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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的历史演进与

张利国1,郭立强2

(1.大连民族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辽宁 大连 116600;

2.天津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384)

摘 要:

新加坡国家认同比较成功地实现了“多民族混居、多民族共学、多民族共进”的新加坡共同体构建.回溯历史,新加坡构建国家认同的范式经历了由“制度”到“文化”的转变,国家认同动力机制经历了由“外生”向“内生”的转换,国家认同理念也经历了由“共存”到“一体”的嬗变.新加坡国家认同正是在这种与时俱进、不断转变的过程中实现了国民统合.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的历史演进启示我们:应以文化为根本、以公民教育为动力、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方向来推动我国的国家认同构建.

关键词:新加坡;国家认同;文化主导;内生动力

中图分类号:D73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3-0108-05

基金项目:2016年度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项目“多元文化视域下民族院校大学生政治认同研究”(2016-GMD-036);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多元文化背景下民族院校大学生国家认同研究”(2015021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利国(1976-),男,河北张北人,大连民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教育法、教育管理;郭立强(1990-),男,山西大同人,天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育学.

新加坡是一个以移民为主建立起来的国家,种族、语言、文化错综复杂,是一个标准的“多元性质国家”.[1]就是这样一个“多元性质的国家”,秉承多民族一体的理念,实现了多民族混居、多民族共学、多民族共进,并成为全世界解决多民族国家认同问题的典范.新加坡国家认同培育实践形成的从“制度”到“文化”、从“外生”到“内生”、从“共存”到“一体”的演变路径为我国国家认同教育提供了有益的经验.鉴于此,本文将着重对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的范式转型、动力转换以及使命转变展开思考和讨论,以期为推进我国国家认同培育问题提供借鉴.

一、从“制度”到“文化”: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中的范式转型

就一般意义而言,国家认同源于三个方面,即“族群血缘关系”“历史文化传统”以及“政治社会经济体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族群认同”“文化认同”以及“制度认同”.新加坡独立建国后首先采取的便是“制度认同”的构建策略,并通过这一策略相对成功地实现了国内种族的和谐、宗教的宽容、社会的稳定以及经济的腾飞.然而,“制度认同”强调通过现实利益的恰当分配来实现国家认同,但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当各方利益主体未能获得利益满足时,这种认同的基础就会松动,甚至断裂.事实也证实了这一认同模式的局限.伴随着新加坡后发优势的逐渐消失,利益增量日益难以满足各方主体的需求,依赖“利益满足”而构建起来的“制度认同”也就出现了危机.面对这一危机,新加坡政府采取了复兴东方文化、打造新加坡价值观的措施来进行应对.换句话说,传统以“制度认同为主,文化认同为辅”的国家认同构建范式已经不合时宜,取而代之的则是以“文化认同为主,制度认同为辅”的新式的国家认同构建范式.

1.制度认同——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初期的选择.所谓制度认同模式,就是国民基于对现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的认可,进而产生的对整个国家认可认同的建构模式.这种认同模式建基于利益导向的自然选择.即它是一种主体基于制度依赖而获得个体

利益满足从而逐渐产生的对制度乃至制度背后的国家认可的认同模式.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初期选择“以制度认同为主,文化认同为辅”的模式具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新加坡在建国初期缺乏一种国民之间天然凝聚在一起的历史传统和自然偏好.广大移民对于这块陌生的土地难以快速建立相应的认同.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更多把它当作一个生活的暂居地,希望在这里可以成就一番事业,然后再回归故里、光宗耀祖.“我们眼前困难重重,生存机会十分渺茫.新加坡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国家,而是人为的……我们把它继承过来,没有腹地,就像心脏少了躯体一样.”[2]在新加坡,主要由四类人群构成了多元文化的社会结构.通常用CMIO(C等于Chinese,M等于Malay,I等于Indian,O等于Others)来表示.[3] 69这四类人群之间没有很强的宗法血缘关系,由于“宗族血缘关系”“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新加坡国民内生共同体的产生非常困难,那种依靠族群认同来构建国家认同的模式也几乎不可能.与此同时,由于历史上英国殖民者长期实施“分而治之”的策略以及日本侵略者的从中挑拨,使得四大群体之间不仅难以形成历史文化传统的共同体,反而彼此之间矛盾重重,难以调和,这使得希冀通过文化认同来构建国家认同也变得十分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必然要求借助外生力量来推动国民共同体的构建.一方面,囿于新加坡建国初期国家生存危机的考量,新加坡政府采取了全盘西化的实用主义做法,以期获得西方国家的支持,进而快速实现自立.另一方面,以为首的人民行动党选择通过“施惠”于民的举动来凝聚民心,消弭冲突,进而铸就新加坡共同体.这直接体现在以利益识别为基础的“制度认同”.这一“制度认同”体系包括了混居组屋计划、语言政策、节日安排、宗教政策、宪政制度、社会群众组织管理、基层管理等有利于共同体构建的各种政策措施.其核心问题仍然是通过制度的构建来实现主体利益的合理分配,即通过使个体获得现实利益以使其认可当前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进而认同新加坡国家、新加坡共同体.

可以说,新加坡在构建国家认同的过程中采取“制度认同为主,文化认同为辅”的策略实为无奈之举,这种模式在新加坡建国初期担负起了国家认同构建的历史重任.但值得注意的是,深植于全盘西化的实用主义背景下的制度认同模式也存在诸多隐患.

2.文化认同——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发展的转型.这种“制度认同”的国家认同构建模式在新加坡建国初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伴随着新加坡后发优势的逐渐消失,新加坡的发展速度也在不断下降,这种国家认同构建模式日益面临能否持久的危机.因为这种模式的核心是不断满足公民持续增长的利益需求,经济的健康持续增长构成了其生存的基础.在经济增长持续变缓的情况下,无疑需要寻求一种新的、更为稳定和持久的国家认同构建模式.“以文化认同为主,制度认同为辅”的新型国家认同构建模式应运而生.

“以文化认同为主导”的国家认同构建策略强调每个新加坡公民共享相同的价值观、拥有相似的历史回忆.无疑,这对于建国初期的新加坡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以及在“制度认同”的持续助力之下,不同种族之间日益宽容、理解,容易达致共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之间产生了共同的记忆——新加坡的腾飞.巨大的成就以及由此激发的强烈的国家自豪感和自信心,使得新加坡政府有机会、有条件提出适合新加坡全体国民的共同价值观.1991年1月5日,新加坡国会通过了“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的共同价值观.[3]69

与此同时,新加坡社会不断涌现的新问题,也迫使“制度认同”作出转变.诚如前文所述,深受全盘西化实用主义思潮影响的新加坡社会,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得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日益渗入到了新加坡民众的思想和生活之中,使得新加坡青年的劳动意识、工作意识出现了下滑,而享乐思想、纵欲思想不断蔓延,导致新加坡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犯罪率上升、吸毒等社会问题.[3] 134这些“娱乐至上、消费至上、享乐至上的看电视长大的麦当劳少年”[4]成为了社会亟需解决的问题,原本的“西化发展”成为了“西化堕落”.新加坡政府在经过思考后认为,向传统寻求经验、向东方文明汲取营养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关键.因此,新加坡政府开始向东方、向传统寻求经验,继而希望通过传统价值观的恢复来改善国民意识,进而推动新加坡的再次繁荣.

总之,基于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记忆的“文化认同”作为一种更深层次的认同,使得新加坡的国家凝聚力获得了更为持久和稳定的提高,也构成了新加坡在以后发展过程中继续实施的国家认同构建模式.

二、从“外生”到“内生”: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中的动力转换

新加坡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措施构造了全方位、立体式的国家认同构建网络,其内容涵盖了新加坡居民的生活、学习、休闲、宗教、政治参与等方方面面,这种通过制度安排来唤醒、鼓励、引导甚至强制性植入的国家认同过程,在新加坡建国初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伴随着“制度认同”模式的衰落和“文化认同”的兴起,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中的动力机制发生了转换,即由传统主要依靠外力推动的认同转变为主要依托个体内心意愿驱动的认同.

1.外力推动——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中的传统动力.诚如前文所述,新加坡并非一个自然形成的国家,其形成建立源于自身区位优势所吸引的移民群体.这一现实情况使得新加坡公民内生国家认同感的自然偏好和原发动力几乎没有.新加坡政府必须通过整个社会经济体制的构建来推动国家认同的生成.因此,建国初期的新加坡政府主要通过外部力量(主要表现为 “制度认同”)来实现国家认同的构建.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混合组屋计划.新加坡独立建国后存在着严重的“屋荒”问题,据有关学者统计,新加坡市区有84%的家庭住在店铺和简陋的木屋区,其中40%的人住在贫民窟和窝棚内,只有9%的居民有自己较为稳定的住房.[5]而且,由于英国殖者采取“分而治之”的统治策略,使得各种族之间存在着较大的隔阂,民族间关系紧张,冲突、矛盾时有发生.新加坡政府面对这一问题,果断采取措施,利用行政手段将各种族居民的原住地进行拆分,并通过组屋计划将各种族人群进行混合安置.正是这种强制安置以及“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才使得新加坡政府打破了世代以来以种族、血缘、宗教、语言为基础的自然社区,也才得核心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3]87很显然,在这一过程中,新加坡政府运用的便是“当地居民很不愿意的方式”,[6]即通过外力来推动各族人民相互宽容,进而达到相互的认同、达到对国家的认同.

第二,多语与双语并行的语言政策.在一个新国家成立时,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确定国语,并制定出一套适应本国需要的语言政策.[7]建国初期,出于地缘和政治的考量,新加坡将马来语确定为国语.但是,由于掌握和使用马来语的人在整个新加坡的比例非常低,使得新加坡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构建一套更为有效的语言政策,以促成多种族之间的有效交流.考虑到新加坡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英语得到了极大的推广以及对外贸易中英语的重要意义,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以马来语为国语,重视英语,平等对待各种族语言的语言政策.同时,新加坡政府有意提高英语在国内生活中的作用,例如在场合使用英语、高等教育采用英语授课等.[3]76这样,新加坡通过英语的普及基本铸就了国家认同的语言基础,使各种族人民能够运用非本民族语言进行交流,也使各种族能够突破原有的语言隔阂,以实现更好的理解、交流与交融.

第三,政治制度.在建国之初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就意识到了国内不同种族之间政治利益表达能力存在差距这一现实问题.为了平衡国内各种族之间的力量,尽可能满足各方主体的利益要求,新加坡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保证各种族利益能够得到充分表达和实现.一方面,新加坡通过立法保障各种族的基本利益,例如《新加坡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一款规定:“始终不渝地保护新加坡少数民族和少数宗教集团的利益应是政府的责任.”第二款更是明确表示“政府应承认新加坡本土人民马来人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在政府雇员和国会议员结构中推动各种族成员数量平衡.特别是针对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马来人在国会议员中数量减少这一新情况,新加坡采用了三个候选人一组的“集选区”制度.该制度是1988年由新加坡选举委员会在当年大选前推出的一项制度,它针对一些较大的选区,明确规定在这些选区参加竞选的政党必须同时推出由4-6名候选人组成的候选人团队,其中至少分别包括一名印度裔和一名马来裔候选人.这对于华人占主流的新加坡社会(华人、马来人、印度裔约占总人口分别为76%、16%和 6%,其他各种族占2%)而言,客观上有利于保证少数族裔的候选人更大可能地当选国会议员,避免候选人可能均为华裔所垄断.

2.内力自生——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中的新型动力.新加坡制度认同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问题,这就使得外力推动下的国家认同在“制度认同”这一中介环节出现了断裂,由于外力推动模式缺乏其他路径来推动实现国家认同,这使得原本的“制度认同破裂”极易导致“国家认同断裂”.毋庸置疑,这对于一个国家的冲击是十分巨大的.因此,新加坡政府开始转向了构建“我是新加坡人”“新加坡价值观”的内力自生的国家认同动力模式.作为行政首长的也多次强调“新加坡人”这一概念,并号召大家作为新加坡人团结起来.[8]

具体而言,所谓内力自生国家认同模式就是指个体经由内心的体认而产生的对国家的一种依归、顺从,这种认同不经中介而自然生成,是个体的一种主动心理活动.显而易见,这种内力自生国家认同模式必须获得个体主观上的对于国家的认可、遵从,也就是说必须使个体将国家归化为自己生存的家园序列,而不能是“浮萍般的暂住地”.这一过程需要国家获取个体内心最深处的认同,其中,最关键的是让个体能够产生同国家命运一体的认知、情感、意志.这无疑需要新加坡国民能够认同新加坡的历史、文化、价值观以及政治经济体制等.

上述内力自生国家认同的基本要素在新加坡建国初期都是很难实现的.但是,经历了近30年的发展,新加坡人民同政府一同创造了“新加坡奇迹”“亚洲四小龙”等一系列辉煌成就,使得国民在享受荣耀的同时获得了与新加坡政府共同奋斗的宝贵记忆.正是这充满奋斗汗水的历史记忆使得新加坡国民可以内生国家认同感,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内力自生国家认同”的开始.之后,新加坡政府开始大力宣扬新加坡精神、新加坡价值观等传统文化,这使得新加坡这片土地上原有的东方元素再次复活,这一重生的文化力量同样为内生性的国家认同构建提供了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内生性的动力已成为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的主导力量,但如同认同范式的转换一样,这种主导并不能完全取度认同等外力推动,其同样需要相应的制度支持,以此共同协力进行国家认同的构建.

三、从“共存”到“一体”: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中的使命转变

近半个世纪以来,新加坡的国家认同构建实现了巨大的突破,国内各种族间基本实现了和谐共处,各宗教也得以宽容共生,整个国家都处在相对和谐的状态之中.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加坡出现了对外移民大增的趋势.[9]可以看出,新加坡在进行国家认同的构建中虽然通过制度性的强制力和有效的经济政策使得国内各种族、宗教以及文化团体实现了互益共生,然而,这一过程却没能生成“一体”意识.这就使得“作为历史上殖民化最完整的社会之一的新加坡”[10]没能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中最自主、最自信、最有认同感的国家.发展共同体意识,构建一体化的新加坡就成为了其国家认同构建发展的主要方向.

1.共存意识——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初级阶段.就国家认同的层次来讲,其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共存,二是一体.一个国家在进行国家认同构建的过程中,应首先生存于这个国家,而后才可能同这个国家相融,以至一体.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的道路就遵循着这样一种历史轨迹.上文已经就新加坡在住房、语言、教育以及政治参与等各方面的制度进行了介绍和解读,我们发现,新加坡初期国家认同构建的着眼点更倾向于使多种族的国民共生、共存于新加坡一国之中.例如,在新加坡的混合组屋计划中,新加坡不同种族的人被强制安排在一起生活,无论其是否愿意,其必须努力适应这种共居的生活,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初期的新加坡政府并没有采取使双方进行融合的策略,而只是努力使双方变得宽容,其目的仅仅是使各种族居民可以共同生存于同一空间之中;在语言政策方面,新加坡政府十分重视英语,并把英语塑造成了“第一语言”,其目的也只是为方便国民沟通,而不是使全体国民将其视为新加坡人的语言、视为他们自己最爱的语言;在政治上,新加坡政府努力将国民政治活动限制在政府的管控之内,而不愿意太多调动国民的政治参与性.

无疑,新加坡在国家认同构建的初期较好地完成了共存意识的搭建,这种共存意识保证了新加坡在独立建国后能够有效地应对国内和国际的风云变幻,并为新加坡带来了经济的腾飞.然而,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国民对于政治权利的诉求也越来越多,它们开始日益关注那些影响自身实际生活状况的政策的制定及执行,并希冀在现有政治制度框架下寻求更广阔的政治空间.但是由于缺乏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基础,多种族的国民虽然生活在一起,很难形成“新加坡人”的整体印象.不得不说,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新加坡国民移民潮同缺乏这种“新加坡人”的想象具有一定的关联性.这就需要政府构建更为有效的国家认同策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由“共存”到“一体”的国家认同策略转变,即如何真正让每一个国民深切感受到自己是新加坡一份子的“新加坡人”教育.

2.一体意识——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的进阶转型.一体意识是生存意识的进阶,是国家认同发展的高级阶段,相对于生存式的被动的国家认同,一体意识强调对个体主观的认同情感、认同意志和认同行为的唤醒,即个体自觉将自己的生活、学习、工作以至于整个生命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真正地将自己视为国家的一份子,将国家视为自己的国家.

在一体意识的构建过程中,新加坡在思想文化上有意复兴东方文化,重点宣扬“新加坡人”“新加坡价值观”;在政治上,新加坡逐渐放松了对社会团体、利益集团等民间机构的控制,赋予公民更多的政治自由和更为广阔的政治参与空间;在民生问题上,新加坡政府通过强化居民委员会职能,进一步丰富了新加坡组屋居民的文化生活,促进租屋内的居民更好的交往、交流和交融.

第一,复兴东方文化、儒家文化的活动.由于新加坡本身属于亚洲儒家文化圈,因此,20世纪后半期,新加坡政府开始注重对东方文化和儒家文化的传播和应用,希望以恢复传统的方式来唤醒蕴藏在国民心中的对传统文化的感知,并以此凝聚国民意识,构筑属于新加坡自己的国民文化、国民精神,例如,新加坡政府在20世纪末在全社会进行的“礼貌月运动”“敬老周运动”“推广华语运动”[3]139等活动.

第二,放松政治管控,畅通公民参与的渠道和途径.在独立建国初期,新加坡为应对严峻的国内外环境和挑战,采取了威权主义治理模式,以期能够集中精力应对困境、发展经济.然而,面对中产阶级的崛起以及国民普遍的政治意识的提高,新加坡政府原有的统治策略面临着失效的威胁.基于此,新加坡政府主动适应化浪潮,放松了对政治的控制,进一步开放了国民参与政治的途径.例如,在学校,新加坡政府就鼓励学校开展政治辩论活动,让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不同的政党、发表不同的政见,并展开讨论;在社会领域,新加坡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NGO、NPO组织,这些组织开始成为市民社会十分重要的力量,它们也逐渐能够为各自的利益对政党施压等等.[3] 163-165可以这么说,新加坡的政治化进程正在使越来越多的国民感受到自己是新加坡的国民、自己是新加坡的主人,由此萌生出愈来愈浓厚的国家认同感.

第三,强化居民委员会的职能.伴随着组屋计划,新加坡原有地缘性质的基层组织功能受到削弱,也就是说,在组屋社区中,居民与居民间的联系变弱了.面对新问题,新加坡政府开始了对居民委员会的改造.居民委员会是新加坡重要的基层组织,它在组屋计划实行之后开启了新的使命,即铸就社区意识、凝聚社区居民.[3] 119这些居委会通常以协助政府发起全国性的活动和举办群众需要的活动为主要使命,特别是为满足居民需求举办各种活动这一功能,使得社区中居民之间的联系变得丰富多彩,居民与居民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多,很好地促进了居民之间的情感认同并构成了新加坡居民国家认同又一重要的情感纽带.

四、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的启示

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经历了从以制度为基础的外力生存范式到以文化为根基的内力一体范式的转变,这一转变巩固了新加坡国民的国家认同感,推动了新加坡的国民整合.无疑,这一历程也为我国提供了重要启示.

1.以文化为根本,构建可持续的国家认同.新加坡国家认同的范式转换证明了,通过文化的弘扬来唤醒共同的记忆、塑造共同的价值观是构筑可持续性的国家认同的理性选择.

第一,我们应积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文化认同.“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11]它承载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和记忆.所谓历史,就是指岁月长河中所客观存在的中华民族共同生活、生产以及发展的证据,它们是具体的、真实的,是不可否认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见证.所谓记忆,就是指经由岁月洗礼并经个体主观活动所记录、保存、传递,甚至创造的中华民族共同生活、生产的全过程镜像,是对历史的保存和再现.它们两者共同构筑了传统文化的内核,也共同生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回忆.总书记强调:“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有深刻的理解,更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12] 通过对以“文化”为表征的共同记忆的弘扬和文化自信的塑造提升国民国家认同感.

第二,我们应积极回应时代要求,以此生成共同的理想.民族是经由想象而生成的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完成两次想象:第一步,对从前共同生活的记忆进行确认;第二步,对未来共同生活的可能性进行确认.共同的文化传统解决了第一步的记忆确认;而立足国情,回应时代要求则为第二步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方案.首先,我们应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根本任务.要通过教育引导、文化熏陶、实践养成、舆论宣传、制度保障等形式,采取大众化、生活化的表达和沟通形式,运用线上和线下两种手段,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其次,我们应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发出中国声音,将中国文化向世界扩展,即通过国家文化上的自信彰显国家的力量,以此增强国民在国际上的自信心,进而坚定祖国未来独立自主、繁荣昌盛的理想和信念,完成对国民关于未来共同体生活可能性的回应.

2.以公民教育为动力,生成全民参与的国家认同途径.新加坡的动力转轨经验表明,建基于个体主动性的内力自生型国家认同模式具有着极大的优越性.在这一过程中,“主动性”和“全民性”是最为核心的两个因素.

第一,开展公民教育,增强个体对国家认同的自觉性.所谓公民教育,就是以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以公民的本质特征为核心,进而为社会、国家培养合格公民的一种主体性教育.[12]首先,在现代社会之中,履行自己的义务就内蕴了对自己所身处国家的认同要求,这是基于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而衍生出来的基本共识.其次,主体性就是要求个体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整个社会生活之中,其意在培养精英公民、积极公民,而非消极公民.因此,将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公民教育,无疑将会引导公民更加理性地认识个人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将使其更加积极主动地践行自己的义务,提升对国家的认同.

第二,拓宽公民教育的渠道,激活全社会争做“合格公民”的热情.传统公民教育局限于学校领域之内,致使“校外之地”的公民教育被忽视了.同时,与公民身份相对应的权利享有和义务履行,在通常情况下具有终身性,这就要求个体终身践行自己的公民职责.显然,终身性的公民教育开展将会对个体“合格公民”的转换起到促进作用.然而,目前仅存于学校场域内的公民教育实践必然难以满足这一要求.因此,扩宽公民教育渠道,构建终身公民教育体系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要加强学校公民教育的实践,提升公民教育效能.一是要破除“教学精神生活的物化”,[13]使现有的公民教育能够真正地成为“造就公民的教育”.[14]在这一过程中,关键是对教师群体进行相应的培训,使其能够更好地从事育人活动.二是要扩展公民教育的范围,明确公民教育的基本内容,使公民教育成为“对公民的教育”.[15]简单而言,就是要制定与各级各类学校相适应的公民教育课程,并恰当地执行.其中,要特别注重职业教育、继续教育中的公民教育实施,杜绝“惟何以为生”[15]的过度功利化的教育思想.其次,要结合媒体舆论进行公民教育的宣传.公民教育不仅仅是学校的责任,更应该是全社会的责任.现代社会媒体的组织架构复杂而严密.如若将其视作一个整体,那么它就可以将任何信息传递给任何人.同时,媒体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同样担负着促进社会发展的使命.无疑,媒体“效率”与“使命”的结合也就确立了其实施公民教育的合理性.具体而言:一是要将公民教育同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结合起来,借助传统媒介和新媒介的力量,实现公民教育的最广传播;二是要在合乎法律规范和公民教育规律的前提下进行相关内容的宣传,以此来保证借助媒体开展的公民教育的“使命”能够实现.

3.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方向,积极培育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实践证明,新加坡通过文化恢复、放权社会以及重组居委会构建起来的“一体意识”要优于之前的“共存意识”.而就整个“一体意识”构建的过程来看,其均是推动个体不断将自己归属于更大群体的一个策略.结合我国国情,“一体意识”的构建应着重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思想领域,二是政治与社会领域,三是教育领域.

第一,就思想领域来讲,要坚持打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培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即要在历史维度充分认识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通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业已形成了各民族交错杂居分布、经济上相互依存、文化上兼收并蓄、情感上彼此亲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一体多元格局.在现实和发展维度,要始终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自觉加强“五个认同”教育,加强民族团结教育,通过推动建立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通过文化嵌入、经济嵌入、社会嵌入和情感嵌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培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第二,就政治与社会领域而言,通过“放权社会”来实现“一体意识”的培养较为符合我国的国情.“放权社会”本质上是公共部门借助社会力量来解决日益庞杂的社会事务的一种治理方式,它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一般而言,它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让个体直接参与到既有的权力运作中来,例如听证会制度、公示制度等其他扩大公民政治与社会生活参与的活动;二是将权力下放,由其他治理主体进行运作,例如NPO、NGO组织的兴起.“放权社会”有利于使公民更多地参与政治生活,它增加了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互动,也提供了社会成员之间的互联互通平台.无疑,它将有利于国家认同的构建.

第三,就教育领域而言,我们更多地应该考虑公平的问题,即通过公平地对待来让整个国民群体感觉到“一体意识”.我们要进一步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更多地考虑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教育资源配置;要进一步完善高考制度,使身份、需求、能力相同的人能够获得相同的结果.具体而言,就是要对教育领域内的活动进行三维的考量:一是要考虑平等原则,即受教育基本权利和机会的分配要平等;二是要考虑差异原则,即要使具有不同需求、不同能力的人获得不同的教育资源,实现他们不同的愿望;三是要考虑补偿原则,即要使教育资源的配置能够缩小受教育者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差距,并对处于不利地位的个体予以补偿.[14]只有通过公平地对待受教育者,才能真正地让它们感受到自己归属于同一个群体.也只有这样,“一体意识”的构建才能真正实现.

结语

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呈现出一种“文化、内生、一体化”的策略倾向,这使得新加坡的国民统合得到了有效的实现.当然,每个国家都有着自己的国情,这就决定了每一个国家在采取国家认同教育的过程中必然具有其特殊性.然而,这种特殊性绝非独立于普遍性之外.也就是说,新加坡的“文化、内生、一体化”的国家认同构建策略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五个认同”“三个自信”“三个离不开”的基础上,学习借鉴新加坡“文化、内生、一体化”的国家认同教育经验,以此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交往交流交融教育研究,进而优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整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这也正是我们今后需要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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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闫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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