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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和六大

瞿秋白,1899年1月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走向没落的书香之家.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后,瞿秋白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在革命斗争的考验锻炼中,成长为中国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在瞿秋白的革命生涯中,有很多值得追忆的历史关节点,参与六大,无疑是其政治生命中十分重要的一页.

心向革命踏征程,临危受命

1917年初,17岁的瞿秋白告别家乡来到北京.1919年秋,经历近两年的徘徊后,他考入北京政府外交部俄文专修馆,攻读俄文专业,这仿佛在无形中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革命的窗户.五四运动前后是一个充满未知与探索的时代,瞿秋白有如那个时代的其他年轻人一样,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爱国热情感召下,勇敢走上街头,融入五四运动的洪流中.生逢乱世,路在何方?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热血青年瞿秋白开始如饥似渴地从各种主义中寻求救国之道,马克思主义逐渐折服了他.1920年10月,抱着对苏维埃俄国的深切向往,瞿秋白踏上了旅俄之路,两年的旅俄生活,五六十篇充满热情的通讯作品,见证了瞿秋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心路历程.1921年5月,经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加入俄共(布),1922年夏,经批准,瞿秋白正式成为党员.由此,瞿秋白正式开启了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

1923年初,瞿秋白回国后积极投身党的宣传工作,并在理论阐释上富有建树.在党的三大上,围绕要不要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党内出现了很大分歧,瞿秋白在发言中坚定支持国共合作,他指出:“国民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牺牲.相反,也得到了自身发展的机会.……要么我们不允许工人参加国民党,让国民党得到资产阶级、军阀等给予的帮助从而日趋反动,要么我们领导无产阶级加入国民党,使后者具有革命性,哪种办法更好?”最终,大会作出了国共合作的历史性决议.1924年初,瞿秋白出席国民党一大,当选为国民党候补执行委员.国共合作开始后,瞿秋白坚定维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与国民党内的分子展开了斗争.1925年1月,在四大上,瞿秋白担任政治决议案审查小组组长,在政治决议案审查过程中,他对于无产阶级对革命运动的领导权问题给予了充分肯定.在党的四大上,瞿秋白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局成员,开始参与最高层领导

工作.

四大后,在国共两党的共同推动下,大革命的风暴狂飙突起.然而,在大革命的洪流下,一股反对国共合作的潜流也暗中滋长.为此,瞿秋白开展了反对戴季陶主义的斗争,先后撰写了《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五卅”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互争领袖权》《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革命战争的意义和种种革命斗争的方式》等系列文章,就革命领导权、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对党的理论发展作出了贡献.1927年4月,五大召开,瞿秋白当选为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五大后增补).、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以失败告终,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被杀害的员和革命群众达到了30多万人,中国革命陷入低潮.危机关头,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瞿秋白、李维汉主持召开八七会议,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领导,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八七会议决定:“临时政治局应在六个月内准备召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临时政治局执行委员会之一切职权.”

为筹备六大,殚精竭虑

八七会议后,瞿秋白亲自参与指导一系列武装起义的发动,展示我党绝不屈服的坚定信念.但是,党忽视了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实际,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致使革命力量遭受了损失.1927年11月,在瞿秋白主持下,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决定于1928年初至3月中旬之间择机召开六大,但在哪里开会,大家犯了难.当时国内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中,很难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瞿秋白建议大会必须在国民党控制区域外举行,并建议地点定在澳门,由于会议代表多数主张在香港举行,会议暂时搁置了地点选择.瞿秋白还布置了起草六大有关文件的工作:共青团的文件,由共青团起草;党务组织方面的文件由罗亦农负责起草;工会问题由工委起草;土地问题和政策问题由瞿秋白起草;党纲草案由瞿秋白、罗亦农负责起草.

1928年1月18日,瞿秋白主持召开临时政治局会议,围绕六大的准备工作,他坦诚地表示:“开六次代表大会的必要是很明显的,如党内左、的问题,三K党等等的情形,连‘机会主义’、‘军事投机’等等,党的组织上的发展问题.政策上的问题也是很严重的,如对加入国民党的策略问题、农民问题,过去是民族资产阶级领导问题,现在是否对农民甚至游民领导下去了呢?还有党的问题、政纲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预备的问题.”为充分掌握党内思想状况,1928年2月16日,瞿秋白、周恩来又召集张国焘、罗章龙、刘少奇、汪泽楷进行谈话,征求他们对党的一般策略的意见,在如何看待革命形势及党的政策上,党内确实存在认识分歧.

在上述会议期间,充分考虑到即将派代表出席1928年春夏间在莫斯科举行的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大会、共产国际六大和少共国际五大,为更好地接受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瞿秋白等领导最终决定向共产国际发出请示电:可否借代表出席上述会议契机,将六大会址选在莫斯科?1928年3月,共产国际回电表示同意,并提议瞿秋白、周恩来、任弼时、罗亦农等领导人提前启程赶赴莫斯科,进行六大的各项准备工作.4月2日,瞿秋白主持召开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李维汉、任弼时留守国内,负责日常工作,以为留守秘书长.随后,瞿秋白满怀热情地投入到六大的各项准备工作中来.经过紧张而细致的工作,4月12日,由他亲自执笔的六大书面报告——《中国革命与中国》完稿.这份书面报告先后征求了斯大林、布哈林和其他党内同志的意见,最后由瞿秋白加以修改完善,并在六大上发给与会代表进一步讨论.除此之外,瞿秋白围绕六大的文件准备工作,先后起草了十余万字的各类决议报告和总结讲话等.

1928年4月末,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瞿秋白先行赴苏,妻子杨之华和女儿瞿独伊不久后也离沪赴苏.从上海到莫斯科路途遥远,瞿秋白一行在党组织秘密安排下,有惊无险地于5月上旬平安抵达莫斯科.作为在特殊环境下和特殊地点召开的党代会,在远离祖国的情况下,要完成会议准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全身心投入六大的准备中,瞿秋白将女儿安置在了附近的幼儿园,每逢周末才过去见女儿一面.公务繁忙,无暇顾及女儿,但瞿秋白对女儿的爱却是深厚的,妻子杨之华在回忆中写道:“秋白知道独伊爱吃牛奶渣,每隔一星期,秋白从共产国际机关下班回来,路过店铺子,总不忘记买一些回来,带到幼儿园去给独伊吃.”

自大革命失败至六大召开,是中国革命历程中极不平凡的一年,围绕中国革命形势和任务,无论是共产国际内部还是中国内部都曾发生过激烈争论,要很好地消除争论带来的消极影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是党事实上的负责人,他责无旁贷地承担了起草大会主要文件的重任,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米夫、沃林、约尔克、塔尔汉诺夫、弗列依耶尔等人奉命进行协助.抵达莫斯科后,为进一步搞清楚中国革命面临的诸多理论问题,6月7日,瞿秋白与苏兆征、周恩来召集近60名六大代表举行谈话会,围绕政治、组织、职工、农运等决议起草及成立大会秘书处等问题展开讨论.6月9日,瞿秋白偕同周恩来、苏兆征、李立三、邓中夏、黄平等人拜会斯大林,当面聆听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形势与任务的重要意见.对于这次与斯大林的会面,瞿秋白深有感触地说:“我党缺少理论,有如布哈林和史达林同志所说的,革命的党要有正确的理论的工作人员,就算几十个人也是好的.无理论的党,必归破产.”6月14日至15日,布哈林与瞿秋白等六大代表举行政治谈话会,大家围绕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展开热烈讨论,瞿秋白认真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并站在党的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诚恳予以了回应.

作六大政治报告,备感压力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旧式庄园里召开.6月18日下午,激昂的《国际歌》响彻会场,共产国际代表、苏联及其他代表先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随后,瞿秋白以第五届名义向六大致开幕辞,他在简要分析大革命失败原因后,并不回避八七会议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他指出:“固然‘八七’以后,已逐渐将机会主义肃清了,但事实上政策上一切主要问题上,尚有许多不大正确的倾向,如盲动主义、先锋主义之类.这些也是妨碍党的工作的进行的.”“因此,希望大会全体同志都能充分地发表意见,使党得以纠正一切错误,成为一个布尔塞维克主义的党,而消灭一切非无产阶级的倾向.”19日下午,布哈林在大会作了《中国革命与的任务》的报告,他详细陈述了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性质任务的理论,批评党内存在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错误.布哈林对盲动主义的批评,直接触及到八七会议后临时的领导问题,他把反对“左”倾盲动错误放在首位,认为没有相当的准备,没有一定的成熟形势,没有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的条件而开始便是玩弄,布哈林的发言令瞿秋白备感

压力.

6月20日,瞿秋白代表第五届委员会作政治报告,在前期书面报告《中国革命与中国》基础上,他着重从中国革命问题、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革命形势、党的任务五个方面作了补充说明.在这次长达九个小时的发言中,瞿秋白接受了斯大林和布哈林关于中国革命形势任务的意见,积极维护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权威形象,力图避免党内因过分追究责任而引起的分裂后果.同时,瞿秋白又没有回避其与陈独秀、张国焘等人的分歧,而是选择逐一就相关问题进行解释说明.对于过去产生的争论,瞿秋白诚恳地表示:“对过去事件,不要化(花)很多时间,多注意革命形势,如何去准备,去征服(争取)群众,怎样训练工人武装,领导农民斗争,领导工人斗争.关于过去的事,或者说国焘是对的,秋白是对的,独秀是对的,这些问题的讨论是有意义,但不能同我们目前任务作相比.”当然,瞿秋白的努力并未完全弥合党内分歧,受共产国际特别邀请并处于被批判地位的张国焘第一个跳出来不买账.当瞿秋白的发言接近尾声时,张国焘很不耐烦地插话说:“你一个人讲了九个钟头,七七八八讲了一大批.”内心的不满溢于言表.对此,瞿秋白的反应很平静:“我们应指出不对,指出少数主义、改良主义的倾向.大家来纠正,至于辨别个人是非,并不是不需要,希望组织委员会来解决,将来向大会报告即可.这是议事日程上已决定的问题.”瞿秋白十分得体的坦然应答,赢得了与会代表的热情鼓掌,这令他稍感欣慰.

事实上,对于政治上的无形压力,瞿秋白在六大召开前就已经清楚地感受到了.八七会议后,瞿秋白主持下的临时在决策推动各地武装起义过程中,围绕部分起义失败原因问题,与地方党组织开始出现意见分歧,临时领导层内也有不同看法,瞿秋白作为党临时负责人,必须承受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尤其是随着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判断的变化,党内外对盲动主义的批评调门日高,瞿秋白被置于风口浪尖.1928年5月,瞿秋白抵达莫斯科后,斯大林在与瞿秋白等人的会见中就表示:“秋白报告中,许多地方是对的,可是也有错误.目前,我们不能说中国革命已经处于.当然,某些地区城市工作有了开展,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统治阶级不能巩固自己的地位,人民不满资产阶级的统治.然而这不足以证明革命处于.广州起义不是革命的开始,而是革命的终结.”显然,斯大林此时完全放弃了中国革命形势正处于的判断,而这恰恰是瞿秋白指导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的认识起点,也曾是共产国际给予的主导性意见.南昌、广州、秋收起义后,“论”在党内开始出现质疑声,共产国际的态度也游移不定,虽然党内有李立三等同志仍继续坚持“论”,但瞿秋白日渐感受到各方批评的压力.此时,斯大林亲口说出的意见,无疑宣告了“论”的死刑,哪怕瞿秋白已经在实际中开始纠正盲动错误,但政治压力丝毫未有减轻.

六大期间,令瞿秋白最苦恼的压力来自张国焘,这个此时也背着政治包袱的早期领导人,毫不掩饰地向瞿秋白发起一次次激烈指责.八七会议后,张国焘由于革命形势判断上与有分歧,并在发动南昌起义问题上犹豫动摇,被党内看作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备受各方指责.六大筹备期间,共产国际指定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参加六大,由于陈独秀、彭述之拒绝赴苏,张国焘在大会期间立刻成了大家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靶子.对此,张国焘对共产国际和临时党一肚子不满,慑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权威,他选择将怨气一股脑撒向瞿秋白.6月14、15两日由布哈林主持召开的“政治谈话会”上,张国焘在发言中认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以陈独秀为首的过于依赖共产国际,八七会议后瞿秋白主持的临时则把当儿戏,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同时,他还极力为自己在南昌起义问题上的错误进行辩护.对此,瞿秋白无法认同,并对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批评,两人产生严重认识分歧,这引发了张国焘在20日全体大会上对瞿秋白的公开顶撞.

6月21日,大会组成政治、组织、职工运动、苏维埃、宣传、青年妇女、财政、军事、农民问题等十个委员会,分组讨论布哈林和瞿秋白的报告,张国焘在参加分组讨论期间,多次发言批评瞿秋白主持的临时.为此,瞿秋白在28日的政治报告讨论总结中不甘示弱地予以了回击,他强调:“盲动主义、命令主义的恶现象,并非由于反机会主义太过火了,而是因为反机会主义的斗争还太不够.”张国焘咄咄逼人的气势和缺乏建设性的批判,为六大的理性讨论蒙上阴影,引发了共产国际和代表们的反感,多少缓解了瞿秋白的紧张情绪,但正如周恩来在回忆中所说的那样:“六大当时反倾向斗争中的主要锋芒是反对左倾盲动主义与命令主义,因为机会主义已经过去了,陈独秀、彭述之又没有到会,只有张国焘一人到了,而犯盲动主义错误的人到得比较多,受批评最多的是李立三同志.”作为瞿秋白在理论上的主要支持者,李立三广受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也预示着瞿秋白在政治处境上陷入尴尬的不利境地.

落选政治局常委,留苏工作

六大召开前,根据共产国际安排,瞿秋白主持临时工作,在为挽救中国革命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确实也犯了“左”倾盲动错误,因而引发了党内批评.六大召开时,随着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修正了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各方对“左”倾盲动的批评加剧,尤其是张国焘情绪化严重的频频发难,使得瞿秋白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压力.六大中的瞿秋白,面临着繁重工作和巨大压力,无疑忙得不可开交.许多年后,瞿独伊在回忆中表示,由于父母亲都要参加六大,“偶尔有的时候,休息的时候我爸爸一两次跟我在草地上玩一玩,采采花,给我夹在书本里头,这是偶然一两次.他很忙,所以主要是李文宜阿姨带着我”.

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努力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最新指导中寻求解惑之道,对自己主持的工作进行深刻反思.筹备六大期间,当面听取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导后,瞿秋白对中国革命形势和任务的理解有了深化,但由于理论认识上的局限性,他尚无法彻底全面洞晓一切问题.会议期间,面对来自大家尤其是张国焘的严厉指责,瞿秋白无法完全做到无动于衷.于是,被视为右倾机会主义代表的张国焘与被视为“左”倾盲动主义代表的瞿秋白之间,一场激烈的矛盾冲突在所难免.可以想象,党内两个重量级领导者的交锋,势必会在六大上引起轩然大波.对于这场争论,周恩来曾回忆说:“在六大会议上是有‘山头’倾向的,不能完全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特别是与自己有关的问题,把反对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看成人身攻击.那时机会主义的代表是张国焘,盲动主义的代表是瞿秋白同志,两人争论不休.后来布哈林出来讲话,说就是你们这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他这话在当时和以后影响都非常不好,使工人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相互对立.”

会议召开过程中,张国焘的反复指责和攻击,令瞿秋白的威信受到很大影响,各地代表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造成的后果心有余悸,加之布哈林不适当言论的影响和受共产国际青睐的向忠发表现抢眼,众多不利因素都预示着瞿秋白政治上的失势.7月10日,六大举行委员会成员的正式选举,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向大会提出了候选人名单,瞿秋白亦列其中.最终,包括瞿秋白在内的23名候选人当选为委员,另有13人当选为候补委员.11日,党的六大在莫斯科胜利闭幕.

7月19日,六届一中全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召开,布哈林首先代表共产国际就新一届政治局组成人员问题作出解释,希望能够让那些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原成员继续参加政治局.在随后举行的选举中,瞿秋白和张国焘都以较低票数仅仅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未能当选政治局常委.在共产国际的影响和推动下,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则高票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并被推举担任政治局兼常务委员会主席,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

六大期间,在总结经验教训的热烈讨论中,共产国际派驻代表指导中国革命的方式受到大会代表们广泛批评,促使共产国际调整了工作方式,改由在共产国际设立常驻代表团,以加强彼此沟通联络.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布哈林提出希望能“推举两名有经验的同志到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处工作”,并建议“最好是瞿秋白和张国焘”.最终,会议接受了布哈林的建议,选举瞿秋白和张国焘为中国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不久,瞿秋白与向忠发进行了工作交接,正式开始了为期两年的驻共产国际代表任职生涯.

六大,是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一次大会;瞿秋白,是党早期历史上一位十分重要的领导人.六大后,瞿秋白离开党的最高领导岗位,身份的转变,并未丝毫减弱他为党工作的热情.恰恰相反,这更加促使他冷静思索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展现了一个人的胸怀气度.正如他后来所反思的那样,“以我个人而论,在那时候,我的观点之中不仅有过分估量革命形势的发展,以致助长盲动主义的错误.对于中国农民阶层的分析,认为富农还在革命战线之内,认为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在某些大城市取得的胜利等观念,也已经潜伏着或者有所表示.不过,同志们都没有发觉这些观点的严重错误,还没有指出来,我自己当然不会知道这些是错误的.直到1929年秋天,讨论农民问题时候,才开始暴露我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不幸得很,当时没有更深刻的更无情的揭发……”透过这段肺腑之言,瞿秋白不计个人得失、一心为党工作的赤诚和胸怀令人敬佩不已.(编辑 黄艳)

作者:汪玉明,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系党史教研室讲师;朱之江,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军政训练系主任、教授

瞿秋白与中共六大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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