又一次成为辩论的一个重要议题,联邦政府和司法界再次被卷入其中.针对追诉时效对继续追究纳粹罪犯的不利影响,蒂宾根大学社会学教授达伦道夫在1965年1月公开提出,德国不仅应该继续惩处纳粹罪犯,而且应该延长1965年5月8日截止的追诉时效.达伦道夫的理由是,法制国家惩处大规模犯罪的任务比形式上确定追诉时效的司法理由重要得多.达伦道夫同时还提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为什么直到20世纪60年代德国司法才开始认真考虑追究纳粹罪行？达伦道夫的言论实际上是对当时的艾哈德政府在追诉时效问题上采取巧妙的躲避政策的直接批评.
随着纳粹罪行越来越多被披露,在舆论的压力下,联邦议院不得不对追诉时效问题作出应对.最终,联邦议院作出了决议,对纳粹罪犯的追诉时效期限延长至1969年.1979年7月3日,联邦议院又接受了取消对纳粹谋杀罪行和集体谋杀罪行有追诉时效的动议.至此,对纳粹罪犯的追究将无限期继续下去,纳粹罪责也因此持续地成为一个公众广泛讨论的直接涉及德国政治文化的主题.
没有亲身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年轻的一代,他们需要从父辈那里得到关于第三帝国和人们参与其中的确切答案.这些年轻人甚为激进,这种情形引起了两代人之间的尖锐冲突,并导致对政府机构组织的普遍批评.而在奥斯维辛审判中被揭露的纳粹犯罪事实无疑给年青一代带来精神打击,他们首先是不知所措,继而是羞耻,最后是强烈的愤怒,被压抑的情绪终于在1968年学生运动中爆发.
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1968年11月7日,在大庭广众之下,一位名叫贝亚特·克拉斯菲尔德的女士给了原纳粹党员与高级官员、西德总理基辛格一记响亮的耳光.她说,她是以年轻一代的名义打这个耳光的.在她看来,二战结束后仅20余年,一名原纳粹党员与高官竟然能当上联邦总理,这是德国的耻辱.
1969年初,基辛格,联邦总统吕布克也因其在纳粹时期在一个曾设计过集中营的建筑公司的工作经历受到舆论的攻击,只得匆匆.
“跪下的是德国总理一人,站起来的却是整个德国”
1969年秋天,在学生运动的大力推动下,社会党联合党上台执政.社会党主席、当年的反法西斯战士勃兰特任联邦总理.
当时的西德已走出战争的废墟,经济腾飞使其获得西欧各国和美国的信任,但东欧各国人民对联邦德国的态度,却仍然冷冰冰.想要与东欧改善关系,在国际舞台上树立新形象,成为了当时联邦德国的当务之急.联邦德国与东欧关系的改善始于经济,但具有决定意义的还是勃兰特在华沙的真诚一跪.
1970年12月7日,勃兰特正式访问波兰,在前往华沙犹太人纪念碑时,勃兰特向遇难者献了花圈后,后退几步,毫无征兆地跪在了石阶上,在场的各国记者短暂的愕然之后,纷纷举起相机.很快,一位跪立在冰冷石阶上的联邦德国总理的形象传遍了世界,这就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华沙之跪”.之后的采访中,勃兰特对自己这一跪这样解释：当时没有多想,总觉得献花圈不能代表什么,语言也失去感染力.
这忘情的一跪,不仅成为德国与东欧重修旧好的里程碑,也为联邦德国在1973年9月加入联合国铺平了道路,勃兰特本人也在次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勃兰特之跪”是一个分界线,尽管当时只有一半的联邦德国公民赞同勃兰特的做法,但对以后德国的发展和影响无疑是良性的.此后响应勃兰特的反思举动的德国人越来越多,并逐渐形成一股持久的主流.1985年5月8日,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纪念二战结束40周年大会上,要求德国人民永远不要忘记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并明确表态：“5月8日是解放之日,我们大家（在这一天）从纳粹统治下解放出来.”他把德国的“战败日”改为“解放日”,以表示同纳粹德国划清界限.
事实上,德国的惊世一跪不止一次,连任四届的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在两德统一后的1995年6月访问以色列,再一次双膝跪倒于犹太人遇难纪念碑前,庄重地忏悔：“我向死难者们请求宽恕.”这一跪同样令人动容.许多人评价：“跪下的是德国总理一人,但站起来的却是整个德国.”
在科尔的推动下,1994年,德国议会通过的《反纳粹与反刑事犯罪法》,在法律上限制了纳粹的死灰复燃；1995年,德国政府在柏林修建了“恐怖之地”战争纪念馆,专门揭露纳粹的种种暴行.
德国历届领导人都明确承认希特勒德国发动了侵略战争,并公开向受侵略国人民赔罪、道歉,请求宽恕.2005年1月和4月,社民党总理施罗德先后在纪念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解放60周年大会上说：“半个世纪前纳粹犯下的暴行至今仍是德国人的耻辱,但德国绝对不能把纳粹反人类的罪行仅仅归咎于希特勒个人,相反,每一个德国人都应该进行反思”；“在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属面前,我向你们鞠躬”,“过去的历史我们已经无法挽回,但我们能够从那段历史中,从我们国家刻骨铭心的那段耻辱中,吸取教训”,“德国决不能向试图忘却或不承认那段历史的任何企图让步”.
2013年1月26日,即在联合国确定的“国际大屠杀纪念日”（1月27日）前夕,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发表谈话确认：德国“对纳粹罪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特别是对大屠杀的犹太人受害者负有永久责任”,“我们必须正视历史,确保我们做国际社会良好的、可信赖的伙伴,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
德国人的反思真正触及到了民族的灵魂
德国对二战的反思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认罪、忏悔和道歉上,可以说,德国人的反思真正触及到了民族的灵魂.
首先,德国对纳粹头目绳之以法,不允许否认第三帝国的大屠杀犯罪行为,并严防新纳粹主义抬头.
德国在重新统一之前,无论在东德还是在西德,都进行了“非纳粹化”清洗,不允许纳粹分子担任公职.据统计,从1946年到1965年,西德有6115人、东德有12807人因纳粹罪行而被判刑.为防止纳粹沉渣泛起和新纳粹产生,联邦德国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律规定,包括禁止使用纳粹的各种标志、口号和敬礼仪式以及具有纳粹象征的符号、标语和徽章,取缔新纳粹组织.对同情纳粹、对犹太人进行诽谤攻击和恶意伤害者,或宣扬,否认希特勒大屠杀行为者,可依法判处3—5年徒刑.
其次,德国政府在德国历史教科书问题上也态度鲜明地表明了自己尊重历史,直面罪恶的态度.上世纪50年代初,西德的历史教科书基本上是不诚实的,纳粹罪行问题或多或少被禁止写进教科书.然而现在,德国的历史教科书则诚实地重提这个过去力图回避的问题.
1977年,针对当时德国学校里讲授历史不提希特勒罪恶活动的情况,时任联邦总理谢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赫尔佐克总统也指出“关键不在于谈论德国的罪行,而在于谈论的方式,要使年轻人理解并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1978年,联邦德国教育部长联席会议通过决议重申：学校教育中应该积极抵制对第三帝国及其代表人物所犯罪行的掩饰甚至赞许.
此后,德国出版了大量揭露、剖析第三帝国的书籍,对纳粹、党卫军和冲锋队的所作所为进行无情的鞭挞.为了警示、教育后人,一些前纳粹集中营遗址被辟为纪念馆,供公众参观.在德国境内的主要二战战场遗址,都有苏联红军、西方盟军的纪念碑和墓碑.每年德国领导人都会出席在这些地方举行的纪念活动,悼念当年在与德军作战中牺牲的英雄们.而希特勒及其助手们在德国成为骂名,德国领土上没有他们的坟墓,也没有他们的任何纪念物.
尤其重要的是,德国把学校历史课列为培养年青人确立正确历史观的主要途径.例如,按照柏林的教育大纲,为9年级学生历史课编写的《民族国家与世界大战》一书,把分析纳粹历史作为重点,而为11—13年级编写的当代史,要求通过学习使学生深入了解德国是如何从魏玛共和国走向纳粹的,探讨纳粹是如何走上灭绝欧洲犹太人之路的,反思人类文明发展到20世纪时德国社会为什么会出现如此野蛮的状态.
德国在战争赔偿问题上态度也很明确,先后向波兰、俄罗斯、原捷克斯洛伐克等受害国家和受害的犹太民族进行了巨额赔偿.并指出,纳粹罪行是无法用金钱来补偿的,但通过赔偿有助于减轻受害者的痛苦.
除政府赔偿外,纳粹时期曾强迫外国人和集中营囚犯做苦役的大公司,如大众、宝马、西门子等企业也进行赔偿.据德国《明镜》周刊和德国电视一台透露,两德统一前,西德向以色列和“犹太人索赔大会”共支付了约35亿马克的赔偿金,两德统一后,又向“犹太人索赔大会”支付了一笔费用.根据已达成的协议,德国从2011年至2017年支付13亿欧元的赔偿金.
此外,德国尊重战后国际协定,承认战后边界,放弃领土要求.1970年,联邦德国与波兰签订了《华沙条约》,确认奥得—尼斯河为德波永久边界；1973年,与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布拉格条约》宣布1938年导致纳粹德国吞并苏台德区并进而侵占整个捷克的《慕尼黑协定》无效；1990年德国统一后,重申对邻国没有领土要求.
战后德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置身于一体化的欧洲,接受制约,以减少邻国对德国重新崛起的疑惧.上个世纪50年代,西欧国家从建立煤钢联盟开始推动西欧一体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制约预计将会重新崛起的德国,使它不再能威胁邻国.德国领导人对此心知肚明,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种制约,并一再声明德国不走“特殊道路”,将使自己成为“欧洲的德国”.
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战后德国以真诚悔过的言行取得了昔日被侵略国家的谅解和信任,凭借其经济成就和优质产品赢得了世界各国的赞誉和市场,成为欧洲一体化建设的中坚力量,并在国际上获得了受人尊敬的地位.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得到本国政要和政府的默认、庇护和支持,而且二者彼此勾结
提起反思二战,日本对本国所受伤害的反思很多,不断强调自己受害者角色和日本人民在战争中的悲惨遭遇,推卸战争责任,但对日本对别国造成的伤害基本上采取回避策略.
近几十年来,日本欲摆脱“政治侏儒”国家的步伐越来越大、越来越快.在政治大潮推动日本奔向“正常国家”、政治大国的进程中,日本政界众多要员正在通过否定侵略、抹杀不光彩历史的方式,卸下历史包袱,树立其政治大国形象.
1993年,日本“55年体制”（1955年,日本保守派和革新派都统一起来了,日本在政治上进入了两大政党的时代,动荡的社会政治体制开始定型,这给战后日本的政治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带来深刻的影响,史称“55年体制”）崩溃后,以、山崎拓等为代表,提倡“修宪、强兵、走向国际事务”的新生代政治家们开始活跃起来.他们多在战后出生,没亲身经历过战争,没有老一辈政治家那种沉重的历史包袱和对侵略战争的负疚感、赎罪感.他们虽然愿意就过去的历史做出一定的反省,但不希望亚洲邻国“翻老账”.这些抱有“新保守主义”的新生代政治家们已经掌握了日本的政治脉搏,在政治、外交等方面表现出与前人截然不同的“独立、自信”,甚至将对历史问题的强硬态度标榜为执政风格的“果敢”.
日本政治领导人战略观念的变化,为日本右翼势力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拓展了其政治影响力.所谓“右翼势力”,是指战后日本国内推卸战争责任,否认战争罪行,甚至图谋将国家重新引上侵略战争歧途的、由极右团体和右翼分子组成的一股社会势力.日本是一个特别强调爱国心与民族主义的国家,二战战败的历史在许多日本人心里都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而日本的右翼势力则正是利用了这种心理,对历史进行歪曲,对侵略罪行进行美化.这也正好成为某些政治人物竞选拉票的最好方法.
日本右翼势力是生长在日本社会肌体上的恶性毒瘤.回顾历史,日本右翼势力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帮凶,它不仅在亚洲各国造成了无数的人间惨剧,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自1881年武士出身的头山满成立日本右翼的第一个正式组织玄洋社以来,日本右翼势力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了.在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及吞并朝鲜的过程中,这些右翼团体充当了侵略的急先锋.20世纪30年代,他们又用、政变等手段迫使日本政府加速军国主义步伐,进而把日本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推入战争的深渊.
在日本战败初期,美国曾于1946年1月4日向日本政府发出备忘录,要求日本政府解散一切超国家主义的右翼团体,革除军国主义侵略的积极倡导者和右翼骨干分子的公职,日本政府奉命多次发布“整肃令”.在当时,大批战犯受到了应有的审判,20多万军、政、财界的右翼分子被解除公职,战时的600多个右翼组织,除大日本独立青年党等17个团体改头换面存续下来外,其他全被解散.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超级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为了早日实现其政治、军事大国梦,重现昔日的“帝国威风”,右翼势力不但围绕着战争责任和日军暴行两个焦点问题大做翻案文章,歪曲历史、美化侵略,不反省、不道歉、不谢罪,而且一再挑起教科书风波、风波等一系列令人瞩目的事件,甚至猖狂到对承认侵略和暴行的正直日本人士鸣恫吓和的程度.
过去,任何高官意图修改历史的右翼观点,都会引起舆论大哗,当事人或引咎辞职或被解职.不断地“自我牺牲”之后,情势终于起了变化,现在日本右翼的观点可以被公开、热烈地讨论,而且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容忍,至少发表类似言论的高官已不再被革职了.
截至2000年,日本右翼团体总数约为900个,总人数约10万人,已接近二战前右翼势力发展的顶峰时期.另外,截至2012年日本右翼势力还包括很多由暴力团体转化而来的“行动右翼”,其中由日本国家委员会认定的暴力团体就有24个.日本“右翼理论家”荒原补水还宣称,若包括不公开的“西装右翼分子”（指具有右翼思想但没有参加右翼组织的人）,日本右翼分子共有约350万人.其中青年思想研究会、日本遗族会和自民党历史研究会、右翼国会议员联盟,是日本民间和政界右翼组织的代表.这些右翼势力不仅得到本国政要和政府的默认、庇护和支持,而且二者彼此勾结,遥相呼应.民间右翼势力企图依靠政要和政府的庇护与支持达到自己无法达到的目的；日本某些政要则借右翼之口说出自己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并进一步在国民选举中继续保持优势.
日本首相一而再、再而三地参拜,为战犯招魂
是日本神道教专门祭祀历次战争中阵亡者的场所.它建于1869年（明治二年）,坐落在日本千代田区九段,原名“招魂社”,1879年改称为“”.“靖国”意即“镇护国家”.
最初祭祀的是明治维新内战（戊辰战争）中效忠天皇的战死者,改后成为享受神社最高规格“别格官币神社”的待遇,并由内阁的陆军部和海军部管辖,在日本大大小小8万多个神社中有着独特的地位.每年4月21—23日和10月1—19日,这里都要举行春秋两次“大祭”.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不断深入,不再是普通的追悼亡灵的祭祀场所,而成为日本动员战争,宣扬和支持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支柱和象征.
在占地10万多平方米的内,陈列着当年侵华日军的武器、战利品、遗物、遗书和照片等,而且供奉着约250万自明治维新以来在日本国内战争和对外侵略战争中战死的日本官兵的“亡灵”.所有这些“亡灵”都被“正式公认”是“为国捐躯的英雄”.
二战后,盟军占领日本.1945年12月15日,盟军最高司令部发布禁止政教合一的命令,禁止日本政府与神道的各种联系,把神道作为一种独立的民间宗教处理.从此,神道教超宗教的地位终结.盟司令麦克阿瑟曾准备焚毁,但罗马教皇派出特使劝告麦克阿瑟,称纪念为国家战死者是人类“自然法”,故麦克阿瑟保留了,但在其“钦定”《日本国宪法》中确定日本是个政教分离的国家.改为独立的宗教法人,国家不再出资维持神社,的大小“军神”也不再受国家的祭祀.因此,一些日本右翼分子对此耿耿于怀.
与此同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及其他同盟国国内法庭,对5000多名日本军人和政府官员进行起诉和审判,分为甲、乙、丙战犯.1959年,为约2000名死去的乙、丙级战犯设立了牌位.1978年10月,以“昭和殉难者”的名义,为28名甲级战犯中的14人设置了灵位,他们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武藤章、松冈洋右、永野修身、白鸟敏夫、平沼骐一郎、小矶国昭、梅津美治郎、东乡茂德.从此,参拜和复活军国主义更加密切相关,日本政要参拜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政治话题.
二战以后,日本首相参拜一直是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其原因：一是与日本军国主义和对外侵略战争的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首相参拜就意味着对侵略历史的肯定.这不仅与日本宪法中的“和平主义”原则相违背,而且必然会引起世界人民和日本国民对军国主义复活的不安.二是战后日本实行“政教分离”,已和国家脱离关系,成为普通的宗教法人.《日本国宪法》规定：“国家及其机关都不得进行宗教教育以及其他任何宗教活动.”因此,首相前往宗教设施并以宗教仪规参拜神灵,与日本宪法的“政教分离”原则也是明显不符的.
日本政要拜鬼始于1951年的吉田茂首相.战后的日本各届首相都极力避开8月15日这一“战败日”,并以公职身份前往参拜.1975年8月15日,三木武夫首次以私人身份参拜.此后首相及阁僚参拜情况逐渐增多,但在以“公职身份”还是“私人身份”问题上仍含糊其辞.
1982年,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开始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前往祭祀和参拜.同年,日本政府把日本无条件投降日——8月15日定为“追悼战亡者、祈祷和平之日”.1983年秋天,中曾根康弘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参拜.1996年7月,桥本龙太郎以首相身份参拜.自从2001年4月当选以来,作为首相曾六次参拜.安倍2006年首次就任首相之初,顾及到与邻国关系,在该问题上姿态低调.但2013年,安倍以时任首相身份参拜,并“报告政权过去一年的历程”,开历史倒车,引发国际社会、尤其是东亚民众的不满.此后,安倍迫于日本国内外严峻挑战,走上“曲线”参拜之路,连续5年为“添香火”.
日本首相一而再、再而三地参拜,遭到曾经饱受日本侵略的中国、朝鲜、韩国等国家的强烈反对.然而,日本右翼企图“借尸还魂”的脚步不仅没有停歇,反而越走越远.2005年6月27日,作为战争时期的裕仁天皇之子——明仁天皇,和皇后亲赴塞班岛,为二战期间在该岛丧生的4万余名日军和1万余名平民“慰灵”.这是二战后,天皇第一次悼念二战战场死者,也是日本天皇首次赴海外祭拜二战阵亡日军及平民.
二战历史已经载明,当年美军夺取塞班岛是太平洋战场上最惨烈的篇章之一,近6万日军及家属在此毙命.此后,美军又是以塞班岛为基地轰炸等城市,从而削弱日本防御和战争意志的.日本天皇来此凭吊,与其说是哀悼,不如说是励志.它将勾起日本民众作为战争受害者的回忆和对武士道精神的缅怀,鼓励日本右翼向侵略者先辈致敬.
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苗头,值得世人警惕.日本宪法规定,天皇为日本国和日本国民总体的象征.而按日本说法,当今的明仁天皇是大和王朝“万世一系”的第125代天皇.明仁天皇的身份地位及其所祭奠的对象,决定了他首次海外“慰灵之旅”的性质不同寻常,这必将误导日本民众及鼓励右翼势力在歪曲侵略历史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日政府为右翼篡改历史教科书开绿灯
日本文部科学省多次大肆篡改历史教科书,招致亚洲各国政府及人民的强烈.2017年3月24本文部科学省公布了对2018年度起日本学校使用的历史教科书的审查结果.对于提及“南京大屠杀”（日本称“南京事件”）死亡人数、关东大地震时被杀害的朝鲜人人数的教科书,追加了“人数不确定”等记述.在战后补偿方面也追加了“国家间已解决”的“政府见解”.在领土问题方面,提及竹岛（韩国称独岛）及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的全部8种《公民》教科书,均写明是日本的“固有领土”.
另据报道,一些教科书还修改了对南京大屠杀的表述方式.把日军“杀害了众多俘虏和居民”修改为“波及俘虏和居民,出现了众多死伤者”.新教科书还在日本政府公开谢罪的“村山谈话”表述前,加上了“日本政府采取的立场是国家间的赔偿等问题已经解决完毕”一句.日本《产经新闻》称,以往很多出版社介绍自卫队时持否定意见,但此次通过审定的教科书中,都突出介绍了自卫队的贡献.
日本《每日新闻》评论称,新教科书成了反映安倍政权所谓“重视领土教育”“培养爱国心”的课本.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当天表示,这是一种极其错误和不负责任的行为.希望日本千万不要用错误的历史观去误导下一代.韩国也表达了对日本新教科书的强烈不满.韩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批评日本政府正在向下一代灌输错误的历史观,表明日本不肯负起责任,并指出“安倍政权的教育右倾化越来越露骨”.
日本历史教科书成为国际问题其实远不是近几年的事情.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开始,日本政府就想通过审度把侵略战争的史实和“侵略”字眼从教科书中删掉.在1982年的审定中,对于在殖民统治、侵略战争、南京大屠杀中犯下的罪行欲推卸责任.对此,韩国和中国提出了强烈的.日本的近现代史与中国、韩国的近现代史有密切的联系,日本如何记述过去的历史,对于中国与韩国来说是重要的问题.因此,从那以后,日本政府在审定标准中追加了新的原则,即“在记述与近邻亚洲各国的近现代历史有关的问题时,需要从国际理解与国际协调的角度考虑”.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叙述再次向着删除或缩对朝鲜的殖民地统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责任等方向发展,这是出现上述那样的歪曲历史的教科书的前因.
众所周知,从日本战败迄今为止的70多年里,的确有一批正直的日本人,在“一亿国民总忏悔”的口号下发自内心地对过去的侵略战争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在他们的努力下,1993年首相细川护熙坦率承认日本的侵略事实.1995年8月15日,首相村山富市发表对日本侵略和殖民统治表示反省的讲话,表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与痛苦”,而且通过亚洲女性基金会,向150多名原亚洲国家慰安妇道歉,并支付了日本国民的赔偿金.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反对“自虐史观”的右翼势力逐渐占据上风,日本右翼国会议员联盟提出修改现行教科书,删除南京大屠杀与随军慰安妇的内容.日本政府反对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关于慰安妇问题的调查报告,并拒绝以国家立场向慰安妇谢罪与赔偿.由于政府官员的怂恿与推波助澜,早在1996年12月,冈山县就有30多个民间团体联合提出删除历史教科书有关南京大屠杀与随军慰安妇内容的陈情书,以后熊本、鹿儿岛、福井县民间组织也纷纷提出类似陈情书.在这股上下一气、共同否定侵略历史的逆流中,一小撮右翼学者著书立说,将右翼分子的反动行为系统化与理论化,其呼风唤雨的恶劣表现也令人不齿.
2001年,日本政府宣布审查通过了2002年开始使用的中学生历史教科书,书中把侵略我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说成是“日本想在中国大陆建立第一个现代的法治国家,由此满洲国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得到了提高”.南京大屠杀已经进入世界多个国家的历史教科书中,成为法西斯主义罪行的有力证明,然而日本历史教科书中却对此遮遮掩掩,反复纠缠于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对战争罪责绝口不提.相反,大量粉饰战争罪行的内容充斥日本历史教育之中,日本历史教科书中反复强调日本侵略为周边国家带来的所谓“积极的改变”,将盟军对日本法西斯的反攻渲染成日本人民遭受的战争苦难,又先后推出《军阀》《尊严》《山本五十六》和《啊,海军》等许多歌颂战犯和侵略战争的电影和电视剧.这样改头换面、偷天换日的历史教育,使许多日本青少年对当年日本给中国和亚洲人民带来的灾难全然不知或知之甚少,甚至同情双手沾满中国和亚洲人民鲜血的日本战犯.
右翼势力力图通过捏造历史,培养战前那样的准备战争的人员,而日本政府居然对此大开绿灯,这给了右翼分子极大的鼓舞.因而,目前日本除了“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进行歪曲历史活动的组织也越来越多,相继出现了日本会议、思考日本前途与历史教育青年议员之会、教科书改善联络会议等右翼组织.不仅处于权力中枢的政治家对它们提供政治支持,像三菱、鹿岛、住友等几十家大企业和财团法人也为其提供资金支持.他们互相勾结,不断向地方议会、教育委员会施加压力,正在形成一个能够渗透到全国的网络,其动向值得警惕.
只有直面历史、彻底清算二战“幽灵”,日本才能真正成为“正常国家”
荷兰作家伊恩·布鲁玛在他的作品《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中,曾描写过一个这样的场景：2006年,德国举办.德国人迸发出了毫不做作、欢天喜地的爱国热情,而在过去,德国人对在全世界面前挥舞民族标志物会感到犹豫.
这样的转变与德国多年来不断反省自己,规规矩矩参与欧洲机构和北约的事务是分不开的.正如伊恩·布鲁玛所说：“‘我们并不知情’在上世纪50年代是一种普遍反应,但到了上世纪60年代,这句话在年轻一代眼里已经变得令人不齿,因而羞于提起了.”
现在的德国年青人,虽然没有亲历过战争,但反省纳粹历史的意识已巩固,反思历史已经成了德国人自我认同的一部分.一家德国网站的调查显示,88%的德国人曾经在家里与亲人谈论过纳粹历史或者是参加过相关的纪念活动.
身处亚洲的日本就不同了,虽然多年来日本国内也有对二战行为的反思,但总体来说影响不大,也不深刻.是什么原因造成日本对二战侵略罪行采取如此不同于德国的态度,今天又如此气焰嚣张地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日本对战争责任和战后问题未作彻底清理和解决,而日本不同政权根据政党政治需要和政客政治取向对这段历史作出不同的解释.美国在日本对二战的认知上难咎其责.与当年四个战胜国在德国彻底摧毁法西斯权力机器、铲除纳粹主义的思想基础的做法不同,美国作为战后日本的唯一占领者,为日本制定宪法,进行改造,但对日本旧的统治制度和国家机器未触动,没有铲除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和思想基础,甚至重用了一些战犯,更没有通过再教育使广大日本民众认识日本侵略的罪责.冷战帷幕拉开后,美国出于对付苏联和共产主义的需要改变对日政策,迅即对日本再武装,帮其实现现代化,使其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棋子.美国当年的实用主义态度是造成今天日本在对待历史问题上麻烦甚多的一个重要因素.
日本在和平宪法的护卫下,医治了战争创伤,经济快速发展,军力不断壮大,成为亚洲大国强国.日本以为签订《旧金山和约》,就可以融入国际社会,成为“正常国家”——然而,由于对二战罪行未作彻底清算,二战期间的罪犯进入政府各个岗位甚至内阁,他们对二战侵略史没有正确认识,对战争罪行拒不承认,不仅影响了日本新生代对历史的认知,更将这段历史与整个日本历史割裂,企图成为任人评说、随意评说的历史.
历史是一面镜子.不承认自己的历史,何谈未来；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何以修身立国？不承认自己的侵略史,难免会重走老路,重蹈覆辙.这样的国家是正常国家吗？连日本一些媒体都认为这样的国家是不健全的国家,受到过日本严重伤害的亚洲国家更是难以信任日本.
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上世纪40年代对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作出评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人摆布,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这种性格的矛盾和纠结,可以用来分析日本的一些行为,却不能成为日本拒绝反省和否认历史的借口.
只有牢记历史,法西斯才不会重来,和平才可预期.只有直面历史、彻底清算二战“幽灵”,日本才能真正成为“正常国家”,才能获得亚洲国家和人民的信任.
（参考资料：《德国如何反省二战侵略历史》《人民日报》2015年12月25日、《安倍要将右倾的日本带多远？》《新民周刊》2017年12月13日、《“悔过”是如何炼成的：德国战争罪行反省之路》人民网2013年12月31日、《中韩日本2018版教科书历史、领土问题记述》《中国青年报》2017年3月25日、《德国政府致力于肃清纳粹遗毒,而日本对历史问题的暧昧态度却使人心寒——真诚反省才能走向未来》《解放军报》2017年8月14日、《日本不承认侵略历史难免会重蹈覆辙》《人民日报》2013年9月3日等；作者：梅兆荣、张勇、李珍、冯莹、张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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