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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
冯 光 廉
徐鹏绪教授的新著《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第一部以“文献学”名称出版的厚重的学术专著.它的出版,不仅可以为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青年学者指明治学门径,而且对于正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同仁,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在本学科的文献学建设方面,这部著作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应该给与高度的重视和历史的评价.
本书命名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是试图在已有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目前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现状出发,并汲取我国传统和西方现代文献学的理论方法,借鉴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相关知识和经验,以构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体系；设计一个能够包容中国现代文学各级、各类文献的叙述结构和研究框架,并中国对现代文学重要文献的文学或学术价值、文献价值,予以评述.
自20世纪20年代文献学学科建立以来,由于在文献本质理解上存在差异,理论界对于文献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有着各种不同的模式.从总体上看,已有的文献学理论体系模式,大都没有从文献本体存在以及文化传播的角度,对文献的本质以及文献学的理论体系做出哲学本体意义上的建构.本书作者所进行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建构,既立足于中国现代文学这一特定学科,充分考虑了该学科文献学的特点；又试图对文献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新的探索,并将二者结合起来,建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体系.
任何一门学科的理论体系中都应包含一些该学科研究所要解答的基本范畴和基本理论问题,它们构成了该学科的理论基础.本书作者所建构的“现代人文文献学”,引入“文献活动”这一概念范畴来表征文献从生成、存贮、交流到消费利用的全部社会化过程.又将文献活动析分为“文献记录活动”和“文献交流活动”两个基本范畴,这两个范畴是辩证统一的,有机地构成文献活动的基础结构.这两个基本范畴是审视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所有理论问题的历史起点与逻辑基点,是建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也是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的两个基本内容.现代文学“文献记录活动”,主要是文献的生产过程,也就是作家作品的创作过程,它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的本体存在状态及规律,其结果是中国现代文学文献个体成品的完成,文献个体集合到一起,构成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的对象本体.中国现代文学“文献交流活动”主要是文献的传播过程,对现代文学作品思想艺术价值的阐释和研究以及对作品难点的阐释等,是其交流传播的重要方式.它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功能的发挥,对它的分析和考察是对本体研究的拓展和深化.对中国现代文学文献记录活动和文献交流活动的研究共同完成了对现代文学文献活动的整体考察.中国现代文学“文献记录活动”和“文献交流活动”两个基本范畴,是作者在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分别从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的本体存在和文化功能两个维度,进一步对基本理论所进行的析分和阐释,二者成为建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两大理论支柱.总之,传播学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理论体系建构由以下三个理论板块构成,即文献学基础理论研究、文献本体研究,文献生产与传播功能研究.其中,文献学基础理论研究是文献学学科建立的理论基础,文献本体研究是文献学的主体构成和静态研究,文献生产与传播功能研究是文献的文化功能和动态研究.作者所建构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理论体系的完整框架是由“总论”“本体论”“功能论”三个板块构成.“总论”解决的主要是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的本质和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本体论”是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本体构成,它主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的本体存在状态及其规律；“功能论”是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的功能阐释与分析,主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文献传播的过程模式、结构类型等.如果把“总论”视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基石,“本体论”和“功能论”则分别从静态微观和动态宏观两个维度上,拓展和支撑着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体系,回答并进一步阐释“总论”中所提出的学科基本理论问题.这三个理论板块,三位一体,有机结合,共同构建起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理论体系的立体结构,体现出理论框架的完整性和系统性.
文献既是一种知识信息的物质载体,又是一种文化传播媒介,完整的文献学内涵是由文献考证、文献信息使用和文献传播媒介研究共同构成.中国古典文献学和西方现代文献学研究多注重前二者,对于后者的揭示相对不足.而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确立了一种重视和强调文献传播的人文主义文献观,它突出了文献的人文内涵,认为文献的本质不是静止的、孤立的“物”,也不是一种抽象的知识单元,而是一种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传播媒介.其文化内涵只有在传播与阐释过程中才能体现出来.建立在人文主义基础之上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观,突显文献长期以来被忽视的人文内涵,挖掘文献在文化传播中的人文价值,这是区别于中国传统文献学和西方文献学的重要标志.由于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纳入传播学视野,将文献的生成与传播视为一个动态的流动过程,因此,本书作者不仅十分重视中国现代文学原典文献在无尽的传播过程中,在丰富民族的思想,丰富民族的感情,丰富民族的语言,美化、净化人的心灵上所起的重要作用；而且充分注意到读者在对原典文献的解读、阐释、批评、研究等接受过程中所产生的二级文献即“研究文献”,以及对“研究文献”进行再研究的“研究之研究文献”——文献.本书首次提出“学科文献”的概念,并对学科文献进行“三个级次”的划分,然后再对每个级次的文献进行分类研究.这样就自然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叙述、研究框架.
作者正是依据上述文献叙述、研究框架,对全书结构进行了周密细致的思考和妥善精当的安排.《绪论》是作者对建构中国现代文学专科文献学理论的思考；第一编《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的整理》,是对该学科原典文献进行整理的规则、程序和方法的说明和论述；第二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生平文献》、第三编《中国现代文学原典文献的编辑出版类型》是对一级文献类型的研究；第四编、第五编分别是对二级文献（研究文献）和文献（研究之研究文献）的类型研究.这样,本书便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理论,整理研究使用文献的方法,原典文献（包括现代文学作品和作家生平文献）,“研究文献”和“研究之研究文献”等按照科学的逻辑层次和逻辑关系,构建成一个有机的开放的文学文献谱系.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重要文献,特别是重要的文献类型,便大体上都包括到这个文献学叙述研究的结构框架里来了.这种分类和选择和评价,其工作量是十分巨大的,没有宽阔的视野,没有精心的比较,没有深入的解析,是不容易做得好的.
本书取类型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对现有文献,按不同标准进行级次和类别的划分,一方面考虑到通过分类,对文献整理、出版、研究、检索、使用进行规范.因为科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分类,通过分类才便于规律的总结,也才能使研究工作进入规范；另一方面任何一部文献著作都不可能穷尽本学科所有的文献,但却不能有重大的遗漏,而“类”的遗漏,肯定是重大遗漏.作者采取按类评述的思路和方法,便是为了避免这样的遗漏,收到“以少总多”的效果.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要务,是对本学科各级次、各类别中的重要文献进行价值评估,这种评估构成文献学内容的主体.作者认为每种文献的价值,一是该文献的文学史价值（指原典文献）或学术史价值（指二、文献）；二是该文献的文献学价值.
文献评估工作的难点,首先是典型文献的遴选,也就是将那些在文学史（或学术史）和文献学史上具有经典意义的文献挑选出来.本书作者在遴选中遵循 “经典化”原则,在各级次各类型文献中,一定不要遗漏其中“最早、最高、最新”的成果；其次是对遴选出的文献进行价值评估,作者遵循“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原则,在历史发展的大视野中精当地评述每种文献的文学价值（或学术价值）和文献学价值.作者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精选出各级各类文献中那些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并将其置于文学史、学术史、文献学史中加以考察,精当地确认其价值,表现出深厚的学术功力.
某一学科文献学的建立,实际上是对该学科学术传统的确认,也是学术规范的建立,其基本精神是务实求真,力斥空疏虚假.新时期以来,为了打破学术界以往由于思想禁锢而形成的沉默僵死局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和文艺学界率先引进了西方的新理论、新方法,使学科获得新的生机,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但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一种“重论轻史”,唯新方法是尚的倾向,以至忽略、轻视对本学科基本文献的学习和掌握,学风浮躁、游谈无根,成果单薄.这种风气如不加以纠正,势必影响学科的健康发展,影响学子们的坚实成长.可喜的是,如今有不少年轻学者对此问题已经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并且开始在学术实践中认真加以纠正.不过,总体观之,尚需作进一步的努力,方能有大的改观.而医治不良学风的根本措施之一,就是加强学科建设,使学科建设朝着健全的方向发展,既要加强本学科的理论方法研究,也要加强本学科的文献建设,二者不可偏废.因而,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构建,对于促进本学科的健全发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和重要的价值.对于扭转浮薄无根的不良学风,倡导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也是一种助力.所以,本书的出版,一方面是一项推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建设,使之更为健全的工作；同时也表明一种学术立场,倡导一种求实的学风.
此书虽然还有需要充实、丰富、提高之处,但在理论体系、叙述框架、研究方法的探索等方面,无疑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今后的文献学学科建设中,人们不会忘记此书作者的开拓之功,在将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历史上也应该记载本书的出版.
（作者为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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