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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千里路云和月
杨柳青丝系客舟
我出生在新疆伊犁.那里被称为塞外江南、花城、阿力麻里（苹果城）,那里有一条著名的街道——汉人街.汉人街是伊犁最有特色,也是最热闹的巴扎.因曾是天津杨柳青商人最多的居住区而得名.而今却被不知情的游客誉为伊犁三大怪之一：汉人街上没汉人.其实,汉人街还有最后一户汉族人,我的小伯伯李世勇一家.
我从小最熟悉的地方就是汉人街,上学时,总是很羡慕一到寒暑假便能跟着父母亲回老家的孩子.为什么我没有老家呢？虽然从小到大,籍贯一栏中填的都是天津,可是,一个从来没有去过、没有亲人的地方算是老家吗？
我们这个家族的根扎在哪里呢？
在新疆出生,在新疆成长,在新疆生活,但我至今没有完全读懂她.对这片土地的情感是烙在骨子里的,没有任何语言能够表述清楚.而同时,那个被称为老家、祖籍的地方,那个叫杨柳青的地方,用一种神奇的力量牵引着我,犹如风筝线的一端,轻轻一拽,呼啦啦铁马冰河般,串起了家国、血脉及我们整个家族的主脉——左宗棠、收复新疆、津帮、赶大营、大十字、汉人街……这些词如一幅长卷,使我透过漫漫历史的蒙蒙烟雨,看到了祖辈们肩挑小篓跟随清军收复新疆的身影.
爷爷的祖父是随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大军步行进疆的.同治六年（1867年）,匪首阿古柏在新疆自封为王,宣布脱离清廷.俄国趁机占据了伊犁.危难之际,年过花甲的左宗棠领命钦差大臣,于光绪元年（1875年）率清军西征,一举击溃盘踞新疆多年的阿古柏,收复了新疆,继而配合朝廷在莫斯科的外交斗争,从沙皇治下夺回了伊犁主权.在此期间,清廷因为数万大军的后勤补给深感忧虑.被贫困生活逼迫的杨柳青人肩挑货郎担,跟随左宗棠的进疆大军开始了史无前例的艰难历程.这些杨柳青人因经常追随部队大营不断迁移,且处于西北边陲,因此被称为“赶西大营”,简称“赶大营”.
不提那一百五十三站用脚板量过来的路程,不提那些林弹雨,也不提那吃过的千辛万苦,重要的是,爷爷的祖父在1884年新疆建省后,还活着.1900年,津帮已是“三千货郎满天山”.高祖父把合家男丁全部召进了新疆.爷爷的父亲,我的曾祖父落脚绥定县（今霍城）,先是在饭馆帮厨,专门擀饺子皮.那个年代擀饺子皮可是技术活,两根枣木小棍不仅要敲出繁杂的声点以招揽顾客,还要利索地擀出中间厚四边薄的饺子皮.高祖父则做得一手漂亮的木工活,名气渐长后,便承揽了南岔子娘娘庙对面赌房的“乌木牌”制作.那乌木牌长十厘米,宽两厘米,一面雕有梅花雕饰,一面刻有“吉庆有余”四个字.是当时赌房用作赌资的唯一信物.
生活安定后,高祖父派儿子回杨柳青,把留守在老家的女眷们接到新疆.女眷们的新疆之行比起曾祖父那可是天上地下了,她们一行是转道张家口乘沙俄远东火车进疆的.1918年,高祖父因病去世,这个尝尽人世辛酸的汉子,没有看到十年以后,李家在伊宁街头竖起了自家的“久昌号”.
爷爷是李氏“俊”字辈,名为李俊树.九岁入私塾,当时“久昌号”生意兴隆.曾祖母常常将街头流浪的孤儿领回家,如同自己孙儿一样抚养长大的有四人,其中一人考上了大学.她还将大杂院里无事可做的八个年轻人召集起来,除管吃穿住之外,还找了师傅教他们做鞋的手艺.生意逐渐兴旺,曾祖母又在公庆和烧房后面租赁了一套住宅作为鞋铺.爷爷中学毕业后,由父母做主,与同乡侯家结成换亲.爷爷与侯家二女儿完婚,侯家长子则与爷爷的小妹结为连理.换亲一般都是家境相当的人家,其实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意思.
奶奶初进门的几年中,日子过得很富庶.童年的大大（父亲的大哥）、二大大（父亲的二哥）冬天穿着翻毛大衣,戴着雪白的长护耳帽,出门乘马拉爬犁,去苏联侨协种牛痘.夏天穿进口毛料背带式短西裤,脚蹬小皮鞋.家中一日三餐很是丰盛,早上必有牛奶、大米稀饭.房间桌下摆放着一排苏联罐头,五颜六色的,掀开盖子各式点心随意挑选,有槽子糕、芙蓉糕、绿豆糕、苏联疙瘩白糖、铁盒酸糖等.
殷实的日子结束于1944年深秋.当时社会动荡,烧杀抢掠之事时有发生.不少百姓躲在家里,从门缝往外看街上的动静.一家人平时都到后滩的泉眼里挑水吃,那会儿只能趁黑夜开院门提小渠沟的水吃.面粉、大米靠回族朋友麻麻孜半夜偷偷送进院内.一个大院里藏了三十余口老少外,还有街坊及收留的徒工,人数到了五十多人,连鸡舍、狗窝、卷席、茅厕及屋顶夹板都成了藏身之所.白天,天津商会杨会长带领救援团到各家安抚和募捐,筹款目的是成立民间保安分所.曾祖母毫不犹豫地捐了两枚金戒指和一条和田地毯.听到惠远城的大哥李俊元全家蒙难、不少人家持节拒辱集体的消息后,爷爷舍了商号,扔下所有的家产,举家逃命.
一家人乘坐一种叫“大道奇”的私人商车在寒冬腊月被逼远行.路况太差,日行仅几十公里.遇到过河时,由于冰层滑,还要将被褥铺在冰面上,待车过去大家再捆好行李上车继续前行.七百公里的路程,一家人走了近一个月.逃到迪化（今乌鲁木齐）时,手头已相当拮据,只能租住在大杂院里,伙食也仅有棒子面了.
从一无所有到“久昌号”,几代人的努力和富裕的生活瞬间成了过眼烟云.爷爷重新干起“跑街”行当,每天与布匹、茶叶、银圆、买主、卖主打交道；奶奶白天操持家务,晚上缝缝补补,总是想法让孩子们先吃饱,自己饿着肚子,加上营养不良患上了肺痨.幸亏在旧相识的介绍下,爷爷在育才小学担任训导主任,家也从大杂院搬到了小学的院内.有了固定收入,日子安稳了许多.奶奶的心情好了,身体也恢复了.闲暇时,还兴致勃勃地带着孩子们去天山大厦看电影.父亲记得,什么《赵匡胤千里送京娘》《刁刘氏》《孽海花》《渔光曲》《马路天使》《十字街头》《秦香莲》《拷红》等都是奶奶那时候带他们看的.
新疆和平解放后,爷爷选在春暖花开之际带全家返回伊犁,在爷爷眼中,伊犁才是真正的家.他用“跑街”辛苦攒下的钱租了一所大院子.院里的作坊很大,招募了十几位鞋匠,添置了几架缝纫机.眼看着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开始减租反霸了,到“三反”“五反”时,小商小贩被集中在一起参加学习,爷爷也在其中.他敏感地意识到——生意不能做了.干脆远离是非,全家迁到了农村.半生坎坷的爷爷此时觉得只有土地是最踏实的.他用开皮鞋铺挣的辛苦钱在汉宾乡买了五百亩地后,一心一意当起了农民.日子只有出项没有进项,一天天困顿起来.积蓄没了,生活来源断了,爷爷只好申请工作.市文教局安排爷爷在伊宁市一小当了代课老师,可微薄的收入终是难以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最重要的,是爷爷忘不了他的“久昌号”,于是辞职到特克斯县开了一家京货铺,专营白酒及杂货.他想再次从小做大.
前院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地响着,后院炕上白白胖胖的主妇在穿针引线,锅里蒸着暄腾腾的大白馒头……这是他曾经的“久昌号”,这是他梦里常常出现的场景.
1955年5月,特克斯县文教科派人找到爷爷,请他出山筹办县立小学.爷爷走马上任后全身心投入其中,亲自选校址地皮八亩、房屋五间,调入教师两名,招收了两个班的学生,其中就有县委干部杜力志的长子杜均生.
这一年春节,家里买了一头牛,请人收拾好就挂在院内小木屋里,由奶奶卤肉、炖肉、炸丸子,忙得不亦乐乎.我的父亲和姑姑叔伯们也都穿上了新衣.日子红火了,爷爷便又将一家人迁回了伊宁市.
回去没多久,曾祖母去世.爷爷亲选棺木上漆七遍,并请人主持佛事,在大院内摆满桌椅茶具诵经开宴三日.出殡时,李氏族亲三十余口披麻戴孝,长孙扬幡开道,其后是十六人抬架的寿材、纸牛、童男玉女,大营客们分乘三辆马车随后,诵经奏乐班一路吹打,出殡队伍一百多号人浩浩荡荡至八省颐园.
曾祖母的离去也促成了大家庭的分离.三兄弟分家后,爷爷到伊宁市第十四小学任教务主任.
曾祖母办丧事,奶奶最不能偷闲,本就没有除根的病体再也支撑不动了.为了给她一个舒适的养病环境,爷爷花六百元买下了伊宁市四中对面的一处两亩地的庭院,与一片菜园子仅一墙之隔.这里树木葱茏、鸟语花香,爷爷希望,在这样一个温暖的家中,奶奶会舍不得走.
天不遂人愿,最困难的日子到来了.家家都吃不饱饭.奶奶教给管家的四伯伯一套治家方针：粮油肉糖开支是死数,酱盐调料开支有定数,布匹棉花开支有概数,其他开支全卡住.所有孩子一日三餐只半饱,家里有几块发糕、几个饼子,剩多少细粮、多少杂粮,油瓶子界面还有多高……四伯伯心里一本账.每顿饭奶奶都不吃,孩子们吃完后,剩下的汤汤水水她凑合了事.
眼看冬季来临,十几岁的父亲忍饥挨饿拉着人力车去煤矿拉煤.天寒地冻,腹空力弱的父亲往返四十公里,硬是给家里拉了满满的一车煤.上小学的大姑姑一放学,就带着两岁的小姑姑拿个破盆站在巷口等各户牛群回家.只要一瞧见哪头牛撅尾巴,就赶快把盆接过去,牛粪便一点不浪费地到了盆里.端回院的牛粪掺些黄土和煤末,就可以拓成煤砖或煤球,冬天取暖再好不过了.
一家人苦苦挨日子,贤惠勤劳的奶奶挨不住了.年仅四十岁便撒手而去.从十六岁嫁到夫家,她便是家中最早起床,最晚睡觉的那个人,上有老下有小,柴米油盐酱醋茶都需精打细算,家里家外还得承受那过山车般的大起大落.老照片上的她,卷发披肩,黛眉大眼,修长的身材夏着旗袍、冬着双排扣呢子大衣,比得上那个时代上海滩的名媛.家道衰落,脱下旗袍,裹着粗布衣袄的她依然笑吟吟地唱着流行歌曲,做饭、做鞋、拉扯七个孩子,真正是上得厅堂入得厨房,她的天就是丈夫和孩子.
同她一样换亲到侯家的小姑子,爷爷的妹妹,我们的老姑奶奶.十几岁嫁到夫家,也是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给十几口人做早饭,同样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她却不甘心,想方设法参加扫盲班、识字班.夫家各种管制,没有用,只要打不死,她就要学习.最终,她如愿以偿进了银行当职员.只生了一个女孩后就坚决不生了,任何人都改变不了她的心意.她不在乎别人的眼光,活到自己认为最好、最开心.七十岁的时候穿着连衣裙跳着华尔兹可以从舞场的一头跳到另一头.她不是那个年代的好媳妇,我奶奶是.她比我奶奶多活了四十多年,无拘无束.奶奶博了个好名声,活在爷爷和孩子们心中.
曾经沧海难为水,爷爷一生再未娶妻.
“”时,有一天伊宁市四中的红卫兵闯进院里破四旧,在各屋翻腾了一遍走了.爷爷吓得吃不下饭,在屋里坐了整整一夜后,天蒙蒙亮时,他把埋在果树下的装有李氏族谱和汉宾乡五百亩地契的陶罐挖了出来.那家谱是祖上传下来的,上有近十代的祖宗讳号,还有一张挂图是精心装裱的,李氏族亲的排位井然有序,从上至下如金字塔般一目了然.那地契是伊宁市汉宾乡政府出具的凭证,上面盖有乡政府的大红方印.
爷爷久久地抚摸着族谱和地契,老泪纵流.他颤抖着划了一根又一根的火柴,父亲和叔伯们眼睁睁地看着爷爷将盖有汉宾乡政府大红方印的五百亩地契及李氏宗亲的族谱一股脑儿全烧了.
从那以后,爷爷一生再未提起过“久昌号”“地契”“族谱”这几个词.
2015年,九十六岁的爷爷在睡梦中走了,无病无灾,宁静安详.不收礼金、不许哭泣、子孙佩戴红花迎宾,爷爷的睿智几人能及？想必当年的那一烧,这世上再没有他放不下的东西了.因为是喜丧,根据风俗,爷爷的棺木是要盖红绸的,据说盖棺的红绸谁得了便会长寿.于是,长子过棺（过关）后,那块红绸子硬是被众人撕成条抢光.爷爷用过的寿碗不够分,堂弟专程去商场买了两纸箱瓷碗作为送宾客的寿碗,也被众亲友一抢而光.所有人都想沾点爷爷的福寿.毕竟一个人要活得有尊严,死得有尊严,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对疾病缠身者来说,岁月更像漫长的侮辱.
爷爷走了,一起带走的还有我们心中的那个汉人街.
永远忘不了汉人街上的那座庭院,那是我童年的乐园.那时的汉人街分为南岔子和北岔子,图书馆、电影院、饭店、天津糕点房、诊所药房、杂耍地儿、娘娘庙、学校……都在汉人街东南方的南岔子,北岔子基本上是津商住宅区.爷爷家偌大的院落里,四周是齐刷刷的白杨树,一条小渠从院中经过,水渠边上是几棵樱桃树.从小到大,我和弟妹及叔伯家的孩子们,熟悉各种水果,都是从爷爷家的庭院开始的.春天过了,爬杏树、摘桑葚.那又大又黑的桑葚常吃得我们满嘴乌紫,满手乌紫.然后,举着小手互相追逐、打闹.从五月份开始,樱桃、李子、桃子、海棠果就相继成熟了.夏天,坐在树下,冷不丁地就会有落下的果子砸在肩上.
爷爷家的左邻右舍大多是维吾尔族人.而爷爷、伯伯及姑姑们全都能讲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夜色里,总能听见他们和维吾尔族邻居欢快的笑声.邻居们都很喜欢爷爷,谁家做饭缺个西红柿、大葱的,一敲门打个招呼就径自朝地里去摘了.而她们每回打馕,第一炕的热馕总也想着给爷爷送来尝尝.每到过年,从初一开始,陆陆续续地,大人、小巴郎都会来给爷爷拜年.
我最要好的伙伴叫穆妮娜,上小学时,看到她耳朵上挂的耳环,很羡慕,便也想扎耳洞.她给妈妈一说,阿姨竟然大方地告诉我,凡是想扎耳洞的同学都可以来.于是,我们十几个小女孩在她家院里排成一队,阿姨一只手拿着根缝衣针,一只手拿着两粒黄豆,穆妮娜则拿着一团面疙瘩和几根棉绳给阿姨当助手.阿姨先拿黄豆夹住我的耳垂轻捻,一会儿,就没什么感觉了,还没缓过神儿呢,针已经穿过了,用一小团面疙瘩在棉绳上一粘,在耳洞旁擦点清油,便成了.不大的工夫,十几个人耳朵上都挂上了面疙瘩,大家摇头晃脑的好开心.
小时候,最喜欢去爷爷家,总是一进巷子,身后就簇拥了一帮小巴郎小克孜,一叠声地叫着我的乳名：“叶子回来了、叶子回来了.”他们总是把燕子喊成叶子,他们一叫,我就欢快地答应,就当自己叫叶子.
爷爷辈上三兄弟,各自有七个儿女,爷爷是五儿两女.过年时,一大家子人聚齐,妯娌间比的是日子的殷实,孩子的学习、教养.那时候,我们敢让父母一时不痛快,他们就能让我们一年不痛快.你什么时候犯了错挨骂时,都会从年三十这一天的账算起.
在爷爷面前,饭粒馕渣都是要吃干净的,不小心掉地下了,立刻要捡起来.孙子辈都相信爷爷说的——踩了食物的人眼睛会瞎掉.
都说人不可貌相.爷爷却告诉我们说：“人是可以貌相的.家教看站姿,品位看衣服,德行怎么样,一起吃一顿饭就知道了.”
大年三十的年夜饭,虽是孩子们坐一桌,却也只能眼睁睁看着一桌的饭菜,只敢夹自己面前的菜吃,如果你胆敢越过面前的饭菜去夹“别人门口”的菜,一定会有人及时报告爷爷.一桌大人惊讶的眼神会从孩子身上转移到他母亲身上,那滋味不亚于一片小刀子飞过来.
而且所有孩子都要切记,不能说不吉利的话,什么病了、死了、走了、拿煤去,通通是忌讳.
物以稀为贵,爷爷的孙子多,所以除了对长孙有些偏爱外,对其他孙子孙女都是比较严厉的.
为了讨爷爷一句表扬的话,我们都使劲表现.比如一早起来掏炉灰,然后去煤房子砸好煤块架火,给大人热好洗脸水.再比如扫地、扫院子、择菜,只要是大人一拿什么,你就去抢着做,而且还要做好,这就会被赞一句：“这孩子有眼力见儿.”被夸得多的孩子在一堆堂姐妹中就有了威信.
最悲催的是有一年,比锅台高一点儿的我看见爷爷在炒豆沙馅,就冲上去夺下锅铲,那一锅糨糊样的红豆沙不断地冒着泡往手上溅,必须快速搅动,泡泡才不会跳那么高,一锅豆沙要炒到不粘锅就可以了,因为那次表现好,爷爷说,以后这活儿可以给我干了.打那以后,我上瘾似的爱吃红豆沙.
小学四年级的春节,妈妈给我买了双时兴的旅游鞋,谁知一进院子大门,爷爷就掉了脸子,毫不客气地对我说：“大过年的,穿一双孝鞋,还不快换掉.”从那以后,我再不敢戴白色帽子、穿白鞋子出现在爷爷面前.如今,哪怕是一条洗头的白毛巾,我都要用红丝线在上面缝个小花才用.
从小,我们用完的作业本是不敢随便乱扔的,哪个孙子扔一张废纸都会挨一顿笤帚疙瘩.打完了,爷爷讲个故事教育我们：早年,汉人街东头有个道观,那破败道观里的老道经常在街头巷尾用一根长铁丝钩地上所有的纸片,再拿回道观烧掉.老道总说：祖宗文字不能被人践踏.
尽管爷爷不在了,但他留下来的这些规矩已然成为我们的生活习惯——馕要小块小块掰着吃,馕渣饭粒绝不敢踩在脚下,吃饭不能发出声响,正月里不买鞋子,头上不戴纯白的帽子……
如今,汉人街仍是伊犁最具特色最热闹的巴扎,以“津帮八大家”为代表的大十字也依然是乌鲁木齐的繁华地,曾经的“百艺进疆”,曾经的杨柳青味道就像雨水渗入沙土一样,表面上它们是消失了,实际上它在土壤里存留着,并且为生生不息的血脉输送着营养.
白山黑水魂梦牵
我没有见过姥爷.我对他的全部印象,除了母亲珍藏的一张老照片外,就是1957年兰州市委组织部的一份“历史结论材料”.
材料是这样写的：王世衡原名应全、德忠,字雅臣.本人成分,旧官吏.
结论一栏中的最后一句是：“在任职过程中未发现对老百姓的欺压行为.”
姥爷的一生起伏跌宕,与家国命运密切相连.
辽宁省凤城县,如今叫凤城市,那是姥爷的家乡,一个我从未去过却血脉相连的地方.
1931年到1932年,姥爷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十二团的中校副团长.1933年,在与日军激战,孤军无援,弹尽粮绝后被迫泣别白山黑水退入苏联境内.转战一年多的姥爷至此放下了杀敌的武器,和其他将士一起被集中在伊尔库斯克和托木斯克等地,在异国他乡度过了一段艰苦生活.后经南京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交涉,各部队分批绕道哈萨克斯坦由新疆塔城入境回国.
1938年四月间,东北抗日联军部分指战员五百多人到达新疆省会迪化.当时新疆省边防督办兼主席盛世才,在第一次接见抗联团以上干部时,除了简单介绍新疆情况外,还要求抗联战士在新疆参加建设抗战大后方的工作.姥爷按十二团的编建,任新疆公路局总务科长.紧接着任新疆省财政监察委员会委员.1941年调任叶尔羌县（今莎车）任副县长,后因县长文津修学校损坏了少数民族礼拜寺被捕,遂代理正县长.之后陆续任过蒲犁县（今塔什库尔干）县长、喀什专署建设督导员等职,期间前往印度办理过中印通邮事宜.
新疆和平解放前夕,姥爷带着全家迁往兰州.左思右想的他以叶落归根为由不肯前往台湾,他的胞弟泣别兄长独自去了那个遥远的海岛.
姥爷接下来的简历有了些意思,1947年以后的近十年间,他更名在兰州开杂货铺,还卖过肉,后转入兰州市食品公司任营业员.1957年开始接受组织审查.
我的姥姥是满族,哪个旗已不得而知.她嫁给姥爷的时候,已是姥爷江河日下之时.母亲常说,姥爷的前妻是个有福之人,死在一个家最鼎盛的时候,不会受辱,死而瞑目.母亲记得姥姥琴棋书画皆通,可以看懂原版外文书,可她只教舅舅念书,对女儿的刺绣女红盯得很紧.母亲不服气,姥姥却说：“女孩子认些字就可以了,书读多了,心就大了,又实现不了自己的梦想,反致一生痛苦.”
对母亲而言,姥爷是慈父,姥姥是严母.只要孩子在身边,他们绝口不谈往事、不让孩子知道家中的任何情况.姥爷不准母亲和舅舅说一句当地方言,不准母亲扎粉色蝴蝶结,他常说,大红才是最正的色.母亲说,每每看到别的干部家的女孩子扎着粉绸带,她那个羡慕啊.听到旁人称姥爷为王先生,心里就不舒服.大爷大伯听着多亲切啊！
在那个人人面如菜色的年代,姥爷不知用什么方法攒下一些肉,姥姥把肉炒了,用小坛子腌起来,擀了面条,用一勺肉酱给拌了,加些菜末,吃起来香极了.下一次,再把汤面条上浇一勺肉酱,便又换了一种吃法.可每次姥爷姥姥都不吃,心满意足地看着母亲和舅舅吃.母亲说,后来姥爷和姥姥人都饿肿了,可她以为是胖了.越是这样,姥爷越怕女儿儿子饿着,逼着他俩吃一大碗面条,母亲和舅舅吃不下,又怕惹姥爷生气,母亲就带着舅舅偷偷把面倒在院子里,用土埋上,然后谎称吃完了.
在那张泛黄的老照片上,英武的姥爷腰板挺直,目光炯炯.仰不愧天,俯不怍人.珠圆玉润的姥姥着旗袍立于旁边,眉目清秀婉约,像画上的人.坎坷世道,她倒不怵,是因为身旁有姥爷吗？
她陪着姥爷从新疆到兰州,给姥爷生下一双儿女.和姥爷一起接受审查,不管是挨斗挨批挨打,她都陪在姥爷身边,进家门前,她和姥爷都把脸洗得干干净净、头发梳整齐、衣服掸干净.组织上来人做工作,希望姥姥能够和历史不清白的丈夫划清界限.姥姥就像一团棉花,不言不语.让她写揭发材料,她落笔惊艳,历数姥爷半生经历,文笔朴实白描,哀而不伤,措辞卑微,婉转表达绝不放弃的心意.她温和的倔强惹恼了批斗的人,她受的罪便又比别人多了一分.
为了证明她的夫君是抗日英雄,对新疆的建设有过贡献,她想方设法联络了姥爷旧日部下,找了整整三十人为姥爷写证明材料.证明姥爷没有欺压过百姓,没有血债.而这三十人,在那样的环境下,居然都写了证明.
姥姥的死心塌地,最终让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那些踩踏在姥姥身上的一只只脚,可曾知道,这个满脸血污、面目全非的女人,曾经落英缤纷香气馥郁,身着绮丽无比的丝绸,腕带浮翠流蜜的玉石,有着受人尊敬的身份……
姥姥最重视的就是体面气度,既然在人前已没了体面,她就在孩子们面前硬撑着那一点点可怜的尊严.一直到死,都没有让儿女感受到一丝悲苦愁情.姥姥比姥爷年轻得多,却走在姥爷的前面.
姥姥去世后,一家人的境遇更加凄凉,姥爷带着母亲和舅舅住进了门卫室,年幼的母亲不明白,为什么家越搬越小.窄小的房间里挤着一张大床不说,还住着一个陌生人.名为同住,实为看守.
一天晚上,母亲听到姥爷躺在床上叫她,断断续续地说有话跟她说,母亲一裹被子,说,困死了,明天再说吧.第二天一早,九岁的母亲和四岁的舅舅一遍遍喊着饿,姥爷却躺着不理他们,母亲便和舅舅一人拽一条胳膊摇他,摇不醒.姐弟俩哭一会儿再摇一会儿,直到哭声引来了大人.他们被告知,你爸爸死了.
姥爷当年执意要落叶归根,却再也没能回到他的凤城,尸骨都不知道埋在何方.
“古来何物是经纶,一片青山了此生.”每每想起姥爷,便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战场上曾经叱咤风云的英武汉子.
母亲和舅舅被送到孤儿院.她说那时孩子们最常玩的游戏是：如果有十个油饼子,要怎么吃掉才好.然后大家吵成一团,仿佛真的拥有了十个油饼子.三年困难时期期间,兰州儿童福利院迁到了伊犁,冥冥中,母亲似乎和新疆有扯不断的因缘.
孤儿院的院长退休时告诉母亲：“当年,有台湾的亲戚找过你们姐弟俩,我们为了你们的政治前途,告诉来人说,两个孩子都在孤儿院得病死了.”
院长还告诉母亲：“你们家存的东西太厉害了,竟然有好几件貂皮大氅,你爸的金印,你妈的那些旗袍料子,我们这些老师今辈子都没见过.”
别是人间行路难
母亲总说,当年幸亏是被送进了孤儿院,而不是任何亲戚家.因为在孤儿院里,所有的孩子都是平等的,吃苦是一样的、挨饿是一样的、穿戴是一样的,没有谁高谁低一说.想要赢得老师的喜爱,首先要有良好的家教,如果还认字、还自尊,那是会受到老师宠爱的！母亲恰恰具备了这一切.书读得好,不断跳级,撇开那些寒苦饥饿不说,她在孤儿院里几乎是在老师的赞美和同学们的嫉妒中长大的.
但母亲对有些事是惊人地模糊,通常对他人会有天然无污染的信任.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她,还没有像舅舅那样包裹着谨言慎行和察言观色.她就像颗透明的玻璃球,谁都能看清楚.她认为这都是姥爷姥姥对孩子太过关爱所致.每每想起和弟弟一起把面条埋进土里的往事,她就泪如泉涌.她恨毒了自己,同时也怨父母,为什么不稍稍自私一点,他们保全了自己,孩子们才会是个宝啊.
我舅舅少年时期在同父异母的大姐家生活.母亲的大姐,我童年时见过.跛着一条腿,花白的头发,枯井般的大眼睛.母亲却说,大姨妈是当年迪化城中的名媛之一,新疆第一批骑自行车的人中就有她.大姨妈初嫁是国民党空军的飞行员,丈夫入狱后,她带着两个儿子生活.后来再嫁,是个成分好的丈夫,又育两男两女.虽然前夫早已过世,但政治运动哪里讲这个,她挨批都和旁人不一样,脖子上要挂一串烂鞋子,腿也是那时候打断的.母亲常说,大姨妈的一笔小楷和她人一样美.可我看到的只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太太,跟谁都不争,一团和气.是啊,冷暖尝遍,较量什么呢？
大姨妈这辈子,经历了天堂、地狱、人间,她经的那些苦难,我们没法想象.
这样的情形哪里顾得了妹妹弟弟.大姨夫当时能够收留舅舅想必都是大姨妈千恩万求来的.
大姨妈的四个孩子通通比舅舅大,别人都在上学,他则做着永远做不完的杂事.至于受过多少屈辱我不得而知,但童年时的我记得舅舅到我家时目光是呆滞的,说话急了会结巴,对任何人都是唯唯诺诺、小心翼翼.舅舅后来去了特克斯县建筑社.谁都可以呵斥他、欺负他.大雪皑皑天,领导竟然派他和几个从未伐过木的年轻人上山伐木,倒下来的树压在了他身上.他走时很年轻很年轻.我更愿意相信,舅舅的走是姥爷姥姥在天上看不下去了,所以接走了他.
大地是清净的,舅舅活过的这一段人生也是清净的.和大地融为一体的舅舅是不是暖和了许多？
那一年冰雪消融后,春风依然似剪刀,温柔地裁剪出柳条的青丝、田野的嫩绿,可也咔嚓剪碎了母亲的心.从此母亲不能提舅舅,那是她永久的痛.
姥姥当年虽然不鼓励母亲读书,但姥爷常说的话却成了母亲一辈子的口头禅：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父亲当年追求母亲,就是从送书、抄杂志上的诗开始的.母亲对父亲的一笔字生疑,坚决不答应.父亲便去求与母亲在孤儿院一起长大的肖阿姨帮忙,肖阿姨一拍大腿道：“把她个小资产阶级还傲得不行,走,我用她的名字跟你领证去.”
一首抄来的诗、一张冒领的结婚证,成了母亲这一生对付父亲的迫击炮.父亲稍有反抗,母亲的眼泪、鼻涕和着委屈,一样密集地射向父亲,每每都是父亲缴械投降.
小时候,我们姐弟三个,最盼望的是父亲在家,那样就有香喷喷的热饭吃.父亲做一手好饭,母亲不会做饭.就是被请去做客,父亲也要把饭做好再去.母亲一生气,蒙着被子能哭一天,我和弟妹便被父亲安排在床前站一溜,请求母亲起床吃饭.看着母亲抱着一本书,能在火墙边坐一天,我和弟妹都特别纳闷,母亲为什么和别人家的阿姨那么不一样,她们活得那么开心,吃过晚饭就抓一把瓜子搬个小板凳坐在家门口围一圈聊天了,我们家却静悄悄的.童年时就怕这种静,寂静仿佛哗哗地冲进门来,淹没了房间.只有那只蓝色的钟摆,嘀嗒嘀嗒越走越响.母亲抱着杂志看小说,我们姐弟几个抱着母亲给订的《小朋友》《儿童时代》《少年报》《少年文艺》,听着屋外小朋友的嬉戏声,羡慕又嫉妒.一给父亲抱怨,父亲立刻说：“不许惹你妈妈伤心,她从小是在孤儿院长大的.”我们立刻就灰溜溜地走了.
母亲认为,她在那么饥饿的年代不知道父母饥肠辘辘,和弟弟一起做出把饭倒了,埋在院子里的举动,就是姥爷姥姥把孩子养成了一张白纸,可一张白纸如何经得起风雨.痛定思痛后,她决定从小就让我们参与家庭的一切,知道父母的不易.她的做法是,让刚上初中的我管家.每月发了工资交给我,刚开始我认真记账,一分钱对不上账都睡不好觉.时间久了,父母懒得查账了,于是我每月开始省出一块钱.实在不想干活又支使不动妹妹时,我就开价,五毛钱洗一次碗.妹妹屁颠屁颠就去洗碗了.管账管到一年时,我已经可以每月从生活费中省出两块钱了,还给自己买了一双六块钱的皮鞋.妹妹揭发我,我就对母亲说是卖了牙膏皮,捡了废铁卖钱攒的,母亲根本不去想我就是卖一年的牙膏皮,也买不来一只皮鞋.等我上师范住校后,妹妹开始管家,她支使弟弟干活不灵时,已经可以用两块钱诱惑他了.
母亲的这种教育方式,把我们彻底变成了一个俗人.小时候,母亲不允许我扎粉红蝴蝶结,从不给我和妹妹做粉色衣服,童年的账欠到如今,我如饥似渴地给自己添置了一堆粉红色.最终,我们姐弟都没有变成她期望的样子.
母亲对我们姐弟仨学不好数学特别不可思议.初中还没有毕业的她在当年的伊犁毛纺织厂是让人竖拇指的.在大学生待的实验室工作也得心应手,还能在职工大学的夜校里讲代数.她说这世界上最幸福、最容易的事就是上学.我们姐弟对这样的话真是太抗拒了.
感谢未曾谋面的姥姥对母亲的教导,母亲的一手针线活儿在那个年代使我们姐弟仨赢得了多少羡慕的眼光啊.从小我们的衣服都是母亲做的,邻居“阿拉子叔叔”的上海亲戚寄来的衣服,母亲仔细打量一番,拿上画粉就研究上了,一通缝纫机踩下来还不罢休,得在胸前和口袋上绣上各种动物图案和我们仨的乳名.走在路上,经常有阿姨把我叫住：“来,阿姨看一下你的洋衫子,又是你妈做的吗,吼,手太巧了.”
曾经,我那么渴望离开母亲,我受不了她没完没了的唠叨,想不通一个孩子犯错,为什么其他两个都要受牵连,她严厉到床单不平整、被子不是方方正正都要发一顿脾气.不到睡觉的时候决不允许孩子挨床边.那时的我一边挨骂,一边暗自发誓,以后绝不像她.过了三十岁以后,我看到,从习性到内心我都那样酷似母亲.
我曾经问过母亲,想去东北凤城看看吗？母亲说,只想去看看小时候待过的孤儿院.
父亲很少与我们交流,每年一到开春,就爱在爷爷家那早已面目全非的院子里待着,种花种菜.大大家有了院子,他便每年春天又在那片地里忙活.等我家也买了一处院落后,父亲成了那一亩地的王.地怎么拾掇,种些什么,必须他说了算.吃了早饭,他能够在地里待上一上午,干完活,不进屋,点支烟,一边抽,一边凝视着他那块地.一坐就是大半天.母亲总打趣他：“你那样爱那块地,地里能给你变出个仙女来吗？”父亲轻轻哼一声：“仙女我才不要呢,我只要地.”
父亲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朋友很多,到我们家做客都会吃我家的饭,这待遇一般的汉族人家是没有的.父亲请朋友在家做客时,都是用刀刃朝内削骨头的方法吃肉,他贪恋奶茶、吃皮牙子馕、不吃猪肉、抽莫合烟、喝茯茶,能够把任何一首歌直接用维吾尔语唱出来.
出新疆旅游,不到两天就开始抱怨没有馕吃、没有鲜奶喝,就闹着要回家.在父亲眼中,这世上没有一个地方比得上他的伊犁.
离开伊犁后,经常地,我眼前会出现童年时的情景：在洒满阳光的西公园、在飞机场的草坪上、在汉人街的路灯下,总能看到围成一圈的维吾尔族汉子拎着一瓶伊力大曲,用一只自行车的铃铛盖子或者剜去内核的新鲜苹果盛着酒,一个个地轮着喝.夜幕降临的时候,手风琴便拉起来了,一曲曲《黑眼睛》飘满了伊犁的大街小巷.时至今日,每当我听到《黑眼睛》的旋律时,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光.
后来,读到王蒙先生那句：一曲《黑眼睛》,双泪落君前.深以为然.
责任编辑 陈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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